我坐在那裏，目不轉睛地望着這幀定格的畫面。我聽到機器發出嗡嗡聲；我聽到在這漆黑一片的實驗室的某個地方，水在嘀嘀嗒嗒地流入桶裏；我聽到身旁特里薩的呼吸聲，她氣喘吁吁，就像個剛結束賽跑的運動員。
我一動不動地坐着，直愣愣地望着監視器熒光屏。一切都迎刃而解了，諸多的人説過的話就像一塊七巧板在我眼前拼了起來。
朱莉啞·揚説：她有一個男朋友，經常旅行。她總是外出。紐約、華盛頓、西雅圖……她和他約會。她瘋狂地愛着他。
電視播音室的珍妮説：莫頓有個年輕的情婦，使他神魂顛倒。他很會吃醋。一個年輕的姑娘。
埃迪説：她愛惹是生非，這個姑娘。她愛鬧事。
珍妮説：將近半年時間，我見這姑娘與一些華盛頓的大亨們出入於各種宴會。
埃迪説：她是個病態的姑娘，喜愛受虐待。
珍妮説：莫頓是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主席，就是正在對出售微電腦公司這筆交易舉行聽證會的那個委員會。
在酒吧裏，那個保安人員科爾説：他們有許多大人物撐腰。他們有後台，我們奈何他們不得。
康納説過：有人希望這場調查告終，他們希望我們放棄調查。
莫頓則説：那麼，你們的調查已正式結束了？
“他媽的。”我罵道。
特里薩問道：“他是誰？”
“他是參議員。”
“哦，”她看着熒光屏，“那麼他們幹嗎那麼關心呢？”
“他是個在華盛頓有權有勢的人。我想，他和出售公司的交易有關係。也許還有別的原因。”
她點點頭。
我問道：“我們能給這個鏡頭印一張照片嗎？”
“不行，我們沒有印像設備。實驗室無錢購置。”
“那麼我們怎麼辦？我需要帶走些證據。”
“我可以給你照一張拍立得照片，”她説道，“不算棒，但就目前來説能湊合用。”她開始摸着黑在實驗室裏跌跌絆絆地走來走去，最後終於拿來一隻相機。她靠近熒光屏，照了幾張。
我們站在監視器發出的藍光中，等着照片出來。
“謝謝你，”我説道，“謝謝你的幫助。”
“別客氣，我也很感到抱歉。”
“為什麼？”
“我知道，你指望是個日本人。”
我意識到她是在發表個人意見。我沒有對此做出反應。照片顯示出來了，質量很好，圖像清晰。我把照片放進口袋時，感到口袋裏有什麼硬邦邦的東西，便把它拿了出來。
“你有個日本護照？”特里薩問道。
“不，這不是我的，這是埃迪的護照。”我把它又放回口袋裏。“我得走了，”我説道，“我得找到康納上尉。”
“好吧。”特里薩又轉向監視器。
“你打算幹什麼？”
“我要留在這兒，繼續幹。”
我離開了她，摸索着穿過漆黑的過道，來到外面。
在耀眼的日光下，我不斷地眨着眼睛，到公用電話亭給康納打電話。他正在車裏。
“你在哪兒？”我問道。
“又回到了旅館。”
“哪家旅館？”
“四季唄，”康納回答道，“這是莫頓參議員住的旅館。”
“你在那兒幹什麼？”我又問道，“你知道嗎……”
“後輩，”他提醒道，“這是無線電話，記得嗎？叫輛出租車，到威斯特伍德大道1430號找我，我們20分鐘後見。”
“可是，怎麼……”
“別再問問題了。”他掛上了電話。
威斯特伍德大道1430號褐色的正面看上去沒有任何引人注目之處，只有一道漆着門牌號的大門。它的一邊是一家法國人開的書店，另一邊是個鐘錶修理鋪。我上前去敲門，看見門牌號的下面有一塊用日文寫的小牌子。
沒有人出來開門，於是我就推門而入。我發現自己來到一家小巧、精緻的壽司屋，裏面只能接納4名顧客。眼下，康納一個人坐在屋子的一頭，他對我揮揮手。“你和今江先生認識一下。他做的壽司在洛杉磯首屈一指。這是今江先生，這是史密斯先生。”
廚師點點頭，笑了一下。他把一樣東西放到我座位前的桌子上。“請用這個，史密斯先生。”
我坐了下來。“謝謝，今江先生。”
“別客氣。”
我看着這壽司。這是一團粉紅色的魚子，上面放着一塊黃色的生蛋黃。我覺得這東西看上去讓人倒胃口。
我向康納轉過身去。
他用日語問道：“你吃過這個嗎？”
我搖搖頭。“很抱歉，我不懂你的意思。”
“為了你新結識的女朋友，你得好好攻讀日語了。”
“哪個新結識的女朋友？”
康納説道：“我以為你要感謝我呢。我不是讓你們倆一直呆在一起的嘛。”
“你是説特里薩？”
他笑了。“你可以表現得更壞些，後輩。我想，過去，你的表現很壞。不管怎麼説，我問你，你知道這是什麼嗎？”他指着壽司問道。
“我不知道。”
“鵪鶉蛋和鮭魚子，”他解釋道，“高蛋白，能量，你需要補充一些營養。”
我反問道：“是嗎？”
今江説道：“吃了可以有勁陪女朋友。”他笑了。他速度很快地用日語對康納説了句什麼。
康納答了話，兩人大笑起來。
“什麼事情那麼好笑？”我問道。我想改變話題，因此我吃了一個壽司。要是不在乎那種粘糊糊的感覺，壽司的味道還真的不錯。
今江問道：“不錯吧？”
“很好。”我回答道。我又吃了一個，然後轉身對着康納。“知道我們在錄像帶上發現了什麼？真令人難以置信。”
康納舉起手來。“你得學會像日本人那樣放鬆自己，萬事萬物有一定之規嘛。請結賬吧。”
“好的，康納君。”
壽司屋老闆遞上賬單，康納從一疊鈔票中抽出一張來給他。他鞠了個躬，他們又飛快地用日語交談了幾句。
“我們現在走嗎？”
“是的，”康納説道，“我已經吃過了。而你，我的朋友，遲到了可不好辦。”
“什麼遲到？”
“見你的前妻呀，記得嗎？我們現在最好去你的公寓，和她見面。”
又是我開車。康納一直望着窗外。“你怎麼知道是莫頓？”
“我事先不知道，”康納説道，“至少在今天上午之前我並不知道。但是，昨天夜裏有一點我很清楚，那就是錄像帶被改動過了。”
我回想着特里薩和我所做的全部努力，所有的畫面放大，仔細觀察和圖像的處理。“你是説，你一看那錄像帶就能判定？”
“是的。”
“怎麼知道的？”
“錄像中有個明顯的大錯誤。那天你在晚會上見到埃迪，你還記得嗎？他的手上有一道疤痕。”
“記得，像是一道因燙傷而留下的舊疤。”
“在哪個手上？”
“哪個手上？”我皺起了眉，努力回想當時見面的情景。那天夜裏，埃迪在長滿仙人掌的花園裏吸着香煙，撣着煙灰。埃迪轉過身子，心神不定地走來走去。手裏拿着香煙，那傷疤在……“在他左手上。”我説道。
“對。”康納説道。
“錄像帶上也可以看出那道疤痕，”我説道，“當他走過鏡子時，那道疤痕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手一度摸着牆……”
我打住了話頭。
在錄像帶上，他是用右手摸着牆的。
“哎呀呀！”我感嘆道。
“是的，”康納説道，“他們犯了個錯誤，也許他們連哪個是反射圖像、哪個不是也搞糊塗了。但是，我能想象，他們幹得十分匆忙，記不清哪個手上有疤痕，因此，他們便這麼給他加上一道。這類錯誤確實時有發生。”
“那麼，昨天夜裏你已經看出傷痕的位置不對頭了……”
“是的，所以我當時就知道那帶子被替換了，”康納説道，“我得讓你做好第二天早上分析錄像帶的準備。所以我派你去技偵處打聽哪個單位能處理錄像帶，然後我就回家睡覺了。”
“可是你當時同意我逮捕埃迪。那又為什麼？你一定已經知道埃迪不是兇手。”
“有時候你得假戲真做，”康納解釋道，“很明顯，他們要我們把埃迪看做殺害姑娘的兇手。所以，我們也就逢場作戲啦。”
“但是那個無辜的傢伙死了。”我説道。
“我認為埃迪並非無辜，”康納反駁道，“埃迪在這件事情中陷得夠深的。”
“那麼莫頓參議員呢？你怎麼知道是莫頓？”
“他今天召我們去做短暫的會面之前，我可並不知道。但在會面時，他露出了尾巴。”
“這話怎麼講？”
“他的話十分圓滑。你得好好捉摸一下，他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康納説道，“他慷慨激昂地説了一通大話，但其中三次問我們調查有沒有結束。他還打聽兇手和微電腦公司這筆買賣是否有關係。你要好好想一下，就會覺得這個問題蹊蹺。”
“那有什麼奇怪的，有人給他通風報信嘛。花田先生，還有別人，他對我們説的。”
“不對，”康納搖搖頭説道，“要是你把他的那些廢話撇在一邊，他所説的話也就表明了他的思路：調查有沒有結束？你們能把這場調查和微電腦公司的買賣掛鈎嗎？因為我要改變對這筆買賣的立場啦。”
“是這麼回事……”
“但是有一個要害點他從未做出解釋。為什麼他要改變對出售微電腦公司的立場？”
“他告訴了我們他的理由，”我説道，“無人支持他，誰也不理睬他的觀點。”
康納把一份複印件給了我。我看了一眼，這是一版報紙。我還給了他。“我在開車呢，你説説吧。”
“這是莫頓參議員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採訪的談話紀要。他再次重複了他對出售微電腦公司的立場。出售公司這種行為有礙國防利益啦，不利於美國公司與外國公司的競爭啦。連篇的廢話。侵蝕我們的技術基礎啦，把我們的未來出賣給了日本人啦。一大堆空話。那是他在星期四早上的立場。星期四晚上，他出席了加利福尼業的晚會，到星期五早上，他對出售微電腦公司一事的態度完全變了。對他來説，這筆買賣成了好事。那麼請你告訴我是什麼緣故。”
“老天爺，”我説道，“我們怎麼辦？”
因為這裏有個如何當警察的問題。在多數情況下，你的自我感覺良好，可是在某些情況下，你又會意識到你僅僅是個爛警察而已。事實上，你是處在等級結構的最下層。你很不情願和某些人、和某種力量進行較量。這會使你進退兩難，使你身不由己。你會偷雞不着反蝕把米。
“我們怎麼辦？”我再次問道。
“一件件地來辦吧，”康納説道，“你的公寓就在這幢大樓上，是嗎？”
電視台的工作車沿大街排成了一溜。有幾輛轎車的擋風玻璃後面貼着報社的標記。一羣記者站在我那公寓的大門口，還有的沿街站着。在這些記者中我見到了韋塞爾·威廉，他正倚靠在他的車上。我沒見到我那離婚的妻子。
“繼續往前開，後輩，”康納説，“到街區的角上往右拐。”
“為什麼？”
“我剛才自作主張給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去了個電話。我已經給你安排好在那邊的公園裏和你妻子見面。”
“你已安排好？”
“我想，這樣對大夥兒都有好處。”
我繞過拐角。漢普頓公園在一所小學的隔壁。下午這個時刻，兒童們已經放學，在那兒打棒球。我順着大街慢慢地開着車，尋找可以停車的地方。我們擦過一輛轎車，裏面坐着兩個人。一名男子坐在乘客席上，正抽着煙。一名婦女坐在駕駛盤後，用手指敲着儀表板。她就是勞倫。
我停好了車。
“我在這兒等你，”康納説道，“祝你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