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３年的一個夏日，我到達廣島時，天剛矇矇亮。荒涼的無人之城的幻影一瞬間從我眼前掠過。街上還不見廣島市民的身影，零零星星地佇立在街頭的都是些外地遊客。１９４５年夏的同一酷清晨，也曾有一羣遊客來到這裏。然而，這些人當中，凡是在１８年前的今天或明天離開廣島的，都僥倖活了下來，而在第三天之前未能離開廣島的人，卻被無情地捲入了２０世紀最為殘酷的命運之中！他們當中有人轉瞬之間便下落不明，有人至今仍揹負着厄運，在白血球指標忽升忽降的憂慮中度日。已是清晨，空氣變得乾燥、酷熱，發出白晃晃的光。一小時後，市民們開始了一天的活動。大清早的太陽就像正午的烈日一般火辣辣的，還要一直肆虐到傍晚。此時的廣島已不再像天亮前的鬼城。這座以小酒館數量最多聞名全日本的城市，儼然一座充滿活力的地方都市。白人、黑人，大批外地遊客擁擠在熙熙攘攘的市民當中，許多日本遊客是年輕人。他們一邊高唱歌曲，一邊扛着旗子向和平公園進發。到後天為止，遊人將超過兩萬。
上午九點，和平公園一隅的原子彈受害者紀念館。
我在樓梯上跑了幾個來回，又在走廊裏轉了大半天，到頭來還是和其他已經無計可施的人們一樣，頹喪地坐到長椅上。我的一位記者朋友，幾天前就守在這裏了，可連他都覺得這裏發生的事情就像濃霧中遙遠的城堡一般捉摸不透。不安的心情籠罩了我。第九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真的能在廣島召開嗎？在這個紀念館裏，為大會做準備的各種工作會議正在舉行，但會議內容大多保密。我把記者證章別到襯衫衣領上，可還是到處碰壁。走廊裏，被拒之門外的記者，來得過早的與會代表（不過，他們反駁説：什麼太早！今天下午和平遊行的隊伍就要開進廣島了，傍晚還要舉行歡迎他們的集會！），甚至連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常務理事們也無可奈何地轉來轉去，又坐到長椅上不住嘆氣。大家的嘴裏都機械地念叨着：“反對任何國家……”。這句話的全文應該是這樣的：“‘反對任何國家進行核試驗’這個議題還是個癥結啊！”。眼下，不論是誰，只要一提起“反對任何國家”幾個字，就會憂心忡忡地嘆息起來。“反對任何國家”，這裏是指所有的國家？死難者的國家？他人的國家？我不禁回想起黎明前那死寂的無人之城的幻影和遊人們不由自主的戰慄。突然，坐在長椅上的人都站了起來，走廊裏亂轉的人們也全朝一個方向擁去。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安井理事長來到常務理事們聚集的地方，向他們傳達還在延續的執行常務理事會秘密會議的現狀，沒有人會輕易放過這難得從霧中一現的城堡尖頂。去年夏天，大會陷入一片混亂之後，安井在業已癱瘓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里成了徒有其名的理事長。在靜岡召開準備舉辦“三·一”比基尼日的理事會上，“反對任何國家……”的議題再次引起爭議，安井因此辭職。今年夏天，安井再次以理事長身份出現，這難道意味着他已經找到不會引起混亂的新提法了嗎？
安井理事長走進屋裏。在這兒等候消息的理事們都焦躁疲憊，面帶愁容。他們和原子彈受害者紀念館走廊裏的記者、坐在和平公園樹蔭下早來的與會代表一樣，都被拒之門外，忍受着不知詳情的焦慮。看到安井理事長，他們已掩飾不住聲音中的憤怒和抱怨，迫不及待地近乎喊叫似地質問起來。更有性格直率的人怒不可遏地要求常務理事（他們具體擔任這次大會的組織工作）和安井理事長做出解釋，為什麼竟然把他們置於無法得知情況的狀態中如此之久！
金澤的常務理事問道：“常務理事會是否已經放棄了本次大會？”安井理事長表現得不急不躁。他用有力的帶抑揚頓挫的悲壯的聲音回答道：“不，我們沒有放棄！現在只是會間休息。我到這裏來是為了向大家如實報告常務理事會的現狀。”他非常誠實坦率，但又顯然戒心十足。人羣裏響起不以為然的笑聲。人們是在笑金澤的理事太神經質呢，還是在笑安井理事長過於空泛的答覆？
橫須賀的常務理事質問道：“你上次來的時候説，如果常務理事會無法解決，就把問題交給包括我們在內的理事會來研究。難道説現在又不打算承認我們的權威了？”
安井避而不談實質問題，他滿臉誠意地説了句“我到這裏來正是為了和諸位坦率地交換意見”，便搪塞過去了。而使他處境窘迫的提問也就到此為止。東京和長野的理事都只是要求：世界大會務必召開。
東京的理事説：“現在超出預定以外的參加者正從東京陸續向廣島趕來，大會具備成功舉辦的條件。”然而大多數人還是認為，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動員羣眾大戰必然會成為這次大會的問題之一。長野的理事懇切地申訴説：“既然已經以大會的名義募集了資金，無論如何也要把大會開起來！”
此時，常務理事們早已不再是質詢，倒像是面奏皇上時的悲壯懇求，沒有絲毫的權威。和平遊行正在行進當中，距離他們到達廣島只剩六個小時了，為了迎接他們，有關大會的事宜必須馬上理出頭緒。
安井理事的聲音一如往常。他滿腔熱情溢於言表，滿懷誠意地反覆説着：“我們常務理事會內部確實有較複雜的意見分歧。”之後，理事長提高聲音説道：“請再給我一點時間……”
眾多事實表明，常務理事被拒之門外，遲遲不散的常務理事秘密會議正陷入僵局，對“反對任何國家……”以及“禁止核試驗會議”產生的意見分歧（對此安井理事長只用抽象的、富有感情色彩的詞句提起過，但從未具體言及），成為使會議越發陷入困境的障礙。共產黨、社會黨、工會總評議會、外國代表團，特別是中蘇代表團之間的對立，使常務理事會左右為難，如陷泥潭。但這些情況早在安井理事長出現之前，就已盡人皆知了。要説現在還有什麼新的説法，那就是安井理事長反覆高喊的這句“請再給我一點時間！”可是，給他充分的時間，困難就可以解決了嗎？沒人能相信。安井理事長到底也沒説清“一點時間”究竟有多久，撇下理事們走掉了。剩下的理事們眾説紛紜，大家意見不一致又彼此不信任，提出一個建議，立刻就被否決。有的人簡直要吵起來。他們是和社會黨議員喝茶的那幫傢伙！他們的頭頭惡狠狠地扔下一句話：“有結了婚分居的，還有離了婚同居的呢！”到底他在暗示些什麼？大家吵吵嚷嚷，根本不像是討論會。我和那位被他們罵得狗血噴頭的橫須賀的理事走到窗邊的陽台上，他的發言在討論會上被壓制，要聽他的意見只好用這種方式。“明明在第六十屆常務理事會上決定，哪怕有意見分歧也要召開大會，但卻被置之不理，用欺騙的文章把不同的意見掩蓋住，假裝成意見統一了似地去召開大會，怎麼能成功呢？基層羣眾已經提出，今後的和平運動不再依靠日共、工會總評議會、社會黨，而靠他們自己去推動。就算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在空中解體了，能雄心勃勃地把運動繼續下去的還是那些基層的羣眾。”橫須賀的理事焦慮地説。理事們一個個又都陷入充滿疲勞感的沉默當中。我離開討論會走下樓梯。一樓大廳開始混雜起來。從各地趕來的人們以代表身份來這裏登記並準備交付分擔的資金，可是由於常務理事會會議陷於停頓，接待工作也無從開始。人們有的圍成圈蹲坐着，有的聚在一起慢慢走動，有的在練習唱歌。正像橫須賀的理事所説的那樣，他們充滿活力，無憂無慮。在他們和安井理事長、召開秘密會議的人們以及被拒之門外的理事們中間，讓人感到有重重隔閡。即便是大會最終迎來開幕式，這些隔閡又如何消除呢？耀眼的陽光下，和平公園顯得空蕩蕩的。望着這座即將迎來兩萬名與會代表的空曠的公園，我不禁感到茫然。
在廣島為數眾多的各種塔中，原子彈爆炸死難者供奉塔是命名最貼切的一座。此刻，我正朝它走去。塔身旁邊，有位老婦人默然佇立。在廣島，我曾多少次看到過這樣默然而立的人們，他們都在那天目睹了人間地獄的慘象。他們黯然的眼底彷彿深藏着令人恐怖的東西。在《廣島之河》裏，兩位有着這種眼神的老婆婆，其中一位這樣敍述道：“那種病，旁邊的人看着才揪心啊！我的女兒，為了剛出生的真美子，説什麼也想活下來，可沒人能救活她。不光這些。奈奈子死了，我還剩個叫‘廣’的兒子，２６歲了，可手上頭上都留下了燒傷的疤，為這連婚都結不成，已經自殺過好幾次了。”另一位老婆婆説：“我那兩個侄女住在鳥屋町，是光着身子跑出來的。説是在江波呆了一宿，路上人家給了件薄浴衣，這才撕成兩半好歹裹在身上。妹妹死的時候，慘得沒個人樣，東家嫌髒，直嚷嚷：‘可別傳染上。’姐姐求我説：‘伯母，我病成那樣之前，就殺了我吧！’也跟着妹妹去了。只剩下一個老人，年輕人都死光了。”
猛然間我又想起安井鬱先生那句熱情的話語：“請再給我一點時間！”空洞的、應景的、沒有一星半點具體承諾的，這個以“誠實”為名而開的空頭支票，不過是句騙人的鬼話。下午３點，原子病醫院前。我站在長長的樹蔭下，等候和平遊行隊伍的到來。除了記者，只有為數不多的人在醫院前的廣場和馬路上迎候。一般情況下，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都在這裏迎接。但在會議結果尚不明朗的情況下，他們也無法離開充斥着停滯與困頓氣氛的和平紀念館。在迎候的極少數人當中，有一位原子彈受害者母親會、廣島母親會的負責人，還有一位是原子彈爆炸後生活在對癌症的驚恐不安當中的孤寡老人組辦起來的廣島小憩之家的主辦人，正是他們，在廣島從事着許多基礎工作。現在，他們的臉上也顯露出無法掩飾的焦急。廣島小憩之家的年邁的原子彈受害者們，昨天晚上提着燈籠，手持花束，燃香走遍了市內無數處死難者紀念塔。廣島市的三十二個小組分別在各自區內等候這些巡禮的老人，還和他們一起悼念了死者。廣島全市就像一座大墓場，街上到處可見一座座慰靈塔，哪怕有的塔像塊石頭似的並不起眼。“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是離不開廣島的廣大羣眾的。現在，這個運動雖然脱離了廣島，可廣島的老百姓仍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鞏固運動的基礎。他們手持花束，燃香，走遍各個街區，而每到一處又有和他們一樣的人在迎接他們，並加入他們的隊伍。”
終於，遠遠傳來擴音器沙啞的聲音。轉速變慢的磁帶播放着“原子彈轟炸罪責難逃”的合唱，人們的口號聲也越來越近了。和平遊行的隊伍就要過來了。原子病醫院的窗口擠滿了翹首以待的人們。有些病人還跑到一樓屋頂的平台上。年輕的女病人身上穿的已不是撕裂的浴衣，而是顏色各異的合成纖維睡衣。然而，戰後１８年給她們帶來的變化似乎僅此而已。在她們心中，依然懷着對原子彈爆炸的深深不安和恐懼。炎熱和疲勞使和平遊行的人們面色如灰，但他們的雙眼仍然炯炯有神。在烈日曝曬下步行了全部路程的人們顯然消耗了大量體力。遊行隊伍以他們為中心在原子病醫院門前停下了。奧斯威辛遊行隊伍中，半裸身體、貌如羅漢的僧侶們引起了人們的注目。外國代表也參加了，一位金髮的西德婦女臉頰和鼻子曬得通紅。醫院前已被遊行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通。
這時，從原子病醫院的正門走出三位病人代表，站到了直射的陽光下。一位是個十幾歲的可愛少女，她的頭上纏滿了繃帶，臉上帶着快活的微笑。她不時地攏攏被風吹起的薔薇花紋睡衣的衣襟。贈花儀式後，進行了簡短的致辭。然後，作為病人代表，一位小個子中年男子開始用蚊子大的聲音進行演講。他站在烈日烤灼的水泥地上，緊張而又僵硬地挺直阿波木偶似的頭部，竭盡全力地講着。可是，擴音器裏催促出發的命令把他的聲音壓過了。我好不容易才聽清最後一句：“我相信，第九屆世界大會一定會圓滿成功！”
演講結束後，他抱着花束長出一口氣（在烈日下演講，不論病人的病症多麼輕微，都會感到十分疲勞。況且，這裏還是原子病醫院），又帶着實實在在的滿足感與威嚴走了回去。這是一個令人感動的情景。眼下，如果有哪位患者看到大會準備工作陷入停頓的報道而感到氣憤，對和平遊行的隊伍投擲石塊的話，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也無法提出抗議。就在這種情況下，患者們依然熱切地揮動着期待的雙手，好像和平遊行隊伍裏的人們是他們唯一可寄託希望的人。這不禁令人肅然起敬。他們用熱切的目光和期待的雙手迎來和平遊行的隊伍，又把它的意義加以醇化和昇華，哪怕在越過和平大橋的公園裏，只有被政治搞得烏煙瘴氣、陷於癱瘓的秘密會議在恭候它。除了少數例外，廣島市民對遊行的態度十分冷淡。但市民們雖然普遍對大會表現得冷漠，一方面又對大會準備階段的各種困難十分敏感。他們已從遊行隊伍成員那兒得知了一些情況，又似乎是出於好奇心，正在靜觀事態的發展。在隊伍快接近和平大橋稍事休息的時候，一條消息四處傳開了。據悉，剛剛決定世界大會不由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而由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主辦。頓時，和平隊伍又恢復了生機，立刻壯大了好幾倍，浩浩蕩蕩地向和平公園挺進。方才還是陽光下的一片空曠之地的公園，此時到處洋溢着世界大會召開前夕的喧鬧與興奮。在掌聲與歡呼聲中，遊行隊伍在羣眾的簇擁下前進着。日共的宣傳車成了歡迎隊伍的中心，大家對此卻沒有特別的反感。是不是政治上的秤砣此時已經傾向於日共了呢？不過，一切似乎都不明瞭，日共、工會總評議會、社會黨，各方力量還在繼續展開激烈的動員大戰。
暮色降臨，原子彈轟炸遺蹟處，那被炸得扭曲的鋼筋框架背後，傍晚的天空已被染成薔薇色。慰靈塔的陶俑式的空洞籠罩在陰影中。已是下午５點。以慰靈塔為背景，剛才還在進行秘密會議，以安井理事長為首的領導們、外國代表團以及冒着烈日進行和平遊行的人們，都背對着慰靈塔站在平台上。羣眾坐在他們對面的草坪上。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代表理事森瀧市郎先生，神色緊張地走到麥克風前。這位老哲學家是原子彈受害者的全國性組織的負責人。此時他的緊張卻有些像剛才原子病醫院前那位聲音微弱的演講者。老哲學家也是原子彈受害者，他的健康狀態近乎危險。他宣佈説：“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將舉辦世界大會的工作全權委託給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掌聲四起，隨即又消失在傍晚遼闊的晴空。可這陣掌聲遠不如對另一個演講的反應熱烈。參加“廣島——奧斯威辛”遊行的僧侶説“廣島比非洲還炎熱”時博得的掌聲也遠遠不及那個演講。所謂的“那個演講”的主角是隨後走到麥克風前的安井鬱。他上身微微前傾，兩臂隨着聲音的抑揚前後揮動，並用悲壯的聲音聲嘶力竭地喊起來。就是這位安井鬱理事長，剛剛把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所不能解決的困難全都推給了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他高聲宣佈：“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和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齊心協力舉辦大會一事，在和平遊行隊伍到達這裏的前３０分鐘，正式決定啦！”那口氣，彷彿這個時間也是個有價值的條件。“不是議論而是行動，才能使和平運動取得成功！”他們話音未落，便響起一陣雷鳴般的掌聲。
我大惑不解。安井理事長把常務理事們拒之門外時曾説“請給我一點時間”。這應是進行討論、思考、克服困難的一段時間，可是，在巨大的壓力下，常務理事們停止了思考，放棄了判斷。是不是在常務理事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情況下，在和平遊行隊伍到達前３０分鐘，安井他們閃電般地做出了決定呢？而他所説的“不是議論而是行動”，難道不僅僅意味着把尚未排除的困難和工作的停滯原封不動地推給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這一行動嗎？然而，他這番情緒化的沒有具體內容的講話，這句“不是議論而是行動”的高調居然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對這種安井鬱式的雄辯引起羣眾（他們是日本各地開展和平運動的主力軍）單純、激昂的反應的戲劇性場面，我已多歡目睹過。安井説，“不是議論而是行動，才能使和平運動取得成功”，但是，在這次大會上，“議論並沒有乖乖地躲進幕後。從這第一次集會開始，它便不時跑到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自作主張起來。
中國的趙安博先生説，所謂的《禁止核試驗條約》純粹是在搞欺騙。如果美國真的有和平誠意，不就應該從日本的美軍基地撤出嗎？“喀麥隆代表是位身着黑白條上衣，頭戴酒紅色帽子的黑人青年。他也否定了《禁止核試驗條約》，又用他們國家的語言高呼“烏扶魯！烏扶魯！烏扶魯！（即和平）”。接下來，一位蘇聯的婦女代表走近麥克風。“《禁止核試驗條約》將於明天簽訂，這是個很大的進步。赫魯曉夫同志説，這是偉大的一步！”雖然在秘密會議上，大會的大致情形曾被反覆預演過，但當她説出這番話時，人們還是意識到，這次大會的另一齣戲已經開始上演第一幕。除了少數人明顯持無視態度外，禮儀之邦的人們還是禮貌地給了她的演講以充分的掌聲。結果，參加大會的羣眾沒有一個人搞清楚，自己在這出“理論劇”裏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每當望見夕陽餘暉中森瀧廣島代表理事那張蒼白的臉，我心裏便一陣陣刺痛……晚９點，我站在陽台的人羣中，透過窗子觀望着裏面常務理事會進行表決的情景。白天一直被拒之門外的常務理事們，正在對安井理事在羣眾面前宣佈的由森瀧代表理事以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名義接受下來的《全權委任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決議》進行表決。常務理事會的投票情況是十四名贊成，十一名反對。現在，窗子裏面已經產生了四十九名贊成、七名反對，十一名保留、三名棄權的結果。持反對意見的是和平委員會的理事們。同一天晚上，在另一處召開的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會議上，也正式決定接受委託。
廣島的夏夜十分炎熱。結束表決的理事們汗津津地走到面向幽暗的河水與和平大橋的陽台上。少數派們的焦躁在夜色中也看得一清二楚。他們不安地預感到，這次表決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他們擔心，一旦有什麼反覆，困難會變本加厲。金澤的理事主張，事到如今，執行委員會卻把亂攤子推給廣島，理應對此道歉。然而他卻沒有發言的機會。山口的理事説，常務理事會對廣島進行全權委任後，如何減少今後自身的介入，如何建立起以廣島為中心的新體制，是個大問題。他們的憂慮顯然不是因為疲倦。對大會的前景表示擔憂的少數派較一致的意見是，處於困境的執行常務理事會應當作自我反省，把未能承辦大會的各種情況理清之後再交接給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這樣廣島方面的工作才能好做一些。總之，剛剛接手世界大會的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各位，今晚肯定是徹夜難眠了。因為世界大會是在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常務理事會一頭扎進泥潭，已經寸步難行的狀態下，甚至可以説是在最糟的狀態下移交給廣島方面承辦的。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人們將要揹負着困難與擔憂來回奔波。這天夜裏和平紀念館附近傳得最多的小道消息是：代代木派的，會不會協議離婚呢？又是這句莫名其妙的話。
同一個夜裏，廣島到處都有目不交睫的人。原子病醫院的醫生們放棄了睡眠試圖救活一個病人，可他們的努力終成徒勞，那位他忙拼命搶救的女孩還是死去了。
我登上了這座比治山。昨夜死去的年輕女孩被送到了這裏。早晨，１０點。這裏一處有如身在鏡中般明亮、清潔，又有着高效率的場所——ABCC。這裏負責研究原子彈受害者是怎樣死去的。當然，他們也為送來的受害者進行治療，但廣島人絕不會主動到這裏來。停車場上的車負責把登記在ABCC的名單上的人帶到這兒。有人説，這項工作和索取死去的原子彈受害者的屍體，是這裏最難做的兩項工作。在作接待室使用的大廳裏，安靜地坐着被召集來的病人。一個小男孩等着媽媽看完病出來，一個小女孩自己就是病人。人們都安安靜靜地等着輪到自己。又有一台車從停車場開下比治山，朝着七河流經的市中心駛去。這個停車場，為了ABCC，這個地球上僅有的兩處具體研究原子彈對人體的影響（２０世紀的人們有誰不關心這個問題呢）的機構之一的ABCC，必須勤奮地工作下去。
昨天死去的年輕女孩的屍體被安置在等待解剖的房間裏。我在周圍的幾個房間轉了轉。一些年輕的女工作人員一邊觀察顯微鏡下用染色劑處理過的血液，一邊記下手裏的計算器上讀出的白血球數字。我看了一枚一立方毫米含有９萬個白血球的血液載片。主管工作的年輕女醫生曾碰到過一位白血球指標為８３萬個的老人。老人當然已經去世了。我現在見到的血液樣本的主人也已不在人世。這敞亮而現代化的場所，卻正是死者的國度。“您知道健康人的白血球指標是多少嗎？”冷不防被她一問，我一瞬間產生了錯覺。“要是有人有８３萬個白血球的後，正常的白血球少説也該有……”。可是，我的白血球指標只有六千個。我再沒勇氣繼續觀察顯微鏡了。在下一個房間裏，屍體用石蠟做硬化處理後被製成薄片。最後，終於在觀察原子彈受害者的血液對梅毒的反應的房間裏，我的緊張才略微有所緩解。我想自己再不會像這天早晨一樣，覺得梅毒是如此不堪一擊的小病。
資料室的門連接着另一座樓的走廊。我轉到這兒，想找別出口。這裏堆放着被分檔整理過的病歷卡。從緊閉的房門裏，傳出傳送病歷卡時那流水般的聲音。是電腦正在整理死者的識別籤。那個有着８３萬個白血球，內臟的所有組織都被癌細胞吞噬，脊椎骨變得像浮石一樣疏鬆的老人的病歷，也曾發出流水般的聲音從這裏通過吧。從ABCC出來，返回廣島市區的一路上，我渾身不由得不住地發抖。我發現，在那個山頂上，沒有人提起過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的事，真的，好像那是十分遙遠的城市裏發生的事情一樣，沒有一個人提及……
上午１１點，原子彈受害者紀念館二樓的代表接待室裏發生了一個小小的事件。一個男人對未能承認全部代表一事表示抗議。這是日共、工會總評議會、社會黨之間的動員大戰愈演愈烈的表現之一吧。不過，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工作人員説，這是早晨以來唯一的一起爭執。那個男人固執地表示抗議。但大體來説準備工作進展順利。大家都開始覺得，世界大會一定能如期召開，而這種氣氛也確實越發濃厚起來。現場的工作人員和各地趕來的與會代表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在和平公園的出口買了一面小紅旗。這時我才知道，日共已經最終打出“全面否定‘部分禁止核試驗’”的旗號。同一時間，在莫斯科簽訂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每次來到和平公園附近，都能嗅到強烈的政治氣味。在公園至和平大橋一段叫出租車需要相當的耐力。等出租車時，前來參加大會的人們還在不斷地湧向公園。他們都能爭取到代表的名額嗎？聽説，現在連住處都已沒有了。今天，廣島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兩成。
我來到廣島日赤醫院，和兼任日赤院長的原子病醫院的重藤文夫院長面對面坐下。院長是在原子彈爆炸的一個星期前來廣島工作的。爆炸時，他正站在候車隊伍的末尾，傷勢不重。但院長已經不能把自己算做病人了。醫院前的廣場上堆着好幾千人的屍體，醫院的後院每天都在燒屍。為治療那些瀕死的人們，他指揮着同樣負了傷的醫護人員拼命工作，而醫院本身也遭到徹底的破壞。重藤院長身材高大，樸實得像農民，粗嗓門，説話痛快，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實幹家。當時，他一定也全力以赴地參加了搶救工作。重藤院長又憑着準確的直覺，認定這是顆非同尋常的炸彈，一心要弄清它的原委。他抽空兒便蹬上自行車跑到爆炸中心地點調查，收集好似被什麼東西灼燒過的石頭和瓦片。現在，這些東西陳列在醫院一隅的房間裏。這些資料雖不能同ABCC用電腦整理的那些相提並論，但這是重藤院長用微薄的預算和自己的雙手親自整理的。有位原子彈受害老人，把自己的骨骼（那是一付已被病魔徹底侵蝕的骨骼）全部捐贈給院長做標本。這是多麼奇異而令人感動的友情！院長在遭到原子彈轟炸以前更早些時候，就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接觸過有關放射能的研究。這段經歷在原子彈轟炸後院長孤立無援地進行調查時發揮了作用。院長髮現地下室裏密封着的X光片已經感光。他的調查開始穩步進展。他是第一個用自己的眼睛分辨出那顆不可理喻的炸彈的實質的日本人。
從那時起，院長在廣島從事醫療工作的同時，通過反覆觀察體驗，不斷地有新的發現。他發現了原子彈爆炸後遺症，並與之作鬥爭。最初，院長以為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的問題在二三年內就能解決。可是，隨之而來的卻是白血病！這場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將對人體產生怎樣的影響，只有在親臨現場的長期工作中才能逐一發現。通過一系列緩慢的統計，在爆炸後的第七年，院長終於把原子彈爆炸與白血病用確鑿的數據聯繫起來。之後，院長又據統計數字推斷，白血病將會減少。但是，這個結論錯了。然而又有哪些錯誤會使人如此感動呢？其間，院長還必須為醫療制度改革、醫院的建立做大量政治工作。現在，院長認為癌與原子彈爆炸關係密切，事實上，他手頭上就有這些病例。但要得到厚生省的認可還極其困難。還有原子彈受害者的婚姻問題，這些，院長也得親自過問。
我跟隨院長巡視了病房。一位老人無力地仰卧在牀上，用沙啞的嗓音跟院長打招呼。他乾巴巴的黑皮膚上，沾着一些剝落的皮屑，像搓碎的紙片一樣。他極力想露出微笑卻沒有成功。昨天和平遊行時，這位可憐的老人也曾努力試圖揮動雙手吧。想到這兒，我心裏一陣酸楚。院長已經送走了許多比這位老人的病情還重，身患癌症、白血病的老人。對這些老人來説，留給自己的只有絕望。如果和平遊行的人們知道，這些身患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瀕臨死亡的絕望中的老人，正滿懷信賴與期待地向他們揮動着雙手的話，有誰會不感到愧疚呢？
一位女病人呆呆地站在走廊一角，正失聲啜泣着。她是喜極而悲。因為住院後，她第一次走了１０米遠。“院長，我太高興了！”女病人淌着淚，哽咽地説。聽到這兒，身材高大的重藤院長那牛一般的眼中露出憂鬱而慈祥的目光，這目光使我難以忘懷。
一旦白血病發病，病人可依靠藥物恢復半年到一年，但也只能多活這一段極短的時間。當白血球再次增多時便無法醫治。重藤院長懷疑，白血球得到控制後卻又再次惡化，最終導致死亡的原因，會不會與現今藥品在使用方法上的失當有關。我同樣不能忘記，當院長談起白血病病人時，他悲哀的眼神里深藏着無邊的黑暗。院長自己也是原子彈受害者，他也曾親眼目睹過那人間地獄的一幕。然而他以人類的尊嚴，同存在於人們體內的原子彈爆炸後遺症頑強地鬥爭直至今日。他正是一個廣島所獨有的人，一個廣島式的人。
和平公園，晚上７點１５分。月亮還未升起，淡淡暮色中，坐滿草坪的與會代表們的身影宛如黑色的浪濤。他們都很緊張。還沒宣佈開會，以慰靈塔為背景的講台上，椅子都空着。“全學連”六十幾個學生佔據了代表與講台中間的空地，正在高呼口號，並試圖進行演説。大會方面正用麥克風勸告學生撤出，嚴禁代表受其挑撥採取行動。學生們唱着國際歌，一輛小貨車停在中間，“全學連”的領袖站在上面，手持麥克風高聲朗讀《告第九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所有與會工人、學生、市民書》。“置全世界人民反對戰爭、要求和平的強烈要求於不顧，第九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在最後關頭仍問題百出。他們雖以多數票決定將大會舉辦工作全權委任給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但到底又決定了什麼呢？面對迫在眉睫的反戰和平鬥爭，又怎樣説已經端正了方向、明確了態度呢？”在他們背後，是一羣敲着有柄單皮鼓進行祈禱的僧侶，半空裏直升飛機盤旋着，煙花騰空而起。代表們高呼“和平，和平”的口號想要蓋過學生們的歌聲。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瀰漫了整個公園。公園四周，右翼團體的宣傳車在《軍艦進行曲》中行進着。和平公園整個被繩索攔住，只許代表和記者入內。市民們彙集到繩索外側，默默地注視着裏面的情形。
７點２５分，數百名警察從廣場正面的建築物的下方魚貫而出，好似團體參拜慰靈碑一般直奔慰靈碑。有人鼓起掌來，原來是坐在草坪上的代表。我感到十分震驚。學生們一下子被衝散了。從講台到公園入口一百多米遠的距離，警察追趕着學生，到處是叫聲，一片混亂。“別讓學生過來！”坐着的代表中不知是誰喊了一句，被警察追得四處奔逃的學生又被攆了回去。學生陣營瞬時間被搗毀了。他們向講台上記者集中的這邊逃來。我和一部分記者也被捲入混亂之中。我跪倒在地上，被撞傷了。從我身旁跑過去的一個學生像橄攬球賽中狂奔的得分手一樣，在繩索和代表之間迂迴奔逃。他突然摔倒在地上，被警察追上了。“是哪個代表下的腳絆！”這個念頭猛地從我腦中閃過，我感到非常難受。學生們全都被追散了，代表們又鼓起掌來。我又一次大為震驚。代表們何以對學生懷着如此強烈的敵意，到底為什麼？躲過警察追擊的一個學生越過繩索跑到市民當中，他忿忿地叫道：“警察守着共產黨開會去吧！”已經早有傳聞，是共產黨的國會議員團叫的警察。
學生們撤走之後，共產黨國會議員團首先被代表們熱烈的掌聲歡迎上台。接着是外國代表。７點５０分，講台上的位子已經坐滿。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伊藤事務局長致開幕辭。“我們決不滿足於以這種形式召開大會。如果條件齊備，我們隨時準備將大會交還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舉辦。”掌聲過後，進行默哀。晚上８點，一輪滿月升起。伊藤事務局長身後，扭曲的拱形屋頂的鋼筋框架在月光下閃耀着柔和的光輝。在這默哀的兩萬人當中，唯有伊藤事務局長和森瀧代表理事將要面臨最為嚴重的困難。
森瀧代表理事以致原子彈爆炸的死難者及受害者的講話開始了他的動員報告。他念念不忘廣島。廣島原子彈受害者內心的歷程，和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的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的道路是相通的。在這個人類的換道口上，老哲學家立論嚴謹。在他做報告的時候，他身後的慰靈碑前正進行着與大會毫不相干的活動。死難者的家屬正在這裏獻花焚香。他們根本不朝公園裏的人羣看上一眼，好像掌聲和口號聲都不曾進入他們的耳鼓。這些廣島死難者的家屬，在我眼中就像希臘悲劇裏的合唱隊一樣，使講台前正在進行的這出戏的光榮與悲慘更加醒目地凸現出來。森瀧代表理事正是在這背後的“合唱隊”的大力支持下面對着眼前的兩萬人。
可是，代表們騷動起來。他們壓根兒不願聽動員報告，有的人開始唱反調，亂起鬨。而這恰恰表明了老哲學家的勇敢。他毫不避諱敏感問題。針對“反對任何國家……”，他侃侃而談。他説，應該肯定“禁止核試驗條約”。人羣中傳來一片反駁聲，只有稀稀落落的掌聲。當動員報告提到北極星潛艇、F１０５B轟炸機時，公園裏第一次響起喝采聲。這兩萬人熱情滿懷地來到正值盛夏的廣島，聚集在原子彈受害者慰靈塔前。他們在日本各地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而他們每個人的充沛精力彙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股壓倒一切的巨大力量。這些，無疑給了我極其深刻的印象。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認，這兩萬名代表，和代表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以及原子彈受害者協會的老哲學家之間，有着難以逾越的鴻溝。在老哲學家做動員報告的時候，我愈發感到那鴻溝越來越深，越來越寬。我的心中不禁黯然。
森瀧代表理事過度操勞。他使出最後的力氣，在強調了統一與團結的重要性之後結束了動員報告。掌聲稀稀落落。此時，老哲學家還不知道，工會總評議會、社會黨已經放棄了大會。他早晚會得知此事並感到深受傷害吧。而大會閉幕時，他又會發現，動員報告已被踐踏得面目全非。當然，那時大會已歸還給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了。但面對這與伊藤事務局長許下的諾言完全相反，不是在“條件齊備”，而是在最糟糕的狀態下歸還的大會，森瀧和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一定會再次感到遭到背叛了吧。
第九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結束後，不論是從這次大會只感到了希望和成功的人們，還是覺得失望和精神崩潰的人們，抑或是兩者之間為數更多的人們，都一定會發現，其實，開幕式已經預示出整個大會的結果……。
同為原子彈受害者，和平運動的骨幹力量的一位廣島的老年婦女——這位森瀧代表理事的夫人，以她特有的魅力和威嚴講了一通入情入理的實在話——就這天晚上發生的事件，以及老哲學家走下講台之後的情形這樣説道：
“警察到森瀧這兒告訴他説，現在共產黨的國會議員要求署長下命令把和平公園裏沒有代表徽章的人全趕出去。當然，這一行動可以理解成為達成統一而做的努力。可是，市民看到那些代表歡呼着‘警察來了’又是讓路又是鼓掌，真的感到不寒而慄啊。學生們的做法確實有失妥當，可彼此間仇恨到那種地步，實在讓人感到不是滋味。森瀧精疲力盡地回來，只説了一句‘我和伊藤再也不參加了’，就悶頭睡下了。一摸脈，原來心臟間歇。森瀧不圖名利，一心只想為受害者團體協議會和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拼命工作。他自己研究哲學，他認為這就是現代社會的倫理。森瀧積勞成疾身心疲憊，可他還在想恢復健康後，創辦一個新的和平運動組織。反對核戰爭固然重要，但允許擁有核武器本身就是個關鍵問題。核軍備競賽如此令人擔憂，難道不該把和平運動的突破口放在反對擁有核武器上嗎？”
浜井市長也談到了新的和平運動。他和重藤院長、森瀧夫婦一樣，曾親眼目賭當年的地獄慘景。他兢兢業業地捨身工作，是一個真正的廣島式人物。他説：“不管今後的發展趨勢如何，離開廣島就沒有和平運動。我想是該結束與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關係，開展新的和平運動了。”
８月６日清晨，６時。慰靈碑前，死難者家屬們敬獻的花束堆積如山，香火瀰漫有如濃霧。骨灰安置處傳來集體悼念死者的誦經聲，旁邊的市民越聚越多。以“世界大會最終分裂”為頭版頭題的報紙在地上隨風打轉。市民們衣着莊重，陸續彙集到和平公園。８點１５分，鴿羣從慰靈碑前飛起。市民們站滿整個公園，大家開始低頭默哀。直升飛機和小型飛機在半空盤旋。只有進行默哀的那一刻，公園裏的蟬鳴變得格外清晰。喧鬧聲重又響起，蟬鳴彷彿被抹去了似的湮沒在一片嘈雜聲中。這裏的喧鬧將一直持續到深夜吧。我想，再不會有人在公園裏聽到那清脆的蟬鳴。
是日，廣島召開了許多會議。昨晚的開幕式後，我的注意力發生了變化。在這些政治性的會議上，我覺得自己就像無意中被捲進來的陌生遊客，在會場上跑來跑去。可一出會場，我立刻就能發現對我來説是真正的嶄新的廣島。我渴望投身其中，渴望更接近它的本質，與它更加親近。這次廣島之行，是初次使我與廣島真正相識的旅行。我預感到，今後我會不止一次地來這裏，努力去了解那些廣島式的人們。在同一個意義上，在土橋旁邊的會館裏持續到深夜的原子彈受害者懇談會，也使我在瞬間清醒過來並深受感動。在那裏，人們推心置腹的問答、相互勾通與理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會上，分散於全國各地的原子彈受害者的治療問題（在對原子彈爆炸的認識上，廣島和其它地區的醫生並不相同。這就導致了申請原子彈受害者手冊的困難）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一對原子彈受害者夫婦在廣島以外的地方結婚、生育，又帶着孩子回到廣島。這對夫婦敍述了他們的親身體驗。他們的孩子不時有貧血現象發生，但在他們那裏，很難找到對原子彈爆炸後遺症有所瞭解的醫生。
在廣島的最後一夜，我為一位死去的朋友供奉了燈籠。他對核戰爭感到歇斯底里的恐懼，後來在巴黎自殺了。和平大橋的河面上，紅的、白的，還有藍色的燈籠隨着漲潮的河水逆流而上。原子彈爆炸之後，這個習俗就像流傳了幾百年的民間傳統一樣在廣島人民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無數只燈籠閃閃爍爍，沿着廣島的河水靜靜地漂流。沒有任何一條河曾像這些河流一樣，浮起過如此多的魂靈。這條死亡之河啊！離開廣島時，我從飛機的舷窗俯視陽光下閃閃發光的七條大河。我的鄰座是《倫敦時報》的年輕特派員。他對“和平、和平”的口號一直大惑不解。在閉幕大會上，他聽到擠滿了廣島縣立體育館的與會代表們一直高呼着這個口號。安井理事長説過：“不是議論而是行動！”可是，這些參加會議的代表們，除了高呼“和平、和平”的口號外，又被給予了更加理性的不斷獨立自主地開展行動的機會吧？上頭要求在和各政黨、外國代表團之間搞好協調的基礎上召開秘密會議，基層羣眾無論有多大的能量也只能在盡情高呼“和平、和平”中得以發泄吧。如果説安井理事長那抽象的卻又飽含感情的雄辯能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的話，日本的和平運動究竟會向何處發展呢？我和身邊的這位年輕的英國人有着相同的不安。我們一起默默地俯視着雲海下的七條大河，但突然間，我心裏又湧起一股強大的熱情。我必須告訴這位英國特派員，在廣島，還有那些像重藤院長、森瀧夫婦、浜井市長一樣的真正的廣島式人民。他們和原子病醫院的病人們，都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正是通過他們，我才發現了真正的廣島。這次廣島之行結束了，但它只是我今後無數次廣島之行的開端。在“和平、和平”的口號聲中召開了閉幕大會的同時，在另一處，那位遭到背叛的老哲學家胸襟開闊地稱讚了“參加這次大會的國民的力量”。接下來，他這樣表白了自己的希望：“在這宿命之地——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的運動會像不死鳥一樣重獲新生，而且，她將以嶄新的面貌，再次發展成為波瀾壯闊的國民運動！”
（１９６３年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