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類的威嚴
我們所處的核武器時代，正如《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的誠實的制訂者們所説，它是一個將人類的關心從原子彈氫彈所導致的悲劇集中到原子彈和氫彈的威力上來，以此為軸心和槓桿急劇運轉的時代。我們日本人，更主要的是我自身，究竟應該記住什麼，而且永誌不忘呢？
無疑它就是有關廣島的問題；是出現在廣島的人間地獄；是不斷同悲慘做鬥爭的艱難歷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所出現的人類的新思想等等。除此之外，時值今日，難道還有什麼信條可以稱之為呆以信賴的道德觀念呢？
在這一核武器時代，直至昨天，有的國家儘管具備製造原子彈氫彈的實力，但它卻並未擁有核武器，它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嶄新的人類政治思想的形象。然而，現在當我撰寫這部《札記》的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不再是具有這種形象的國家，總之，它已成為另一種國家了。此時此刻，我再一次感到應該記住，而且要永遠記住２０世紀後半期地球上這個唯一的地方——廣島所赤裸裸地體現着的人類思想。廣島似乎是整個人類的一塊最為裸露的傷疤。那裏在萌生着人類康復的希望和腐朽的危險兩種幼芽。如果我們今天的日本人無所作為，那麼在這唯一的地方隱約可見的康復苗頭將腐朽衰亡，而我們將墮入真正頹廢的境地。作為一個曾多次訪問過廣島的日本人，我願意將我自己在廣島的感受，也可以説是我個人圍繞廣島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思想記錄下來。它似乎是將我長期以來積累的有關廣島的筆記，為了我自己，迫不及待地做出一份摘要和概括。當中國進行核試驗的那個午夜過後，我不斷地為電話鈴聲所驚醒，直至天明，一次又一次。然而，我在回答記者和寫這部《札記》之間選擇了後者，我試圖在這本《札記》中寫出一份為了我自身的有關廣島的答卷。因為我希望重新確認我自身印象中的廣島。僅此而已。我想在這份答卷中，主要就人類的威嚴問題加以闡述。因為這正是我在廣島發現的最為本質的思想，而且也是我目前希望用來支撐自己的唯一信念。雖説是在廣島發現的，但是就我個人而言，對於人類威嚴的思想或許無法做出確切的解釋。勿寧説，這一思想已遠遠超出用“人類威嚴”這句話所能描述的範圍。而它也是我自孩童時代開始便已感受到的。如果具體地説，它將更為容易。只是，那能否將我所感受到的那種威嚴的感覺充分地傳達給他人，我卻無法證實……
譬如，我曾寫過一位憤怒反抗的老人的故事。老人為了抗議重新進行核試驗而剖腹，但他失敗了，抗議書也被忽視，他説：“終於活着丟人現眼了。”儘管這位老人為失敗感而遭受百般折磨，而我卻認為他確實擁有人類的威嚴。他之所以能夠牢牢地牽住我的心，只能説是由於這種威嚴的存在。換言之，對於這位老人而言，除了人類的威嚴之外，他一無所有。如果有人覺得，為什麼這位老人剖腹失敗，抗議書也被置之不理，只能躺在醫院的病牀上度過餘生呢？這樣的一生究竟會有什麼意義呢？那麼，我想告訴他：這位老人是為了保持人類的威嚴而剖腹失敗，並活着受辱的，他一生的全部意義就在於他在悲慘的晚年終於贏得了人類的威嚴。瘦瘦的肚子上留下一個大大的傷痕，只能躺在病牀上的這位老人，就其威嚴而言，難道不足以同沒有任何傷痕的其他所有人相抗衡嗎？這就是我對“人類威嚴”一詞所賦予的定義。
１９６３年夏天，在原子病醫院門前，我見到了迎接和平示威遊行隊伍發表演講的宮本定男先生。當時我在自己的手冊上記下了這樣一句話：“他手持花束，無力地垂下雙肩，但確實帶着滿足感和威嚴走下講壇。”那個夏天，我對這位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的情況還一無所知。我只知道他是代表原子病患者發表講話的，在那驕陽似火的廣場上站着，他似乎很痛苦，用蚊子般的聲音説：“我相信第九屆世界大會一定會圓滿成功。”儘管如此，我還是感受到他充滿着不容置疑的威嚴。從那時起，在廣島，我曾在幾本手冊上多次寫出“威嚴”一詞。我從廣島和平運動領導者的一位老哲學家和他那貌似上了年紀的少女一般的夫人身上發現了威嚴，我還從以充滿豪放幽默的語調，批評廣島的保守派實力人物的《廣島之河》核心成員的老年婦女身上也發現了威嚴。而且這些威嚴，令我感到是最具有人情味的威嚴。那是我從孩童時代開始一直憧憬着的威嚴；是我在懷疑究竟何時自己才能到達這一境界的威嚴。今天看來，我曾多次去廣島訪問的心理因素，也只是由於廣島人所具有的人類威嚴的感覺吸引了我的緣故。
我從原子病醫院的重藤院長身上也發現了這種威嚴，然而，它絕非來自原子病醫院院長的權威。因為我還從他的一位住院病人宮本定男先生那裏也發現了同樣的人類威嚴。為了慎重起見，我想指出，我曾計劃根據我力所能及的調查側面寫一部純屬由個人構成的原子彈受害醫療史，並納入這本《札記》之中。但是，廣島的原子彈受害醫療的歷史，不僅未曾得到官方權威的支持和引導，恰恰相反，它是憑藉着那些同權威堅持進行和平抗爭的人們和決不屈服意志頑強的人們，完全從零的起點開始發展起來的。如果再考慮到原子彈災害調查委員會及其背後的佔領軍，以及日本的保守政府，原子彈受害醫療史勿寧説是通過反體制的意志才得以完成的。原子病醫院既不是政府創辦的，也不是靠政府的資助而經營的。它是以分配給廣島紅十字會醫院賀年卡所獲利潤建立起來的。儘管重藤院長本人就是一位原子彈受害者，而他卻自從廣島出現那一場人間悲劇的瞬間以來，完全是從零開始一直堅持進行醫療和研究工作（騎着自行車，奔波在廢墟間，搜着瓦礫的碎片），至今仍然是一位戰鬥在第一線的醫生。因此，我從重藤院長身上發現的威嚴，完全是活生生的人的威嚴，同任何權威都毫不相干。遍及廣島擁有威嚴的人們究竟從何而來呢？而且他們的威嚴絕非單純的威嚴。
在這裏，為了確切地闡明我個人對“威嚴”一詞的理解，我想談談它是怎樣進入並固定在我的語言世界中的。也就是我要記述自兒時至今圍繞威嚴一詞的個人回憶。首先，它始自戰時，直到我進入大學主要攻讀法國戰後文學，它才開始成為一個更加準確的詞。最初，僅僅是作為具有那種意義的感覺進入了我的語言世界，並不具有語言的外殼。戰爭結束時，我還是四國山村中的一個孩子，但我卻曾為處於某種可怕的進退維谷的窘境而苦惱過。使我陷入這一窘境的原因，是來自我曾在農村電影院看到一部影片中的一個小插曲，一名年輕的士兵被敵軍俘虜，害怕遭到拷問説出自己軍隊的機密而自殺了。我曾為之受到極大震撼，並萬分感動，同時，又害怕得渾身發抖。我預感到，戰爭期間我肯定也會陷入同他一樣的困境。這成為一個需要做出重大抉擇的問題，一方面，我為年輕士兵的行為所感動，但另一方面，我又懷有自私的熱愛生命的不安和孩子氣的疑問：在這個世界上難道真的存在需要以自己的生命去捍衞的重大事情麼？我剛剛來到這個世界上不久，還什麼事情都未曾做過，但對於自己的死卻感到一種無可名狀的恐懼。如果我選擇不坦白某種秘密，就會被殺死，我可能會毫不爭氣地説出任何秘密。我什麼時候才能成為一個寧死不屈，抗爭到底的人呢？我隱藏着內心的困惑，裝出一副天真無邪的表情，向同我一起看電影的父親問道：“那個年輕的士兵為什麼自殺了呢？”此後不久，我的父親突然死去了。當時他那短短的回答，過於令人震驚的成年人的語言，是我從未聽到過的。那是心情焦躁的父親對孩子偽裝出的天真給予的懲罰。他説：“你説那個士兵麼？即使不自殺，坦白之後終究還是要被殺死的啊！”
父親是否希望用他的話，使我對於士兵的死，在內心中求得平衡呢？似乎是説，反正士兵是死了，怎麼死都是一樣的。不過，這種反正是死，怎麼都是死的説法使我開始感到新的無法形容的恐怖。我可能就是在坦白之後被殺掉的類型的士兵。我對這種類型深感厭惡，為另外一種不坦白而自殺的類型的存在而感動。然而，誰也不可能教給我，像我這種類型的人怎樣才能使自己變成不坦白而去自殺的類型。包括我父親在內。作為孩子的我，曾經白白地做了各種各樣的假設。但是，結果我都碰壁了。難道能夠認為同自己的死相比，別人的死更加重要嗎？難道自己的死不是絕對的嗎？而且依照父親的看法，無論怎樣，自己都必死無疑，同他人的死毫不相干！在我陷入這一最糟糕的境地之前（如上所述，我認為這種情況遲早必將降臨到我的頭上，並確信這是命運的安排），為了使自己從我所屬的可憎的類型變成默默地自殺而死的類型，我曾在充滿恐怖的困境中，期望着能找到足以説服我自己的解釋。
不料當我還在童年的時候，戰爭便結束了，需要在戰場上做出的決定延期了。但是，對於我來説，考慮自己究竟屬於寧死不屈的類型，抑或是屈服而後被殺的類型，這個問題使我深深地陷入了持久的困境。在已經無須奔赴戰場的時代，它佔據了我青春的全部日常生活。那是一種心病。我是一個乖僻的高中生，有時希望舉止粗暴，有時又確信自己是一個受虐的人。不久，我進入大學文學部學習，開始攻讀法國現代文學，在教室裏，經常出現在我腦海中的是法國文學和日本文學，彼此都各自擁有獨特的流行的語言。我發現在法國文學中頻繁出現的詞彙的同義語，在日本文學中卻遭到冷遇。其中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以下兩個詞：威嚴、屈辱或恥辱。它們都同我始自少年時代的困惑具有密切的關聯。亡靈絕未消失。當然，並非説在日本文學中絕無使用這類詞彙的先例。作為日本心境小説的傳統主題，不難找出屈辱、恥辱之類的詞。然而，在法國文學中，屈辱和恥辱都是足以刺傷作家和讀者心靈的、人類道德觀念的最為鋒利的劍，而在日本文學中卻從未以如此的分量出現過。此外，關於威嚴一詞，情況更為明顯。例如説：“那個少年充滿着威嚴”，這種文章在日本文學中很難以流暢的句法加以表達，那隻不過是翻譯的文章而已。
於是，我為我始自兒時的困境從法國文學中學到了一種特殊的定義，賦予它如下的語言：屬於蒙受屈辱和羞恥之後白白被殺死類型的自己，什麼時候才能變成帶着威嚴而自殺的類型呢？當然，對於正處於青春即將逝去年齡的我來説，已經不再繼續以這種極限狀態考慮問題了，因為它過於孩子氣。但是，進入我的語言世界中的威嚴、屈辱和羞恥等詞彙，至今依然是我自身的道德觀念中的最為基本的用語。我在廣島看到了同人類最嚴重的屈辱相關聯的東西；在那裏，我第一次遇到了可看作為最有威嚴的日本人的許多人。而且，在曾經發生過自從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殘酷的事件的廣島，在那個人類世界中，所謂威嚴、屈辱或羞恥之類的詞彙，都不是單純的，而經常是以雙重意義出現的。
涉及到屈辱或羞恥等詞彙，我曾寫過一位老人的故事。他為了抗議恢復核試驗，試圖剖腹而未果，他曾説：“終於活着丟人現眼了”。他的廉恥心本身就構成了威嚴。他也道出了原子彈受害的孤老們對於違背常理的事感到羞恥的心理。在原子病醫院裏，我認識的一位青年婦女，時隔一年，再次住院。當我遇到她時，她説感到自己可恥。還有為數眾多的臉上帶有醜陋疤痕的女孩們，至今仍由於感到自己可恥而閉門度日。這就是廣島。如果我們自己不感到羞愧，那麼，又如何能夠阻擋這些曾經經歷過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們自身所感受到的恥辱呢？這是一個何等可怕的感覺錯位啊！
一個女孩為她帶有疤痕的臉而感到羞恥。在她的內心中就會有可能以這種羞恥作為分界線，將地球上的全部人類分作兩個羣體：一個是帶有疤痕的女孩們，另一個是其餘所有沒有疤痕的人們。帶有疤痕的女孩們，面對沒有疤痕的所有其他的人們，為自己的疤痕而感到羞恥；帶有疤痕的女孩們，面對沒有疤痕的所有其他人的視線而感到屈辱。
有疤痕的女孩們肩負自身的羞恥和屈辱，怎樣選擇她們的生活道路呢？其中的一種就是躲進昏暗的房子深處，逃離他人的視線。這種逃亡型的女孩無疑居大多數。她們悄悄地躲進廣島許多家庭的角落裏，而且，她們的青春正在一天天逝去。另一方面，是不逃亡的類型，她們自然地分為兩類。一種是希望原子彈或氫彈再一次落到這個世界上，地上所有的人都同她一樣受到疤痕的傷害，從而獲得足以同自身的羞恥和屈辱感相對抗的心理支柱。那時，凝視她們疤痕的他人的目光已全部消失，他人已不復存在。在這個大地上將不會再有分裂。實際上我已聽到過這種呼聲，並曾引用過這類短歌，當然，這種詛咒未能超出心理支撐的範圍。這些女孩們只能很快便默默地一無所獲地進入逃亡型的行列。
同時，還有另外一種類型。那就是通過參加廢除核武器運動，反過來利用自己代替全人類曾經經歷過的原子彈爆炸的災難，將它作為自己的武器，賦予自身感受到的羞恥或屈辱以價值的人們。我所做的這一繁瑣的分類，實際上並無必要。廣島的人們為了將他們曾經體驗過並正在體驗着的人間悲劇、羞恥或屈辱、卑鄙以及所有這一切都加以倒轉，使之具有價值；為了真正恢復這些受害者們的人的名譽，廣島必須在徹底廢除核武器的運動中，作為最為本質的思想骨幹而發揮威力。無論是有疤痕的人，還是其他所有沒有疤痕的人，都必須共同確認這一威力。除此之外，難道人類還會有什麼手段能將廣島的原子彈受害者們從最為悲慘的死亡恐怖中拯救出來嗎？
因此，即使通過政治力量的對比關係徹底廢除核武器，那對於恢復廣島的原子彈受害者的人權也是無效的。我以道德的名義，或以思想的名義，認為這一單純的定理是最為重要的。尤其是面對中國的核武裝，我想再一次對自己證實這一點。或許有人認為這種想法是感情用事。但是，如果你有醜陋的疤痕，為了以你自身的力量去治癒由於疤痕而導致的心理創傷，你想尋求一種手段，那麼，你必須確信，只有你自己的疤痕才具有為了徹底廢除核武器最為真正的價值。也只有這樣，才能使徒然因白血病而死亡的痛苦和恐懼獲得昇華而有意義吧。
我們這些只是出於偶然免遭廣島災難的人們，如果我們將自己作為一個擁有廣島的日本人和擁有廣島的世界人，堅定地以這種態度為中心，去思考人類的生存與死亡的問題，真正希望為我們自己的廣島提供補償，並賦予它以價值。那麼，下述的公理就可以成立，那就是廣島的悲劇將帶來全人類的覺醒。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難道不應該針對一切核武器採取對策並建立秩序嗎？在當今的政治時代，或許有人認為一個國家的新的核武裝，反而會通往徹底廢除核武器的道路。這個“童話”是具有現實性的，而且也是可能實現的。而且，實際上既然世界已經向着這一方向邁出了第一步，那就將是絕對可能實現的。
然而，我卻不敢苟同。因為向着這一童話城堡邁出第一步的現實的腳步，確實踐踏了那些至今仍躲在昏暗的屋內，為疤痕而感到羞恥，青春正在一天天逝去的廣島女孩自我康復的希望。而且，實際上也沒有任何徹底廢除核武器的跡象，這種現狀，對廣島人來説，將是一種何等殘酷的事實！我沒有勇氣去加以推測。
如果允許我毫無顧忌地坦率地説，那就是地球上人類的任何一個人都在力圖徹底忘掉廣島，忘掉髮生在廣島的最為嚴酷的人類悲劇。我們對於自己的個人不幸，都希望儘可能快地忘卻，無論是大的或是小的不幸。即便是在街角上稍稍受到一個陌生人的輕視，連這樣小小的不愉快，也不想將它在記憶中留到明天。由這樣的個人組成龐大集體的全人類，企圖忘卻廣島，忘卻人類最為嚴酷的悲慘頂點，那就不足為奇了。我們且不必翻閲小學教科書，實際上成年人也並不想將有關廣島的往事，告訴給孩子們。任何倖存者和有幸未曾遭到放射能傷害的人們，都想忘掉在廣島死去的人們和麪對死亡堅持痛苦博鬥的人們。忘掉一切，自己要設法愉快地度過瘋狂喧囂的２０世紀後半期。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在轟動日本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一名在投下原子彈當日出生的廣島青年，被選為傳遞聖火最後一棒的運動員。當時，一名從事日本文學作品翻譯的美國新聞記者，一個應該是最理解日本，和日本人擁有共同感情的美國人卻提出意見，他認為，這項決定會使美國人想起原子彈而感到不快。這位當選的傳遞最後一棒聖火的青年，即便他被傷痕損壞了身體，暴露出放射能所造成的傷害，他是一個真正的“原子彈之子”，對這一選擇，我也不會持有異議。恰恰相反，這些小夥子和姑娘們（他們有幸活了２０年）作為出生在那個日子裏的廣島人應該是更為正常類型的人。然而，實際上這位被選中的中距離賽跑運動員，具有一個十分出色的健康的身體。那正是一個以人類自身的強韌令人震撼的肉體。他面帶從一切不安中解脱出來的微笑，飛奔在巨大的運動場上。為了我將寫進《下一代的原子病問題》一文中的廣島的重藤院長，我也曾為這位青年健美的肉體祝福。
但是，儘管如此，而那位美國記者卻説，青年會使美國人想起原子彈而感到不快。他是企圖將廣島的一切從美國人的記憶中抹殺。而且，這種意圖還遠遠不僅出現在美國人的心頭。目前，擁有核武器國家的所有領導人和所有國民，難道不是都想從他們的記憶中將廣島一筆勾銷嗎？正如《原子彈受害白皮書》所闡明的那樣，與其説廣島證實了原子彈的威力，莫如説它是核武器導致的最為殘酷的人類悲劇的證據。世界一般的態度是“暫且忘掉它，該做什麼就做什麼”。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領導人都異口同聲地説，作為保衞和平的威力而保持核武器。至於它將為真正的和平帶來何等的後果，或許可以擁有做出種種觀測和理論根據的自由。實際上，現在全世界的印刷機正在十萬火急地印製着他們的觀測和理論。但是，這類百家爭鳴的所有聲音，顯然都是從將現在的核武器視為一種威力的觀點出發的。這就是當今世界的流行趨勢或常識。此時此刻，有誰願意想起曾陷入人類的極端悲慘境地的廣島呢？
在廣島我曾多次見到原子彈的受害者，他們都説自己希望忘掉原子彈，再也不想提起那閃光的瞬間。關於傳遞奧林匹克聖火運動員的選定，將會令人想起原子彈而不快。如果説有人擁有提出正當抗議的權利，那麼這隻能是原子彈的受害者，只有他們才真正痛切地希望忘卻那一天的悲慘，而且，為了能夠正常地生活下去，他們也必然應該將那一切忘卻。我在大學時代曾有一位出身廣島的同學，在讀大學的四年裏，他一次也未曾提起原子彈。他擁有保持沉默的權利，這是理所當然的。
在原子彈爆炸紀念日黎明時分的廣島，我曾在原子彈遇難者紀念碑旁，以及其他各種場所，發現幾位婦女，她們以隱藏着深沉憂傷的可怕眼神凝視着，呆呆地佇立在那裏。每當這時，我總是想葉夫圖中科的詩中的一節。
她那凝視着的眸子，
雖然毫無表情，
但潛藏其中的悲哀與痛苦，
卻是無可名狀的可怕。
我即便走上前去和她們打招呼，恐怕她們也不會開口。她們同樣擁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如果有可能，她們有權徹底忘卻有關廣島的一切。廣島對於她們而言已經足夠了。儘管她們知道這絕對不利於原子病的治療，但是，在想要離開廣島到其他城市定居的人們的內心深處，希望逃離存在於自己心中和外部的廣島，這一意念是否在起作用呢？當然，如果這是可能的，那麼，他們是有權徹底逃離廣島的。
然而，如果一旦發現了原子病的苗頭，他將再也不可能忘記廣島，也不可能再逃離廣島。當然或許有人會採取這樣一種態度，那就是即便住進原子病醫院，也不去想廣島而打發着日子。如果有可能有意識地不再尋求廣島，以儘可能地遠離廣島的心情生活，而且當病痛痊癒迴歸社會之後，仍可以同廣島毫無關係地生活，那麼，這位患者就將是最幸福的。如果所有的患者都能如此，那將是一樁多麼美好的事情啊！然而，以宮本定男為例，他是一位拼着性命參加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的患者，他有意識地接納了廣島，他敢於回憶發生在廣島的最為殘酷的人類悲劇，他通過寫文章追述他所經歷過的往事；他一遍又一遍地向來訪的外國人訴説，而且面帶微笑。他不僅沒有逃避廣島，相反地接納了廣島。他究竟是為了誰呢？他是為了當他悲慘地死去之後將繼續生存的、除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類，是為了我們。宮本定男的熱情，恐怕是來自於他正面臨着自身難以逃避的死亡。同樣死於廣島的優秀詩人岞三吉也突然滿懷熱情地傾向政治，並在他發生了致命的大咯血之後還參加了實際的行動。豐田清史曾證實説：“２４年４月，大咯血不可否認地將岞君帶入了死亡的恐怖之中……而對於死亡的畏懼卻使他決心加入日本共產黨，並於６月５日參加了那次船越町的日鋼事件鬥爭”。
為了戰勝自己面對悲慘死亡的恐怖，必須確信活下來的人們能夠從他們為戰勝悲慘的死亡所做的一切當中受到啓迪，從而使自己的死為生者做出貢獻。如是，則死者就會化為今後仍將生存的人們的生命的一部分而繼續存在。這種以死後的生命為賭的行為，就是宮本定男在原子病醫院中所從事的活動，就是岞三吉的入黨。由此，我被喚A某種疑慮：目前緊緊束縛着我的恐怖，豈不是要使他們以自身的死亡下的賭注變得毫無意義了嗎？而且，關於這一點，宮本定男在他彌留之際可能已經預感到了。這種恐怖的感覺不曾離我而去。我們這些依然生存在地球上的人們，難道不是否定他們的以死為賭，而又不想支付賭資嗎？
或許我要將這些死者稱之為聖徒。而他們並不信仰任何宗教，詩人甚至還是一位共產主義者。但如果按照加繆在下列對話中為聖徒所下的定義，那麼這種稱呼也似無不妥。他説：“‘牽動着我心的是如何才能成為聖徒的問題’‘那你不是不信神嗎？’‘所以説，人不依靠神能成為聖徒嗎？——這是我今天懂得的唯一的具體問題。’”
儘管如此，如果還有人對聖者一詞持有反感，那麼，你就應該想起塞利納以粗野鄙俗的筆觸寫出的一段話，同時再想一想那兩位至死都不曾保持沉默的死者。塞利納寫道：“所謂徹底的失敗，主要是忘卻，尤其忘卻那些將自己折磨得精疲力竭直至死亡的人和事，最後也未曾發現有些人是何等的心術不良，隨後死去。當你將一隻腳伸進棺材裏的時候，你再掙扎反抗也無濟於事了，但是也決不能既往不究，要將在人羣中發現的所有極端陰險毒辣的一面，逐一揭露出來，否則將會死不瞑目。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就不曾虛度一生。”廣島的倖存者們對於那一場極端殘酷的人類悲劇不再保持沉默，不想將它忘卻。相反，他們想要發表議論，進行研究，並將它記錄下來。這確實是一種需要付出非凡努力的重大行為。廣島以外的人是無法準確地衡量他們必須戰勝的以厭惡感為首的全部感情的總量。唯一有權忘記廣島、對廣島的一切保持沉默的人，反而希望議論它、研究它，並將它記錄下來。
《廣島之河》的婦女們、推動實現原子彈氫彈白皮書計劃的人們，以重藤博士為首的原子病醫院的醫生們，還有那些以謹慎而微弱的聲音訴説自己的殘酷經歷，訴説自己心中的廣島的所有原子彈受害者們，在這些廣島人的身上存在着真正的人類威嚴，今天看來已不足為奇了。只有這樣，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才會出現擁有威嚴的人們。
自從兒時陷入困境以來，至今我仍未能就如何才能使自己擁有威嚴這一課題寫出一份理想的答卷。但是，僅有的一點就是我覺得似乎掌握了從屈辱和羞恥的感覺中保護自己的手段，那就是要永遠牢記切不可忽視廣島人的威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