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正統的人
一位偶然來到某一城市的旅行者，在那裏捲入了一場麻煩的事件，而他卻沒有退縮，並投身其中力圖解決它。這是通俗小説作家慣用的手法。原子病醫院院長重藤文夫就如同這位旅行者一樣來到廣島赴任。當他還未能弄清這一城市的地理情況時，便碰上了那個致命的日子。當一個城市受到萬分猖獗的鼠疫襲擊時，將會發布戒嚴令，並將這一城市像孤島一樣徹底封鎖起來。而遭到當代最為兇殘的“鼠疫”襲擊的廣島，卻未能被封鎖。但是，從那一天起，重藤博士卻將他自己封鎖在這個城市裏了。他和從原子彈爆炸之後便開始從事救護活動的眾多醫生一樣，立即開始同這一奇怪的炸彈所帶來的後果進行鬥爭（重藤博士在奔赴日本紅十字會醫院途中，在東練兵場，曾為一對滿身是血的醫生夫婦救治，他們未曾互通姓名便匆匆分手了。但在廣島市醫師會關於被炸當時救護活動的徵詢調查中，卻記載着曾有一位醫生身負重傷，雖在東練兵場接受治療，但仍不能動，因此未能參加救護活動。根據這一線索，兩位醫生在事隔１３年後才得以重逢），而且，２０年來他始終在堅持鬥爭。重藤博士從正面接受了廣島的這場悲劇，戰後２０年來，他始終在承受着，頑強地堅持着。而且，在這２０年間，醫生們恐怕決未曾擁有一個瞬間，自身能夠感受到已經制服了原子彈的兇暴。他們總是在進行着為時已晚的被動的鬥爭。即或有時也曾發現過一絲希望，但它很快便會為新的悲慘跡象所摧毀。正因為如此，我更加認為重藤博士是從正面接受廣島的悲劇，並以最大的耐心堅持鬥爭着的廣島醫生們的一位典型人物。對於博士來説，鬥爭並不僅限於醫學領域，它還涉及到包括政治在內的人類社會所有的一切錯綜複雜的問題。
在重藤博士院長室的文件櫃裏收藏着兩篇論文，它們是為紀念原子彈所帶來的悲慘後果尋求線索的初期階段而撰寫的。其中，最早期的一篇題為《關於原子彈爆炸導致的脱髮者的統計調查》。如同這一樸素的標題一樣，它説明當初是在何等簡陋的條件下，人們開始探索原子彈所帶來的後果真相的。觀察者在脱髮者禿頭數字統計的後面，正在看到一個極端恐怖而巨大的陰影。
另一篇論文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山脅卓壯的青年實習醫生，文章的題目是《廣島原子彈受害者的白血病發病率及其部分臨牀觀察》。於１９５２年在血液學會學術討論會上發表的這篇論文，首次正式將廣島的原子彈受害者同白血病，以原子病的名稱結合在一起。
當地的醫生早已注意到在廣島的原子彈受害者中出現大量的白血病患者，而且其數量仍在不斷增加。尤其是對X光醫學造詣頗深的重藤博士就是最早對於廣島的白血病的真正涵義懷有可怕預想的人們中的一員。廣島的內科醫生曾在報紙上發表過有關對這種白血病表示懷疑的文章，但立即遭到ABCC的猛烈抨擊。從而妨礙了廣島市民將白血病列為有關原子彈的常識。重藤博士選中了青年的醫科學生山脅，並給他以啓示。於是山脅便開始着手從事有關白血病的具體統計工作。然而，當時在日本沒有關於一般性白血病的統計數字，足以作為山脅所從事的統計工作的標準。因此，廣島白血病人的數字即或登記在統計表上，也無法測定它究竟屬於異常或正常。這就是他在工作起步時遇到的困難。於是山脅不得不從多方面開始着手工作。
他向全國的大學附屬醫院發出信件，試圖參照各醫院的白血病病例，不久便獲得反響，成為他開展工作的線索。為了對廣島市的白血病患者做出統計，他一一查閲了大約三萬份戰後廣島市死亡者的診斷書，同時還走訪了死於白血病者的主治醫生，聽取他們的診斷，並蒐集標本。
正在這時，ABCC開始注意到山脅的調查工作，曾經為他提供過汽車和資料，為統計工作的進展助一臂之力。因為，一般而言，沒有證據足以説明，ABCC對日本醫生以其獨自的方法對原子病所進行的探索持有善意的態度，所以，山脅的情況，只能視為一個特殊幸運的例外。兩年之後，他完成了這項統計工作，它具有重大的劃時代的意義。
目前，山脅是廣島的一位兒科開業醫生。他現在從事的兒科工作，似乎同《廣島原子彈受害者的白血病發病率及其部分臨牀觀察》並無特殊的直接聯繫。當談到論文形成時，我從山脅的臉上看出了他那頗為懷念和眷戀的心情。當我問到為什麼沒有將原子彈受害者的白血病研究工作堅持下來時，山脅似乎感到這是一個十分唐突而又出人意料的問題。我當即意識到，我是提出了一個何等不合時宜的問題。我們這些去廣島旅行的人們，總是希望在那裏找到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聖人。無疑這是來自於違背自然規律和不負責任的旅行者的心態。山脅的論文充分地完成了使命，其後他獲得了博士學位，為成為一名開業醫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重藤博士就是以這種不為個人增加過分負擔而又切實有效的方法，堅持着對原子病的具體的研究工作。
尤其是當我同山脅會見後不久，又向當時已任原子病醫院院長的重藤博士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我説，就一般而言，作為一名年輕的實習醫生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難道不可能將原子病的研究工作始終堅持下去嗎？對此，重藤博士回答如下：
“無論原子病醫院的業務負責人如何滿懷熱情地去對原子病進行探索，也很難使年輕的醫科學生們有興趣只將原子病作為他們畢生的研究課題。對於一種不能根本治癒的疾病，只能以老一套的方法進行日常處置。它不會成為傾注醫學熱情的對象。僅僅從事原子病的研究與治療工作，也不利於使年輕的醫科學生成長為一名真正的醫生。”
儘管是無法根本解決的致命疾病，而又只能重複着老一套的常規治療。我從博士的這些話裏，嘗受到無比的苦澀。根據山脅的情況可以看出，自從原子彈爆炸以來始終在當地堅持原子病研究的重藤博士，無疑是一個例外。一般而言，在一個連研究設備都不具備的醫院裏，向同原子彈有關的一切問題進行挑戰，尤其是青年醫生們的大忌。特別是被佔領狀態下的廣島，更是理所當然的了。在這一狀態下，重藤博士啓發一位青年實習醫生，引導他撰寫論文，在原子病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同時，又盡力使這位青年醫生在獲取學位和後來的實際生活中達到預期目的。我深深地感受到，在上述極為現實的作法中直接滲透着重藤博士的人格力量。
重藤博士還曾向我談到山脅的論文在獲取博士學位時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和博士的擔心。就這篇論文的重大意義而言，雖説是不可思議的，但實際上在當時的血液學會卻未曾對它給予應有的公正評價。其直接原因就在於人類尚未弄清原子彈爆炸所引起的種種災難的全部真相。
也就是説，一些擁有實力的醫學權威人士根據山脅的統計，雖然承認在廣島的原子彈受害者當中，患白血病的人數在明顯增加，但是僅憑這份統計卻找不出為何原子彈能引發白血病的原理，因而認為該篇論文缺乏學術價值，為固定觀念所束縛的權威者們，往往是有害的，事實就是如此。
重藤博士自原子彈爆炸的那一瞬間開始，戰後２０年來，也就是原子彈爆炸後的２０年來，始終是廣島原子彈受害者日常治療的負責人。從原子病醫院創立之前就是如此，而且，他在擔任原子病醫院院長之後，仍然不得不繼續兼任廣島紅十字會醫院院長的職務。
原子病醫院不是單純的研究機構，而是堅持日常治療的醫療機構。至於重藤博士本人則是戰鬥在醫療第一線的醫生。因此，從重藤博士為核心的原子病醫院醫生們所從事的研究工作，完全是同臨牀醫療相結合而進行的。對此，我們應該將它同ABCC相比較而銘記在心。因為ABCC原本就是一個同治療完全無關的純研究機構。
原子病醫院的醫生們在同侵蝕着人類肌體的這一人類從未遇到過的怪物作鬥爭的過程中，他們採取了一面對患者進行治療，一面向着具體的令人驚心動魄的核心靠近的戰術。同時，他們所能採取的也只有這種戰術。這些醫生所從事的放射性障礙的具體的研究歷史，着實令人感動。他們在反覆試驗，不斷摸索的過程中曾經犯過試驗性錯誤。然而，那是他們向着更為光明的前景，滿懷極為自然的期待而犯下的試驗性的錯誤。他們往往因發現一線曙光而作出錯誤的前景判斷。它會為患者們、一般市民，甚至醫生本身帶來某些暫時的動搖。但在廣島２０年來的每一天這或許是完全必要的。
今堀誠二在其《原子彈氫彈時代》一書中曾記載了當時一度出現的情況。由於原子彈爆炸當年的冬天，因受到原子彈傷害而死亡和患病的人數在減少，所以，“人們普遍認為，連那樣可怕的原子病，估計也會得到根治”。在有關鼠疫、霍亂的記錄或小説中，往往有這樣的證述：“瘟疫的蔓延一旦進入平靜狀態，便會中途緩和下來。在現實的廣島也會出現同樣的局面。市民們遭受到疾病的最初的嚴重打擊，接着便進入平靜狀態，它使市民們看到一線希望。但接踵而來的第二次打擊，卻使市民們的心靈遭到更為徹底的蹂躪。
１９４５年秋美軍關於原子彈災害調查聲明曾作出如下分析：“因受原子彈放射能影響必然死亡的人已全部死去，殘存的放射能已不會再為人們造成生理上的影響”。儘管這一觀察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治意圖所歪曲的，而今堀在該書中所指出的市民、醫生和新聞工作者們的如下反應，將是廣島人在疾病蔓延過程中出現暫時平靜狀態時，所持有的人類極為正常的心態，
“市內醫院住院患者的減少，也是使GHQ①安下心來的原因之一。而它卻同下述情況有很大關係。醫院的門窗全部敞開着，一塊玻璃也沒有，住院的原子彈受害者忍受不住寒冷而紛紛逃回家去了。而醫院本身也認為原子病已獲得根治，採取了過分安心的樂觀態度。同時，這一令人鼓舞的消息，也受到市民和原子彈受害者的歡迎，因此，新聞媒介也有人願意刊登醫院方面的預測。日本醫療團廣島醫院在２月６日的《每日新聞》曾發表如下消息：‘在３０萬６千名原子彈受害者之中，１１月份接受治療的人數為３００人，而目前只有２００人。而且，其中大部分不是放射能的直接受害者，而是由於燒傷或其他原因引起併發症，又未得到應急處理而導致病情惡化的。所謂的原子病患者可以説幾乎不存在’。此外，日本紅十字會廣島醫院婦產科還在２月１６日的《每日新聞》上，發表了一條几乎可以説是為原子彈唱讚歌的未免過於樂觀的消息。其中指出：‘最近仍有原子彈受害者前來就診，但他們都是由於恐懼而導致的神經系統疾病。在距離爆炸中心一公里以上的地方，發現有許多婦女懷孕；月經也都正常。在距離３公里以上的郊區，由於受到輕度放射能照射，對於結核和胃潰瘍等疾病反而起到良好作用’。廣島郵政醫院是同醫療團和日本紅十字醫院相提並論的最優秀的綜合性醫院，而它卻始終持樂觀態度。曾在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３日的《中國新聞》上介紹當時的情況，報道中指出：內科除一人外，白血球全部恢復正常，腹瀉也已治癒。婦產科無畸形兒出生，也未發現不孕症，因而提出了‘小姐們，請放心！’的口號。外科雖然在忙於施行整形手求，但由於效果突出，殘疾也將會治癒。前景是十分美好的。此外，還有一種見解。蜂谷院長在１９４８年８月８日的同一報紙上斷言，原子病在一年前就已不復存在，所以可以説一切問題都已獲得解決。”
①統帥部——譯者。
重藤博士是一位頭腦冷靜的學者，他根據山脅的統計和廣島醫生們努力工作的成果，將白血病納入原子病的範疇。但是就是這位博士也未能從試驗性錯誤中擺脱出來。如上所述，當通過統計，將原子彈同原子彈受害者所患的白血病確實聯繫起來的時候，醫務界的權威人士對此輕易不肯接受。但事隔不久，重藤博士卻根據同一份統計數字，滿懷喜悦地公佈説，白血病正在減少。但他卻不能不立即發現統計表上的曲線在重新上升。我不禁為這一試行錯誤所震撼。
醫生們在接觸現實的原子彈受害者過程中，通過摸索一一證實，從而揭示怪物的真相。然而另一方面，這一嘗試也並非同自由的想象力毫無關聯。勿寧説，他們只有在這一想象力的支撐下，才得以在具體的患者病痛後面，看清那巨大怪物的可憎魔影。
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想象力？他們在思索着，如果沒有原子彈的影響，這位病人將是健康的。因此，這位受到原子彈災害的病人目前的疾病，顯然是由原子彈爆炸引起的。他們還認為，在那場非同凡響的大爆炸之後，受到輻射的人體很難説不出現任何問題，一切情況都有可能發生。這是一種不為固定觀念束縛的自由奔放的想象力。
我們可以設想原子彈受害者出現某種症狀，東京的醫務工作者們或許會反問，這一症狀從病理學角度而言為什麼同原子彈有關？實際上，廣島的醫生們往往無言以對。而且，也可能醫學史會很快證明其中的若干病例確實同原子彈無關。然而，真正為廣島原子彈提供救助的只有那些默默無聞、腳踏實地工作着的醫生們。因為他們擁有自由的想象力，認為原子彈可能引起任何症狀。
這種不受任何束縛的想象力和具體的積極治療成果的積累，使單純的對脱髮者的統計，發展到將原子彈同白血病聯繫起來，並引導眼科醫生對原子彈白內障的探索。那麼，未來的廣島醫生們將會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那就是通過因癌症而死亡者的統計，將癌症同原子彈聯繫起來進行研究。同時，作為未來的問題，還將以不屈不撓的努力，去探索有關下一代的原子病問題。
然而，原子彈為人類所帶來的影響，直至２０年後的今天，仍有某些問題尚處於無法解釋的怪異狀態，只能説是原因不明。正因為如此，就更加永遠需要擁有不僵化的自由奔放的想象力的醫生們。
例如，我曾聽到過有關一位婦女的傳聞。她在距爆炸中心八百米處被炸，並獲救。以後生下兩個健康的孩子，平安度日。在那一個可怕的早晨，她正在女子中學的操場上和同學們一同玩耍。對照廣島市原子彈受災地圖，那裏可能是廣島縣立高等女學校。同學們全部死去，倖存者只有她一人。這究竟是什麼原因，誰也無法説清。聽過這件奇聞之後，重藤博士只是説，我很高興。這句話，至今仍使我在內心深處保存着一種足以燃起熊熊之火的熱源。但是，這位當年幸運的女中學生、今天的母親卻出現在重藤博士面前了。那是因為在原子彈爆炸近２０年之後，在她那無比的幸運之上投下了最初的陰影。重藤博士的話是語重心長的。儘管他知道這位婦女目前的穩定狀態已經遇到威脅，也只能以極為苦澀的心情為她那轉瞬即逝的穩定而高興。這種現象在廣島也是存在的。
談到苦澀的心態，應該説廣島醫生們的自由的想象力本身，就是一種令人生畏的想象力。將白血病同原子彈爆炸聯繫起來的想象力，迫使人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巨大的恐怖。而且，我們尤其不能忘卻的是這些醫生們本身就是原子彈受害者。廣島的醫生們根據其想象力堅持探索原子彈造成的災害，其實他們自身也是身陷地獄深淵的人，但卻仍然力圖對這一深淵的真相進行更為深入和透徹的探測。這一悲壯的雙重性，使人們從廣島醫生們的想象力和他們所取得的具體而紮實的成果中，獲得了名副其實的誠實而威嚴的印象。
重藤博士設想以廣島市內的高中學生為對象，對下一代的原子病進行綜合調查。但他遇到的最大難題是，這項調查是絕對必要的，但同時又惟恐在廣島的高中學生，即原子彈受害者的後代中引起嚴重的不安和動搖。問題在於這項調查涉及到諸如白血病之類的疾患，而人類至今尚未掌握足以攻克它的手段，從而使博士更加陷於進退維谷的窘境。
然而，對於下一代原子病的追究是絕對需要進行的。因為它不同於逐步死去人們的原子病，而是仍將繼續活下去的人們的原子病問題。美國最早向ABCC派來的也都是優秀的遺傳學家。這就是説，從長達２０年之久的原子彈醫療史的初期開始，關於下一代的原子病問題便已成為全世界所有醫生們關注的焦點。只不過是由於這一設想足以令人產生極為強烈而又深不可測的恐懼心理，因而在某些情況下才採取“小姐們，請放心”之類的樂觀態度。然而，今天當原子彈爆炸２０週年即將來臨之際，關於下一代原子病的調查工作已成為迫在眉睫的課題。儘管面臨着如此嚴重的人性的難題，重藤博士也將盡快地將下一代原子病的調查工作付諸實踐。我確信，廣島的高中生們將會懷着最具有人性的信賴，去協助這位向一切困難挑戰的原子病醫院院長的工作。敢於探測無底深淵的人，併為了獲勝而堅持艱苦鬥爭、擁有巖野泡鳴所説的“絕望的匹夫之勇”的人，也就是廣島的醫生們。我不認為，在廣島會有懷着深深的疑慮而不信賴他們的年輕人。因為，內心深感憂慮的廣島青年們（他們之中的一個人，曾將臉上的疤痕有效地用作恐嚇敵人的兇器，從而成為一個幼稚的惡棍。隱藏在他那帶有疤痕的皮膚下，並反過來用以作為恐嚇敵人的資本的東西，不外是他那最為天真的不安心理）唯一值得信賴的成年人，就是和他們共有同樣憂慮，而又堅強不屈的廣島醫生們。
這或許是我最為樂觀的推測。以廣島市內全部青年為對象的關於下一代原子病的調查工作，是否會將這些青年從惶惑和孤獨的境地中解放出來，引導他們走進一個團結互助的新天地呢？
我曾經採訪過兩位在原子彈爆炸之後從廣島來到東京的青年。其中的一位是一條腿殘廢的小個子。他和同樣受到原子彈災害的朋友們一道，在東京的一個教會學校的附屬機構中做工，縫製向美國出口的服裝。他是一位文靜而沉着的青年，我從他那恬靜的眼神中只發現了已被戰勝和馴服了的不安。儘管他不善言辭，還是熱情地向我傾訴了他和他的夥伴，對於白血病和婚後種種問題的擔心。
另一個青年是一位渾身散發着粗獷氣息的體力勞動者。他曾在京都有過未婚妻。當有一天他發現自己白血球數量已經增大時（那是為履行結婚手續而進行的血液檢查），便不辭而別，默默地離開未婚妻來到東京。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東京港周圍倉庫前的露天工地上為包裝箱打釘。那正是盛夏季節，青年每勞動三天後，便買下大量的維生素和造血劑，第四天精疲力竭地躺倒把自己浸泡在藥物的海洋裏，注射他以在炎炎烈日下的重體力勞動換來的藥物，手臂皮膚變色，甚至變得同賽璐珞一樣僵硬。連他自己也不會相信，這第四天，像死人一樣躺上一整天，便會同那三天身體的過度疲勞相抵消。他只是認為這一天可以在藥物的支撐下得到休息，從而在心理上產生某種安定感而已。但是，只是出於這一目的，他實際上要在損害自己身體的情況下，足足從事三天的重體力勞動。我們不能説他是愚蠢的。這位青年是在利用這一併不高明的作法，同他內心的不安進行抗爭。據説，這位青年不久便辭去了碼頭倉庫的工作，當上了長途卡車的司機。他可能更加瘋狂地折磨自己的肉體，去尋求那可以稍許逃避不安的“第四天”。
如果將這兩位青年的安定的生活和充滿危機的生活所導致的後果加以比較，它們的區別就在於前者不孤獨，而後者只能如同一隻離羣的狼。我時常懷着悔恨的心情想起，當初我未能請求那位沉穩的青年製衣工人將這一狂熱而粗暴的人吸收到他們的集體中去。但是，無論是我，還是那位釘包裝箱的青年都很清楚，青年製衣工人也為他自己和他同伴們的問題而自顧不暇。
對於是否是原子彈受害者的子女不加區別地以全部廣島青年為對象，進行下一代原子病的綜合調查，從中發現他們擁有的某種共性。如果擴而大之，則由《中國新聞》社論委員金井等人制定的《原子彈受害白皮書》就必須完成如下的使命。那就是以廣島為中心，在全體日本人中發現他們具有的共性。這在原理上難道不是一致的嗎？
為了理解重藤文夫博士在戰後２０年中所擁有的威望，必須特別注意到他始終在堅持經營原子病醫院這一具有政治意義的工作。然而，即便對此姑且不論，僅僅通過以上的幾個小故事，許多真實的人們的形象就會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們敢於正視廣島的現實，既不過分絕望，也不抱有幻想。我願將具有這一形象的人們稱之為正統的人。２０年來廣島的情況始終是嚴酷的，即使有數以百計的正統的羣體，也不足以與之相對抗。但是，儘管如此，真正敢於同這一毫無勝利希望、最為險惡的現實相抗爭的，仍然只是這些正統的人們。我認為重藤文夫博士就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典型。
關於中國的核試驗，它被視為革命之後，中國堅持自力更生路線所取得的最大發展成果；核彈被視為充滿新的自豪感的中國人民族主義的象徵。我也贊成這種分析和理論。但同時，我認為應該以讓廣島繼續存在下去的日本人的名義，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現在與將來擁有核武器的一切國家提出作為否定象徵的、對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態度。換言之，就是亟需確立一種在原子彈爆炸２０年後的新的日本人的民族主義態度。而廣島的那些正統的人們，正是我心目中日本新的民族主義積極象徵的具體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