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代末的某天清晨——阿布杜勒哈米德展開他為期三十年的“專制統治”後不久——一名二十五歲的記者坐在巴比阿里小報《幸福報》的報社桌前。忽然間門倏地打開，一個戴紅氈帽的高個子男人，身穿紅色厚呢料衣袖的“某種軍裝”，大步跨入室內，他看了年輕記者一眼，喊道：“過來！”年輕記者誠惶誠恐地站起身來。“戴上你的氈帽!走吧！”記者跟著穿軍裝的男人坐上等在門口的馬車，一同離去。他們默默地過加拉塔橋。才走一半，容貌俊美的年輕記者鼓起勇氣問他們上哪兒去，然後靜候答案。
“去見巴司瑪貝因席（蘇丹的首席秘書）!他們叫我立刻帶你去！”年輕記者在宮廷接待室待了一段時間後，坐在大桌前鬍子花白的男人憤怒地看了他一眼。“過來！”這男人叫道。他面前攤著一份《幸福報》。他怒衝衝地指著報紙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年輕記者不懂問題何在，男人於是喊了起來：
“叛徒!忘恩負義!我們該把你的頭扔進臼裡，搗成肉醬！”
雖然怕得半死，記者還是注意到惹麻煩的是一位已故詩人的詩。詩中的疊句是“春天是否永遠不來?春天是否永遠不來？”他想解釋，便說:“閣下……”
“他還不肯閉嘴……去站在門口！”蘇丹的首席秘書說道。記者站在外面渾身顫抖了十五分鐘，再次被領進裡面。但年輕人每回嘗試開口說明他不是詩的作者，便再一次遭受憤怒的抨擊。
“自大狂!畜生!混賬!無恥之徒!媽的!都去死吧！”
當年輕記者領會到他不能發言，便鼓足勇氣，拿出口袋裡的印章，放在桌上。蘇丹的首席秘書讀了印章上的名字，立即明白這是一場誤會。
“你叫什麼名字？”
“拉西姆。”
四十年後拉西姆在回憶錄《作家與詩人》中講述這件事，他說當首席秘書意識到屬下帶錯了人，態度隨即改變。“請坐吧，小兄弟，”他說,“你不介意我這麼叫你吧？”他拉開抽屜，示意要拉西姆走近，遞給他五里拉，說:“得了。這件事別說出去。”如此打發了他。拉西姆以他一貫的活力與幽默道出這一切：以日常小事增添故事的文采，成為他的特點。
他對生命的熱愛、他的機智以及專業帶給他的喜悅——這一切使拉西姆成為伊斯坦布爾的著名作家之一。他能使吞沒小說家坦皮納、詩人雅哈亞和記事錄作者希薩爾的后帝國憂傷，與他用之不竭的精力、樂觀與興致保持平衡。跟熱愛伊斯坦布爾的每一位作家一樣，他對其歷史很感興趣，也寫過相關著作，但由於他謹慎約束自己的憂傷，因此不曾懷念“失落的黃金時代”。他不把伊斯坦布爾的過去看做神聖的寶庫，也不去挖掘歷史，尋找可能讓他寫出一部西式鉅著的真實聲音，他寧願像城裡大多數人一樣，侷限在當下：伊斯坦布爾是個有趣的居住地，不過如此而已。
和他的大部分讀者一樣，他對東方西方的問題或是“推動我們的文明改造”不感興趣。對他而言，西化產生了新一批裝腔作勢者，其矯揉造作的新姿態是他樂於揶揄的對象。他本身在青年時代的文學活動——他寫過小說和詩，但兩項努力皆未成功——使他對任何暗示賣弄或狂妄的事物皆表懷疑，開尖刻的玩笑。他嘲弄自命不凡的伊斯坦布爾詩人唸詩的種種方式，他們模仿高蹈派和頹廢派詩人，甚至攔下路人作即興演出，他的文人同胞們有辦法把任何對話直接引到他們自己的生涯問題，於是你立即感覺到他在他自己與西化的精英之間劃上某種距離，這些精英跟他一樣，大半住在巴比阿里出版區。
但拉西姆卻是作為報社專欄作家——或以當時流行的法語詞“feuilletoniste”稱之——找到了自己的聲音。除了心血來潮的牢騷，偶爾假裝的興致，他對政治不感興趣。說到底，國家的壓迫和審查制度使政治成為一種棘手、時而不可能成立的主題（他喜歡詳述他的專欄有時遭受非常嚴厲的審查，僅留下空白處），他反而讓城市成為他的主題。（“假使政治禁令及其褊狹意味著找不到東西談論，那就談談市議會和城市生活，因為大家向來喜歡讀這些東西！”出自一位伊斯坦布爾專欄作家的此一忠告，已有上百年曆史。）
就這樣，拉西姆花了五十年的時間書寫伊斯坦布爾的種種現象，從各個種類的醉漢到貧民區的攤販，從雜貨商到雜耍藝人，從博斯普魯斯沿岸的美麗城鎮到喧鬧的酒館，從每日新聞到貿易展，從遊樂園到草原和公園，市集日和每個季節的獨特魅力，包括冬季樂陶陶地打
雪仗滑雪橇，還有出版情況、八卦消息和飯館菜單。他愛搞列表及分類法，他善於觀察人們的習慣和癖好。好比植物學家對森林裡的各種草木感到振奮，拉西姆對推動西化的種種表現、移民問題和歷史巧合亦有相同感受，這一切每天都為他提供新奇古怪的寫作材料。他勸年輕作家在城裡閒逛時“隨時帶著筆記本”。
拉西姆在1895至1903年間所寫的專欄佳作收錄於《城市通訊》一書。他從不自稱為“城市通訊員”，除非以嘲弄的口吻道出。他借用1860年代法國的做法，抱怨市議會，觀察日常生活，為城市把脈。1867年，納默克?凱末爾——後來成為現代土耳其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不僅崇拜雨果的戲劇與詩，還讚賞其浪漫的好鬥心——在《藍圖報》上發表一系列的信，述說伊斯坦布爾齋戒期間的日常生活。他的信，或稱“城市專欄”，定下了基調，後人跟他一樣採用平常書信所用的信任、親密、同謀的口吻。於是，他們將全體伊斯坦布爾人稱呼為親戚、朋友、愛人，從而成功地把城市從一串村子變成臆造的整體。
其中一名記者，號稱“有見識的艾豐迪”，因身為《見識報》的發行人而被如此稱呼（他在宮廷贊助下發行報紙，因此當報社因隨意刊載一篇事後被認為令人不快的文章而關閉後，他有一段時間被稱做“沒見識的艾豐迪”）。他毫不留情地直面日常生活，經常勸告讀者，也常責備他們，雖然文章枯燥無味，他卻當之無愧地作為他那時代最嚴謹的伊斯坦布爾“書信作家”而被人們懷念。
這些首先記述伊斯坦布爾的城市專欄作家捕捉城市的色彩、氣味、聲音，並加進趣聞軼事和幽默見解，還幫著建立伊斯坦布爾街道、公園、花園、商店、船、橋、廣場、電車的禮儀。由於批評蘇丹、國家、警察、軍隊、宗教領袖或權力更大的議員皆屬不智之舉，文學精英們的嘲笑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身不由己的普通人，走在街上關心自己的事、為養家餬口而艱苦奮鬥的市井小民。我們之所以熟知這些教育程度不及專欄作家和報刊讀者的伊斯坦布爾不幸之人——他們一百三十年來在街上做的事，他們吃的東西，說的話，他們發出的聲音——都得歸功於這些屢屢憤怒、時而慈悲、不斷批評的專欄作家，他們以寫下這些為己任。
學會識字的四十五年後，我發現每當我的眼光落在報紙專欄上時，無論它是威脅我走回傳統還是使我加倍西化，我都會馬上想起母親說的“不要指指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