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時候，卡的家位於尼尚坦石，當律師的父親、當家庭婦女的母親、可愛的妹妹、忠誠的僕人、傢俱、收音機和漂亮的窗簾構成了這個中產階級的“家”。對卡來說，貧困是這個“家”之外的另一個世界開始的地方。那個世界是無法觸摸的、危險的一種黑暗，在卡童年時期的想像中，它只是形而上的一種存在。儘管這種存在在他以後的生活中沒有太大的變化。在伊斯坦布爾突然下決心踏上卡爾斯之旅的原因，也難以將它解釋成為迴歸童年時代的一種衝動。儘管卡遠離土耳其，也知道卡爾斯是近些年來國內最貧困、最無人關注的地方。從生活了十二年的法蘭克福回到伊斯坦布爾，看到童年時和小夥伴們一同走過的那些伊斯坦布爾的街道、店鋪、影院都已面目全非，或者已不存在，或者已失去了活力。這喚起了卡要到別處去尋找自己童年和純真的願望，因此卡爾斯之行也可以說卡是為了再見留在童年記憶中他那中產家庭的貧困。因此，當他在卡爾斯店鋪的櫥窗裡看到童年時穿過卻在伊斯坦布爾再也沒見到過的那種吉斯拉威德牌的體操鞋時，當他看到威祖夫牌的爐子時，當他看到裝著卡爾斯圓形奶酪的那種由六個三角形組成的盒子時（這種盒子是他對卡爾斯最初的認識），卡感到如此地幸福，以至於他都忘記了那些自殺的女子，為自己身在卡爾斯而感受到了一種安寧。
近中午時，卡告別了塞爾達爾先生，採訪了民眾平等黨和阿塞拜疆族的一些重要人物之後，獨自在大雪中漫步。走過阿塔圖爾克大街，過了橋，徑直朝最貧困的街區走去，卡心中充滿悲傷，除了狗叫聲外沒有任何聲息的沉寂中，那無休無止的雪，飄向遠方看不到的陡峭山嶺，飄向塞爾柱時期的城堡，飄向那不知是歷史遺蹟還是棚屋的廢墟，卡覺得除了自己沒別人留意這些，眼中蓄滿了淚水。尤素福帕夏街區公園的鞦韆斷了，滑梯也壞了，公園旁邊有片空地，空地盡頭的電杆上有個大燈，用來照亮那裡的煤場。卡看著一些高中生模樣的年輕人在燈下踢足球。聽著年輕人被大雪壓低了的叫喊聲、對罵聲，卡覺得在這昏黃的燈光下，雪中，塵世裡的這個角落離一切都是那麼的遙遠，有種讓人難以置信的荒涼，卡內心中出現了真主的念頭。
最初，與其說這是種念頭不如說是一個畫面，然而是那種在展館中匆匆忙忙看完後努力想要回憶卻怎麼也無法再現的那種畫面。與其說是一個畫面不如說是轉瞬即逝的一種感受，而這種感受卡也不是第一次才有。
卡在伊斯坦布爾一個信奉共和主義的世俗家庭里長大，除了在小學的宗教課程裡學過一些宗教知識，沒受過任何其他伊斯蘭教育。近年來，當他內心中時不時有類似現在的這種幻象出現時，他沒有慌亂，也沒有去追尋這種不真切的、充滿詩意的衝動。至多，在他內心中會產生一種樂觀的想法：世上有一處值得欣賞的美景。
卡回到旅館自己的房間，想暖和暖和再休息一會兒，他饒有興趣地翻著從伊斯坦布爾帶來的有關卡爾斯歷史的書，一整天的所見所聞和閱讀歷史令他回憶起的童年傳說，在他的頭腦中混雜在了一起。
在卡爾斯有一些別墅，儘管距離遙遠，但這些別墅也使卡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曾幾何時，住在這些別墅裡的那些生活富足的中產階級們，他們常常在這裡舉行舞會，沒完沒了地進行宴請。卡爾斯曾是來往格魯吉亞、第比利斯、高加索山脈之間的必經之路，因此，靠著卡爾斯有利的地理位置，依靠貿易，依靠卡爾斯位於上個世紀奧斯曼和沙皇俄國這兩個沒落帝國邊境的優勢，依靠這兩個帝國駐守在這裡的軍隊，這些人發了家，致了富。奧斯曼帝國時期，這裡就是多個民族聚居生活的地區，生活在這裡的有一千年前在這裡修建了雄偉壯麗的教堂的亞美尼亞人，有躲避蒙古大軍和伊朗軍隊的波斯人，有拜占庭帝國和蓬圖斯王朝時期留下來的希臘人，有格魯吉亞人、庫爾德人，還有各部族的切爾卡西亞人等。1878年，擁有五百年曆史的卡爾斯堡落在了俄國人手中，一部分穆斯林被驅逐出這裡，但城市的繁榮和多民族的聚居還延續著。在俄國人統治時期，沿著城堡坡面修建的堡內街區街上帕夏們的別墅、公共浴池和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各種建築慢慢地顯得落伍了，而卡爾斯河南岸平原上的俄式建築被五條平行筆直的大街齊整地切開，這麼有序的建築在東方城市中很少能見到，很快形成了一座快速富裕起來的新城。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在這裡和他的秘密情人幽會，一同去狩獵。這裡也比較適合俄國人南下地中海，獲取貿易通道，因此得到大量的財政投資而得以重建。二十年前當卡來到這裡時，令他對卡爾斯著迷的不是那座因為民族和部族戰爭而幾乎完全成為廢墟的奧斯曼帝國城市，而是由整齊的街道、大塊的路石、共和國時期種的棗樹和梧桐樹構成的這座憂傷的城市。
經歷了無休止的戰爭、迫害、集體屠殺和起義，城市先後被亞美尼亞人和俄羅斯人控制，甚至一度落入了英軍的手中。也曾經在很短的一段時期內，卡爾斯甚至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之後，1920年10月，在卡澤姆?卡拉貝奇爾（他的雕像後來豎立在了車站廣場上）率領下，土耳其軍隊進入了這座城市。四十三年後土耳其人重新佔領了卡爾斯，他們接受了城市的俄羅斯建設風格，定居在這裡。那時，他們也接受了俄國人帶來的文化，因為這些文化正符合共和國的西化浪潮。俄羅斯人修建的五條街道，分別以卡爾斯歷史上五位帕夏的名字命名，因為他們不知道除軍人外的其他偉人。
人民黨原市長穆扎菲爾先生既驕傲又氣憤地向卡講述著當年的西化年代。那時，人們在人民之家舉辦舞會；在早晨卡經過的到處都生鏽了的鐵橋下舉行滑冰比賽；從安卡拉來的演員們在這裡演俄狄浦斯王的悲劇——儘管當時和希臘的戰爭結束還不到二十年——演出在卡爾斯受到共和派中產階級的熱烈歡迎；那些富人們穿著裘皮領大衣，裝扮得花裡胡哨的健壯的匈牙利大馬拉著雪橇招搖過市；為支持自己的球隊，人們在民族公園的洋槐樹下，舉行舞會，在鋼琴、手風琴和單簧管的伴奏下跳著最時髦的舞；夏天，年輕女孩子們穿著短袖騎著自行車在城市裡悠閒地轉著；年輕人冬天滑著冰刀去學校，他們懷著對共和國的熱情，穿著夾克，裡邊打著蝴蝶領結。當律師穆扎菲爾先生多年後為競選市長回到卡爾斯的時候，想在競選進行得熱火朝天的時候繫上他高中時用過的蝴蝶領結，立刻遭到同僚們的反對，他們認為系這種“裝模作樣”的玩意兒會丟了選票，但穆扎菲爾先生沒聽他們的。
似乎隨著一個個漫長冬天的悄悄離去，城市變得更加頹敗、貧困和不幸。原市長講到過去那些留下了美好記憶的冬天；講到來演希臘戲劇的那些臉上撲著粉、半裸的演員們；接著又把話題轉到了40年代末包括他在內的一些年輕人在人民之家上演過的一個革命劇本。他說:“這個劇本講了一個黑袍年輕女子的覺醒，最後她摘掉頭巾，在舞臺上燒掉了黑袍。”40年代末，據說在卡爾斯他們四處尋找一件黑袍卻根本找不到，最後打電話從埃爾祖魯姆找來了一件。穆扎菲爾先生補充說:“現在卡爾斯大街上到處都有穿黑袍的，披蓋頭的，戴包頭巾的。因為戴在她們頭上的是伊斯蘭政治力量的標誌，是一面面旗幟，所以不讓她們進課堂，她們就自殺。”
在卡爾斯遇到伊斯蘭政治力量崛起和戴包頭巾女子這樣的問題，卡內心中總會產生一些疑問，可總是欲言又止。比如，他沒有深究：既然40年代的卡爾斯找不到一個穿黑袍的女人，那些狂熱的年輕人演這樣一個反對穿黑袍的戲又有什麼意義?一整天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並沒有仔細觀察那些戴包頭巾或穿袍子的婦女們，因為回國後這一星期裡，他還沒有學會像主張世俗主義的知識分子那樣通過密切觀察街上戴包頭巾的婦女就能得出些個政治結論，也還沒有養成這樣的習慣。另外，從童年起他就根本不注意街上那些戴包頭巾、穿袍子的婦女。卡度過童年的地方是伊斯坦布爾比較西化的地區，出現在這裡戴包頭巾的婦女要麼是從郊區來的賣葡萄的婦女，要麼就是牛奶小販的妻子，要麼就是來自社會下層的別的什麼人。
卡住的卡爾帕拉斯旅館以前的主人都有誰，關於這個問題後來我也聽說過很多說法：因罪責較輕沒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亞而被流放到這裡來的一個崇拜西方的大學教授，做水牛生意的一個亞美尼亞人，希臘人的孤兒們……不管第一個主人到底是誰，這座已有一百一十年曆史的建築與同期的建築一樣，一種叫“派契”的俄式取暖爐被置於牆內，可同時向四個房間供暖。但在共和國時期，土耳其人不會用這種俄式取暖爐，把這座樓改為旅館的第一個土耳其主人，在進樓處放了一個巨大的銅爐，再後來，每個房間就都裝了暖氣片。
卡穿著大衣躺在床上正陷入幻想的時候，有人敲門，他起身開了門。來人是每天坐在火爐前看電視度日的服務員賈維特，給卡鑰匙時他忘了件事。
“剛才我忘說了,《邊境城市報》的塞爾達爾先生正等著您呢，要您快去。”
他們一起來到大廳。卡正準備往外走的時候突然停下了：伊珂從服務檯邊的那個門進來了，她比卡想像的還要漂亮。卡立刻想起了大學時這個女人的美貌。他有些慌亂。是的，當然，她是如此美麗。他們像兩個伊斯坦布爾的布爾喬亞，先握握手，稍稍猶豫了一下，然後把頭向前伸出，身體保持一定的距離，擁抱，親吻臉頰。
“我知道你要來。”伊珂稍向後退了退，用一種讓卡感到驚訝的坦誠說道:“塔耐爾打電話跟我說了。”她直盯著卡的眼睛。
“我是為選舉和自殺女子的事情而來的。”
“你準備待多長時間?”伊珂說,“亞細亞旅館旁有個新人生糕餅店。現在我正忙我父親的事。一點半我們在那裡見面聊聊吧。”
這一幕不是在伊斯坦布爾——比如說是在貝尤魯——而是在卡爾斯發生了，這使卡感到有點奇怪。他弄不清自己的慌亂有多少是因為伊珂的美貌。在雪中走了一會兒以後，卡想，還好買了這件大衣。
去報社的路上，他的心毫無疑問地道出了他的大腦絕對不會承認的兩個事實：第一，卡從法蘭克福來到伊斯坦布爾一方面為參加母親的葬禮，另一方面是單獨生活了十二年後想找一個合適的土耳其姑娘結婚；第二，卡從伊斯坦布爾來到卡爾斯是因為他暗自認為這個姑娘就應該是伊珂。
如果這第二個想法出自哪位敏感的好朋友的話，卡可能永遠都不會原諒他的冒失，但又因為別人說的是事實，他又可能終生都會在羞愧中自責。這世上有些人認為，如果沒有別人為自己的幸福忙這忙那的話，就是最大的幸福，卡就是這樣一個衛道者。另外，為結婚找一個自己並不太瞭解的人，這也根本不符合一個西化了的知識分子的性格。儘管這樣，去報社的路上，他並沒感到什麼不安。因為和伊珂的初次相遇，比他從伊斯坦布爾來時坐在長途車上自己潛意識中想像的要好。
《邊境城市報》報社與卡住的旅館中間隔了一條街，在法伊克貝依街，辦公室和印刷室所佔的地方也只不過比卡住的那個旅館房間稍大一點。一面木板牆把房間分成了兩部分，木板牆上掛著阿塔圖爾克的肖像、日曆、名片和請柬的樣本、來過卡爾斯的大人物和知名人士同塞爾達爾先生的合影、鑲在鏡框裡的四十年前的第一份報紙。木板牆另一邊，電動印刷機開動著，踏板搖搖晃晃，傳來悅耳的聲音，這個印刷機是一百一十年前由萊比錫的鮑曼公司製造的，在漢堡服役了二十多年後，在土耳其第二次立憲的新聞自由時期被賣到了伊斯坦布爾，在那裡又服役了四十五年，在要被扔進垃圾堆的時候，1955年塞爾達爾先生的父親用火車把它運到了卡爾斯。塞爾達爾先生二十二歲的大兒子，用蘸了唾液的右手手指往機子裡放白紙，左手熟練地整理印好了的報紙（印刷機的收集筐在十一年前兄弟倆打鬧時被弄壞了），在這期間他還能不失時機地和卡打個招呼。小兒子和他哥一樣，長得不像父親，一見他，卡的眼前立刻浮現出他母親的樣子，細長眼，白白的臉蛋，矮小的身材，胖胖的。他坐在一個被油泥染得烏黑的櫃子前，櫃子有上百個小抽屜，每個抽屜又裝著大大小小的鉛字母、模子和壓印版，他正為三天後的報紙手工排廣告，他的耐心和專注可以與那些超凡脫俗的書法家們相媲美。
“您看到了吧，東部安納多魯地區新聞業是在何種條件下掙扎著。”塞爾達爾先生說。
這時停電了。印刷機也停了下來，房間沉浸在了一片神秘的漆黑之中，卡看到了外面落雪悽美的白色。
“印了多少份了?”塞爾達爾先生問道。他點亮了蠟燭，讓卡坐到前面辦公室的椅子上。
“一百六十份了，爸爸。”
“來電以後印夠三百四十份，今天有遠道而來的演員。”
《邊境城市報》在卡爾斯只有一個地方能買到：民族劇院對面，每天有二十來人來買；但正如塞爾達爾先生驕傲地說的那樣，算上訂購的，報紙銷售量能達到三百二十份。其中二百份由政府機關訂購，塞爾達爾先生時不時必須吹捧吹捧他們的政績。剩下的八十份由那些雖然離開卡爾斯在伊斯坦布爾定居、卻仍然和這裡有聯繫的人們訂購，這些人可都是些“重要而且守信用”的人物，他們的話在政府裡都有一定的分量。
電來了，卡看到塞爾達爾先生的額頭上因為生氣而青筋直冒。
“您和我們分手以後，見了一些不該見的人，從他們那兒得到了一些關於這個城市的錯誤信息。”塞爾達爾先生說。
“您怎麼知道我去了哪裡?”卡問道。
“警察當然會跟蹤您。”這位報業人士說。“我們因為工作原因，有時也通過無線電設備聽警察們的通話。我們報紙新聞的百分之九十是由市政府和警察局提供的。安全部門很清楚，您向每個人都問這樣的問題：卡爾斯為什麼這麼落後和貧困；年輕女子們為什麼要自殺。”
關於卡爾斯為什麼這麼落後這個問題，卡聽到了很多解釋：冷戰時期和蘇聯的貿易額減少了；海關口岸也關閉了；70年代共產黨游擊隊控制了整個城市，富人們遭到恐嚇和劫持；稍有些積蓄的人或者移居到伊斯坦布爾或者去了安卡拉；安拉和政府忘記了卡爾斯；土耳其和亞美尼亞之間沒完沒了的爭端……
“我決定還是把事實真相跟您說了吧。”塞爾達爾先生說。
機智和樂觀告別卡已經很多年了，但他現在立刻明白了這個問題裡有不可告人的一面。在德國一直困擾自己的其實也就是這個問題，但卡總是迴避問題的陰暗面。現在卡心中有著對幸福的憧憬，所以他能夠接受這個事實。
“過去我們這裡大家都是一家人。”塞爾達爾先生說，像是在道出什麼秘密似的。“但近些年來，人們開始自稱阿塞拜疆人、庫爾德人、泰雷凱梅人。當然，這裡有不同的民族。泰雷凱梅人，也叫黑帕帕克人，和阿塞拜疆人同屬一家。庫爾德人，我們認為是一個部族，以前根本就不懂什麼庫爾德民族主義。奧斯曼帝國時期遺留在這裡的本地居民，也從不驕傲地稱‘我是本地人’。這裡還有土庫曼人、波索夫人、沙皇時代被流放到這裡的德國人，什麼人都有，但大家都不以自己屬於什麼民族為傲。這種所謂的民族自豪感是那些在埃裡溫和巴庫的電臺散佈的，他們想讓土耳其四分五裂。現在大家都越來越窮，民族自豪感卻越來越強。”
塞爾達爾先生看到卡聽得認真又換了個話題。“宗教分子們挨家挨戶地轉，成群結隊地到你家裡來做客，給婦女們帶去廚具、鍋、榨汁機、一盒盒香皂、一袋袋洗衣粉和麥子，在貧困的街區他們馬上得到了好感，女人和女人之間建立起了一種親近感；他們用別針在小孩的肩頭別上金色的布帶。他們到處宣傳，把你們的票投給真主的黨——繁榮黨；他們說，現在我們面臨的貧困和不幸都是因為偏離了真主的道路。男宗教徒給男人們，女宗教徒給女人們作宣傳。他們得到了那些遭受挫折、憤怒的失業者們的支持，得到了那些整日等米下鍋、為吃飯而發愁的失業者妻子們的支持，然後他們許諾，只要投他們的票以後還會得到新的禮物。他們贏得的不只是那些毫無尊嚴的最貧困的人和失業者們的尊敬，也有那些每日只以一碗熱湯充飢的大學生、工人、甚至小販們的敬意，因為這些人更勤勞、更正直、更謙虛。”
《邊境城市報》的主人告訴卡，被刺的原市長觸犯眾怒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想取消“不現代”的四輪馬車（這個計劃只不過因他遇刺而半途而廢了），實際上是他的受賄和營私舞弊。可是，無論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主張共和主義的政黨，卻因為家族血仇、種族歧視、民族主義等原因而分裂，他們之間還進行毀滅性的競爭，以至於無法推出一個強有力的市長候選人。“只有一位候選人的人品值得信賴，他屬於真主的黨，就是你住的那家旅館的主人吐爾古特先生的女兒伊珂女士的前夫穆赫塔爾先生。這人有些沒腦子，但他卻是庫爾德人。庫爾德人在這裡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這次選舉獲勝的將是真主的黨。”
雪下得更緊了，這使卡再次產生了一種孤獨感，與此同時還有一種恐懼，他害怕伊斯坦布爾那個他成長的環境就要消失，害怕土耳其西化的生活也將不復存在。在伊斯坦布爾的時候，他看到童年時代的那些街道已經毀壞，世紀初遺留下來的古老而又雅緻的樓房也坍塌了，童年時代的樹也因乾枯而被砍掉，影院十年前就關閉了，改建成了一排排又窄又暗的服裝店鋪。這不僅意味著童年所有的一切都一去不復返，也意味著卡重回伊斯坦布爾生活的幻想破滅了。卡還想到，如果宗教極端分子在土耳其掌權，妹妹以後不戴頭巾就不能出門了。卡望著《邊境城市報》的霓虹燈下彷彿童話故事裡一般的大片大片的雪花慢慢飄落，幻想著和伊珂一起回到法蘭克福，幻想著他們一起在卡夫霍夫賣女鞋的二樓購物。卡就是在那裡買了現在緊裹在身上的這件灰色大衣。
“這就是想把土耳其的一切都變得和伊朗一樣的國際伊斯蘭運動的一部分……”
“自殺的年輕女子們也是因為這嗎?”卡問道。
“可惜，據我們所知她們很多人是受騙了，但是我們害怕引起更強烈的反應，引起更多的自殺，出於責任我們沒有把事實寫出來。有人說著名的伊斯蘭恐怖分子‘神藍’就在我們這座城市，而他來這兒的目的就是要給戴包頭巾的和想要自殺的女子出主意。”
“伊斯蘭教徒不是反對自殺嗎?”
塞爾達爾先生沒有回答。印刷機停了，屋裡陷入一片沉寂，卡欣賞著外面令人難以置信的落雪，想到一會兒要和伊珂見面，他越來越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他也為卡爾斯的問題而苦惱著。但現在，卡只想著伊珂，想做好準備和她在糕餅店見面，因為現在已經一點二十了。
塞爾達爾先生大塊頭的大兒子，把新印好的報紙的第一頁像特意準備好的禮物一樣，攤開在卡的面前。多年來卡養成了在文學雜誌上找自己名字的習慣，很快，他就在報紙的邊角上發現了一則新聞。
著名的詩人卡（KA）在卡爾斯
全土耳其都熟知的詩人卡（KA）昨日來到了我們這個邊境城市。年輕詩人的作品《菸灰和橘子》和《晚報》曾榮獲貝赫切特?內加特吉獎，受到國內讀者的一致好評，此次詩人以《共和國報》記者的身份來觀察即將進行的選舉。詩人卡（KA）在德國法蘭克福生活多年，對西方詩歌頗有研究。
“我的名字拼錯了，”卡說,“字母A應該小寫。”他剛說完就後悔了。“還不錯，”他帶有一分歉意地說。
“很抱歉，我們對您的名字也不是很確定，為此還找過您，”塞爾達爾先生說。“我的孩子，看到了吧，你們把詩人的名字排錯了。”他用一種毫不慌亂的語氣教訓著他的兩個兒子。卡看得出這種錯排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現在馬上改過來……”
“算了，沒關係。”卡說。這時他看到最長的一則新聞的最後一行中自己的名字沒被排錯。
民族劇院蘇納伊?扎伊姆劇組的勝利之夜
土耳其著名的蘇納伊?扎伊姆劇組昨夜在民族劇院的演出獲得極大的關注。蘇納伊?扎伊姆劇組的創作以其民粹主義、阿塔圖爾克主義和啟蒙主義傾向而著稱。晚會持續到半夜，演出不時被觀眾的歡呼和掌聲打斷，副市長、市長代表和卡爾斯的其他重要人物觀看了演出。卡爾斯人對這樣的一次藝術盛會期盼已久，人們既可以在熱鬧的民族劇院觀看演出，也可以在家裡觀看。因為，邊境卡爾斯電視臺成立兩年來首次進行了現場直播，把這一精彩的演出即時地展現給卡爾斯人。就這樣，邊境卡爾斯電視臺首次在錄影棚之外進行了現場直播。因為目前還沒有轉播車，從邊境卡爾斯電視臺所在的哈立特帕夏街到相隔兩條街的民族劇院攝影棚鋪設了電纜。為了避免凍壞電纜，熱心的卡爾斯市民讓電纜從自己家裡通過。（比如牙醫法德爾先生家，讓電纜從前面陽臺的窗戶進來，從後花園出去。）卡爾斯人以後有機會也可以再使用現場直播這種方式。邊境卡爾斯電視臺的負責人指出，通過這次錄影棚外的現場直播，卡爾斯所有的企業都已經在電視臺做了廣告。此次演出使整個卡爾斯欣賞到了反映阿塔圖爾克主義的劇作、西方啟蒙主義時期一些著名劇作的片斷、譏諷侵蝕我們文化的廣告的小品、著名的守門員伍拉爾的軼事和反映愛國主義、頌揚阿塔圖爾克的詩歌。來我市訪問的著名詩人卡（Ka）還親自朗誦了他的最新作品《雪》。除此之外，大家還欣賞了由共和國初期最著名的具有啟蒙性質的劇作《祖國還是長袍》改編而成的舞臺劇《祖國還是頭巾》。
“我沒有寫名字叫‘雪’的詩，晚上我也不準備去劇院。您這條新聞就不準確了。”
“您別說得那麼肯定。有些人瞧不起我們，認為事情還沒發生新聞就寫好了，這不是在做新聞而是在占卜，但後來他們卻看到事情完完全全是按照我們寫的那樣在發展，他們又感到那麼不可思議。很多事情正是因為我們事先寫了才發生了。現代的報業應該這樣才對。您可別剝奪我們在卡爾斯現代化的權力啊，您不會讓我們傷心吧，我肯定您一定會先寫一首名為‘雪’的詩，並且一定會來劇院朗誦的。”
報上還有其他一些新聞，如關於競選集會的通知，從埃爾祖魯姆來的疫苗開始給高中生注射，市政府推遲兩個月收繳水費給卡爾斯人提供了便利，等等。在這些新聞中卡發現了一則先前沒注意到的新聞。
大雪切斷了交通
持續兩天的大雪使我市與外界的交通完全中斷了。繼昨日通往阿爾達漢的公路封閉後，今天通往薩勒卡莫什的公路也開始禁止通行。一些路段因積雪和結冰不能通行，駛往埃爾祖魯姆的耶爾瑪茲公司的長途車不得不中途返回。據氣象部門通報，未來三天內本地將持續受西伯利亞冷空氣和大雪的影響。卡爾斯，同以往的冬天一樣，三天內完全要靠自給自足了。這也給了我們一個整理自己的機會。
卡站起身正要走的時候，塞爾達爾先生搶身擋在了門口，讓卡聽完他最後要說的幾句話。
“不知道吐爾古特先生和他的女兒們會跟您說些什麼!”他說。“我常登門拜訪他們，他們是真誠的人，但您別忘了：伊珂女士的前夫是宗教政黨競選市長的候選人。大家都知道隨她父親來這裡讀書的妹妹卡迪菲是主張戴包頭巾的女孩子中最為極端的。她們的父親則是原共產黨!至今沒有一個人能弄清楚他四年前為什麼在卡爾斯最糟糕的日子裡選擇來到了這裡。”
儘管突然聽到這麼多使自己不安的事情，但卡一點聲色都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