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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班迪師傅的孩子

    ……嘆息聲響起,顫抖地穿透這沒有時間的空間[1]指但丁《神曲》中介於天堂與地獄之間的煉獄。[1]。

    ——但丁《神曲:地獄篇》第四節詩

    自從我們魯莽地邀請一般民眾無論其來源、背景或信仰,通過我們的專欄表達意見,便立刻湧進了大量讀者來信,其中不乏妙文佳作。有些讀者得知他們的題材終於也有發聲的一天,甚至懶得把它們完整寫出來,乾脆跑到報社向我們講述他們的故事,口沫橫飛直到臉色發青。還有一些人,當發現我們對他們陳述的駭人細節和可疑鬧劇持懷疑態度時,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和故事的真實性,他們索性把我們拖下書桌,引領我們進入文化中神秘的角落——某些從未有人探究或書寫過的幽微之處。我們便是從這裡獲知了土耳其假人制造的隱晦歷史,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一行被迫轉入地下進行。

    幾百年來,在我們的文化中,從來沒有人意識到製造假人也是一門藝術,只把它視為某種“民間工藝”,充滿鄉土氣息,就好像那是稻草人之類的玩意兒。班迪師傅是第一位致力於此的工匠,也是假人制造業的開山祖師。他曾為海軍博物館製作過展場所需的假人,這座博物館是我們的第一座,由蘇丹阿布杜哈米提下令興建,當時的一位王儲奧斯曼·亞拉列丁殿下出資贊助。這項技藝後來之所以走向秘傳,也是因為班迪師傅的緣故。因為,根據目擊者的敘述,參加博物館開幕的來賓對眼前的景象震驚不已,他們看見三百多年前在地中海擊潰意大利和西班牙船艦的土耳其強壯海盜和魁梧戰士,威武地屹立在皇家遊艇和軍艦之間,八字鬍又挺又翹。班迪師傅用木頭、灰泥、蠟、羊皮、駱駝皮和母鹿皮,加上人發和鬍鬚,製造出他獨一無二的驚人塑像。然而當時的伊斯蘭教長是一個老古板,當他親眼看見這些由精湛技藝製做出的奇蹟造物後,勃然大怒:因為完美仿製阿拉的造物意味著與它競爭,所以這些假人便被移出博物館,軍艦與軍艦之間則改放欄杆。

    禁令——在我們從沒停止過的西化歷程中是家常便飯——並沒有澆熄班迪師傅對工藝愛好的熊熊烈火。他不但忙著在自己家裡製作新的假人,更企圖遊說政府當局允許把他稱之為自己的“孩子”的傑作,再一次放進博物館裡,或者任何別的地方,只要能夠展示就好。當他被拒絕之後,他把一肚子氣怪到政府當局的不支持,而沒有遷怒於自己的藝術品。他把自己家裡的地下室改建成工作室,在那裡繼續生產假人。後來,他從伊斯坦布爾舊城搬到加拉塔的基督徒區,主要是為了防範鄰居們指責他“邪魔歪道、變態、異端邪教”,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的“孩子”數量持續增加,原來那棟中等大小的穆斯林住所再也容納不下。

    搬進這棟位於庫勒迪畢的怪屋子後(我便是來這裡參觀),班迪師傅本著熱情和信念,繼續他嚴謹的工作,並把他專精的手藝傳授給自己的兒子。經過二十年不間斷的努力,他注意到許多貝尤魯的流行服飾店開始在櫥窗裡擺設假人,那時正值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之初,西化的熱潮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男士們拋棄土耳其氈帽,換上巴拿馬帽,女士們則剝下面紗,蹬上高跟鞋。當班迪師傅第一次看見那些進口的假人時,他以為自己等待多年的勝利時刻終於來臨,於是他衝出他的地下工作室,奔上大街。然而,在貝尤魯五光十色的繁華街道上,他遭遇到另一個新的打擊,使得他從此以後將自己放逐到地下的幽暗歲月,直到老死。

    無論是豪華百貨公司的老闆,或者是售西裝、裙子、服飾、絲襪、大衣、帽子等的成衣供貨商,還是親自前來地窖工作室參觀的櫥窗設計師,在看過班迪師傅所展示的作品後,全都一一回絕了他。很明顯,他所製造的假人長得不像教導我們什麼是風格的西方模特兒,而像我們自己人。“顧客,”其中一位商店老闆說,“不想看到風衣穿在一個大鬍子、O型腿、又黑又瘦、滿街都是的同胞身上。顧客想要的是穿在一位來自遙遠陌生國度的漂亮新面孔身上的外套,因為當他披上這件外套時,他相信自己也跟著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一位頭腦清楚的櫥窗設計師,儘管對班迪師傅的傑作甚感驚豔,但他說為了自己的生計著想,很遺憾無法在櫥窗裡擺設“這些正宗土耳其人,這些真實的同胞”,原因是當今的土耳其人不想再當“土耳其人”了,他們想當別的。那就是為什麼每個人都大力提倡穿著正式服裝、剃光鬍子、改良語言的發音和字母。另一位商店老闆則簡潔地指出,他的客戶其實不是要買一套衣服,而是要買一個夢。他們真正想要購買的是一個夢想,希望能變成像穿著同一件衣服的“別人”。

    班迪師傅根本不考慮這樣製造假人。他很清楚自己絕對比不過那些姿勢怪異、始終面帶牙膏廣告式微笑的歐洲進口模特兒。於是,他返回陰暗的工作室,放棄了夢想。接下來的十五年,一直到他去世,他又製造出一百五十多尊假人,每一尊都是藝術的結晶,把他個人的怪誕夢想轉化為真實的血肉證明。他的兒子,大老遠前往我們報社,帶我們去他父親的地下工作室,向我們逐一展示這些假人,他解釋道,這些佈滿塵埃的奇異作品中,蘊含著我們之所以是“我們”的“本質”。

    我們一路從加拉塔高塔走下泥濘的斜坡,踩過骯髒的人行道上歪扭的階梯,來到這棟陰冷的房屋。站在地下室裡,我們被一群扭動掙扎的假人所圍繞,他們似乎焦躁地想做點什麼好抓住生命。晦暗的地窖裡,千百張臉隱藏在陰影中,靈動的眼睛注視著我們或彼此相望。有些坐著,有些在說話,有些忙著吃,有些大笑,有些在禱告,有些則好像透過自己的“存在”來反抗外在世界,而他們的“存在”在那一刻似乎顯得叫人難以承受。顯而易見,這些假人身上蘊含著一股活力,那是在加拉塔橋上的群眾身上所看不到的,更不用說在貝尤魯或馬赫姆帕夏市場的櫥窗裡。生命力像光線一般,從這群掙扎扭動、急促喘息的假人的皮膚下滲透出來。心醉神迷之中,我記得自己走向身旁的一尊假人,滿懷敬畏與嚮往。我記得自己伸手觸碰這個生物(一個長輩式的人物,沉浸於自身的憂愁),想感受他,想試圖感覺他的活力,想察知他之所以如此真實的秘訣,想探究他的世界。然而他僵硬的皮膚卻和這個房間一樣冰冷、可怕。

    “我父親以前常說,”假人師傅的兒子語帶驕傲地說,“我們最需要留意的是,每個人獨一無二的姿勢。”經過一段漫長而勞累的工作後,他和父親會從庫勒迪畢的暗室重回人間,到塔克西姆的“風尚”咖啡館找一張視野好的桌子,坐下來點杯茶,然後開始觀察廣場人群的“姿勢”。這麼多年來,他的父親始終相信,就算一個國家的生活方式、歷史、科技、文化、藝術和文學會有改變,但是人的姿勢絕不可能變了樣。接著,兒子跟我們形容一位出租車司機點菸時的站姿,解釋一個貝尤魯流氓側身走下街道時,為什麼他的手臂會弓在身體外側像螃蟹一樣。他指出一位賣烤豆子的小販的學徒,他的下巴和我們每個人一樣咧嘴大笑。他繼續透露,一位手拿購物網袋獨自在街上行走的女人,她低垂的眼中含著惶恐。他解釋為什麼我們土耳其人在城市裡總是低頭走路,但到了鄉下就抬頭挺胸。他不厭其煩地指出假人的姿勢,他們的舉手投足,以及在那些動作之中,是什麼樣的本質構成了“我們”。這些人偶就這麼永恆等待著有朝一日被賦予生命。更不用說,你也很清楚這些驚人的造物絕對適合穿上漂亮的衣服用來展示。

    然而,望著這些假人,這些悲傷的造物,你仍不禁感覺到有個東西催促著你回到外頭陽光普照的世界。我該怎麼說?是某種恐懼——驚駭、悽惻、陰暗!當兒子脫口而出:“到最後,我父親停止觀察,甚至連最平凡的動作他也不再注意。”我似乎已經猜到了這個可怕的事實。父親與兒子逐漸發現,所有我稱之為“姿勢”的動作,無論是擤鼻涕或捧腹大笑,走路或握手,冷淡的斜睨或拔開瓶塞,所有這些平凡的動作全都變了樣,失去了正統純粹。一開始,從“風尚”咖啡館裡觀察人群,他們想不通路上的那個男人究竟在模仿誰,畢竟他所看到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只有周遭那些和他從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同胞。人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舉手投足、兒子和父親所謂“人類最偉大珍寶”的姿勢,在不知不覺中慢慢變化,消失無蹤,彷彿聽命於某位看不見的“領袖”,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從某個不知名的源頭模仿來的動作。過了一些時日,有一天,當父親與兒子開始著手製作一系列孩童人偶時,他們才恍然大悟。“那些該死的電影!”兒子失聲大喊。

    那些該死的電影一匣匣從西方運來,在電影院裡每個小時輪番放映,影響了路上的行人,使他們失掉了自己的正統純粹。我們的同胞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拋棄自己的姿勢,開始接納別人的姿勢。我不打算重述師傅兒子的每一句話,他極為詳細地解釋父親的憤怒,義正詞嚴地指責這些新潮、矯作、荒唐可笑的動作,一筆一畫勾勒出所有精雕細琢的舉止,和扼殺我們原始純真的暴力行為:鬨堂大笑、推開窗戶、用力摔門;拿起茶杯或披上外套;所有這些後天習得的做作動作——點頭頷首、禮貌的輕咳、生氣的表示、眨眼、推委客套、揚眉毛以及翻白眼——全都是從電影學來的。他父親根本連看都不想再看到這些不純淨的雜種動作。由於害怕自己“孩子”的純真會受到這些虛假姿勢的汙染,他決定不再離開他的工作室。他把自己關進地窖,聲稱已經找出了“隱藏的意義和秘密的本質”。

    檢視著班迪師傅在人生最後十五年中創造的傑作,我滿懷恐懼地察覺到,像一個“狼孩”在多年後初次發現自己的真實身份一樣,我省悟到這含糊的本質可能是什麼:在這一群望著我、朝我移動的假人之中,在這一群叔叔嬸嬸、親戚朋友、熟人之中,在這些商人和工人之中,存在著我的形象。即使我此刻身處這片遭到飛蛾蛀蝕的淒涼黑暗中。厚重的鉛灰塵埃下,我同胞的塑像(其中有貝尤魯的流氓、女裁縫、富可敵國的謝福得先生、百科全書編纂者薩勒哈汀先生、消防隊員、畸形的侏儒、老乞丐和孕婦)讓我聯想到受苦的神祇,他們失去了純真,也失去了他們在微光中被誇大的威嚴神態;讓我聯想到憂鬱憔悴的懺悔者,他們渴望成為別人但無法如願;讓我聯想到不幸的邊緣人,他們無法倒上床鋪縱情歡愛,因而互相殘殺。他們,如同我,如同我們,或許在過去某個遙遠得仿若天堂遺蹟的一天,也曾經湊巧發現了謎底,恍然明白自己朦朧存在的隱秘意義,只不過他們忘記了。我們受失憶所苦,我們卑躬屈膝,但我們仍堅持做我們自己。我們擤鼻涕、抓頭、走樓梯的模樣,我們悲傷與挫敗的表情,這些使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的各種動作,事實上是對我們的懲罰,斥責我們堅持要做自己。班迪師傅的兒子描述父親的信念:“我父親始終相信,總有一天幸福會降臨,人類將不用再模仿別人。”他說話的同時,我腦中卻想像著,這一群假人必定也和我一樣,渴望能快點逃離這座滿是灰塵的死寂地窖,探出地表透氣,在陽光下觀察別人,模仿他們,努力變成另一個人,從此以後和我們一樣生活在幸福快樂中。

    此種慾望,我後來得知,並非全然不切實際!一位喜歡用稀奇玩意兒吸引顧客的商店老闆,有一天來工作室買了幾件“產品”,或許是他知道它們很便宜。然而,他買來展示的假人的姿態和動作,與商店櫥窗外川流的人潮和顧客們實在太像了,它們如此平凡,如此真實,如此類似“我們的樣子”,以致人們對它們完全視而不見。於是,商店老闆把它們鋸成一截截,打破了它們的整體性,使得賦予在整體姿勢上的意義也隨之消失。往後的好多年,這些被肢解的手、腿和腳就待在小小商店的小小櫥窗裡,被用來展示雨傘、手套、長靴和鞋子,呈現在貝尤魯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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