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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由勝利方書寫，這種事情再自然不過，也一再發生。通過被稱為“玄武門之變”的政變，高祖李淵的次子秦王李世民殺了皇太子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迫使父親退位，親自登基。這正是古往今來被譽為明君的唐太宗。
只要讀史，就可知李世民武功卓越。然而也不能忘記，歷史是由太宗李世民一方寫成的。李世民擊破王世充和竇建德的時候，皇太子李建成在後方防備突厥，這在前面已經提到。為了能夠實現對河南反對勢力的討伐，防備突厥就是關乎根本的大事，而李建成漂亮地完成了這一重要任務。李建成的功績雖未被抹殺，但就像是被太宗的臣子史官們盡力壓住。與此相反，太宗的業績就讓人覺得極盡詳細。
按照一般的說法，是太宗讓父親李淵下定決心起兵反隋的。但與舉兵相關、可稱得上是基本史料的《大唐創業起居注》裡卻不是這樣記載的。此書是由李淵的記室參軍（負責文書記錄）溫大雅所著，是李淵從舉兵到攻克長安、即帝位的三百五十七天的日誌。這本書的說法是，太原舉兵是李淵自己的決斷。
正史《舊唐書》和《新唐書》記錄來源資料的執筆陣容中，有些稍顯怪異的人物。不得不承認，太宗促成高祖下決心這件事讓人存有疑問。而且在正史中，部將的功勳全都成了太宗一人的，而敗戰則全都成了部將的錯。前述薛舉父子攻到了長安附近，是因為擊退了李世民的軍隊後才能有此進展的。正史把這歸結為殷開山和劉文靜的輕率，但這兩人的上司正是李世民。武德三年（620），梁師都會同突厥進犯，被行軍總督段德操擊破，但正史卻沒有提到段德操曾是李建成的麾下。儘管有點囉嗦，但還是要提及另外一件事：太原起兵後，最先抵達並開始進攻長安的是軍頭雷永吉。《大唐創業起居注》中說雷永吉屬於東面軍，而攻擊長安時李建成指揮的就是東面軍，世民則是西面軍。最先到達的人名雖未被偷換，但為了對自己有利而省略了他的後臺，這也可稱得上是一種曲筆。
我們以此為前提，依正史所述，簡要說一下玄武門之變。
秦王李世民軍功卓著，聲望極高，皇太子李建成對此感到不安。這應該是事實。李淵嫡出的兒子只有建成、世民、元吉三人。舉兵時，李元吉留守太原，但在遭到北方劉武周的攻擊後逃到長安。收復李元吉丟掉的幷州的還是李世民。他從幷州凱旋後，還沒來得及洗去征塵就前去討伐王世充了。
因為戰敗了的李元吉仍是齊王，而李世民的功績又太過耀眼，因此高祖李淵覺得秦王的王位已經不足以封賞他，就授予他“天策上將”這一前無古人的稱號，還營造弘義宮供他居住。這一舉措讓人們看出，李淵準備對次子李世民加以特別的待遇，同時也讓李世民的手下看到了希望。
兄弟之間經常因其各自周圍的人而變得不和。剛剛建國的唐王朝分為皇太子派和秦王派，派勢鬥爭激烈。李淵有三個嫡子，不過如果加上側室所生，就是二十二子十九女。竇皇后除三個嫡子，還生了平陽公主。側室們為了讓自己所生幼子受到繼任者的保護而去巴結皇太子，這沒什麼奇怪的。正史裡寫皇太子和李元吉
——外結小人，內連嬖倖，高祖所寵張婕妤、尹德妃皆與之淫亂。
婕妤、德妃是女官的位子。雖說是和父親的愛妾淫亂，但這也只能說明，她們為了自己孩子的將來而過度地親近皇太子。
在皇太子派和秦王派之間的勢力鬥爭中，表現積極的自然應該是後者。除非皇太子有大過，否則繼承帝位就是鐵定了的。李世民派如果不能推翻皇太子，就不可能即帝位。正史中說皇太子派
——日夜譖訴世民於上。
不過按理，應該是兩方都在互相譖訴，而秦王派更加激烈。由於這一派中有房玄齡和杜如晦這樣的智略謀士，皇太子派就勸說高祖流放這兩人。高祖已經對兒子間的爭鬥感到棘手，就打算讓這兩個謀士遠離世民，希望能以此來解決問題，這應該是真相。
肯定會有意見認為，皇太子畢竟是皇太子，所以挑起如此的勢力鬥爭，責任在於世民一方，理應加以處理。高祖曾想過要處理世民，但因他曾為天下立下大功而改變了主意。李淵如此優柔寡斷，大概使得兄弟爭鬥更加激烈了。正史中說處理世民的意見是由皇太子和後宮直接上報的。不過從國家的立場來看，處理世民是正論，因此可能是由中立的廷臣提出了這樣的意見。
皇太子派中也有像魏徴這樣的，主張應在此時殺了世民。這說明，派系鬥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李世民也上訴說哥哥想殺自己。為此高祖回應：“那就明早聽你們兩人說。”大概是決定讓他們當著自己的面修復關係。
於是，李世民下定決心發動政變。《資治通鑑》說“建成性頗仁厚”，人緣好，也無大過。所謂和後宮女性淫亂之類，可以認為是勝利方隨意的曲筆。皇太子在父皇面前只要光明正大，就不會有問題，所以李世民只有大逆轉一個辦法了。
如果被天子召見，皇太子也必須覲見。因是緊急時期，皇太子有武裝兵保護，由玄武門進入。玄武門相當於宮殿北門，要通過就必須有符籍（進入宮殿的通行證）。儘管帶著兩千武裝兵，但持有符籍的人不會太多，所以大部分人在玄武門外待命，皇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僅帶著少量護衛，就進了玄武門。
玄武門的守備隊長常何曾是皇太子的舊部，因此皇太子對他很放心。然而常何多半是被收買了，因為李世民在玄武門設下了伏兵。只要常何不屬於李世民一方，李世民就做不到這一點。
就這樣，皇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被幹脆利落地殺了。這是背叛和暗算。讓高祖說出兄弟一同覲見的話，不過是為了引出皇太子。
20世紀初敦煌石窟中發現了大量古文書，其中大部分被斯坦因（AurelStein，1862—1943）和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等人帶了出來。常何的墓誌銘就在伯希和帶出的那部分中，就是如今收藏在巴黎國民圖書館中的2640號文書。政變發生於武德九年（626），而三年後常何升任將軍，做了兩千石的中郎將。
李世民不止殺了哥哥和弟弟。建成和元吉各有五個兒子，都被一個不留地殺掉了。
這一年，高祖六十二歲，李建成三十八歲，李世民二十九歲，李元吉二十四歲。政變發生於六月，八月高祖退位，李世民即位。次年改元，是為貞觀元年（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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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是殺害兄弟的篡奪者。正因如此，他就要做個明君，創造出明君的傳說。他把弟弟元吉的遺孀納為自己的妃子。在倫理觀極嚴的中國，有很強烈的意見認為，不管他再怎麼英明神武，這種事也是無法容忍的。這被說成是和狄夷沒什麼兩樣。前面已經提到在匈奴和突厥，兒子繼承生母以外父親妻妾的風俗，以及義成公主嫁突厥後，做了父、子、弟三任妻子。在漢族看來，這在倫理上是無法原諒的。
唐王朝的建立者也是鮮卑西魏、北周八柱國之一的後裔。雖然李淵自稱是西涼李暠的七代孫，但如果是這樣，他就是漢族了。不過，唐代李氏仍然是鮮卑的說法也很有力。北魏孝文帝時因禁止胡姓，鮮卑採用了漢族式的姓，其自身的血統世系就不清楚了。有一種說法是，唐代李氏原是鮮卑大野氏。就算李淵是李暠的七代孫，但他的母親獨孤氏是獨孤信的女兒，毫無疑問屬於鮮卑系。李淵的妻子竇氏，因她母親是宇文泰的女兒襄陽公主，因此就相當於北周武帝的姐姐，不用說也是鮮卑族宇文部出身。隋代楊氏也自稱是後漢太尉楊震的後裔，但明顯混有濃厚的鮮卑血統。
從鞏固唐王朝基礎的層面來說，太宗李世民毫無疑問是個明君。他在政變後把皇太子派的魏徵叫來，質問他：“為何你要挑撥我們兄弟？”此時魏徵的回答是：“這是因為皇太子不聽我的意見，沒有殺掉你，所以才遭此大禍。”不得不說這真的是非常大膽的回答，估計魏徵已經做好被殺的心理準備了吧。太宗赦免了這位魏徵，之後加以重用。不畏死而言事的人是難得的諫官。
雖然有八柱國之一的家族背景，但要是說起運營整個國家機構所需的人才，僅靠自己族系裡的臣子是不夠的。可能本族系裡的臣子是少數，而且是打理李家雜務的幹事，因此沒什麼傑出的人物。玄武門之變中發揮巨大作用的尉遲敬德，其實是打跑留守太原齊王李元吉的劉武周的同盟。他在太宗收復失地戰中成了俘虜，因有可取之處而被赦免。前面提到魏徵曾是皇太子派，不過在那之前他是李密的部下。徐世勣曾經是翟讓的部下，之後成了李密的下屬，後因軍功被賜姓李，改名李世勣。為了避諱太宗，這位將軍去掉了世字，取名李勣。至於李靖，如前所述，他在向身在揚州的煬帝急報李淵謀反的路上被捕，被殺的關頭是李世民救了他，後來才當了將軍立了功。
這不一定就能作為太宗李世民寬容的證據。相反倒說明，在唐創業時期人才是多麼的不足。如果真是寬容的話，李世民就不會殺光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建成、元吉的十個兒子了。
人們一般把太宗的政治和他在位二十年間一直未曾改元的年號“貞觀”聯繫在一起。在中國，“貞觀之治”被人們譽為理想時代。日本為了效仿，清和天皇時代也採用了同樣的貞觀（859—877）年號。根據收錄太宗和臣子問答的《貞觀政要》一書，似乎善政時代給人的印象比起實際要有所誇大。不言而喻，群雄爭霸的隋末動亂之後，人民疲不堪。在這個需要休養生息的時代裡，凡事都應小心翼翼。煬帝奢侈導致亡國，唐的早期統治者都看在眼裡，因此謹慎是必然的。
煬帝大業二年（606），全國戶數大約九百萬，而唐太宗即位時據說不滿三百萬戶。貞觀之治因質樸剛健，在樹立道德方面有其特長。
《舊唐書》裡有個著名的句子
——東至海，南至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
全國沒有關門的必要。因各地有糧食供給設施，所以說人們不需要在旅行中攜帶糧食。可以說太宗的偉大之處在於這一點上，即：不是用秦的嚴罰主義，而是以道德向上貫穿於社會教育。太宗親自監督訓練，因此軍隊訓練嚴格，成績良好的將士會得到皇帝的賞賜。如果軍隊強化了，軍紀嚴明瞭，治安自然也會好轉。
太宗即位伊始，就面臨著重大危機。據說是太宗即位十二天後，突厥就進軍到了長安附近。此時，負責邊境警備的軍隊主力屬於皇太子李建成系，因皇太子在玄武門被殺，可想而知守衛國境的唐軍會受到多大的衝擊。他們喪失了鬥志，突厥自然也看在眼裡。乘此機會，突厥軍一鼓作氣南下。
突厥的頡利可汗甚至兵臨渭水的便橋，離長安僅有七十公里路。他派部將執失思力為軍使，前去長安。根據正史記載，太宗逮捕了突厥使者，僅帶六騎就由玄武門直奔便橋。如果皇帝都奔了出來，後面自然會跟著大軍。頡利可汗大懼，終於求和。太宗應允，即日返回宮殿。——這段話怎麼看都讓人覺得不可信。突厥十餘萬大軍南下，據說當時長安能動員的軍隊不過區區三萬。事實應該有異於正史的記述。根據一個史官的記錄，李靖曾建議
——傾府庫賂，以求和。
意思是獻出國家的全部財產給突厥，讓他們退去，這大概是事實。這一事實不時出現在正史中。《新唐書》中講到，李靖擊破突厥的時候，太宗說
——足澡吾渭水之恥矣。
如果對方因懼怕而退兵，無論怎樣都用不到“恥”這樣的字來形容。還有篡奪的事情也是這樣，看來太宗總有粉飾事實的傾向。
僅僅三年後，唐就一雪前恥。唐為了國防仍在加強軍隊訓練，而突厥卻因異常氣候導致連年雪害，牲畜大量死亡，並且可汗徵稅嚴苛也導致部下叛變，這就造成了突厥敗北的主要原因。異常氣候雖也給唐造成了比較大的損失，但太宗在各地設立了義倉用以救賑。沒有儲備的遊牧民族在應付天候方面，要比農耕民族弱得多。唐軍窮追猛打，生擒了頡利可汗，獲得了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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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的頡利可汗做了俘虜是貞觀四年（630）二月的事情。唐太宗既是中國的皇帝，同時也受四夷首領推戴，被稱為
——天可汗。
我認為這一刻是南北朝豐收碩果的終結。
秦始皇的偉業在於創立了一箇中國的觀念。不過，他建起萬里長城是為了防備匈奴，想法還沒達到要把中國變成一個世界性國家的地步。漢代因匈奴分裂，後期雖也有單于入朝，但仍然畫了一條分界線。在所謂五胡十六國時代，各民族進入華北，產生了像前秦苻堅“四海混一”的思想，也產生了像北魏孝文帝那樣的所有人不問人種民族都應統一邁向最高文明水準的想法，政治上也予以了實行。北周修正了過度的實行，而到了隋唐，更是通過對鮮卑系皇室的漢化，從大多數人民的立場出發，向融合相鄰民族的方向邁進。如果要反方向來做，那是極難的。
李淵在太原舉兵之初曾向突厥借兵，這受到了後世史家的批評。這種批評的前提是，李淵是漢族。倘若李淵真如所言是鮮卑族大野氏，向突厥借兵之舉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對於分散在塞外草原的各部族來說，像這樣相互借兵是常有的事情。借兵需要付出相應的代價，這是草原的法則。
如果知道這一點，就可以解釋唐的“渭水之恥”，也就是抵達渭水便橋的十餘萬突厥軍的完好返回。唐朝方面肯定是和被派去的使者執失思力進行了對話。突厥如果擄掠長安的話，雖然可能獲得大量戰利品，但因要和當時號稱三萬的唐軍交戰，加上並不熟悉地理，大概會受到相當的損失。這讓人覺得是唐方面曾向突厥曉以利害。或許是娶了隋朝義成公主的頡利可汗一開始就沒想過要攻掠長安，只是加以威脅，目的是獲取財物，以此作為不予攻擊的代價。
突厥降唐，不僅僅是因為異常氣候導致的部民饑荒和因過度壓榨而導致的人心背離。突厥北部有個叫鐵勒的部族，七萬餘戶服從突厥，但唐向鐵勒派去使節，使其首領入了唐朝。此外還有個叫夷男的人物，他做過鐵勒的首領，也多次表達出從突厥獨立出來的意願。入朝後的鐵勒從唐朝獲得大量的物資和武器援助。突厥腹背受敵，只得投降。
和塞外部族關係密切的唐朝，開始了這樣大手筆的外交。唐擁有一種世界大國的身軀，是第一個可稱得上世界帝國的政權，可以說這植根於中國。
唐滅亡後，宋和遼、金、元等塞外民族長期對立，反歷史潮流地形成了強烈的華夷思想。不過元、明、清等仍可稱得上是在世界帝國的主流中。因此，對其他國家的存在過於漠視，導致中國世界帝國的缺陷逐漸變得嚴重。
繼南北朝之後，佛教繼續在唐代興盛，這也為世界帝國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玄奘前往遠隔千山萬水的天竺求法，就是發生在這個時代的故事。關於玄奘生年有公元600年說和602年說，不過二者都是隋文帝末年。因此玄奘是在隋末動亂中出生的。少年時代他在洛陽修行佛法，正相當於西域人王世充在洛陽當獨裁者的時期。之後，玄奘前往長安。因唐業初創，長安的佛教界停滯不前，名僧、高僧、學僧等為避亂而流散到全國各地。其中很多人移居四川，玄奘曾前往成都就師。一般認為在玄武門之變前後，國都長安的局面穩定下來，玄奘也來到了長安。長安的佛教界也逐漸有了起色。
佛教已流傳了很長時間，但佛典仍未被充分整理，因此玄奘對佛法有百條疑點。要解決疑問，無論如何都要去印度。他雖然向朝廷請願和同道同去天竺，但被駁回。建國十幾年的唐朝，因邊境尚未安定，嚴禁國人前往外國。其他的同道放棄了，但玄奘為了貫徹素志，以偷渡的形式出了玉門關（甘肅省）。他在受流沙和雪山所困的同時不改心志，是個非常有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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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的投降，對唐來說就意味著戶數以及稅收的增加。至於原因，是因為塞外民族的掠奪物中還包括人口，他們為了尋找奴婢而把一村男女全部擄走的情形並不鮮見，而這些人口在突厥降後被陸續返還。
只要治安良好，政治體制完整，人民就會重新點燃勤勞的意願。這是因為勞動結果直接關係到自己的生活。唐朝國力眼看著充實了起來。
話題再回到玄奘。越過伊吾（現在的哈密），吐魯番盆地有個叫高昌的國家。各民族在此雜居，而國王是漢族，據說是麴氏。玄奘在這裡受到熱烈歡迎，被懇求駐錫長留。玄奘離開高昌後，高昌國王麴文泰入朝長安。麴文泰曾在隋煬帝的時候和先王麴伯雅一同入朝，他自然會對隋和唐作一比較。
麴文泰此前來的時候，煬帝大方地花銷著父親的積累，正是所謂的散財時代，所有的東西都很華美。幾千條龍舟在大運河中游玩，必定會讓生長在吐魯番盆地綠洲的他感到很震驚。煬帝特別好面子，招待外國賓客完全不計花費。回到吐魯番的高昌國麴文泰覺得比起隋來，唐大概是個貧弱的國家。恰好回來路上的涼州那年正鬧饑荒，應該進一步加深了他這種感覺。
玄奘離開高昌之後繼續西行，到達的下一個地方是焉耆。玄奘在此受到冷遇，僅住了一晚。原因是這個國家和高昌交惡，玄奘帶著高昌國王的介紹信，反倒受到了粗魯的對待。
從焉耆出發，以前曾經有道路南下，連接著樓蘭，據說是絲綢之路的故道。然而此時前路已經不通。如果故道重開，焉耆將作為絲綢之路的要衝而繁榮起來。於是這個國家邀請唐朝重新開通故道，太宗表示贊成，約定了合作。
玄奘經由的伊吾、高昌是主道，而一旦故道重開，高昌就成了絲綢之路的角落，貿易利益必然銳減。麴文泰為了阻止故道重開，就起兵攻擊焉耆，後者向唐求救。在故道重開方面，焉耆和唐是同盟關係，高昌也是知道的。然而高昌國王麴文泰因親眼見到唐“貧弱”的樣子，認為唐不足畏，所以才有此舉。因高昌也有過一次入朝，算是個友好國家，所以唐遣使責問為何攻擊焉耆，並要求高昌國王入朝謝罪。麴文泰態度強硬，稱病拒絕入朝。
太宗最大的特長是具有果敢的決斷力，由玄武門之變時的迅速決斷就能看出，在掌握政權後也依然如此。貞觀十三年（639）十二月，太宗派軍遠征高昌。儘管如此，麴文泰仍對唐朝的力量持有輕視之心。
人往往會對自己親眼所見深信不疑。麴文泰前去長安的時候，唐朝的確顯得保守，沒有隋那樣的華麗。然而他只見到了表面現象。城市雖蕭條寂靜，但他沒有看到質樸剛健的人民帶著強烈的倫理觀在勤奮勞作，而且他也根本沒考慮到距離上次入朝已經過了差不多十年。
唐朝大軍持續在沙漠入口集結，兵容整肅。麴文泰得知消息後，這才感到了恐懼，他在憂慮中死去。世子麴智盛做了王，但他在盡力後還是打開城門投降了。實際上高昌國所依賴的還有一件事情，就是麴文泰的妹妹嫁給了西突厥可汗，說是會得到那邊的援助。
太宗斷然進兵西域，是為了向西域各國傳達一個意思，就是像焉耆這樣的同盟國會始終獲得唐朝的武力保護。東突厥雖然降唐，但西突厥和唐還不是友好關係。此時唐如果對焉耆見死不救，就會眼看著西域完全成為西突厥的勢力範圍。
滅了高昌以後，太宗強壓眾議，在此設直轄領，在吐魯番盆地以西的交河城設立安西都護府，展示了積極的姿態。
專門諫言的魏徴辯論說，高昌沒有什麼大物產，因此更好的選擇是仍以麴智盛為王，做唐的屬國。太宗平常都會聽魏徴的諫言，但這次堅持了自己的意見。因為對太宗而言，把吐魯番盆地作為直轄領，並不是為了要物產和稅金。太宗考慮的是經營西域，通過那裡可以開展文化交流、物資貿易等，發揮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長項。
玄奘在十八年後回國，此時曾經熱情招待過他的高昌國已然不在了。他和高昌國王曾有過約定，在回國途中要留在高昌，但這已無法實現了。他在貞觀十九年（645）回到長安，不過此時太宗並不在宮中。因為遠征高句麗，他把大本營推進到了洛陽。
西方的安西都護府在那之後也直接把焉耆編入直轄領，事情進展得非常順利，不過唐對東方的經營就沒這麼順了。
隋朝滅亡的直接原因在於遠征高句麗，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僅僅發生在三十年前，重蹈覆轍會導致嚴重後果。朝廷中反對東征的呼聲也很強烈，特別是褚遂良，更是強烈反對親征。然而太宗下定決心親征。
——在自己有生之年。
這種想法在太宗心裡根深蒂固。被立為皇太子的晉王李治（以後的高宗）病弱，唯一長處就是溫和。
要做太平的君主，溫和是比較合適的，大概太宗也是這麼認為的。正因如此，就得早一點處理掉國防、外交問題，再把國家交給後繼者。野蠻的事情，需要儘可能地在自己這一代就收拾乾淨。
高句麗有個叫泉蓋蘇文的人殺了國王，立了國王的弟弟。此外被百濟攻擊的新羅也向唐朝求援。此刻，百濟正聯合高句麗向新羅施壓。因有泉蓋蘇文的弒逆為口實，唐朝集結十萬兵力，遠征高句麗。
這次遠征最終失敗而歸。雖攻陷了遼東城（遼寧省），但在攻打安市城（遼寧省）的時候耽誤了時間，已經入了冬天，不得已退兵。高句麗派去謝罪使，但太宗再度遠征之意始終不變。果然，雖然沒有親征，但太宗還是出兵了。他有很強的信念，要把該打的戰爭在自己這一代打完。
貞觀二十三年（649）四月，因太宗之死，遠征高句麗終於停止。太宗享年五十三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