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無論如何也要抗拒辮髮，那就只有剃度出家。大量的人在此時出家了，其中有個呂留良，法名叫做耐可。他宣傳華夷之別和迴歸封建，自然也會聯繫到排滿思想。他的著述引發問題的時候，本人已經在五十年前死去，但還是被戮屍。時間是雍正十年（1732）。
雍正帝採取的方針是以思想對思想。他沒有殺據說曾繼承呂留良思想、圖謀造反的曾靜，還撰寫了《大義覺迷錄》。這是在論述清統治的正統性和華夷思想的不當性，曾靜的《歸仁說》被收入附錄。然而到了乾隆帝時代，一度被饒的曾靜被處以死刑，連《大義覺迷錄》自身都成了禁書。
到了乾隆帝時代，文字獄之所以在一段時間內非常嚴格，是因為思想界中排滿思想在底流逐漸擴散。此時也出現了連子孫都被處死的情形，目的是讓學者畏懼。在筆禍案中，除了明顯能讓人意識到的以外，也混有文字偶爾被誤解的情況。想提筆寫詩文的人必然大大減少。學者為避免危險，開始專注於考據學。這樣的話就基本安全。清代學問中以考證學為主流，據說還萌發出了科學精神，不過如此產生的背景讓人哭笑不得。
乾隆帝發起《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令人抄寫從古今書籍中精選出的良書，次等良書則只把題目和解說加進去，共三千四百五十八種，約八萬卷，被分成七部，數字之大讓人窒息。其中還包括了日本的山井鼎、太宰春臺、根本武夷等人的著作。這的確是個很大的文化事業，但其中也有很強的思想檢查的意味，很多書成了禁書被焚燬。
雍正帝時代沒有大的外徵，而乾隆帝時代卻頻頻發生。乾隆帝發兵兩次遠征準噶爾，遠征回部（南新疆），進兵金川、臺灣、緬甸、廓爾喀等地，遠征軍甚至到達了尼泊爾加德滿都附近。清在西藏設駐藏辦事大臣，強化對此地的統治。乾隆帝自誇有前後十次大軍功，創立自己的記錄《十全記》，自稱十全老人。和康熙相比，乾隆外徵給國民造成了相當大的負擔。而且，康熙時期三藩之亂後，臺灣的朱一貫之亂基本上是唯一一次，但乾隆時期內亂頻發。臺灣天地會之亂、湖北白蓮教之亂全都是秘密結社起義，這反映出病灶已深入肢體。大概可以說清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
其中也有老害的原因。乾隆帝說不能超過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於是在第六十年退位，時年八十五歲。實際上儘管乾隆帝已經退位，據說他仍一直忙於政務，直到八十九歲時死去為止。湖北白蓮教叛亂直到他兩眼一黑為止，還沒能平定下來。最大的寵臣和珅利用自己的地位中飽私囊，乾隆帝竟對此毫無知覺。監察御史彈劾和珅奢侈，卻反遭撤職。
嘉慶四年（1799），乾隆帝一死，和珅就被歷數二十條罪狀，被命令自殺。家產被沒收，他侵吞的以一百五十萬兩黃金為首的財產被查明，相當於國家十年的歲入。而他得權不過十幾年，每年侵吞了歲入的差不多一半卻沒有被注意到，這明顯是乾隆帝的責任。
對學者來講，清是個嚴酷的“文字獄”時代，而庶民還能享受相當長期的和平。也有生活容易的原因，人口逐漸增加。康熙時期的兩億人口過了大約一個世紀，到乾隆末年增加到了四億。而耕地面積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幾，因此，在這個大部分人口為農民的國家，人民就必然會被生活所迫。到乾隆末年，外徵時欠下的賬單終於寄回家了。
寵臣和珅的出現是政治頹廢的現象之一。在文化、生活層面上，也會讓人覺得人們在被什麼東西所腐蝕。官員和軍隊綱紀鬆弛，民眾生活逐漸窮困。在清初石濤、八大山人以及康熙至乾隆中期前的揚州八怪（金農、鄭燮、李鱓、黃慎、羅聘、李方膺、汪士慎、高翔）時代結束後，就沒有出現過優秀的藝術家或文人。乾隆末年開始頻發的叛亂，就是如此頹廢的表現之一。
白蓮教的教義是宣傳彌勒下生，要求改革社會，而元末動亂也是由以白蓮教信徒為中心的紅巾之亂拉開大幕的。乾隆帝之死是1799年，正要進入十九世紀。“三世之春”後的時代需要改革，所以以湖北為中心的白蓮教之亂甚至波及陝西、四川。不僅如此，白蓮教的一派天理教甚至影響到了在宮廷當差的宦官。嘉慶十八年（1813），在宦官信徒的引領下，約一百名天理教叛亂軍攻入紫禁城，還抵抗了兩天。這被稱為“禁門之變”，此次在外朝和內朝的分界線隆宗門匾額上扎著的箭頭，到現在還保留著，簡直就是在象徵著王朝的日薄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