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寫作，對我來說，缺少的是外部環境，不能外出。在我所處的四周環境，我被剝奪竟到了這種地步，任何人都無法忍受。寫作所需要的地方與不為寫作所需要的地方，我同樣都需要。在巴黎，對我來說，到外面去是難上加難。一個人，不能到外面去，那是不可能的。我在外面走的時間不能長。到了外面，我就感到呼吸困難，透不過氣來。在黑巖旅館，在那空空暗暗的走廊裡，我呼吸很好，感到舒服，在裡面走一走，也覺得很好，很舒服。二十年來，人們說我得了肺氣腫這種病。我有時也相信是這樣。我離開我住的公寓。一走出公寓樓梯平臺，病就發作。我離開我的住處，情況一改變，就像進入像用剃鬚刀片切開來的外部那樣。好像是“我進入”大街的“內部”。街上照明非常強烈，大街成了一個大囚籠，這可能就是那個外部，不過是緊密封閉的。在我腦子裡，那非常接近於監獄隙望臺用強光照射物體外表層面，特別像普瓦西那座老監獄①，我是經常從那個監獄前面走過的。一律以強光照射絕無半點陰影，肉體在其中稍有逗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當然希望這是由於我得的那種肺氣腫病所致。可是，大門一關，坐進我的汽車，那我就得救了。我到底是怎麼得救？因為從你們那裡逃脫出來，所以得救；是從你們那裡逃走，因為我在寫你們，為你們寫作，我不論到哪裡，即使是在大街上，你們反正總能認出我來。這種恐懼對我來說，已經無可救藥。只要我一進入實施寫作的空間，敞開的、公開的、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空間，只要我投身於其中，只要我講到街路、過街橫行道、廣場、城市，那種恐怖就向我襲來。別人可以從他們家裡走出去，到外面去散步，看看，隨便走走，對於我，多年以來，早已結束了。我將永遠不會和這些人、和你們是一樣的了。幸好我有汽車。有了汽車，我就可以活下去。只要我能坐汽車閒逛，我就去看看塞納河、諾曼底，可以活下去。以後怎麼辦，我不知道。如果別人不願意和我一起乘車外出，我怎麼辦，我也不知道。今年十月，我去巴黎，第二天就回來了，因為沒有人和我在一起。不是因為這樣開車我感到疲勞吃力，而是因為旁邊沒有一個人長時間開車對我是無法承受的。走五百公里，獨自一個人說話，我做不到，一次也不行。我寧可關在公寓裡大門不出，也不願意一個人駕車走長路。到停車場去找車，或者把車停放到什麼地方，也不行。見到停車場我就驚慌失措，害怕。同樣，有認識我的人看著我，我也無法開車。這是酗酒的結果。治療，可怕極了。“你總不免要經過一個一個階段，你會了解的。就像你過去喝酒那樣。一定會過去的。”我的醫生這樣對我說。是這樣。
①普瓦西是法國伊夫林省近巴黎沿塞納河一個區的首府，其中有一座古老的監獄。
一走上大路，我就感到安全放心了，車子我開得又快又好。
我的兒子在這裡，在特魯維爾，要住幾天。他對我說：“你在家還是自己做飯。”是這樣。當他們不願和我一起乘車到外面去逛逛，又不想讓我在家做飯，那我就不知該怎麼辦了。我知道那個時刻一定要到來，我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我知道肯定已經到來，已經開始了。
在特魯維爾，那裡有海。白天，黑夜，即使你看不到海，但那個意念始終都在。在巴黎，只有起風和暴風雨的日子才讓我們和海發生聯繫。不是這樣，你也就沒有海了。
在這裡，我們沉浸在同樣的景色之中。
每一處山崗後面遠處，都是闊大無邊的空無。在它所在的那個地點，天空也不相同，顯得更空靈，更明亮，可以說：音質更為洪亮。真是這樣，海鷗在城裡就不如在水上、海灘上鳴叫得那麼頻繁那麼歡暢。
在特魯維爾，我生活得很好。在巴黎，不。我應該說，不，因為那裡的空間威脅人，讓人害怕，那裡的街道是敞開的，還有一些人總是到我家裡來叫門，這些人都來自遠方，來自德國，實際上經常是從法國來的，他們來叫門，要見我。
“有什麼事嗎？”
“想見見杜拉夫人。”
他們想和我談談，談談我，彷彿我的時間是屬於他們的，彷彿我的職務就是和他們談談我自己。就是這些人，就是你們，我所愛重、我為之寫作的。
也正是你們，你們讓我害怕，你們是可怕的，有時就像為非作歹的人那樣使人畏憚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