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活就象作曲。各人為美感所導引，把一件件偶發事件（貝多芬的音樂，火車下的死亡）轉換為音樂動機，然後，這個動機在各人生活的樂曲中取得一個永恆的位置。安娜可以選擇另一種方式自殺，但死和火車站的動機，與愛的誕生有著不可忘懷的聯繫，並且在她絕望的時刻，以黑色的美誘惑著她。人們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即使在最痛苦的時候，各人總是根據美的法則來編織生活。
指責小說中用神秘的巧合來迷惑人，是錯誤的（象安娜與沃倫斯基相遇，火車站，死，或者貝多芬，托馬斯，特麗莎以及那白蘭地）。指責人們對日常生活中的巧合視而不見，倒是正確的。他們這樣做，把美在生活中應占的地位給剝奪得乾乾淨淨。
機緣之鳥落在肩頭，驅使她請了一個星期的假，也沒跟母親說，便登上火車伕布拉格。途中，她多次去盥洗間照鏡子，乞求自己的靈魂不要離棄她身體的甲板，這是她一生中最關鍵的時刻呀。她仔細瞧著自己，突然驚慌地感到喉頭有些癢，在性命攸關的日子裡她會碰上什麼惡運嗎？
可是沒有轉回的餘地了，於是她從車站向他掛了電話。在他開門的那一瞬間，她的肚子卻開始可怕地咕咕隆隆起來。她努力剋制著，感到自己似乎把母親藏在胃裡帶來了，是母親的狂笑企圖毀了她與托馬斯的相見。
幾秒鐘了，她害怕對方會因為自己肚子裡粗魯的聲音把她攆出去，可是，他把她攬在懷裡。她感激對方不計較可恨的咕咕聲，淚眼模糊，熱烈地吻他。還不到一分鐘，他們便做起愛來。她在做愛時發出尖叫，以後就發燒。她被流感擊倒，那根往肺裡送氧氣的排氣管給堵住了，紅了。
她第二次來布拉格，帶上了一口沉重的箱子。所有的東西都放在裡面了，她決意不再回那個小鎮。他邀請她第二天晚上去他家。當夜，她便住進一間便宜的旅店，次日把箱子寄存在車站後，腋下夾著那本《安娜.卡列尼娜》，在布拉格的街上游蕩了一整天。即使在她按門鈴以及他打開門之後，她都不願丟開這本書。這本書就象是進入托馬斯世界的通行證。她明白，除了這可憐的通行證以外，她一無所有。一想到這兒她就想哭。為了不使自己哭出來，她大聲
說了那麼多話，還笑了。他立刻又一次擁抱了她，然後做愛。她象進入一片茫茫雲霧，除了能聽見自己的尖叫聲外，什麼也看不見。
這不是嘆息，不是呻吟，是一種真正的尖叫。叫得那麼厲害，托馬斯不得不把頭偏離她的臉，惟恐聲音太近會震破耳膜。這叫聲不是一種肉慾的發洩。
肉慾是各種感覺的總動員：當一個人激動亢奮地觀察對象時，會極力捕捉每一種聲響。而她的尖叫旨在削弱各種感覺，消除聽力和視力。事實上，她所叫喚的是她那純真理想主義的愛情，並試圖以此來消除一切矛盾，消除靈與肉的雙重性，甚至消滅時間。
她的眼睛閉上了嗎？沒有。但它們沒有看任何地方，久久停留在房頂的一片空白之中。不時瘋狂地把自己的頭從一邊扭到另一邊。
她叫完了，便握著他的手在他身旁睡著了，整夜地握著，
還在八歲時，她便一隻手握著另一隻手睡覺，並使自己相信，她握的這隻手屬於她愛的一位男人，她的終身伴侶。所以，我們可以理解了，她夢中如此頑強地握著托馬斯的手，是因為從孩提時代起就訓練出了這一習慣。
一個被迫終日給人上酒、給弟妹洗衣的少女，不能去追求“上進”——勢必積存著極大的生命潛在力。這種力是那些一讀書就昏昏欲睡的大學生們做夢都想象不到的。特麗莎讀得比他們多，也從生活中學到了許多，只是自己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大學生與自學者的差別與其說在於知識面，還不如說在於他們的生命力以及自信心。特麗莎投入布拉格新的生活中，其熱情是狂亂而不穩定的。她似乎在等待著某一天，什麼人過來說：“你在這兒幹嘛？回你的老地方去吧！”她對生活的全部渴望都系在一根繩子上：托馬斯的聲音。因為正是這個聲音曾經把她那怯懦的靈魂從她體內深處召喚了出來。
特麗莎在一間暗室裡有了一份活，但這不夠，她還想拍照，而不光是沖沖洗洗。托馬斯的朋友薩賓娜借給她三、四本著名攝影家的專著，又邀她去一個咖啡館，給她解釋書上的照片，使她對每幅作品都增添了不少興趣。她靜靜地凝神傾聽，那模樣，教授們從他們學生的臉上是不常看到的。．
多虧薩賓娜，她漸漸明白了照片與繪畫之間的關係。她還常常讓托馬斯帶她參觀布拉格舉辦的每一個展覽。不久，她的攝影作品便刊登在她所服務的那份圖片週刊上，最後，她離開暗室定進了專業攝影師的行列。
那天晚上，她和托馬斯與幾個朋友一起去酒吧，慶賀她的升遷。人人都跳了舞，托馬斯卻開始生悶氣。回家後經她再三刺激，他才道出是因為看到她與他的同事跳舞而嫉妒。
“你說你真的是嫉妒嗎？”她不相信地問了十多次，好象什麼人剛聽到自己榮獲了諾貝爾獎的消息。
然後，她把一隻手放在他肩上，一隻手摟著他的腰，開始在房子裡跳起舞來。她不是採用她在酒吧裡的那種舞步，更象村民的波爾卡舞或一種瞎鬧時的歡蹦亂跳。拖著托馬斯，腿在空中飛揚，軀身滿屋子亂轉。
不幸的是，沒過多久，她自己也開始妒嫉起來。而托馬斯沒有把她的妒嫉看成諾貝爾獎，卻看成了負擔，一個直到他死都壓著他的負擔。
她赤身裸體與一大群裸身女人繞著游泳池行定，懸掛在圓形屋頂上籃子裡的托馬斯，衝著她們吼叫，要她們唱歌、下跪。只要一個人跪得不好，他便朝她開槍。
讓我回到這個夢裡。夢的恐懼並不是始於托馬斯的第一聲槍響，而是從一開始就有的。與一群女人一起裸身列隊行進，這在特麗莎那裡是恐怖的典型意象。在家裡的時候，母親就不讓她鎖浴室門，這種規定的意思是說：你的身體與別人的沒什麼兩樣，你沒有權利羞怯，沒有理由把那雷同千萬人的東西藏起來。在她母親眼中，所有的軀體並無二致，一個雙一個地排隊行進在這個世界上面已。因此從孩提時代起，特麗莎就把裸身看成集中營規範化的象徵，恥辱的象徵。
夢的開頭還有另一種恐怖：所有的女人都得唱！她們不僅僅身體一致，一致得卑微下賤；不僅僅身體象沒有靈魂的機械裝置，彼此呼應共鳴——而且她們在為此狂歡！這是失去靈魂者興高采烈的大團結。她們欣然於拋棄了靈魂的重壓，拋棄了可笑的妄自尊大和絕無僅有的幻想——終於變得一個個彼此相似。特麗莎與她們一起唱，但並不高興，她唱著，只是因為害怕，不這樣女人們就會殺死她。
可托馬斯把她們一個個射翻在水池中死去，又是什麼意思呢？
那些女人為她們的共同劃一而興高果烈，事實上，她們又在慶賀面臨的死亡，行將在死亡中實現更、絕對的同一。托馬斯的槍殺，只是她們病態操演中的極樂高xdx潮而己。每一聲槍晌之後，她們爆發出高興的狂笑，每一具屍體沉入水中，她們的歌聲會更加響亮。
但為什麼執行槍殺的是托馬斯呢？又為什麼托馬斯一心要把特麗莎與那些人一起殺掉呢？
因為他是送特麗莎加入她們一夥的人。這就是這個夢所告訴托馬斯的，而特麗莎自己所不能告訴他的。她來到他這裡，是為了逃離母親的世界，那個所有軀體毫無差別的世界。她來到他這裡，是為了使自己有一個獨一無二的不可取代的軀體。但是，他還是把她與其他人等量齊觀：吻她們一個樣，撫摸她們一個樣，對待特麗莎以及她們的身體絕對無所區分。他把她又送回到她企圖逃離的世界，送回那些女人中間，與她們赤身裸體地走在一起。
她老是夢見三個連續的場景：首先是貓兒的狂暴，預示著她生活中的苦難；接著是幻想中多樣無窮的死；最後便是她死後的生存，其時，恥辱已變成了一種永恆狀態。
這些夢無法譯解，然而給托馬斯帶來了如此明白無誤的譴責，他的反應只能是低著頭，一言不發地撫摸著她的手。
夢是意味深長的，同時又是美的。這一點看來被弗洛伊德的釋夢理論給漏掉了。夢不僅僅是一種交流行為（如果你願意，也可視之為密碼交流）；也是一種審美活動，一種幻想遊戲，一種本身有價值的遊演算我們的夢證明，想象——夢見那些不曾發生的事。是人類的最深層需要。這裡存在著危險。如果這些夢境不美，它們就會很快被忘記。特麗莎老是返回她的夢境，腦海裡老是舊夢重溫，最後把它們變成了銘刻。而托馬斯就在特麗莎的夢囈下生活，這夢囈是她夢的殘忍之美所放射出來的催眠迷咒。
“親愛的特麗莎，甜美的特麗莎，我正在失去你嗎？”有一次，他們面對面地坐在一家酒店裡，他說，“每一夜你都夢見死，好象你真的願意告別這個世界……”
那是在白天，理智與意志又回來了。一滴紅色的葡萄酒饅慢流入她的杯子：“我毫無辦法，托馬斯，呵，我明白，我知道你愛我，我知道你對我的不忠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她望著他，眼裡充滿了愛，但是她害怕即將到來的黑夜，害怕那些夢。她的生活是分裂的，她的白天與黑夜在抗爭。
不論誰，如果目標是“上進”，那麼某一天他一定會暈眩。怎麼暈法？是害怕掉下去嗎？當了望臺有了防暈的扶欄之後，我們為什麼害怕掉下去呢？不，這種暈眩是另一種東西，它是來自我們身下空洞世界的聲音，引誘著我們，逗弄著我們；它是一種要倒下去的慾望。抗拒這種可怕的慾望，我們保護著自己，
那些裸體女人圍著游泳池行進，那些棺材裡的屍體為她也是死人面欣喜——這就是她害怕的“底下世界”。她曾經逃離，但這個世界神秘地召喚她回來。這些就是她的暈眩：她聽了一種甜美的（幾乎是歡快的）呼喚，重新宣讀了她的命運和靈魂，聽到了沒有靈魂者的大聚集在召喚她。虛弱的時候，她打算響應這一召喚，回到母親那裡去；打算驅散她身體甲板上靈魂的水手們；打算趨就到母親的朋友們中間去，當有人放響屁時跟著笑；還打算和她們一起圍著游泳池裸身行走，一起唱歌。
的確，直到特麗莎離家那天，她一直在反抗母親。可我們也不要忘記，她同時沒有一天不是愛她的。只要母親用一種愛的聲音說話，她願意為母親做任何事情。她有勇氣離開母親的唯一原因就是，她從未聽到那種聲音。
特麗莎的母親意識到自己的專橫對女兒不再起作用時，便開始給她寫一些發牢騷的信，抱怨自己的丈夫、自己的老闆、自己的身體以及孩子，並讓特麗莎相信她是她一生中唯一的親人。特麗莎想到，二十中後她終於聽到了母親愛她的聲音，她想回到母親身邊去。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她眼下感到如此虛弱，被托馬斯的不忠弄得如此衰竭不堪。這暴露了她的無能，這種無能總是導向暈眩，導向不可戰勝的倒下去的渴望。
一天，母親打來電話說她身患癌症，只能活幾個月了。消息變成了她對托馬斯不忠的絕望反叛。她自責地對自己說，她為了一個男人背叛了母親，可那個男人並不愛她。她願意忘記母親對她施及的一切磨難。她現在已能設身處地對母親有所理解；她們置身於同樣的處境：母親愛她的繼父，正如她愛托馬斯，而繼父用不忠的行為來折磨母親，正如托馬斯用同樣的方式來傷害她。造成母親怨恨的原由也是她受罪的根源。特麗莎告訴托馬斯她母親病了，她要花一個星期去看她。她的聲音裡充滿惡意。
托馬斯反對她去，感覺到她回到母親那兒去的真正動因不過是暈眩。他給那個小鎮的醫院掛了個電話，查找全鎮關於癌症的詳細記載，不難發現特麗莎的母親根本沒有癌症的懷疑，甚至一年多來從未看過病，
特麗莎順從托馬斯沒有去探視母親。可幾個小時之後，她摔倒在大街上，傷了膝蓋。她走路開始步履不穩了，幾乎每天都摔交，或者碰到什麼東西，至少也得給什麼東西絆一下。
一種無法剋制的要倒下去的慾念支配著她。她生活在不斷暈眩的狀態之中。
常常摔倒的人總是說：“扶我起來吧。”托馬斯不斷地耐心把她扶起來，
“我想與你在我的畫室裡做愛。那兒象一個圍滿了人群的舞臺，觀眾不許靠近我們，但他們不得不注視著我們……”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景觀對特麗莎來說已失去了初始的殘酷，甚至開始使她有些興奮。她與托馬斯做愛，總是小聲地向他叨唸那些細節。
隨後，她突然想到一個辦法，可以使她看到托馬斯的不忠而不去責怪：他只須帶著她，帶著她去與情婦幽會！她的身體也許又會成為她們中間最佳的和唯一的。她的身體將成為他的影子，他的助手，他的
另一個自我。“我會為你去給她們脫衣服的，給她們洗澡，然後把她們帶給你……”他們緊緊樓抱在了起時，她總是如此低語。她期望著他們兩人融合成一個兩性人，其他女人的身體將成為他們的玩物。
呵，成為他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個自我！托馬斯根本不願理解這一點，特麗莎卻無法擺脫它。她試圖培養自己與薩賓娜的友誼，開始主動為薩賓娜照相什麼的。特麗莎應邀去薩賓娜的畫室，終於看到了這間寬敞的房子和它的中心部分：那又大，又寬，講臺一樣的床。薩賓娜把斜靠著牆的畫展示給她看：“真是太奇怪了，你以前竟沒到這裡來過。”她甚至搬出她在學校時畫的一張舊畫：正在建設中的鍊鋼廠。那時是最嚴格的現實主義教育時期（據說非現實主義的藝術是在挖社會主義的牆腳）。以當時爭強好勝的精神，她努力使自己比教師還“嚴格”，作畫時隱藏了一一切筆觸，畫得幾乎象彩色照片。
“這張畫，我偶然滴了一點紅色顏料在上面。開始我叫苦不迭，後來倒欣賞起它來了。它一直流下去，看起來象一道裂縫。它把這個建築工地變成了一個關合的陳舊景幕，景幕上畫了些建築工地而已。我開始來玩味這士道裂縫，把它塗滿，老想著在那後面該看見什麼。這就開始了我第一個時期的畫，我稱它為‘在景物之後’。當然，我不能把這些畫給任何人看，我會被美術學院踢出來的。那些畫，表面上總是一個無懈可擊的現實主義世界，可是在下面，在有裂縫的景幕後面，隱藏著不同的東西，神秘而又抽象的東西。”
停了一下，她又說：“表面的東西是明白無誤的謊言，下面卻是神秘莫測的真理。”
特麗莎以高度的注意力凝神傾聽，那模樣，教授們在他們學生的臉上是不常看到的。她開始領悟薩賓娜的作品，過去的和現在的，的確在處理著同一觀念，融會著兩種主題，兩個世界。它們正如常言所說，都有雙重暴光。一張風景畫同時又顯現出一盞老式檯燈的燈光。一種由蘋果、堅果以及一小梯綴滿燭光的聖誕樹所組合的田園寧靜生活，卻透現出一隻撕破畫布的手。
她突然感到一股對薩賓娜的傾慕之情，因為薩賓娜把她當一個朋友。她的傾慕使畏怯和猜疑緩解了，變成了友誼。
她幾乎忘記了自已是來拍照的。薩賓娜不得不提醒她。特麗莎終於把視線從那些畫上移開，投向那張擺在房子中央的、講臺一樣的床。
床的旁邊是一張小桌，桌上放著一個人頭模型，那種理髮師們用來放假髮的頭型。薩賓娜的假髮架上沒有假髮，倒套著一頂圓頂禮帽。“這原是我祖父的。”她笑笑說。
這是一種黑黑的、硬硬的圓頂禮帽——特麗莎只在電影裡見過，就是卓別林戴的那種。她也笑笑，把帽子拿起來打量了一陣，說：“願意讓我拍一張你戴著它的照片嗎？”
這個主意讓薩賓娜笑了好久。特麗莎把禮帽放下，拿起照相機開始拍。
約摸拍了一個小時，她突然問：“照點裸體的怎麼樣？”“裸體照？”薩賓娜笑了。“是的，”特麗莎更大膽地重複她的建議，“裸體的。”
“那得喝酒。”薩賓娜把酒瓶打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