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80年，我們才從《星期天時報》上讀到了斯大林的兒子、雅可夫的死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人俘虜，與一群英國軍官關在一起，並共用一個廁所。英國軍官不滿意斯大林的兒子把廁所弄得又臭又亂的惡習，不滿意他們的廁所被大便弄得很髒，儘管這是世界上最有權力者的兒子的大便。他們提醒他注意此事，把他惹火了。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讓他把廁所弄乾淨。他發怒，吵架，動武，最後訴諸集中營的長官，希望長官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國人拒絕談論大便的問題。斯大林的兒子不能忍受這種恥辱，用最嚇人的俄國髒話破口大罵，飛身撲向環繞著集中營的鐵絲電網。他撲中了，身體被釘在電網上，再也不會把英國人的廁所弄髒了。
斯大林的兒子有一段艱難歲月。所有的證據表明，他父親殺害了給他生這個孩子的女人。於是，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兒子（因為他父親被尊崇得如同上帝），又是上帝的棄兒。人們從兩重意義上都怕他：他加害於人，可以是因為震怒（畢竟，他是斯大林的兒子），也可以是出於喜愛（父親會懲罰棄兒的朋友從而達到懲罰他的目的），遺棄和特權，幸福與痛苦——沒有誰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體，這對立的兩面是如何交替，從人類存在的一極到另外一極，其間距離是如何短促。
戰爭一開始，他成了德國人的階下囚，另一些囚徒屬於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總是出自內心地排斥他，指責他的骯髒。他，作為肩負著最高級戲劇性的人，能忍受這種不是為了崇高的東西（上帝與天使範圍內的東西），而是為了大便的評判麼？難道最高級與最低級的戲劇是如此令人暈眩地逼近麼？
令人暈眩之近？太近會引起暈眩？
會的。當北極近到可以觸到南極，地球便消失了，人會發現自己墜入真空，頭會旋轉，導致他倒下。
如果遭受遺棄與享有特權是一回事，毫無二致，如果崇高與低賤之間沒有區別，如果上帝的兒子能忍受事關大便的評判，那麼人類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間度向，成為了不可承受的輕。當斯大林的兒子朝電網跑去，將自己的身體投向電網時，這架電網在失去度向的世界裡被無邊無際的輕所承託，象天平的秤盤，遺憾可悲地升向空中。
斯大林的兒子為大便獻出了生命。但是為大便而死並非無謂犧牲。那些為了向東方擴充領土而獻身的德國人，那些為了向西方擴展權勢而喪命的俄國人——是的，他們為某種愚昧的東西而死，死得既無意義，也不正當。在這次戰爭總的愚蠢中，斯大林兒子的死是唯一傑出的形而上之死。
我小的時候，曾翻閱過專給孩子們看的那種《舊約全書》，書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畫。我看見上帝站在雲上，是個有鼻子有眼還有長鬍須的老人。我總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東西，如果他吃東西，就得有腸子。這種想法總使我害怕。儘管我出生於一個不太信宗教的家庭，我感到有關神的腸子的想法是在褒瀆神明。
我，一個沒有受過任何神學訓導的孩子，很自然，會抓住上帝與大便不能共存這個事實，來懷疑基督教人類學中的基本論點。就是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嗎？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腸子！——或者說上帝沒有腸子，人就不象他。
古老的諾斯替教與我五歲時的想法是一致的。早在二世紀，偉大的諾斯替教派大師瓦倫廷解決了這個該死的兩難推理，聲稱：“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糞。”
與其說糞便是邪惡的，倒不如它是—個麻煩的神學問題。自從上帝給人以自由，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接受這種觀念：他無須對人的罪過負責，然而作為人的創造者，他對人的糞便應負完全的責任。
到第四世紀，聖哲羅姆完全否定了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裡做愛的說法。另一方面，九世紀偉大的神學家埃裡金納則接受這一觀點，並且還相信，亞當的男性器官只要主人願意，就可以象臂或腿一樣舉起。我們不能將這一設想，當作男人害怕陽萎的尋常舊夢而隨意打發。埃裡金納的觀點有不同的意義。如果認為靠簡單命令的方式就可以使xxxx勃舉，xxxx的勃舉不是由於我們亢奮，而是我們的命令使然，那麼世界上就沒有性亢奮的位置。這位偉大的神學家發現與天堂不能共存的，並非性交及其隨之而來的愉悅，他發現與天堂不能共存的是性亢奮。記住：天堂裡有愉悅，但沒有亢奮。
埃裡金納的論點抓住了有關糞便助神學辯解要害。只要人獲准留在天堂，他或者（象瓦倫廷的耶穌）根本不排糞，或者（看來更有可能）不把糞便看成令人反感的東西。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他才使人對糞便感到厭惡。人才開始遮羞，才開始揭開面罩，被一道強光照花雙眼。於是，緊接著厭惡感的取得，人的生活中又引進了性亢奮。如果沒有糞便（從這個詞的原義和比喻意義來看），就不會有我們所知道的性愛，以及伴隨而來的心跳加快、兩眼昏花。
在我小說的第三章裡，我講到了薩賓娜半裸著身子，頭上戴著圓頂禮帽，同穿戴整齊的托馬斯站在一起。當時我有些事沒來得及提到。她從鏡子裡看到自己時，因為她的自我褻瀆而亢奮。她忽發奇想，似乎看到托馬斯戴著圓頂禮帽，正使自己坐在抽水馬桶上並看著自己排糞。她的心突然劇跳起來，幾近昏暈的邊緣。她把托馬斯拖倒在地毯上，立刻發出了性高xdx潮的叫喊。
有些人相信世界是上帝創造的，有些人認為世界乃自然生成，這兩種人之間的爭論涉及到一些超越我們理智和經驗的現象。更為現實的倒是這條界線，區分著兩類人，後者懷疑人的生命是受賜的（不論如何賜予，以及由誰來賜予），前者卻毫無保留地接受賜予觀點。
在歐洲所有宗教和政治的信仰後面，我們都可以找到《創世紀》第一章，它告訴我們，世界的創造是合理的，人類的存在是美好的，我們因此才得以繁衍。讓我們把這種基本信念稱為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
直到最近，“大糞（Shit）”這個詞才以“s……”的形式出現在印刷品中，這個事實與道德上的考慮毫無關係。你畢竟不能說大糞是不道德的！對大糞的反對是形而上的。每天排出大糞的程序，就是創世說不可接受的每天的證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大糞是可以接受的（在這種情況下，不要把你鎖在衛生間裡！），或者，我們就是被一種不可接受的方式所造就。
那麼，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美學理想，必然是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裡，大糞被否定，每個人都做出這事根本不存在的樣子。這種美學理想可稱為“媚俗作態”。
“kiscll”是個德國詞，產生於傷感的十九世紀的中期，後來進入了所有的西方語言。經過人們的反覆運用，它形而上的初始含義便漸漸淹沒了：不論是從大糞的原義還是從比喻意義上來說，媚俗就是對大糞的絕對否定；媚俗就是制定人類生存中一個基本不能接受的範圍，並排拒來自它這個範圍內的一切。
薩賓娜對國家當局最初的內心反感，與其說是具有道德性，還不如說帶有美學性。她倒不怎麼反感當局管轄下的醜陋（把荒廢的城堡變成牛欄），卻厭惡當局企圖戴上美的假面具——換句話來說，就是當局的媚俗作態。當局媚俗作態的樣板就是稱為“五一節”的慶典。
她看見過這種慶典遊行，是在人們依然有熱情或依然盡力裝出熱情的年代。女人們穿上紅色、白色以及藍色的衣裙，遊行者隊伍齊步行進時，陽臺上或窗子前觀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種五角星、紅心、印刷字體。銅管小樂隊伴隨著一個個遊行群體，使大家的步伐一致。當某個群體接近檢閱臺時，即使是最厭世的面孔上也要現出令入迷惑不解的微笑，似乎極力證明他們極其歡欣，更準確地說，是他們完全認同。不僅僅是認同當局的政治，不，更是對生命存在的認同。從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深井裡，這種慶典汲取了靈感。沒有寫出來、沒有唱出來的遊行口號不是“共產主義萬歲！”而是“生活萬歲！”這種白痴式的同義反復（“生活萬歲！”），使那些漠然處之的人對當局的論點和遊行也發生了興趣。對這一口號的盜用，表現了當局的威力和靈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