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後（這時她住在美國），薩賓娜朋友之一，一位美國參議員，用他的大轎車帶她出去兜風。他的四個孩子在車後座跳上蹦下。參議員把車停在一個帶有人造滑冰場的體育館前面，四個孩子從車上跳出來，開始在四周寬闊的草坪上跑起來。參議員坐在方向盤後，美美地看著那四個活蹦亂跳的小身影，對薩賓娜說：“看看他們吧，”他用手臂劃了個圓圈，把運動場、草地以及孩子都劃在圈裡，“瞧，這就是我所說的幸福。”
他的話裡面，不僅有看著孩子奔跑和綠草生長的歡欣，還有對一個來自共產黨國家的難民的深深理解。參議員深信，在那個國家裡是不會有綠草生長和孩子奔跑的。
一瞬間，薩賓娜的腦子中閃現過一個幻影：這位參議員正站在布拉格廣場的一個檢閱臺上。他臉上的微笑，就是那些當權者在高高的檢閱臺上，對下面帶著同樣笑容的遊行公民發出的笑。
參議員怎麼知道孩子就意昧著幸福？他能看透他們的靈魂？如果此刻他們都不見了，其中三個向第四個撲過去並狠狠揍他，那又意味著什麼？
參議員只有一條理由對他有利：他的感情。心靈和大腦經常意見不合牴觸齟齬。而在媚俗作態的王國裡，心靈的專政是最高的統治。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種大眾可以分享的東西。媚俗可以無須依賴某種非同尋常的情勢，是銘刻在人們記憶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來的：忘恩負義的女兒，被冷落了的父親，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賣的祖國，第一次戀情。
媚俗引起兩種前後緊密相連的淚流。第一種眼淚說：看見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著，多好啊！
第二種眼淚說：和所有的人類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們所感動，多好啊！
第二種眼淚使媚俗更媚俗。
地球上人的博愛將只可能以媚俗作態為基礎。
沒有比政客更懂得這一點了。無論何時，一個照相機即將開拍，他們會立即奔向最近前的孩子，把他舉到空中，親吻他的臉蛋。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學理想，也是所有政容黨派和政治活動的美學理想。
各種政治傾向並存的社會里，競爭中的各種影響互相抵銷或限制，我們居於其中，還能設法或多或少地逃避這種媚俗作態的統治：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個性，藝術家可以創造不見的作品。但是，無論何時一旦某個政治運動壟斷了權力，我們便發觀自己置身於媚俗作態的極權統治王國。
我說到極權統治，我的意思是一切侵犯媚俗的東西必將從生活中清除掉：每一種個性的展示（在博愛者微笑的眼裡，任何偏離集體的東西均遭藐視）；每一種懷疑（任何以懷疑局部始的人，都將以懷疑生活自身而終）；所有的嘲諷（在媚俗的王國裡，一切都必須嚴肅對待），以及拋棄了家庭的女人，或者愛男性勝過愛女性的男人。於是，“豐富而且多彩”這樣神聖的法令，就成為了疑問。
根據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古拉格當作媚俗作態極極統治用來處理垃圾的化糞池。
緊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十年，是最可怕的斯大林恐怖時期。當時特麗莎的父親由於鬼混而被捕，十歲的特麗莎被逐出家門。這也是二十歲的薩賓娜在美術學院學習的時候。在那裡，她的馬列教授向她解釋社會主義藝術的理論：社會主義社會如此飛躍進展，其基本矛盾不再是好與壞的矛盾，而是好與更好的矛盾。所以大糞（那是無論如何也根本不能接受的了）只能存在“在那一邊（比如說，在美國）”，象一些異己的東西（比如說特務），只有從那裡，從外部，才能打入這個“好與更好”的世界。
事實上，在那最嚴酷的時代，蘇聯電影在所有“好與更好”的國家氾濫。電影中充滿了不可信的純潔和高雅。兩個蘇聯人之間可以出現的最大沖突，無非是情人的誤會：他以為她不再愛他；她以為他不再愛她。但在最後一幕，兩人都投入對方的懷抱，幸福的熱淚在臉上流淌。
對這些電影流行的老一套解釋就是：電影表現了共產主義的理想，現實當然比理想要差一些。
薩賓娜總是反感這些解釋。只要一想到蘇式媚俗的世界行將成為現實，就感到背上一陣發麻。她毫不猶豫地願意選擇當局統治下那種受迫害和受宰割的現實生活，這種現實生活還是能過下去的。如果在那種理想式的現實世界裡，那些白痴們咧嘴傻笑的世界裡，她將無話可說，一個星期之內就會被嚇死。
蘇式媚俗給薩賓娜的感覺，非常象特麗莎夢中所經歷的恐怖一樣震動了我。特麗莎與一群裸體女人繞著游泳池行進，被迫高興地唱歌。下面的水面上漂浮著一具具屍體。特麗莎不能對任何女人提一個問題，說一個宇，唯一能夠做出的反應，就是接唱下一段流行歌。她甚至不能對她們任何人偷偷眨眼，她們會立即向那個游泳池上籃子裡的男人指出她來，他將把她槍斃。特麗莎的夢揭示了媚俗的真實作用：媚俗是一道為掩蓋死亡而關起來的屏幕。
在媚俗作態的極權統治王國裡，所有答案都是預先給定的，對任何問題都有效。因此，媚俗極權統治的真正死敵就是愛提問題的人。一個問題就象一把刀，會劃破舞臺上的景幕，讓我們看到藏在後面的東西。事實上，這就是薩賓娜向特麗莎解釋的自己畫作的準確意義：表面上是明白無誤的謊言，底下卻透出神秘莫測的真理。
但是，反對我們稱為媚俗作態極權統治的這種東西的人們，感到質問和懷疑無補於事，他們也需要確定而簡單的真理，讓大眾理解，激發群體的眼淚。
德國一個政治組織曾為薩賓娜舉辦過一次畫展。她打開目錄，第一張圖就是自己的照片，上面添畫了一些鐵絲網。她在照片旁邊，還發現了一份讀上去象某位聖女或某位烈士的小傳；她遭受過極大的痛苦，為反對非義而鬥爭，被迫放棄了正在流血的家園，卻繼續在鬥爭著。“她的畫作是爭取幸福的鬥爭”，文章以這句話而告結束。
她抗議，但他們不能理解她。
你是說共產主義不迫害現代藝術嗎？
“我的敵人是媚俗，不是共產主義！”她憤怒地回答。
那以後，她開始在自己的小傳中故弄玄虛，到美國後，甚至設法隱瞞自己是個捷克人的事實。唯一的目的，就是不顧一切地試圖逃離人們要強加在她生活中的媚俗。
她站在畫架前，上面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身後椅子上的老人，仔細觀察著她的每一筆觸。
“該回家了。”他終於看了看錶。
她放下調色板，去衛生間洗手。老人也使自己從椅子裡站起來，去拿斜靠在泉邊的柺杖。畫室的門通向外邊的草地。天已漸漸落黑了，五十英尺開外，是一棟白色的隔板房，一樓的窗口亮著燈光。薩賓娜被這兩個光輝投照著暮色的窗口感動了。
她一生都宣稱媚俗是死敵，但實際上她難道就不曾有過媚俗嗎？她的媚俗是關於家庭的幻象，一切都那麼安寧，那麼靜談，那麼和諧，由一位可愛的攝親和一位聰慧的父親掌管。這種幻覺是雙親死後她腦子裡形成的。她的生活越是不似那甜美的夢，她就越是對這夢境的魔力表現出敏感。當她看到傷感影片中忘思負義的女兒終於擁抱無人關心的蒼蒼老父，每當她看到幸福家庭的窗口向迷濛暮色投照出光輝，她就不止一次地流出淚水。
她是在紐約遇見這位老人的。他富裕而且愛畫，身邊只有上了年紀的老伴，住在一棟鄉間房舍裡。正對著那房舍，他的土地上有一間舊馬廄。他為薩賓娜把馬廄改建成畫室，而且每天都目隨薩賓娜的畫筆運行，直到黃昏。
現在他們三人一起吃晚飯。老太太把薩賓娜喚作“我的女兒”，但一切跡象都會使人導出相反的結論，就是說，薩賓娜倒是母親，而她的這兩個孩子喜歡她，崇拜她，願意做她所要求的一切。
她這個也即將進入老年的人，象一個小女孩那樣找回了曾被奪走的父母嗎？她終於找回了她自己從未有過的孩子嗎？
她清楚地意識到，這只是一個幻覺。她與這老兩口過的日子只是一個短暫的間歇。老頭病得很重，一旦撇下老伴去了，老太太將去加拿大跟兒子一塊兒過。那麼，薩賓娜的背叛之途又將在別的什麼地方繼續。一曲關於兩個閃光窗口及其窗後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時從她生命的深處飄出，匯入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她被這首歌打動，但並不對這種感情過於認真。她太知道了，這首歌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媚俗一旦被識破為謊言，它就進入了非媚俗的環境牽制之中，就將失去它獨裁的威權，變得如同人類其它弱點一樣動人。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超人，強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無論我們如何鄙視它，媚俗都是人類境況的一個組成部分。
媚俗起源於無條件地認同生命存在。
但生命存在的基礎是什麼？上帝？人類？鬥爭？愛情？男人？女人？
由於意見不一，也有各種不同的媚俗：天主教的，新教的，猶太教的，共產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女權主義的，歐洲的，美國的，民族的，國際的。
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被認為一半是左派的，另一半是右派的。根據各自聲稱的理論原則給這一派或那一派下定義都完全不可能。這不足為奇：政治運動並不怎麼依賴於理性態度，倒更依賴於奇想、印象、言詞以及模式，依賴於它們總合而成的這種或那種政治媚俗。
弗蘭茨如此陶醉於偉大的進軍，這種幻想就是把各個時代內各種傾向的激進派糾合在一起的政治媚俗。偉大的進軍是通向博愛、平等、正義、幸福的光輝進軍，儘管障礙重重，仍然一往無前。進軍既然是偉大的進軍，障礙當然在所難免。
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民主主義專政？是反對消費社會還是要求擴大生產？是斷頭臺還是廢除死刑？這一切都離題甚遠。把一個左派造就為左派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理論，而是一種能力，能把任何理論都揉合到稱之為偉大進軍的媚俗中去。
弗蘭茨顯然不是媚俗的信徒。偉大進軍在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多少有點象薩賓娜生活中那關於兩個閃亮窗口的哀婉之歌。弗蘭茨投哪個政黨的票？恐怕他什麼票也不會投，感興趣的是徒步旅行到山裡去度過選舉日，當然，這並不意昧著他不會被偉大的進軍所打動。夢想著我們是跨越世世代代進軍中歡樂的一群，總是美好的，弗蘭茨從未完全忘記過這種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