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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斧斫的一樣，歐洲二十世紀的重大日子都刻下了深深的傷痕。1914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後來歷時最長、稱為冷戰、最後以共產主義消亡而告結束的第三次戰爭。除了這些關涉整個歐洲的重大日子，還有一些次等重要的日子決定了某些民族的命運：1936年西班牙內戰；1956年俄國入侵匈牙利；1948年南斯拉夫人反抗斯大林，1991年又開始自相殘殺。斯堪的納維亞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在1945年以後幸運地沒有遇到任何重大日子，使他們得以生活了美妙而又虛空的半個世紀。
在這個世紀，捷克人的歷史由於“20”這個數字的三次重複而具有了非凡的數學美。經歷了數個世紀的歲月之後，他們於1918年獲得了國家獨立，而在1938年又喪失了。
1948年，由莫斯科引入的共產主義革命開啟了第二個20年的恐怖，後在1968年，以俄國人氣不過該國放肆的解放，興兵50萬入侵該國而告結束。
佔領政權於1969年秋牢固地建立，而誰也沒有料到，又於1989年秋悄悄地、有禮有節地撤除了，與當時歐洲所有的共產黨政權一模一樣。這是第三個20年。
只是在我們這個世紀，歷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貪婪地主宰每一個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對重大日子作一分析，便不可能理解伊萊娜在法國的存在。在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個來自共產黨國家的流亡者在法國是很不讓人喜歡的；法國人當時把納粹主義視為惟一真正的災禍。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專政。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們才漸漸拿定主意，把共產主義設想為一種災禍，儘管是低一層次的災禍，我們姑且稱其為二號災禍。正是在這個時期，在1969年，伊萊娜和她丈夫流亡到法國。他們很快明白，與頭號災禍相比，落到他們祖國頭上的災難實在太沒有血腥味，無法促動他們的新朋友。一次次解釋，他們養成了習慣，幾乎每次都差不多這麼說：
“不管有多可怕，一個法西斯專政總歸會隨著獨裁者的滅亡而倒臺，人們總算有點指望。可是，以無邊的俄羅斯文明為支撐的共產主義，對於波蘭，對於匈牙利（且不談愛沙尼亞）來說，則是沒有盡頭的黑洞。獨裁者是會滅亡的，但俄羅斯是永存的。我們逃出來的國家所遇到的災難，是一點兒希望都沒有的。”
他們就這樣一次次忠實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伊萊娜還舉當時的捷克詩人揚·斯卡塞爾的一首四行詩為證：他談起籠罩在他心頭的悲苦；這份悲苦，他多麼想將它掀起，推向遠處，用它為自己造一間屋，關在裡邊三百年，三百年裡永不把門打開，對誰都不打開！
三百年？斯卡塞爾是在七十年代寫的這幾句詩，可在1989年秋天就去世了，幾天後，曾經在他眼前展現的三百年在短短幾天裡化為烏有：布拉格的街頭擠滿了人群，高舉的手中那一串串鑰匙，如擊打的鐘聲，宣告著新時代的到來。
斯卡塞爾說三百年莫非錯了？當然錯了。任何預測都會出錯的，這是賦予人類的少有的確證之一。但是，如果說預言錯了，但對預言者而言卻是真的，不是就他們的未來而言，而是就他們的現在而言。在我稱之為第一個20年的那個時代（1918至1938年間），捷克人曾以為他們的共和國前程無限。他們想錯了，但正是因為他們想錯了，他們才在歡樂中度過了這些歲月，而歡樂使他們的藝術有了從未有過的繁榮。
俄國人入侵之後，他們絲毫也沒想過共產主義會很快跨臺，重又想像會沒有個頭。因而，奪去了他們的力量，遏制了他們的勇氣，致使這第三個20年變得如此卑懦，如此悲苦的，不是他們真實生活的痛苦，而是未來的虛空。
阿諾爾德·勳伯格堅信以其十二音美學打開了音樂史的遠大前景，於1921年宣稱，多虧了他，德意志音樂（他是維也納人，沒有說“奧地利”音樂，卻說“德意志”音樂）的統治地位（他沒有說“榮耀”，而是說“Vorherrschaft”，即“統治”）將在未來的一百年裡（我授引準確無誤，他確實說過“一百年”）得到保證。但這番預言之後12年，即1933年，他由於是猶太人而被驅逐出德國（他想要保證其“Vorherrschaft”（統治）地位的正是這個國家），而隨之而去的，是建立在其十二音美學（被譴責為費解的，精英主義的，世界主義的，對德意志精神抱有敵意）之上的整個音樂。
勳伯格的預言不管有多大的錯，但對想理解其作品意義的人來說，還是不可缺少的，其作品自以為不是摧毀性的，不是神秘的、世界主義的，也不是個人主義的、難解的、抽象的，而是深深根植於“德意志土壤”（是的，他說的是“德意志土壤”）；勳伯格認為他在書寫的，不是偉大的歐洲音樂史的迷人尾聲（我傾向於這樣理解他的作品），而是無限的輝煌前程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