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無需提示，那位收到這封信的年輕女子驚呆了。在這一天其餘的時間，她對倫敦的許多景觀都感到索然無味——確實沒有什麼興趣，以至於她那滿頭大汗的父親開始去幻想他可愛的得克薩斯，而且曾一度滿懷希望地提議早點回國。這個主意被接受了，不過是冷冰冰的，這明白地告訴他上錯了路，於是他嘆了嘆氣，到酒吧去尋找安慰。
這天晚上，兩位得克薩斯人去了國王劇院。那裡正上演蕭伯納的一出新劇。這位聰明的愛爾蘭人要是看到一位可愛的年輕的美國人漫不經心地看他的劇作，一定會惱怒成羞。這位美國人在午夜退了場，急切地盼望著早晨的到來。
她沒有失望。當她的侍女，一位呆頭呆腦的英國女人，星期六一早出現在她身旁時，帶來了一封信。她將信遞過來，鼻子向上翹著，一副只是幫忙但並不情願的樣子。姑娘迅速撕開了信。
親愛的得克薩斯小姐：我在寫這封信時已快到傍晚了。太陽在花園的草坪上投下一道長長的黑影，整個世界是那樣的光明，那樣的一如往常，以至於我不得不設法要自己相信，我經歷的那個悲慘之夜所發生的確確實實是真事。
今天早晨的報紙更有助於把全部事情搞得像一場夢，我找不到與此相關的一句話、一個字。我想到了美國，想到假如這件事在那裡發生，記者會怎樣地蜂擁而至把我們的住宅圍個水洩不通。想到這些，我真是感到格外地吃驚。不過，我對英國報紙算是有所瞭解。偉大的政治家J·張伯倫在前一天晚上十點鐘去世，而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有一家報紙首次披露此事——還大呼小叫地說什麼搶到了頭條新聞。沒錯，是搶到了頭條新聞。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作法。
對佈雷來說，不讓這些記者知道此事也許並不困難，所以他們拙劣的報紙出來時隻字未提亞達菲街發生的不同尋常的故事。由於奇缺真實消息，他們開始暗示一場大規模戰爭的風雲就要臨頭。由於搖搖欲墜的奧地利已經向彈丸之地的塞爾維亞宣戰，由於德國皇帝今天帶著他最出色的戲劇效果匆匆趕回柏林老家，所以他們認為全歐洲不久將被血洗。炎熱的白天，難眠的夜晚產生了一場惡夢！
然而，你想聽的無疑是亞達菲街發生的事情。這場悲劇的續集又上演了，使整個事情更加神秘莫測。只有我一個人發現了這一個秘密。不過要從頭說起：
今天清晨我給你發信回來，一夜的緊張使我感到非常疲勞。我上床睡覺，但是卻難以入睡。越是想到我的處境極為不利，越是讓我心情不安。我不喜歡佈雷巡長看著我時的目光，不喜歡他盤問我如何住進這裡時的口氣。我告訴自己，只有找到殺害不幸的上尉的真兇我才會平安無事。因此我開始琢磨案件中少的可憐的線索——尤其是紫苑、領帶夾和霍姆堡氈帽。
就在這時我想起了佈雷不感興趣而隨手扔進廢紙簍裡的那四份《每日郵報》。在他看報紙時我曾在他身旁掃了一眼，曾看到凡份報紙都是一個疊法，我們喜愛的欄目——廣告欄——處在最顯眼的位置。碰巧我桌子裡有上個星期的《郵報》。你會理解這是為什麼。
我站了起來，找到這些報紙，開始讀報。正是在這個時候我有了驚人的發現，就是我剛才說的發現。
有了這種發現之後，我一時間驚呆了，所以想不到任何行動步驟。最後我決定，要做的事情是等上午佈雷回來，向他指出他忽略《郵報》是個失誤。
佈雷到來時是上午八點鐘左右，幾分鐘之後我聽到另一個人上了樓梯。這時我正在刮臉，但是我匆匆地把臉刮完，穿上了浴衣，急忙去了上尉的房間。上尉的弟弟昨晚負責把這不幸男子的屍體送走了。除佈雷和幾乎與他同時到達的那位陌生人之外，還有一位睡眼惺忪的警察，再也沒有別人了。
佈雷的問候顯然是彆彆扭扭的。但是，那位陌生人——一位身材高大的壯漢——極為熱情地向我介紹了自己。他告訴我說他是休斯上校，是死者的一位親密朋友；還告訴我說他極為震驚和悲傷，來到這裡是想問一下有什麼事他可以做。
“巡長，”我說道，“昨晚在這問房裡你手中拿著四份《每日郵報》，你認為毫無價值就扔進了這個廢紙簍。我是否可以建議你把它們撿回來？因為我要澄清一件極為令人震驚的事情。”一位尊貴的長官怎能屈身去翻廢紙簍，他向那位警察點頭示意了一下。警察把報紙拿了過來，我從中選了一份，在桌子上鋪開。“七月二十七日這期，”我說。
我指向登在私人啟事欄中間的一條消息。我的小姐，如果你恰好也留下了一份，你可以在你那裡自己讀。這條啟事讀來如下：
“仰光：坎特伯雷花園中的紫苑正在盛開。開得特別漂亮——尤其是白色的紫苑。”
佈雷咕噥著，睜開了他的小眼睛。我拿起了下一期——二十八日：
“仰光：我們迫不得己賣掉了父親的領帶夾——他從開羅買回家的甲蟲形綠寶石領帶夾。”
此時我引起了佈雷的興趣。
他喘著氣，笨重地向我靠過來。我極為興奮地在他眼前展開了二十九日的那期：
“仰光：霍姆堡氈帽一去不復返了，被一陣風颳進了河裡。”
“最後，”我對巡長說道，“最後一條消息是在七月三十日那期——弗雷澤，弗里爾死前十二個小時左右可以在大街上買到。看！”
“仰光：今晚十點鐘。評議員大街——Y.O.G。”
佈雷沉默不語。
“我相信你知道，巡長，”我說道，“弗雷澤·弗里爾過去兩年駐紮在仰光。”
他還是一言不發，只是用那雙狡黠的小眼睛看著我，看得我開始討厭這雙眼睛。他終於尖刻地說道：
“你是，”他盤問道，“如何碰巧發現這些消息的？昨晚我離開之後你有沒有到這房間來？”他憤怒地轉向了那位警察。“我下過命令……”
“不，”我插嘴說，“我沒來這個房間。我湊巧在我的房間中存了這幾份《郵報》，是極其偶然地存了幾份……”
我意識到我已經說漏了嘴。毫無疑問，我發現這些消息實在是太巧合了。懷疑再一次落到我頭上。
“非常感謝，”佈雷說道，“我會記住這些的。”
“你同我在領事館的朋友聯繫了嗎？”我問道。
“聯繫了。就到這兒吧，早安。”
於是我走了。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大約二十分鐘之後，有人敲響了我的房門，休斯上校走了進來。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大概四十出頭，皮膚被陽光曬得黑黑的，不過不是被英國的陽光曬黑的，兩個鬢角已經灰白。
“我親愛的先生，”他開門見山地說道，“這是最駭人聽聞的事情！”
“絕對沒錯，”我回答說，“你坐下好嗎？”
“謝謝。”他坐下來，直率地盯著我的眼睛。“警察，”他又意味深長地說道，“是最愛懷疑人的——往往毫無道理地懷疑。你碰巧捲進了這件事，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相信你絕對是一個表裡如一的人。我是否還可以說一句：你要是需要朋友的話，我願隨時聽你召喚！”
我被感動了。我真不知怎麼感謝他才好。他的語調是那麼富有同情心，那麼和藹可親，尤其是那麼誠懇，以至於我不知不覺地把事情的前前後後都告訴了他——阿奇和他的信，我怎樣喜愛上了這座花園，我怎樣吃驚地發現上尉從未聽說過這樣一位表弟，以及我後來的不利處境。他靠在椅子上，閉上了眼睛。
“我想，”他說道，“誰也不會拿著一封未封口的引見信不打開看看怎樣對他大加讚揚。這是人的本性——我經常這樣做。我是否可以冒昧地問一句……”
“是的，”我說道，“信沒有封口，我確實看了。這不過是一封推薦信，可是我感到它太長了。信中對我用了許多熱情的詞兒——我與恩賴特不過是萍水相逢，這些詞兒用得未免不合情理。我還記得他談到他在因特拉肯住了有多久，而且說他將在八月一日左右到達倫敦。”
“八月一日，”上校又重複了一遍，“那就是明天。那麼，如果您夠朋友的話，請告訴我昨晚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把這個悲慘的夜晚所發生的事情又大略講了一遍——爭吵；樓廳中沉重的身影；從那扇很少使用的門逃走。
“小夥子，”休斯上校起身要走時說道，“這出悲劇的線頭扯得很遠——一些扯到印度，還有一些扯到一個我不願說出它的名字的國家。我可以坦率地講，我對此事比上尉的朋友興趣更濃，而且還有其他興趣。目前，此事要極為秘密地在我們之間進行。警察並無惡意，但是他們有時會走漏風聲。你是說你有幾份登載這些奇怪消息的《郵報》嗎？”
“就在我桌子裡，”我說。我給他拿出報紙。
“我想我應該拿走這些報紙，如果可以的話，”他說道，“當然，你不要把我這次短暫的拜訪說出去。我們後會有期，再見。”
他拿著這些登有向仰光發出的奇怪信號的報紙走了。
不曉得為什麼，他的來訪讓我感到心情極為舒暢。從頭天晚上七點鐘到現在，我第一次開始再度自由呼吸了。
那位喜歡神秘的小姐，一九一四年七月最後一天的下午，事情就是這樣，再沒有什麼進展。
我將在今晚發出這封信。這是我寫給你的第三封信，它帶著同第一封信一樣的夢想，這夢想已是第三次了。因為這夢想不僅出現在明月照亮小院的夜晚，而且出現在陽光明媚的白天。
是的，我心情極為舒暢。我才意識到，自從昨晚在辛普森餐館吃完飯到現在，除了從沃爾特斯發抖的手中接過一杯咖啡外，我什麼都沒有吃。我現在要去吃飯了。我要先吃葡萄柚。我發覺我突然非常喜歡葡萄柚。
說這多庸俗——我們在許多方面情趣相投！
以前的草莓男子
她的廣告欄通信人第二封信讓這位住卡爾頓飯店的可愛的年輕女子心中產生了興奮和緊張，第三封信的到來更加劇了這種興奮和緊張。星期六上午她接到信之後，在房間裡坐了很長時間，反覆琢磨著亞達菲街這所住宅發生的神秘事件。當她第一次得知印度軍弗雷澤·弗里爾上尉被匕首刺人心臟而死亡時，這消息讓她震驚不已，就如同失去一位親愛的老朋友。她急切地希望抓住兇手，腦子裡反反覆覆地考慮著白色紫苑、領帶夾以及霍姆堡氈帽可能產生的線索。
也許這位姑娘之所以如此急切地盼望抓住罪犯是因為她那位頗有風度的年輕朋友——一位她不知姓名，而且確實從未同他講過話的朋友——極為危險地捲入了這場事端。因為，從她對傑弗裡·韋斯特的瞭解來看，從她在餐廳中那漫不經心的一瞥來看，而且還有他的來信更是起了重要作用，她絕非一般地喜歡他。
現在第三封信到了，他在信中講述那頂帽子，那個領帶夾以及那些紫苑同《郵報》中那個讓他們進行第一次交往的欄目的關聯。碰巧，她也有這個星期前四天的報紙。她走到她的起居室，找到了這些報紙，一下子屏住了呼吸！星期一的報紙的廣告欄中，那些給仰光寫的神秘用語，那些關於坎特伯雷的一座花園中的紫苑的難解字眼兒，直瞪瞪地看著她。在其他三期報紙中，她找到了相同的信息，也就是她的草莓男子所引證的那些信息。她坐下來深思了一陣子；事實上，她一直坐到一位餓急了的父親憤怒地敲響了她的房門。她的父親在樓下的大廳中等著她一同去吃早飯，已經等了整整一個小時。
“喂，喂！”父親經她允許之後走了進來，邊走邊低沉有力地說道，“別在這裡坐一上午。你不餓我還餓呢！”
她趕忙道歉，準備同他下樓。當她籌劃他們一天的活動時，她毅然決定絕不再去想亞達菲街的事情。她的決心究竟落實了多少，可以從這天晚飯前父親同她說的一番話中判斷出來：
“你不會說話了嗎，瑪麗安？你就像一位新當選的官員那樣沉默寡言。如果你還是讓我們的這次遠行死氣沉沉，那麼我們乾脆收拾行李打道回府。”
她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答應一定會改正。但是他卻是一副情緒低沉的樣子。
“不管怎樣，我認為我們應該走了，”他接著說道，“在我看來，這場戰爭會像野火一樣迅速蔓延。德國皇帝昨天回到了柏林。他將在今天簽署動員令，這是千真萬確的。上個星期，在柏林證券交易所，加拿大太平洋股一跌再跌。這意味著他們期望英國進入股市。”
他對未來的看法一片灰暗。對一位美國政治家來講，他對歐洲政局的掌握似乎不同尋常。其原因很簡單，他同卡爾頓飯店的擦皮鞋人已經交談過。
“是的。”他突然決定說，“星期一一早我就去訂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