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疊信紙前，他又開始思考那棵被凱拉諾(這也是最後一次)稱為"可能性之性"的樹：當一個人驚異地發現自己來到成年階段的人口處時，生活就象這棵樹一樣展現在他面前。樹頂天篷上的蜜蜂正在歌唱。他認為自己知道為什麼她沒給他看那些信了：她想獨自傾聽樹的低語，不需要他的陪伴。因為他，讓·馬克，代表著這些可能性的消失，他使她生活中的可能性縮減到了一個(雖然它是一個快樂的縮減)。她不能告訴他有關於這些信的事，因為這樣的開端(對她自已和對他來說)就是意味著她並不是真正對那些信中給她的承諾感興趣，她已事先放棄了他給她看的那棵已被遺忘的樹。他怎麼能對此不滿呢？畢竟，他是那個想讓她聽到那棵低語的樹演奏出的音樂的人。她也正是按照讓·馬克的願望做的。她已經服從了他。
伏在他的信紙前，他想：那低語的迴音一定會陪伴著尚塔爾，即使信的奇遇已經結束。他寫道，一個意料之外的原因要求他離開。他在寫完這句話後，心中有了一絲疑問：這次離開是真的在意料之外嗎？我不願斤斤計較地寫這些信是不是因為我早知道它們不會有結果？是不是因為我必然會離開，才會讓我完全坦誠地向你傾述？
離開。是的，這是唯一可能的結局。但是，去哪兒呢？他考慮著。是不是可以不註明目的地呢？那會成為一個有點浪漫的秘密。或者，是不禮貌的迴避？是的，他的存在必須在暗處，他不能寫出他離開的理由，因為它們會暗示這個通信者的身份——比如他的職業。所以，還是說他去哪兒比較自然些。在法國的某一個城市？不。那還不足以成為中斷通信的理由。他應該在一個很遠的地方。紐約？墨西哥？日本？那會讓人覺得不實際。最好選一個國外的，但卻是附近的，比較乎常的城市。倫敦！當然，那樣看起來會比較符合邏輯，比較自然。他微笑著對自己說：實際上，我也只能去倫敦。但他馬上又對此產生了疑惑：為什麼倫敦對我來說顯得那麼自然呢？他馬上就想起了那個經常被他和尚塔爾取笑的來自倫敦的男人。那個曾給尚塔爾他的名片的好色的男人。這個英國人，這個不列顛人，他還曾被讓·馬克取了一個綽號，叫佈列坦尼克斯，這還不壞：倫敦，一個有著色情的夢的城市。那就是他扮演的不知名的崇拜者將要去的地方。他將消失在那些放蕩者，追獵者，小偷，藝術家，色情狂，性變態，縱慾者之中，那就是他將要永遠消失的地方。
他越想越遠：他要把"倫敦"這個詞作為一種署名留在他的信中，就象他在自己和尚塔爾的交談中留下的一種幾乎看不見的痕跡。他暗暗嘲笑自己：他要保持不知名。無中性，因為遊戲的規則要求他那麼做。但他卻仍然有一種與之相對立的渴望——種完全不應該的，不合理的，荒謬的，陰暗的，而且肯定是近乎幼稚的渴望——煽動著他不要完全保持匿名，留下一個記號，在什麼地方隱藏一個代表署名的密碼，只有一個未知的，傑出的明眼人才能識破他。當他正準備下樓把那封信放人信箱中時，他聽到了刺耳的喊叫聲。下了樓，他看見了他們：二個女人帶著三個孩子站在門鈴前。他從她們身邊經過，向對牆那兒的信箱走去。當他轉過身時，他看見那個女人正在按他和尚塔爾的門鈴。
"請問您找誰？"他上前問道。
這個女人告訴他一個名字。
"那就是我！"
她向後退了一步，用一種崇敬的目光看著他："就是你！啊，很高興遇見你！我是尚塔爾丈夫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