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於布拉格，是赫爾曼和尤麗葉·卡夫卡的兒子，“卡夫卡”這個名字源於捷克文，其字面意思（正確的寫法是Kavka）是“寒鴉”。在赫爾曼·卡夫卡商號的公函信封上就印著這個長著漂亮尾巴的大頭鳥作為標誌，弗蘭茨早先給我來信時經常使用這種信封。
在捷克地區的猶太人中，也就是說，在由約瑟夫二世皇帝授予姓氏的時期在捷克地區定居下來的猶太人中，卡夫卡這個姓氏並不罕見。這裡並不存在民族的、政治的考慮在內。不過弗蘭茨的父親對舊奧地利的捷克民族諸黨派倒頗有好感，儘管並非旗幟鮮明。他這種好感也可能與他對捷克鄉土的懷念有關。弗蘭茨卻只上德語學校，受的是德語的教育，只是後來他才自發地掌握了準確的捷克語知識，獲得了對捷克文化的深刻理解。與此同時，他並未放鬆與德語文化的聯繫（在適當的地方我們還將談到以後為他意識到的與猶太民族的聯繫的根本意義）。弗蘭茨有個遠房堂兄，跟他長得很像，比他壯實一點，除此以外，簡直可以說是與弗蘭茨同一個模子裡出來的。弗蘭茨對他勇往直前的魄力和堅強的組織才能十分欽佩，這位堂兄從學生時代到後來作為大學教授和議員（在捷克議院中）一直都在德語自由黨派中處於領導地位。這就是布魯諾·卡夫卡教授，儘管他英年早逝，但他作為法律草案的批評者和有創見的撰寫者，作為政治家，作為克拉諾波爾斯基學術遺著的編纂者，並以他自己的法學著述證明，他有能力開闢美好的生活天地。弗蘭茨的父親和布魯諾的父親是堂兄弟。
關於卡夫卡的家世，可以在卡夫卡的日記中讀到如下記述：
我的名字在希伯來語中是Amschcl（阿姆謝爾），正如
母系中母親的祖父．我母親，他是個非常虔誠和搏學
的人，留著長長的白鬍子，他去世時，我母親六歲。她還
記得，人們讓她抓住死屍的腳趾。請求原諒她可能對祖父
犯下的過失。此外、她也記得祖父那塞滿四壁的許多許多
書。他每天在河裡洗澡，入冬後，他就在冰上鑿個窟窿照
洗不誤。我母親的母親很早就死於傷寒。從這次喪事之後，
母親的祖母變得鬱鬱寡歡，不想吃飯，不同任何人說話。有
一次，在她的女兒去世一年後，她出去散步，再也沒有回
來。人們從易北河中撈起了她的屍體。還有個比母親的祖
父更搏學的人，那就是母親的曾祖父，他受到基督徒和猶
太教徒普遍的尊敬。在一次火災中，他的虔誠創造了奇蹟，
大火將周圍的房舍夷為平地，卻越過了他的房子。他有四
個兒子，有一個改信了基督教，成了醫生。除了母親的祖
父外，那三個部死得很早。她的祖父有個兒子，母親稱他
為瘋叔叔納坦，還有個女兒，便是母親的母親。
弗蘭茨的母親死於1934年，比她的兒子多活了十年。她在世時我常與她見面，她是位安詳、善良、聰明異常、可以說智慧橫溢的女人，從她那裡我得到了弗蘭茨家世記述的補充材料。據她說，卡夫卡的父親來自施特拉科尼茨地區（南波希米亞）的沃賽克。赫爾曼·卡夫卡的父親是屠戶。赫爾曼的青年時代是艱苦的、勞碌的，他的幹勁和堅韌精神顯然是無窮的。他的兄弟姐妹（三個兄弟，兩個姐妹）照弗蘭茨的母親尤莉·卡夫卡的話說，也是“巨人”。弗蘭茨一輩子都處於強大的、外表也強壯非凡（高個子、寬肩膀）的父親的陰影籠罩下。弗蘭茨的父親勞碌了一生，商業上不無成就，然而也充滿憂愁和疾病，留下了一個子孫滿堂的家庭，他懷著作為家長的驕傲，為此欣喜，售出那至今（指1937—一譯者）依然存在的批發公司（位於舊城環城路）後，他還在布拉格市中心留下了一幢多層的出租樓房。他完全靠自己的勞動，幹練地、謹慎地、以犧牲和奮鬥建立了這個財丁兩旺的家庭，這個家庭及其豐裕的生活供給在弗蘭茨的想象力和創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這個意義而言，他對父親的崇敬是無限的，這種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由像我這樣不曾直接處於該家庭磁場內的，可以較冷靜地旁觀的人看來，這種崇敬有其符合實際之處，亦有某些誇張的因素。對於卡夫卡感情的培養來說，這種崇敬具有根本性的意義。這種心理究竟達到何種程度，也可以從我下面摘錄的（批判性的）日記片斷中看出來，這段日記生動地描繪了當初的父親形象。弗蘭茨寫道：
聽著父親無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們
的幸福處境，同時述說他年輕時必須經歷的千辛萬苦，很
不以為然。無人否認，由於他長年累月衣衫單薄，腿上一
直負著好不了的傷口；他經常捱餓，十歲時就推著小車走
村串戶，早出晚歸，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願理解，這
些千真萬確的事實和我沒有吃過所有這些苦同樣千真萬確
的事實卻無論如何得不出這些結論：我過得比他幸福，而
他可以因腿上的傷口抬高自己；他可以從一開始就估計並
斷定，我不會讚賞他當時的辛勞困苦，正由於我沒有體嘗
過同樣的艱苦滋味，我就必須對他感恩不盡。我何嘗不想
傾聽他沒完沒了地講他的青春和雙親，但是他以一種誇耀
和爭吵的語氣來敘述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動不動就雙
掌一拍，“哼，今天誰知道這個！孩子們知道什麼！他們誰
也沒有經受過！今天有哪個孩子懂這些嗎？”今天他當著來
看我們的尤莉姑姑又說了一通類似的話。她也長著一切父
系親戚所特有的那麼一張大臉蛋。眼睛的位置和顏色有那
麼點不對勁兒。她十歲時就去為人家燒飯。天寒地凍之際，
她穿著潮溼的小裙子東奔西跑，腿上的皮膚開裂了，小裙
子結冰了，晚上上床後才會幹。
現在我繼續記述弗蘭茨母親的話。父系方面的祖母生於普拉妥夫斯基家，人們都說她心地非常善良，由於懂醫，她在村民中享有崇高的聲譽。此外，在父系的祖先那兒代代相傳的特點首先是戰取生活的精神和掌握生活的能力。赫爾曼當過三年兵，步入老年後他也樂意回顧他的戎馬生涯，一旦情緒較好（這種情況越來越少），他會唱起軍歌來。他的父親，即弗蘭茨的祖父，能夠用腳趾將一麻袋麵粉從地面提起。有一次，一夥吉普賽人闖入了一幢平房的客棧，嚇得戰戰兢兢的客棧老闆把卡夫卡的祖父找了來。他將這些不速之客接了出去。假如我們掉過頭來看看母系的先人，情況便截然不同了。這裡面有博學多識的人，往往是些有奇異的癖好的愛幻想的人，另一些人則被這種癖好引入冒險的、異國色彩的或離奇的、隱居般的生活。
上面摘引過的弗蘭茨的日記記述中提到過母親的祖父和曾祖父的虔誠和（猶太教經師式的）博學聲譽。在冰封的河裡洗澡也是特別虔誠的人的一種宗教儀式，而不能理解成自然健身法，這種健身法當時還不存在，猶太人也不懂其妙用——剛才提到的這些男人出生于波利亞斯家，住在波德布拉得。祖父總是將宗教法則規定佩帶的信教線掛在衣服外面，而不是塞在衣服裡面。孩子門跟在他後面，嘲笑他，但他們過後便在（基督教的）學校裡受到訓誡。老師教導他們，不可取笑如此虔誠的人。祖父（應為曾祖父——譯音）唯一的孩子死得過早，並因此而可能導致了祖母的自殺，這個孩子叫艾斯特·波里亞斯，她嫁給了雅各布·略維。這個結合產生了六個孩子，老二（尤麗葉·略維）成了弗蘭茨·卡夫卡的母親。老大（阿爾弗雷德）很早就去了外國，獲得了許多勳章，後來當上了西班牙鐵路總經理。他終身未娶，常到布拉格來，給弗蘭茨的青年時代帶來了一定的影響。這首先是由於弗蘭茨期待著由他引入現實生活之途。弗蘭茨嚮往遙遠的國度，母親有一個弟弟（約瑟夫）也在國外生活，他在剛果領導著一家殖民公司，擁有一支商隊，這支商隊有時達到一百五十人之眾。後來他在巴黎生活，同一個法國女人結了婚。舅舅的生活成了卡夫卡的創作源泉，成了卡夫卡完成的作品和計劃中展現的許多異國景象。住在馬德里的舅舅阿爾弗雷德應該算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但也是和藹可親的，家庭意識強烈（我認識他，但未給我留下輪廓鮮明的印象）。從給青年時期朋友奧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卡夫卡對他是多麼失望。弗蘭茨問他，“他是否有法子將我從這些事物中解脫出來，能否帶我前往何處，使我終於得以著手新鮮的事業”。——弗蘭茨始終視其法律職業為權宜之計，渴望能從事其他工作。他把他的青春願望告訴這位舅舅，儘管十分含蓄，有保留，他同這位舅舅的關係在親戚關係普遍的冷淡中不能說是不好的。母親的另一個弟弟（魯道夫）生活在科希熱爾啤酒廠的會計崗位上，孤僻寂寞，由於信仰的轉移加入了天主教。最小的弟弟（西格弗裡德）在特里什當鄉村醫生，也是單身漢，後遷入布拉格卡夫卡家的房子，在弗蘭茨生命的最後階段中對卡夫卡進行一些醫治，從而對卡夫卡的命運有所參與。
據弗蘭茨的母親說，弗蘭茨是在麥瑟街和卡普芬街（現在是卡普洛瓦）交接的路口房子裡出世的。他度過童年的其他地方是：蓋斯特街（杜斯尼）上的來黑申慈善樓，“米努塔”樓，溫策廣場——斯梅茨基街拐角處房子。當我第一次拜訪他時，他家住在臺恩教堂旁，蔡特納街（現在是切雷特那三號）上一套狹小、不規則的老掉牙的房間裡，這些房間還算舒適。父親的公司也位於蔡特納街上，以後才遷入舊城環形路上的金斯基宮內的商店群裡。在卡夫卡的《觀察》和早期的其他著作中，可以找到許多這家商店的場面和形勢的蹤影，日記中自然也不乏此類描述。不妨讀一下《商人）（小說集35頁）。誰是那些“難以打交道的鄉下入”呢？——“商人”必須預測他們需要什麼流行樣式的商品，“與我的圈子裡人們所需的流行樣式不同”。赫爾曼·卡夫卡的批發商店經營保質商品，是賣給村莊裡和小鎮上的商販的。在店裡看見的東西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許多厚實暖和的便鞋。有時弗蘭茨在我陪伴廠到店裡去，再次試著減輕在沉重的工作負擔下呻吟的父親的壓力，至少試著表明自己的誠意，企望不費吹灰之力獲得和善的一瞥或一句讚揚的話、然而總是徒勞一場。母親不知疲倦地在父親的店裡當助手，她的作用顯然是不可代替的。有一段時間我也在那裡看到弗蘭茨的一個妹妹。然而父親遠遠不滿意這種局面，從他的家長制出發，他恨不得全家人時時刻刻地圍著他轉。不過我不認為，我陪弗蘭茨到他父親店裡去所得到的印象一定是準確無誤的。由於年代遠，回憶已經十分蒼白。我倒是對他家另外兩個住處記憶猶新，那是我常去找弗蘭茨的地方，尼克拉路三十六號（現在是帕利茨卡），從那裡可以看見碼頭、莫爾島河、游泳場、橋、百樂宮的綠色斜坡，還有奧培徹樓、尼克拉路與舊城環道拐角。卡夫卡的工作室面向尼克拉路這邊，他的窗子位於最高一層的最左邊。從那裡望出去，可以看見俄羅斯教堂上一座大於常人的巴羅克雕塑。
弗蘭茨是最大的孩子。兩個弟弟（亨利希和格奧格）亡於幼年（一個死於兩歲，另一個一歲半）。六年之後，三個妹妹相繼出世，她們三人始終形影相隨，與她們的哥哥卻保持著一段感情上的距離。後來，弗蘭茨得病後，小妹妹與哥哥的隔閡被極堅決地打破了，她成了弗蘭茨最信賴最親近的人之一。——根據所有的報道，我們可以想象弗蘭茨的童年過得是多麼不可言喻的寂寞。由於母親從早到晚在商店裡忙碌，晚上也是父親木可缺少的玩伴（主要是打撲克）．弗蘭茨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家庭女教師和人情淡漠的學校進行的。——對一個法語女教師或法國女人的回憶表明了性的覺醒。
日記中可以找到關於少年時代的憂鬱和遲鈍的記敘（有一次卡夫卡在談另一個問題時用“拖泥帶水”形容過這個時期的特徵），比如下面引的1911年的一段日記，這是事隔很久的回顧了：“有時我相信，我在整個中學時期和這以前的日子裡思想特別敏銳，如今不能下此肯定的結論只是由於記性變壞了，然而有時我又發現，我的壞記性只是想恭維我，至少在不太重要然而後果嚴重的事情上，我是懶得動腦筋的。我自然記得，中學時期我經常同貝格曼以一種交流內心感受的方式或模仿他的猶太教法典方式討論上帝及其能力範圍，這種討論不很詳盡深刻（也許我那時已十分易於疲倦）。我當時樂於聯繫一份基督教雜誌（記得是《基督教世界》）中的論題，該論題將鐘錶與世界、鐘錶匠和上帝相對照，並以鐘錶匠的存在來證明上帝的存在。依我之見，我完全有把握在貝格曼面前駁倒這個論點，儘管這種反駁在我心中並無堅實的依據，反駁時我必須耐心地將各種依據收集攏來。有一次這種反駁進行了，那時我們圍著市府塔樓散步。我之所以對此事記得如此清晰，是因為我們幾年前共同回顧了這件事。”
“當我相信自己具有敏銳的思維能力時（然而我卻沒有這方面的要求，對思維能力的發揮及其效果的陶醉阻止了我產生這種要求），由於我思考得不夠多，我走到哪裡總是穿著蹩腳的服裝，這些服裝是父母讓不同的顧客裁製的，最長一段時間是讓努斯勒的一個裁縫給做的。我自然發現，穿得不像樣走在街上是很輕鬆的，我也注意到其他人穿著很闊綽，不過我多少年下來也沒有想到在我的服裝上尋找我的外貌寒酸的原因。由於我那時已經有了自卑的趨勢（更多的是在隱隱的感覺中而不是在事實上），我堅信這些衣服只有在我身上才能與這種先是洗衣板一樣僵直，而後又變得皺褶繁多的身體相配。我根本不想獲得新衣服，因為既然我長得難看，何必不穿得舒適一些呢？再說，既然世界已經看慣了舊服裝，又何必向它展現新服裝的醜陋呢？我老是拒絕母親的意圖，她總是讓人給我做這種新衣服，她那大人的目光總能發現新舊服式間的區別。我的這種不斷的拒絕對我影響很大。使我認為父母親的行動業已證明，我的長相實在是不值一談。
“長此以往，我漸漸習慣於我的姿勢來適應這些蹩腳的服裝，走到哪裡我都曲背斜肩，手足無措，害怕照鏡子，因為我認為它會不可避免地將我的醜相展現在我面前，而且這醜相不可能如實地映現。假如我真像鏡子中照出的那樣，那就會引起更大的騷動，星期天散步時我就得忍受母親在我背上輕輕的敲擊，接受與我當時現實的憂慮格格不久的告誡與預言。我主要完全缺乏為真實的未來哪怕在最低限度上預作準備的能力。我只能對當前的事物及其當前的狀況加以思考。這可不是出於考慮問題的徹底性或基於某些性命攸關的利益，而是（只要不是由於思考能力貧弱）出於悲哀和畏懼，說出於悲哀，是因為我的當前處境是如此可悲，我認為在它自己的消融於幸福之前，我無法脫離它；說出於畏懼，因為正如我當前每跨出極小的一步亦心驚膽顫一樣，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以我幼稚可鄙的面目來嚴肅負責地評價作為偉大的成年男人的未來，這種未來在我心目中多半時間被看成痴人說夢，以致我覺得自己每挪出的一步都是虛假的，而下一步則是不可企及的。
“奇蹟比真正的進步更易使我接受。然而我卻過於冷靜，以致不能在奇蹟的範圍內考慮奇蹟，在真正的進步的範圍內考慮真正的進步。入睡前，我能長時間地沉湎於夢幻中：我身為富翁，乘坐四駕馬車駛入猶太聚居區，以一句威嚴的話解救了一個無辜受鞭撻的美麗的姑娘，以我的車載著她揚長而去。這種自娛的信念也許是從一種已經不很健康的性感中滋生出來的，它絲毫不能使我克服這種堅定的想法：我將通不過年終考試，假使竟然通過了，那麼我在下一學年中也將毫無進步可言，假使到頭來竟然頭暈腦漲地又過了這一關，那麼我在中學畢業考試中也將最終被淘汰，反正我肯定會（不管在什麼時候）以我的驚人的無能使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人目瞪口呆，現在我的父母在我正常升高的外表迷惑下昏昏入睡了。在我將自己視為走向未來的指路人時，我總是隻能看到我的無能（然而我的文學工作之弱很少映入我的眼簾），這麼一來，我對未來的思考便從來得不出所以然來；這種思考只是當前悲哀的延續。只要我願意，我可以挺直腰桿走路，但這樣很累，再說我也看不出彎腰曲背將來會給我帶來什麼惡果。我覺得，如果我有個什麼未來的話，一切會自然而然地順理成章。選擇這麼一種生活準則並非因為它含有對未來的信心，未來之存在本來就不為我所相信，我這麼做只是出於生活得輕鬆一些的目的。就如這般走路，穿衣，沐浴，閱讀，尤其是閉門家中（這是我感到最輕鬆也最不需要勇氣的事）。超過這些範圍，我便踏上了可笑的出路。
“有一次，我面臨不穿一件黑色的禮服無法出門的境地，特別由於我必須作出是否參加一個舞會的決斷。努斯勒那個裁縫被召了來，協商裁這麼一件衣服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我總是如此優柔寡斷，我總是害怕通過一個明確的答覆不僅被扯入下一個不愉快的局面，而且會進一步被扯入一個更糟糕的境況。一開始我不想要黑衣服，於是人們在這陌生人面前以我沒有任何禮服為由羞我，於是我竟然容忍他們提出裁製一件燕尾服的建議。但我感到人們提出的燕尾服將給我的生活面貌帶來可怕的轉折，於是我們爭執不下，最後一致同意做晚禮服，這種服裝與普通西服上裝的相似至少使我感到可以忍受。可是當我聽說禮服背心必須開領，裡面還得穿一件挺括的襯衫時，我以超出自己力量的堅決性表示反對。我不要這麼一件晚禮服，假如非要不可的話，那麼我寧要一件雖有綢料襯裡坦領口卻開得較高的。這個裁縫沒見過這麼一件晚禮服，他說，我怎麼設想都罷，但這麼一種上裝不可能穿到舞會上去。好吧，就讓它不是舞會服裝吧，我根本就不想跳舞去，這事本來就沒有定，你只要把我說的衣服做出來就行了。這個裁縫簡直想不明白了，因為至今為止我總是以帶羞的匆忙，沒有異議也沒有建議地讓他給我量體裁衣，試穿新裝。毫無辦法，也由於母親的的催迫，我只得陪著他（別提多難受了）穿過舊環形路到一個商人的舊衣陳列窗去，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經常看見一件這樣的不使人為難的晚禮服放在那裡並覺得適用於我。不幸這件禮服已從櫥窗中取走，圓睜雙目往店裡看了半天也認不出它來，要我僅僅為了看這件禮服而走到店裡去我可不敢，我們便懷著先前一樣的不同見解回家了。然而我卻覺得這件未來的晚禮服已經受到了這段冤枉路的詛咒，我至少利用了對爭執不下的惱火為藉口，隨便向這個裁縫訂做了一件小東西，為晚禮服之事給了他一點小惠作為補償，把他打發走了。在母親的責備下，我疲倦地退了回去，從此永遠（一切事情在我眼中都是永遠的）對姑娘們，對衣冠楚楚的出場和舞會關閉了心扉。我對此感到愉快，同時又覺得可憐，此外，我擔心在這個裁縫面前比他以往的任何主顧表現得都更可笑。”
弗蘭茨讀完了肉市場旁的德語小學，又畢業於舊城環形路旁的德語中學。這稱得上是布拉格最嚴格的學校。學生很少，在那些寬敞的教室裡，由於學生少，每個人自然會經常被叫起來提問，這種情況比其他那些較為幸運、但鬆鬆垮垮的中學要多得多。學生們怕老師。我那時在施蒂凡中學讀書，還不認識卡夫卡，有時也通過其他途徑聽到那個學校陰暗的情況。我們施蒂凡中學的學生也可參加在金斯基宮——舊城中學所在地——中舉辦的自選法語課，所以我親眼見過那些陰森而高雅的教室。卡夫卡後來有時對我說起，他是“以眼淚”通過數學考試的，還得感謝上面摘錄的日記中提到過的胡果·貝格曼，他把作業讓他抄。除此之外，他好像是個挺不錯的學生。舊城中學中只有好學生，差一點的在最初幾年就被毫不容情地淘汰了。
據他母親說，他那時是個體弱溫柔的孩子，大多數時候很嚴肅，然而偶然也調皮搗蛋，——一個老是讀書而不願運動的孩子——這與卡夫卡後來對體育鍛煉的強烈興趣是不同的。
一張地對照片展示的是個五歲左右的男孩子，身材瘦高，充滿疑問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緊閉的嘴唇顯得憂鬱而執拗。烏黑的頭髮幾乎垂到眉毛，加深了簡直處於危險邊緣的悶悶不樂的印象，適合幹這一印象的無疑是那無力下垂的雙手，而不是那精心選擇的水手眼、寬大的水兵帽和手杖。
弗蘭茨很少跟妹妹們一起玩，他們的年齡相差太大，這一差距有時好像倒是成了小小的不和的導火線。只有在父母生日時，小弗蘭茨才為妹妹們編寫小戲劇。這些小戲劇是在家庭內部上演的，這個慣例一直持續到兄妹們比較成熟的年代。很久以後妹妹們還記得一些片段和一些詩句。有個劇叫《騙子》，還有一個叫《格奧爾格·封·波迪布拉德》，再一個叫《照片在講話》（這個劇講的是掛在窗柱上的家庭照片）。弗蘭茨從來不參加演出，只是當劇作家和導演。後來他建議妹妹們演漢斯·薩克斯的小戲劇以取代他的劇作，由他導演。
青年弗蘭茨的真正社會交往我們必須在他的同學中去尋找。他那小小的班級中有那麼幾個人，他們的重要性以後顯示了出來。除了卡夫卡外，還有；已經提到過的胡果·貝格曼，他後來成了有地位的哲學家，目前他是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教授。在中學期間，卡夫卡和貝格曼二人雖然來往不少，但看來彼此並沒有真正認識到對方的價值。對於艾米爾·烏提茲來說同樣如此，他後來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學教授。還有保爾·基施，文學史專家和“新自由新聞”的編輯。只有同奧斯卡·波拉克的關係才堪稱密切，對此我們以後還將談到。
在青春時代的所有印象中，那巨大的父親形象（其巨大性無疑經過了卡夫卡的天賦的放大）處於突出的地位。作這方面描述的有卡夫卡生命後期的一部著作。1919年11月，他同我一起住在里布赫附近的什累申（所以我能相當清楚地描繪那些日子的氣氛），他寫了一封非常詳盡的《致父親的信》，這簡直不能稱之為信，這是一本小書，然而不是現時可以發表的書，而且是最奇異的書之一，儘管是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寫成的，它是有關生活衝突的最難懂的文獻之一。在此很難尋根溯源，有的地方自然很容易找到與精神分析學的吻合之處，但是精神分析學多半止於事實的表層，而不能及於更深處的盤根錯節。由於個人風格的緣故，這封《致父親的信》未作廣泛的傾訴。然而僅那些為數不多的片斷和語錄（我可以摘引）已足資構成有助於理解卡夫卡發展過程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儘管此情長逾百頁，然而我從與弗蘭茨的談話中獲悉，他真的打算將它交給父親（通過母親），一段時間內弗蘭獲有意通過這封信澄清與父親之間的這種煩人地僵持著、痛苦地凍結著的關係。事實上，此信若果真送上去，效果必然適得其反：通過此信使父親理解自己的意圖根本不可能實現。母親也未轉交這封信，而顯然安慰了弗蘭茨幾句，將信退還給了他。從此以後，我們對這件事再也沒有談及。
“最親愛的父親”，信是這麼開始的，“你最近問我，為什麼我說我怕你。同往常一樣，我對你無言以對，這部分由於我對你的畏懼，部分由於解釋這種畏懼涉及太多的細節，突然談及，我一下子歸納不起來。”接著便是對這個特別的父親與這個特別的孩子的關係的詳細分析，或反之，還有最尖銳的自我分析，插曲般地擴展成小小的自傳，談得最多的是那自然從中心引導出來的對童年的回顧；因此恰恰是《信》的這些段落是值得摘引之處。
卡夫卡始終將自傳性的描述看得非常重，這一點不僅可以從他生命中相當長的階段堅持寫日記這一事實中，而且還可以從類似下面舉出的話中看出：“一旦我得以脫離辦公室，無論如何將馬上著手實現寫自傳的願望。我在寫作之初必須將這麼一種重大轉折視為暫定目標，以便掌握事態的發展。儘管這種轉折可能性小得可怕，我卻也看不到另一種可以與之並列的重大轉折。再說，寫自傳是一大樂趣，因為它將輕易地從筆底流出，恰如把夢境記錄下來一般，然而將具有另一種偉大的、永遠左右著我的結果，它也將為其他任何一個人的理解力和感覺所接受。”在給我的一封信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向，信中“全力以赴地重溫我的（卡夫卡的）生活輪廓”。這一思想獲得極高的評價：“第一個結果將是，我把力量集中起來，不再東一筆西一筆地為毫無意義之事塗抹，我的目光隨興所至。”可以看出，卡夫卡非常渴望能為他那難以窺測的心靈整理出一點頭緒來，何況還有那作家共有的公開最隱秘感情的愉悅，托馬斯·曼有一次（在雜文《歌德和托爾斯泰》中）如此美妙地稱之為作家必然犯的錯誤和對世界提出的連同優點和弱點一起受愛戴的無條件要求（“奇怪的是，世界證實並滿足這一要求”）。卡夫卡十分艱難地進行著獲得他自己的完美的鬥爭（他也許會說：反對他的明顯的不完美的鬥爭），以致他根本沒有動過向外界顯示自己的念頭。
儘管這封信只想就事論事，不偏不倚，其內容以及其主觀真實與客觀事實的對立卻顯得那樣模糊不清，深不可測。我覺得這裡或那裡焦距對錯了，未經證實的前提不時出現，同事實混在了一起；似乎寥寥無幾的警句竟然構成了一座摩天大樓，其複雜之處令人揣摩不透，最終它在表達上竟圍著自己的軸心轉起來，駁倒了自己，卻依然巍然屹立。信的結尾處他讓父親自己說話，用虛構的方式來回答這封信：“在我如此坦率，想什麼說什麼，把所有的過錯往你身上推之時，你卻要表現得‘聰明超凡’、‘溫和超凡’，並宣告我毫無過錯。後者你只是好像辦到了（你的目的其實也就此達到了）。撇開所有關於本質和自然、對立和無能為力的‘談話方式’不論，字裡行間透露出：我才是進攻者，而你的所作所為都是自衛。現在你通過你的不坦率應該是已經得到了許多，因為你證實了三點，一、你是無罪的；二、我是有罪的；三、你純粹出於寬懷大度，不僅打算原諒我，而且多多少少打算證實並使自己相信，我也是無罪的（這自然是與事實相違背的人這些本來已可滿足你了，但你並不滿足。你往自己腦子裡塞進了完全靠我過日子的念頭。我承認，我們在互相鬥爭，但是有兩種鬥爭形式。一種是騎士式的鬥爭，與自立的對手較量，各歸各，勝敗自負。還有一種是蟲易式的鬥爭，蟲豸不僅蜇人，而且為了生存還要吸血。這是職業戰士，這就是你。你缺乏生活能力，可是又要過得舒服、無憂無慮、不須自責，於是你便證明，是我奪去了你的一切生活能力並將之揣人口袋。”（順便提一下，通過這段論述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弗蘭茨·卡夫卡的“蟲易中篇”——《變形記》以及《判決》和其他一些小說的根源之所在。）
一如結尾處這幾行，全信的主題始終一貫（只有罪責問題在最後一段中以不同的面目出現），大體上可歸結為，兒子的弱小與父親的力量之對照，父親的一切靠自己獲得，他對自己的成就和強大的不可折服的本質有所認識（他的成就便是來自他的強大的本質），把自己視為世界之準繩，這麼看問題是因為他是一個質樸的、不善深思問題的，在原則問題上只根據自己的直覺行事的，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無清醒意識的人。這裡有一種持續的認識：對立面不是這樣僵直硬挺地放在那裡的，這封信在努力適應生活的這一混合體時便不得不寫到這種認識，在卡夫卡的一部作品中他這種認識自然而然地貫穿上下文，在結束語中表明得再清楚不過了，這段話也是全文中最和解的一段：
事實上事情當然不會像我的信中證明的那樣相對，生
活不僅僅是一場互相忍耐的遊戲；這個不同觀點引起了我
對生活的修改，我不能，也不願闡明修改之處，然而依我
之見，通過這一修改卻達到某種與真實非常接近的境地，它
使我們倆都得到一些寬慰，使生活與死亡都變得更為輕鬆
些。
撇開這個保留條件不談，兩種特性的對立勾畫得十分鮮明。弗蘭茨·卡夫卡出生的兩個世系的遺傳因素——母系（略維家）的古怪、羞怯、安靜的人和現實強壯的父系一線由他自己作了下述描繪：“將我們倆比較一下：我，簡而言之，一個有一定卡夫卡家族根基的略維家族人，但沒有為卡夫卡家族的生活、經商和佔領慾望所推動……你卻是一個真正的卡夫卡，無論強悍、健康、胃口、決斷力、能言善辯、自滿、優越於世人之感覺、耐力、沉著、鑑別人的能力，一定的慷慨大度無一不證明這點，當然也有著附屬於這些優勢的錯誤和弱點，你的性格、有時你的勃然大怒不時將你驅入這些泥潭之中。”可以比較一下寫在另一處的卡夫卡眼中的母系遺傳因素：“固執、過敏、正義感、焦慮。”這與精力旺盛的父親肖像之間存在著悲劇性的劍拔弩張的對立，在《信》結束部分卡夫卡談到他徒勞不果的結婚問題時，這一點又一次顯現出來。父親和兒子被並列對比，父親得到了一切，兒子卻一無所獲：“結婚最大的障礙是這種無法磨滅的信念，要維持家庭，甚至要擁有家庭，就必須具有我從你身上認識到的一切素質，而且缺一不可，好的和壞的都在內，它們與你的生理機體融合在了一起，即強悍和對他人的嘲笑，健康和一定的無所制約，能言善辯和知識欠缺，自信和對其他任何人的不滿，超人優越感和專制，老於世故和對多數人的不信任，還有無任何壞處的優點，比如勤奮、耐力、沉著、鎮靜。相比之下，所有這些在我身上幾乎不存在，或只有一星半點，就這樣還要我壯著膽子結婚？我看到，就連你在婚姻中也要艱苦搏鬥，甚至在孩子們面前招數失靈。當然我沒有公然提出這個問題並公然給予答覆，否則對此事的通常的思考就會佔上風，並且向我指點其他一些男人，他們與你不同（在接近的人中就可以說出一個與你截然不同的人：R舅舅），但卻結了婚，而且未被婚姻壓垮——然而被壓垮的例子已經相當多，對我來說已是綽綽有餘。我未提出這個問題，卻從童年時起就一直經歷著它。並不是面臨婚姻問題我才檢驗自己，而是在每個小問題面前都在檢驗；在每件小事中你都通過你的榜樣和你的教育向我證實我的無能，正如我嘗試著描寫的那樣。每件小事中正確無誤並證明你有道理的，毫無疑問會與最大的事情，即婚姻，緊密吻合。”這段話與弗洛伊德的理論，尤其是與他關於“潛意識”的論述之間的關係看來是抹不掉的。
可是我卻心存疑竇，不得不對兩者間如此簡易順手的聯繫之建立提出異議——尤其是因為卡夫卡自己熟悉這些理論，並且始終視之為一種十分不牢靠的、粗略的、不能與矛盾衝突的細節相合拍，或者說倒與其真正的脈搏相合拍的描述。下面我將以克萊斯特為例試著對事實真相作另一番闡釋。首先卻必須承認，卡夫卡自己的說法——那個與兒子心目中強烈感受到的父親的優越性相關聯的問題未曾公然提出，未曾向“通常的思考”方式提出，而是“從童年時起就一直經歷著”——似乎在那位精神分析學家通常的觀念模式中可以找到的依據。同樣的還有對父親的“教育方法”的闡述，——可是在卡夫卡許多關於他“耽擱了的教育”的日記片斷中和他論及斯威夫持一個理論（“孩子們只能在家庭之外受教育，而不能由父母施加”）的“關於孩子教育的書信”中，卻為另一個論題開啟了門戶。
幾乎整封信寫的都是父親施加的教育。“我是一個膽小的孩子，”卡夫卡說道，“儘管如此，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樣倔強；當然母親也寵我，但是我不相信我那時特別不聽話，我不相信，一句溫和的話、一個靜靜的握手動作、一道善意的目光會讓我交出人們想要的任何東西。你從根本上說是個善良的、軟心腸的人（下面說的與此並不矛盾，我這裡說的僅僅是你對孩子的表面態度），可是並非每個孩子都有足夠的毅力和無畏精神，能夠堅持下去，直至大人的和善降臨。你對待孩子只有一種方式，就像你自己成長的方式一樣，以力量、噪音和暴怒對待。你也還覺得這種方式很合適，因為你希望培養我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勇敢的小夥子”。
這封信以異常強烈的感情回顧了幼時一次微不足道的體罰，這次體罰主要起的是精神威懾的作用，肉體幾乎談不上吃了什麼苦，可卻在兒子的心靈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使他始終認為；“我對他（父親）來說竟是這般微不足道。”父親對這個孩子的小小的樂趣，對他的朋友交往，對他待人接物的整個方式作出的種種輕蔑評價在孩子心中形成了沉重的壓力，最終導致自我蔑視。父親自己對他的評價和規定並非堅執固守，而恰恰是這種不合邏輯的搖擺在回顧過去的兒子心中有如不可駕御的活力與不折不撓的意志的象徵。“你全靠一己之力披荊斬棘到達瞭如此宏偉的高峰，因此你對你自己的見解抱有無窮的自信心……你坐在你的椅子中統治著世界。你的見解是正確的，任何其他意見都是發瘋的，偏激的．痴呆的，不正常的。你的自信心大到如此程度，以致你的言行免不必始終如一，而你無論怎麼改變，你又總是有理的。也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你對某件事根本沒有任何見解，於是有可能與此事相關的所有見解毫無例外地都是錯誤的。比如說，你會先罵捷克人，完了罵德國人，再罵猶太太，而且不是有選擇地就事論事，而是籠而統之，一概罵人，直到除了你自己以外無人不在捱罵之列。我感到你身上有著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種神秘色彩，他們的正確性建築在他們這個‘人’上，而不是建築在思想上。”
這段話可以使人聯想到．在卡夫卡身上除了人格尊嚴的因素，亦即民主外，權威的原則也起著巨大的作用，這種作用在《訴訟》中，在《城堡》中，在所有小說中和屬於《中國長城建造時》的斷片中無所不在。—一人們從自身的經驗出發知道，從荒謬的、無須顧及原因和矛盾之處的、互相信賴的某種人與人關係中會產生什麼樣的魔力，一種原因是當事者未曾認識其矛盾之處，另一種原因是當事者需要對方（比如一個心愛的女人）這麼一個完整的即使有缺點的人，因此在任何情況下必須能容忍對方。於是我們要以客觀而傲慢的口氣發問：卡夫卡為了什麼而需要他的父親？或者（說得更正確一些）：既然他對其父親抱著批判的態度（上面因需要某人而予以容忍的觀點因此而不適合），那麼他為什麼不能擺脫父親的影響呢？為什麼他不像許多孩子那樣，與父母保持—波距離，從而免受巨大壓力呢？或不如這樣來提問：他與他的父親間是拉開了一定的距離的，後期幾乎不跟他說話了，那麼他為什麼為這段距離和關係的冷漠而痛苦不堪呢？難道他會想不到，在像他父親與他這樣兩個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之間建立親密無間的關係是根本不可能的嗎？弗蘭茨是能夠理解父親的，並且以最公正的方式，此外還懷著充滿愛的欽佩評價他。父親受其性格驅使，沒有任何罪責可言，這也是弗蘭茨在這封信中所反覆強調的，但也由於其性格而無可奈何地、毫無可能打開理解兒子內心特點的大門。在我的這位朋友在世時，儘管我未讀過他的日記，我已經知道他心中最深的創傷，不知在多少次談話中，我試圖讓他明白他對父親過高估計和他自我蔑視的荒謬。全都是白費口舌，他會滔滔不絕地倒出一大堆根據來（他也經常沉默不語），那真能叫我一時間受到震撼，啞口無言。
今天我依然感覺到，“卡夫卡對父親的首肯原因何在”這個中心問題不是按卡夫卡的想法提出，而是由外界提出的。對父親的首肯的需要確實曾是一種不可否認的感情，直到這些年依然餘音繞樑，是“害怕、孱弱和自輕自賤的普遍壓力”的表現。在信裡，父親對兒子的一切努力的生死存亡的判決被賦予了一種完全誇張了的作用（參見小說《判決》）。信中說，倘若遇到你的反對態度，或僅僅估計你有反對的可能，那麼勇氣、決心、信心、對此對彼的喜悅之情便不能堅持到底，說到估計你的反對態度，幾乎對我作的所有事都可這麼估計……只要談到與你有關的事，你是個傑出的演說家，而我在你面前則張口結舌，結結巴巴，即使這樣，你也認為過分了，最終我便沉默了，一開始也許是出於自尊心，後來便由於我在你面前失去了思考和說話的能力。由於你是我實際上的教育者，這一點便處處體現在我的生活之中。”這裡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相同例子，不妨從下一節中（“幼稚行動”）預先抽出來提一下：克萊斯特據說也有結巴的毛病。卡夫卡說他曾給結巴巴地說話，只能與他同其父親的交往聯繫在一起，在其他場合，只要他願意開口，打破沉默，他的談吐是自由、輕鬆、高雅，而且富有奇思妙想，具有攝人的力量，而這經常是以開玩笑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且又總是自然得令人吃驚，與“結結巴巴”毫無相通之處。
這種“教育”的結果根據這封《信》的描述是這樣的（這是卡夫卡自己評論他的長篇小說《訴訟》的結束語）：
“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代之而來的是無窮無盡的負疚意識。有一次我想起這種無窮無盡性時準確地描寫了某個人：‘他擔心，羞恥將在他身後繼續存在下去’。”卡夫卡將他生活虛構成一系列突破父親的勢力範圍、進入脫離父親影響的區域的嘗試。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評價文學作品時最強烈反對的莫過於任何“虛構”了，他認為虛構摒棄了有機的、時有出乎意外的生動豐富的生活的呼吸，匆匆忙忙地編造想當然的、呆板的、概念化的聯繫。可是他自己在此卻墜入了虛構的泥潭，除了符合事實的以外，也插入了半真半假的抑或誇張的情節。比如他將他的文學創作亦納入“逃離父親的嘗試”這一總標題中，彷彿他對藝術的興致、他創作的喜悅感不是來自自己的力量，不是自立似的。在接近他的人的眼裡，從事創作的他根本不是那種掙扎在父親魔影中的形象，而是一個為形式、創作慾望和能力、認識事物的動力、對生活的觀察和對人的愛所振奮激動的形象。當然，在給父親的這封信中他以令人震撼的話表達的因素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我的寫作與你有關，我在那裡僅僅是傾訴在你胸前所不能傾訴的。這是一種有意拖延的與你的告別，只不過這告別雖是為你所通．卻是沿著我所制定的軌跡發展的。”卡夫卡在這封“信”中，從逃避父親的企圖這同一個出發點來看生活的其他圈子：家庭、朋友、猶太民族、職業，以及兩次意欲導致婚姻的開端。“我的自我估價受任何東西的影響，比如一個外在的成就，都遠遠不及受你的影響……那裡，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遺棄、被宣判、被鬥敗了，儘管我竭盡全力爭取換個地方去生活，然而這種努力不值一提，這是在為某種絕不可能的事努力，除了一些小小的例外，這絕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卡夫卡給他童年的狀況賦予了一種壓抑他自己的性質（也許由於是事隔多年的回顧，或由於在信中執拗地堅持著的虛構的影響，這種性質被描繪得過於灰暗了）、他聲稱，他在中學裡所學甚少，甚或一無所學（出於我對他的密切關係的瞭解，我要就他的學識，比如說希臘語知識——一我們在大學期間曾一起讀柏拉圖著作——提出異議），他接著說：“自我能夠思考時起。我心中便懷著這種對精神存在觀的最深的憂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我們這兒的猶太中學有點奇怪，人門在此可以遇到最不可信的言論，然而卻以冷漠的、幾乎沒有內容的、不可摧毀的、幼稚直至可笑的、動物般自以為滿足的無所謂的態度出現，這種自以為是，然而冷漠而多幻想的孩子的無所謂態度我在其他地方從未遇見過，當然，無所謂態度在這地方也是保護自己不被恐懼和負疚感摧毀神經的唯一工具。”
至於“自救嘗試”，我會在應該談的地方談到它的，當然並不完全與這封給父親的信中意義一致。只是關於將猶太教作為逃避父親強權的闡述還應在這裡佔有一席之地，因為這能反映卡夫卡青春年代的關鍵性問題，而且還具有普遍意義，不僅對認識那個過渡時期的猶太民族是如此，而且關係到卡夫卡以後在宗教上的發展：“我在猶太教中同樣找不到多少面對你的避難之所。這裡找到一點避難角落本來是可以想象的，然而這裡更可以想的是，我們能夠在猶太教中相遇而安，甚至一致地從那裡出發。可是你所給我們的卻是什麼猶太教！我在過去的年頭中面臨過三種形式。
“孩提時，我附和著你，譴責自己，因為我不常去教堂，不做齋戒等等。我相信，我這麼做不是對我不好，而是對你不孝，這時，一直潛伏著的負罪感也就滲透進了我的心靈。
“後來，當我成了年輕人時，我不理解：為何你對自己信奉的猶太教一無所知，毫不虔誠，卻譴責我不去努力像你一樣（如你所言：出於虔誠）信教。據我看來，這些譴責實際上是空話，是玩笑，連玩笑都談不上。你一年到教堂去四次，在那裡與其說像個認真信教的，不如說至少是更接近於那種不把它當一回事的人，把做禱告當做走過場，有時你居然能夠將正在朗讀的書中段落指給我看，使我驚訝不已。此外，只要我能去教堂（這是關鍵所在），我就可以在裡面隨心所欲地東遊西逛。在那裡的好幾個鐘頭裡，我不停地打阿欠，不停地打瞌睡（我相信後來我只有在舞蹈課上才感到過這麼無聊），儘可能在那裡偶然的一丁點兒變化中尋找樂趣，比如當約櫃打開時，這時我總是聯想起遊藝靶場，在那地方，有誰命中了靶心，一個櫃門也會自動打開，只不過那裡櫃門中出來的總是些有趣的東西，而這裡總是那些沒有腦袋的陳舊偶像。我在那裡還總是非常害怕，這不僅是因為我自然為如此接近這麼多人而害怕，也因為你有一次提到過，我也有可能會叫上去誦讀經典的。為此我顫抖了多年。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抵消我的無聊，頂多還有那成人禮，然而那也只要求背熟文字，頗有點可笑，也就是說僅僅像參加一次可笑的考試；再就是與你有關的小小的、不太重要的事情，比如宣你上去誦讀經典，你很好地通過了這一在我眼中完全是社會活動性的事情，或者你留在教堂裡參加靈魂回憶活動，而叫我先走，這事在很長時間中（自然是由於我被趕走與不能進一步參加任何活動，在我心中喚起了一種幾乎未曾意識到的感覺——這事有點不公平。——這是在教堂裡。在家裡可能更要命，歡樂侷限於第一個賽德之夜，這個夜晚日益變得像一出令人笑得痙攣的喜劇，當然是在那些正在長大的孩子們的氛圍之中（為什麼你也不得不適應於這個氛圍呢？因為它是你造成的）。這些就是傳給我的信仰教材，此外便沒什麼了，頂多還有那伸出的手，指著‘百萬富翁福克斯的兒子們’，告訴我他們在高貴的節慶日子中與他們的父親一起去教堂。這樣的信仰教材除了儘快地棄之腦後，還有什麼更好的處理方法，那我就不明白了；正是這種拋棄在我看來才是最虔誠的行為。
“更往後，我又改變了對此事的看法，並且懂得了，為什麼你竟會認為我在這方面也惡毒地背判了你，你從那小小的聚居區般的小村鎮中確實帶來了一點猶太教，本來就不多，又在城市中和軍隊裡失去了一些。無論如何，青年時代的印象和回憶還勉強夠你過上一種猶太生活，尤其是因為你不需要很多這類幫助，你出身於一個十分強大的家系，對你的性格而言，宗教上的疑慮若不曾同對社會的疑慮混雜得太深，幾乎是無法使你動搖的。從根本上說，引導你的生活的信念是，你相信一個特定的猶太社會階級的觀點的絕對正確性，實際上由於這些觀點是你的本質的組成部分，你相信的是你自己。這裡面所包含的猶太教還是夠用的，然而欲將它在孩子身上繼續流傳下去，卻太少了，你所傳下去的是一點一滴聚起來的。其中一部分是不可傳代的青年時期印象，一部分是你那令人畏懼的本質。而且也不可能讓一個滿懷畏懼而尖銳地觀察著的孩子理解，你以猶太教的名義，以無所謂態度推行的那些無謂之舉會有什麼崇高的意義。如果說它們對你有什麼意義，那也只是作為昔日的紀念品，你為此而要將它們傳給我，由於它們即使對你來說也已不存在獨立的價值，你只能通過說服或威脅來向我灌輸；這一方面是不會成功的，另一方面由於你在此完全不明白你的地位之虛弱，必然使你對我表面上的固執非常光火。
“整個看來這不是什麼孤立的現象，在猶太人這過渡的一代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人，即從相對來說虔誠的農村遷入城市的人都是這樣的；這是自然發生的，只是這個現象給已經夠尖銳的我們之間的關係加上了一層痛苦的色彩。在這一點上，你應該像我一樣相信你是無辜的，可是要以你的個性和時間的推移來解釋你的無辜，而不是完全以外界的因素為藉口，也就是說不說什麼，你工作太忙，需要操心的事太多，所以沒有時間投身於這類事情云云。我從你毫無疑問的無事出發，習慣於以這種方式將不公正的譴責鋒芒轉到他人身上。這種做法無論在哪裡，包括在這裡都很容易得到否決。這並不是你可以給你的孩子們上的一堂課的問題，而是需要展示一條堪稱楷模的生活之路；假如你的猶太教信仰更強烈一些，你的榜樣也就會更有號召力一些。這是不言而喻的，完全不是譴責，而是對你的譴責的防衛。你最近讀了富蘭克林的青年時代回憶錄。我是有意識地給你讀的，然而並不是像你自我解嘲地說的，是由於一小段關於食素的敘述，而是由於書中描寫的作者與他父親的關係，以及作者與他兒子的關係，正如這本為兒子所寫的回憶錄中所表達的。我不打算在此提及細節了。
“最近幾年來，你覺得我對猶太教事務關心得多些了，而我得到了對你的猶太教觀念的一定的補充證明，由於你先入為主地對我的一切活動，特別是對我的發生興趣的方式懷有厭惡感，所以在此也不例外。可是除了這點以外，你在這裡有一點小小的例外表現並非完全不可能的。在這裡活動著的畢竟是與你的猶太教同出一源的猶太教，因而也有可能使我們之間產生新的關係。我不否認，你對之表現出興趣的事情往往反倒會使我產生懷疑。我並不是想斷言我在這方面有什麼勝於你的地方。但是根本就沒有對之加以驗證的可能。我所介紹的猶太教使你感到討厭，猶太文字你覺得無法閱讀，它們‘使你噁心”’。——這可能意味著．你堅持認為，只有你有我童年時期告訴我的那種猶太教才是唯一正確的，除此以外不存在別的。可是要說你堅持這種看法，似乎又是難以想象的。於是你的‘噁心’（撇開它首先並非為猶太教所引起，而是針對我個人的這點不談）只能意味著，你無意識地承認了你那種猶太教以及給我的猶太教教育的弱點你絕不願意回顧，並以不加掩飾的痛恨來回答一切回顧。此外，你對我的新猶太教教義的反面評價是非常誇張的；首先，這裡面摻含著你的詛咒；其次，對於猶太教的發展起著關鍵作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因而就我的情況而言，它是有致命傷的。”
父親是如此，而母親“在雜亂的童年生活中被認為是理智的典範”。兒子雖然埋怨她在父親面前不能自主，然而對此表示完全理解，知道她一方面是出於對丈夫的愛，一方面是面對一個不容任何反對意見的男人的講求實際的讓步。但是父母以這種方式聯合為一體，組成了對兒子的共同戰線，母親只是偷偷地脫離這條戰線，以便給兒子一點愛的表示—一這在卡夫卡的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隨處可見，比如在很短的小說《夫妻》（載《一場戰鬥記實》）中便可見到相似的情況，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篇小說，它堪稱卡夫卡最激動人心的、最具有自我表述性質的作品之一。正確地閱讀它，那麼每一句話都富有啟發性，從開頭的生意上的抱怨直到尾聲處N．先生的夫人向來訪者或捷言之不速之客提到他自己的母親時說的這幾句話：“儘可以說，她（母親）能夠創造奇蹟。已為我們所毀了的可由她來修復。我童年時便失去了她。”還有那結束語：“噢，竟有這樣的失敗的經商之路，而人們不得不帶著負擔繼續走下去。”
奇怪之處不在於，弗蘭茨感到父親的性格是某種陌生的東西，卻由於其活力和力量而對他欽佩不已。奇怪的是，他在此後的生活道路上也極其希望得到父親的首肯，儘管這往往是根本辦不到的。“你也有一種靜靜的、滿意的、贊同的微笑方式，這種方式特別美，卻非常難得一睹，可是這種微笑會使對方非常愉快，”《信》中這麼寫道。他算了一下與父親接近的時刻：“這自然很少，但卻十分美妙。比如當我以前炎夏午飯後在店裡看見你疲倦地用胳膊肘支著櫃檯打一會兒瞌睡時；或者當你急匆匆地跑到我們這兒來消夏時；或者當母親病重，你顫抖地哭著緊抓書櫥時；或者當我上次生病時，你輕輕地走到我住的奧特拉的房間，停在門口，只探進頭來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出於好心的考慮只向我拍了招手。在這種時刻，我便躺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來，現在，當重新寫下這些的時候，止不住又哭起來了。”——他的書中的一本——《鄉村醫生》——是獻給父親的。父親接受這本書時說的話（顯然並無惡意）經常為卡夫卡所引用。父親只說了這麼一句：“放在桌上吧。”
日記中弗蘭茨描寫一個晚上，在寫到他難得真正完全感到滿意一個行動的那句結束語（《日記》252頁），聽起來是那麼的憂傷：他以極大的努力，審慎周到，確實成功地在猶太區政府中組織了一場一個貧窮的東方猶太話劇演員的朗誦會，自己講了頗有意義的開場白（這是他作過的唯一的演講——可記錄在案的僅僅還有一次在布拉格的託因貝大廳朗誦克萊斯特的《米歇爾·科爾哈斯》）。他這番報道卻是以寫在括弧中的、彷彿從深深的背景中道出來的話結束的：“我的父母不在那裡。”
卡夫卡父母家中的情況與普魯斯特家裡的情況有一些相似之處（見列昂·彼埃爾一昆特：《馬塞爾·普魯斯特，他的生活和作品》）。“他父親每天一大早離開家，幾乎與兒子不打照面。”而他母親則是個“和藹可親的女人，……她對他很關心，總是原諒他的任性，原諒他習以為常的草率馬虎態度。”——倘若探討一下父母教育的共同特點，也許會找到兩位作家世界觀相近與文風相近的共同根源，他們倆生活在同一個時期，互相間卻從未聽說過——這將使那些喜歡分門別類的觀察家們重新陷入世界之雜亂的昏暗之中。描述的特別細密準確，即對細節的愛好（我欲稱之為“填密寫作”），還有被捲入家庭的魔法漩渦中，自然還有種族（普魯斯特的母親是猶太人）甚至際遇的某些相似之處，所有這些都誘惑人對他倆加以對比，當然，普魯斯特所處的世界都市環境與卡夫卡所處的小市民的布拉格導致他們的發展道路出現根本性的分岔。
對於諸如普魯斯特、克萊斯特、卡夫卡這樣的情況，終其一生不能脫離童年的印象，不能脫離家庭和家庭傳統的控制力，可以用精神分析學關於無意識的戀母情結與無意識的恨父的模式來籠套。然而對天真幼稚行為的依附則完全可以（我無意否認精神分析學解釋有關重要主題的同樣有效性）作簡單一些的解釋：父母是孩子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必須與之進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們的討論是一生中後來所有鬥爭的模式。——人投入了與生活和世界的決鬥。第一場戰鬥：與父母。然後生活帶來其他鬥士：同學、老師、其他公民、觀眾、不可解釋的反對男人的婦女世界。盡是敵人——至少可以說盡是對手，很難從他們中間找出善意來（這種“找出”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種戰鬥，一種迫使人採取的行動，一個任務，一場生活考核）。人和戰士是怎樣通過第一場戰鬥的，已經指點著未來，可以視為未來的象徵，倘在回顧者眼裡那生活的開端真的恍若他生活的後來階段以至生活整體的雛形或代表，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精神分析學認為，人對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產生於對父親的交往之中的（也就是說上帝是根據父親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過來的可能性（第一個指出這點的是海因茨·波利策）同樣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過對上帝的交往（或者如我在此試著指出的這麼說：通過在年齡成熟一些後與面對面而來、面對面鬥爭的世界整體的交往）豐富了、擴展了對“父親”的想象，使之形象豐滿。
“噢，假如我知道回去的路，知道那返回童年時的可愛的路該有多好啊，”克勞斯·格羅特一布拉姆斯這樣歌吟。這種渴望在一般人心中可能僅僅是一閃即逝的插曲，也許作為一個勞動後的疲勞現象出現，——這裡卻存在著一個問題：難道說疲倦的人比為虛榮或為生活之必需勞碌不息的人要誠實一些嗎？除了這種插曲式的“返回童年”思想，也還有真正的童真幼稚，青少年時期的經歷制約著畢生命運的思想，有的人一輩子也無法擺脫其制約。
孩子信賴父母，也希望父母信賴他。這一點正是最早的影響人的心靈的重大沖突之一的導火線。世界提供的往往不是相互間的信賴，而是全然不同的東西：鬥爭、戰鬥。——這第一次衝突（同父母和家庭），被多麼認真、多麼火熱地感覺著，可以在一個典型童稚的作家—一克萊斯特——的經歷中找到出色的例子。一個問題無時無刻不在他腦海中盤旋：家裡（擴展了的父母結構）對我的所為所求會怎麼說？他們會信賴我嗎？一方面是認為榮譽只存在於戰時壯舉和行政能力中的老式普魯士家庭，另一方面是溫順的、感情豐富的、情緒不穩定而又偏偏為最高尚的倫理原則所奴役的作家，克萊斯特與他家庭的差異大得驚人。他知道，他的詩和劇作在家裡人眼中不外乎是不守綱倫的邪門歪道，毫無價值可言。——卡夫卡以特別的投入閱讀克萊斯特的書信，將那些證明克萊斯特家庭將那位作家視為“人類社會中一個毫無用處的、不值得再給予任何同情的一員”片斷抄錄下來，並以意在言外的嘲諷口氣寫道，那個家庭在克萊斯特一百週年忌日將一個花圈獻在墓旁輓聯上寫著：“獻給家族中最優秀的人”。
這位堅強的人一般總是聳聳肩膀，帶著那麼點輕蔑，他看待那些多愁善感的人，看他們如何強烈地期待著能夠證明自己的能力，期望他們自身、他們內心最深處的實質能得到家庭的承認，換來家庭的信賴和坦誠相待，然而卻由於家裡無人理解他們而精神崩潰。堅強的人在發展道路上很快就會到達某一點，在那裡他們對自己說（或許有理，或許無理）：真是的，這個家庭是無可教誨、無可救藥的了。可是世界是廣闊的。還有其他單位團體，我將向它們顯示自己的存在，家裡那夥人怎麼看我關我屁事……
這麼一解釋，自然就可窺見生活的悲喜劇了。事實上那放棄了爭取家庭信賴的堅強漢子與多愁善感的人相比並未贏得過多的優越之處。以後“廣闊的世界（哦，它馬上就變得那麼狹小）所提供的衝突，與那人生第一次為求得信賴而又不能獲得的衝突相比差別總是微乎其微。不管是朋友抑或上司，是高於一切的情人抑或僅僅是同你偶爾打一個小小交道的不相干的人，你總是希望他們能夠認識你的存在，你的本質，你的內心所向，然而人們關心的卻總是你的成績，從道理上說，人們也只能通過你思想的體現來檢驗你的思想，別無良方。你希望的卻不是得到檢驗，你只希望人們相信你。每個人（同每個神祗一樣）都希望周圍全是信仰。只有當靈魂感受到來自他方的信任時，才有可能發揮其極細微的、不同尋常的能力。
一位哲學家（菲利克斯·威爾奇）將“信任決定”原則稱為一切倫理學的基礎，由此可見信任問題的中心地位。人們無法證明，世界就其整體而言是否有意義，是一個善的神靈的傑作，還是無意義的、兇惡的東西。這個問題只能由人們隨意地（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相信或否認。究其根本，每個人的本質、道德也同樣只能無證據地為人相信或否認。因為在這個領域內無法提供準確的證據：實際成績低於評價，最有利可圖的往往源於最惡的心靈。
在第一次衝突中（無所畏懼地爭取家庭的信賴）所有後來的生活衝突均已具雛形，似乎均已包含在其中。對在第一次衝突中，可以說在生活鬥爭的準備階段，已經存在的童稚者的聳肩，乍看之下不是那麼十分公平的。這些“不實際的人”也許會刪除思想和痛苦的某些空洞無物的環節；最終人們會發現，他們不僅比別人感覺更溫柔敏銳，也更接近真理和最深處的認識。因此一個“童稚”作家的世界觀能夠握住我們的心，克萊斯特便是這樣；童稚在此並非弱點；它只是對存在的不幸的基本情狀的一種比較誠實、比較認真的理解。我們大家身處這情狀之中，面對著面，互不信任，每個人心中都在秘密地懇求人們相信自己，即使自己的品行無法得到證明也罷。克萊斯特和卡夫卡（在《失蹤者》中）寫下了許多激動人心的場面，以圖表現一個永恆的場面——一個人蒙受了可恥的名聲，一切外在因素都於他不利，他聚集最後一點良心，希望人們不要譴責他。不錯，我有這麼一個感覺，克萊斯特所有的作品都是圍繞著這一點的。他的偶像是：凱特興·封·海爾布隆。可是正如凱特興信任她的騎上一樣，潘臺西利婭也希望阿奇勒斯在所有戰鬥性的仇恨表象下始終感覺到她的愛。託妮捆起了她的情人，把他交給了敵人，——表面上看作者是批判了她，但實際上她心底是希望他能相信她，相信她的感情。“你不曾對我不信任該多好啊，”這是她最後的話。還有阿爾克梅娜在她那發火的丈夫面前，愛菲（《碎罐記》中）在她的未婚夫面前，那看上去十分殘忍的選帝候在那洪堡人面前——所有這些人都是難以理喻的、憂鬱的、有罪的，或至少有不良行為的形象，卻全都非常誠實，他們最強烈渴望的莫過於叫愛人認識他們深厚的愛。這是人類的基本情況，就克萊斯特來說，這是從他親身感受的生活狀況中擴展開來的。他有一個壞毛病：不愛寫公文愛寫詩——然而通過這個壞毛病，這傷風敗俗的行為，他的家庭卻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傢伙。他所創造的最激動人心的象徵是：瑪爾基斯·封·O．進入了新的境況（正如天賦將一個作品變幻推入作者的心靈一樣），她不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不知道事情發生了，醫生的診斷再明確不過地給她判了死刑，然而她是無罪的。克萊斯特最大的創造性表現在：他用最強有力的論據將犯罪的表象堆在女主角四周，如同在一個殉教者周圍堆柴垛一樣。越是這樣，劃破雲空的閃電就越亮，照耀著令人眩目的、雪白的無辜。所以，父親認識到瑪爾基斯·封·O．心靈的純淨，並向她道歉這個場面才會具有如此震攝魂魄的感情力量。是什麼樣的勇氣引導作家提筆寫下（早在弗洛伊德前很久）這些話的啊，任何人讀到這裡內心都會受到極大的震動：
女兒脖子後仰，兩眼緊閉，靜靜地躺在父親的胳膊上
……他坐有椅子上，長時間、熱烈地、沒完沒了地對著她
的嘴吻著，眼裡閃著晶瑩的淚珠，簡直像個熱戀者！女兒
不說話；他不說話；他坐著，臉俯在她的臉上，如同俯在
他初戀的姑娘上面，撥正她的嘴，吻……
這樣一種充滿最後的魔力的渴望之場面多麼經常地晃動在克萊斯特眼前！這個場面或任何“童稚”的相似場面多麼經常地與他同床共夢！
至於弗蘭茨·卡夫卡的作品與克萊斯特的著作有一些實質上的、完全不可僅僅以回味相似來解釋的特徵，尤其在散文風格上，已經為人們反覆提及。可是關於他們基本立場的心靈上的接近，據我所知還不曾有人指出過。這兩個人的基本立場的的確確是惟妙惟肖，甚至他們的肖像也相似，至少他們的童稚和純潔是相似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居於中心地位的竟然也是對家庭的責任！這是打開諸如小說《變形記》、《判決》、《司爐》和其他作品中一些細節的鑰匙。賦予象徵以現實的生命的方式，兩位作家也是一致的。那位女士在高尚的家庭眼前痛苦地變成一個羞恥地懷了孕的人的幻景，與那另一個家庭的兒子在謎一般的命運驅使下變成令人鄙視的昆蟲的故事亦甚相近。
與青少年時期的經歷的牽連難分難解，與家庭和一種無意識地繼續起作用的嚴厲的傳統的牽連難分難解（在克萊斯特那裡由康德主義重新引起人們注意的普魯士傳統；在卡夫卡那裡是由後期對猶太民族的研究重新喚醒的猶太正義倫理學）。我想以卡夫卡有一次對我講的話來與克萊斯特肖像中的孩子模樣作對比：“我將不會經歷成年人的年齡階段，會從一個孩子直接變成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他經常強調並寫入日記中：人們把他看得多麼年輕。在同樣的紙頁上還記載著對性的作用表示了一定的、一段時間內的不信任（克萊斯特也這麼報道過）。另外：對自己的高度要求，這兩個人好像有負於家庭，一定得說明自己不是廢物㊣(47)。弗蘭茨討厭任何形式的“未成年照顧”，這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在柏林還一直折磨著他，那是1923年那個飢餓之冬，他收到了父母從布拉格寄來的食品包裹。卡夫卡的最高生活理想沒有比克萊斯特那些充滿渴望的話表達得更準確的了：“耕作一塊地，種一棵樹，生個孩子。”這兩個人的生活道路當然與他們所渴望的農家生活和簡單作業的意義相差甚遠。他們相似之處還可以遠遠地引伸下去，直至深入他的創作形式內部，當然人們不是沒有注意到，卡夫卡也曾有意識地學習克萊斯特的風格。可是，除此以外，他們共同掌握著童話般的發明與寓言般的聯想的獨特形式，這一點與他們迷戀昔日有關，童年時代，孩子們總是將所見所聞視為著了魔的、夢一般變幻著的世界。這兩個人確實認識“迴歸之途”，並很願意去走，也經常去走。兩個人那晶瑩剔透的風格與忠於細節的現實主義則是作為平衡因素出現的，是強烈的內心自然對那種迷戀夢幻和童年的傾向的反抗。在兩位作家筆下，那些一團亂麻似的、最神秘、最朦朧的現象是以儘可能明確、簡單、含義清晰的詞彙娓娓道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