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茨·卡夫卡曾將婚姻看得至高無上。他在《致父親的信》中寫到過這個問題：“結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護他們，甚至給予些許引導，這些我確信是一個人所能達到的極致。那麼多人好像輕而易舉地就做到了這點，並不能構成反證，因為第一，確實沒有很多人成功；第二，這些不很多的人多半不是‘做’這些事，而僅僅是這些事‘發生’在他們身上。儘管這不是那種‘極致’，但依然是十分偉大、十分光榮的（尤其因為‘做’和‘發生’間的界線無法劃分得十分清楚。再說，說到底，這個極致也不是至關重要的。只要有一種哪怕距離很遠的、然而紮紮實實的接近就行了。並無必要飛到太陽中間去，但卻需要爬到地球上一小塊潔淨的場地上，太陽有時可以照到那裡，人們能獲取一些溫暖。”
同樣，在如《十一個兒子》這樣的小說中，表現出弗蘭茨對家庭、甚至對父權生活方式的尊重。弗蘭茨把父權生活方式視為他父親的自然舉止，並十分欽佩。父親有一次向屋裡所有人宣佈一個外孫女誕生的消息時那種欣喜若狂的狀態，在日記中得到一種混雜的描寫，其中夾雜著吃驚、內心深處的讚賞和輕微的、批評性的嘲笑。《判決》中子與父的關係也是這樣表達的。小說《十一個兒子》已經引起了一些激烈的爭論，據我觀察，應該理解為自立為父、建立家庭的願望形象化。通過自立為父與他父親的榜樣分庭抗禮，也就是說，以自己同樣的父權的高大形象，同樣的樸實無華卻又近乎神秘的形象。弗蘭茨一次對我說的一句話與上述觀點沒有矛盾，弗蘭茨說：“十一個兒子就是正在寫的十一個故事。”故事是他的孩子，在寫作中，他耕耘於偏僻的地域，但每每有所成就，這與父親的創造力頗為相似（在此我說的是弗蘭茨的觀點，而不是我的觀點），並可與父親的創造力比肩而無愧。當他有一次“強忍著啜泣”閱讀關於一八七0／七一年戰爭的一本書時，心中浮現了他的理想：“當上父親，靜靜地與他的兒子談話。但是不可用玩具妖怪來取代真誠的交心。”
再瞭解了所有這些之後便會明白，為什麼同第一次喚醒他結婚願望的姑娘的相會會在他內心深處激起幹層波浪。1912年8月他認識了F。在他的故紙堆中有一封1912年11月9目的信稿，我不知他是否已經發出此信。這封信已經十分尖銳地反映了他最初的恐懼和退縮這樣的心情。“最親愛的小姐！您不可再給我寫信，我也將不再給您去信。通過我的書信，我必然使您很不愉快，但我是無藥可救的。這是很清楚的，我沒有必要為此數完今夜的鐘鳴。這一點我在給您寫下第一封信之前已經很清楚，如果說盡管如此，我為什麼卻依然纏著您，為此您當然可以詛咒我見鬼去，假如我不是已經見鬼了的話。——倘若您想要收回您的信，我自然可以寄還給您，儘管我很願意保留著。假使您真的要，請寄一個空白明信片給我，作為暗號。與此相反，我願盡我所能請求您保留我的信。——您儘快忘掉我這個幽靈吧，願您生活得快樂安寧，一如既往。”
儘管有這封信或信稿，布拉格和柏林之間的通信依然十分活躍。天平擺動了很久。姑娘心中產生了不信任感，弗蘭茨令她感到毛骨悚然（這也不能怪她），感到與事物的通常進程大相徑庭。她想要中斷關係。於是他對她的追求加倍地急切。一旦沒有信來，他便感到痛苦。有信來，疑慮又重上心頭，碾磨著他的心靈。他怎樣才能過一種二人過的生活呢？
於是很快就產生了誤解，產生了緊張空氣。我被迫承擔調解人的角色。這段時間內產生了我給卡夫卡的未婚妻的兩封信（1912年11月——關於這裡涉及的情況，可參見八十六頁）。我對這兩封信已經完全失去了記憶，它們是今年（1961）盛夏我那居住在美國的妹妹借訪問以色列之機給我帶來的，是我的手跡。她是為我從親戚朋友那裡弄來的。那時候，當我寫這兩封信時，卡夫卡毫無名氣，他僅在弗蘭茨·布萊的《徐培裡翁》以及《波希米亞》上發表過寥寥幾篇散文。他的第一本書《觀察》雖已編成，卻是在1913年1月才出版的。——這兩封信結尾處提到的長篇小說是《失蹤者》（《美國》）。讀者肯定不會疏漏不見，儘管我當時處處透出青年人的幼稚，卻以一定的外交手腕對這位深為我的朋友所愛的姑娘做工作，爭取讓她更好地理解他和他的獨特之處，我採用的方法是表面上只不過（或主要地）宣揚他的父母對他缺乏認識。——從長遠看，我爭取理解的努力是無成效的。
（第一封信）
柏林O17
大法蘭克福路137號
卡爾·林德斯特略姆股份公司私人信件菲利斯·鮑威爾小姐收親愛的仁慈的小姐：
非常感謝您友好的來信。我今天下午將同弗蘭茨面談，當然不會提到您的信。之後我將立刻寫信給您。如果——這是我的希望—一在這期間情況得到澄清，這樣做就變得多餘了。我只想請求您．對弗蘭茨和他那經常是病態的敏感的某些方面從好的方面去想。他完全聽從一時的情緒馭使。總而言之他是一個只想要非要不可的東西，只追求一切中的神眼的人。他從來不退讓妥協。比如：當他沒有感到內心積聚著充分的寫作力量時，他有本事數月內一行也不落筆，而不願以半佳的、但是也不錯的作品來搪塞自己。他對文學如此，對其他一切也都如此。這麼一來，往往給人的表面印象是，他是乖張的、不正常的，等等。但是從來不是這麼回事，我從對他品質的準確瞭解中得知，在需要的時候，他甚至在選擇實際方法時表現得非常聰明機智。只有在事關理想的事情上他不懂得玩笑，嚴厲得可怕，首失是嚴於律已。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他身體孱弱，由於他的外界生活環境（辦公室！）不十分有益，於是衝突產生了。只有通過理解和善良才能幫助他脫離困境，應該意識到，對待這麼一個這般獨特、這般神奇的入，有必要採取與對待千百萬普通、平庸的百姓不同。——我確信、您不會誤解我的話。請您（在）像今天這樣的情況下與我聯繫。——每天在辦公室內必須待到兩點使弗蘭茨十分苦惱。下午他略事休息，這樣只有夜裡可供他“展開幻想的翅膀”。這真是憾事！而他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它使我見過的一切文學作品盡皆黯然失色。假如他能有自由，得到
細心的照料，那麼他會做出什麼事業來啊！
我真誠地請求您，不要告訴任何入，我到過柏林。我
沒有拜訪任何人，只與您交談過。——我希望您一切順遂，
諸事如意。
您真誠的
馬克斯·勃羅德
1912年11月15日
（第二封信）
柏林O17
卡爾·林德斯特略姆股份公司私人信件
菲利斯小姐收
寄信人：勃羅德博士
布拉格，郵政管理局
尊貴的仁慈的小姐：
弗蘭茨通過您的信似乎已經多少有了些準備。因為當
我向他暗示時，他很快就猜了出來，我無法長時間否認他
的母親看了您的信，等等。——除此之外，事情的結果不
錯，他從現在起會較好地注意了。
關於信的事我顯然沒必要多講：弗蘭茨的母親很愛他，
可她一丁點兒都不知道，她的兒子是怎麼個人，他有什麼
樣的需求。文學是“消磨時間”！我的上帝！好像它並不想
啃齧我們的心似的；但是我們樂意為它獻身。——我同卡
夫卡夫人已經經常發生對立。假如一點理解都談不上，那
麼愛再多也是白搭。這封信顯然又證實了這一點。弗蘭茨經過成年累月的嘗試，終於找到了唯一合口的伙食——素菜。他曾多年遭受胃病之苦，而現在他是這樣的健康，神清氣爽，自我認識他以來前所未有。但是當然步，這時父母便懷著他們平庸的愛來了，想要強迫他回到肉食和疾病上去。——睡覺時間的分配上同樣如此。他終於找到了適於自己的方案，能睡得好了，能在荒唐的辦公室中完成他的義務並進行文學創作了。父母們卻……我不得不感到痛苦。——謝天謝地，弗蘭茨有著值得慶幸的倔強，堅持做對他有益的事。他的父母不願看到，為一個例外的人（像弗蘭茨便是一個）有必要創造例外條件，以使他柔弱的智慧不致於枯萎。最近我不得不給卡夫卡夫人寫了一封長達八頁的信。父母想要弗蘭茨下午到店裡去。為此，弗蘭茨堅決地下了自殺的決心，已給我寫了一封訣別信。在最後關頭，我通過完全無所顧忌的干預，在“愛著”他的父母威脅下保護了他。
既然父母這麼愛他，他們為什麼不像對一個女兒那樣，給他三萬盾，使他得以脫離辦公室，在利維拉的共處，在一個生活費低廉的小地方創作上帝要求通過他的大腦播於人世的作品呢？——只有弗蘭茨不處在這種情況下，他便永遠不能完全幸福愉快。因為他的全副身心呼喚著一種平靜的、獻給文學創作的、無憂無慮的生活。在今天的情況下，他的生活多少帶有一種素食的意義，夾雜著一些稍愉快點的光明瞬間。——這回您對他的神經質也可以理解得好一些了。
現在出了卡夫卡一本美麗的書。也許這是吉兆，他或許可以開始純文學的生活了。他還在寫一部長篇小說，已
經進入第七章，我敢斷言它將取得偉大的成就。
我不願意談論《諾爾納皮格》，這本書是我的作品中唯
一與我完全異化了的一本。
謝謝您友好的關心。
衷心祝願您！
您忠實的馬克斯·勃羅德
1912年11月22日
於布拉格，郵政管理局
與此同時，卡夫卡經歷著一個文學生產力的鼎盛時期。緊接著《判決》之後（還有那些後來發表的作品）還開始了一篇小說的寫作，其主人公叫“古斯塔夫·布克特”，這是一個“過著有規律的生活的普通人”的故事，這個人在三十五歲時死去。“強力剋制住自己去寫作的慾望”，日記中接連兩次這麼說。還有：“腦袋裡血的衝擊和白白的流逝。這是多麼有損於健康。”這是對自己充滿信心的強有力的語言，在弗蘭茨身上是十分罕見的。1913年5月，他嘗試著通過花園裡的勞動來消除高度激動狀態。7月1日，出現了“嚮往昏昏沉沉的寂寞的願望。只面對我自己。也許在利瓦可以達到。7月3日卻是：“通過一次結婚擴展和提高存在。說教。但我幾乎預感到了。”7月21日他將“一切贊同和反對我的結婚的因素作了一番歸納。”這個震撼魂魄的文獻是以大字體寫下的呼喊結束的：“我這苦難的人！”和“什麼樣的苦難！”這篇文章述說了以下幾點：
1．沒有能力獨自承受生活的重負，不是說沒有能力生
活，完全相反，說我懂得同某人一起生活甚至是不現實的。
但我沒有能力，去承受我自己生活的衝擊，我自己人格的
要求、時間和年齡的進攻、寫作欲不穩定的膨脹、失眠、接
近瘋狂的邊緣——獨自承受這一切我是沒有能力的。“也
許”這個詞我當然要加上去。與F．結合將賦予我的存在以
更多的抵抗力。
2，一切都馬上引起我的思考。幽默雜誌上的每個笑
話、對福樓拜和格利爾帕策的回憶、目睹我父母為過夜鋪
好的床上的睡衣、馬克斯的婚姻。昨天我的妹妹說：“（我
們熟人中）所有結了婚的都很愉快，我不明白為什麼，”
這句話也令我深思，我又害怕了起來。
3．我必須在很多時間內獨自一個。我所作出的成績都
是孤獨的成果。
4．我恨一切與文學無關的東西，交談使我感到乏味
（即使是關於文學的也罷），拜訪使我感到乏味，我的親戚
們的痛苦和歡樂使我感到乏味到骨子裡去了。交談從我所
思索的一切那兒奪去了重要性、嚴肅性和真實性。
5．害怕結合，害怕融合。那樣我就再也不能獨自一人
了。
6，在我的妹妹們面前，尤其從前是這樣，我與在其他
人面前是個截然不同的人。無所畏懼、無所掩藏、強壯有
力、出乎意外、激情外露，一如平日寫作時那樣。假如通
過我的妻子的媒介我能在所有人面前都這樣該多好！但那
是否意味著脫離了寫作呢？這就是不行，這就是不行！
7．單身情況下我或許有朝一日可以真地拋棄我的職
位。婚後這永遠不可能了。
8月13日他寫道：“也許一切已經結束，而我昨天的信（致F．的）是最後一封。這無疑是正確的做法。我將感到的痛苦，她將感到的痛苦——都不能與即將產生的共同的痛苦相比。我將慢慢地恢復，她將結婚，這是活的出路中唯一的一條。我們倆不能為了我們倆而在岩石中開闢一條道路，我們為此哭了一年，受盡了折磨，夠了。她將從我最後的幾封信中領會這一點。如果不是這樣，那我一定會同她結婚，因為我太虛弱，無力抗拒她關於我們的共同幸福的見解，沒本事說明，她認為有可能辦到的事實際上無法實現，只要事情取決於我。”
但是事態的發展卻走了另一條道路。8月14日：“相反的結果來了。到了三封信，最後一封我無法抗拒。我喜歡她，在我能力所及的範圍內，但是愛情埋在恐懼和自我譴責之下凡欲窒息。”——8月18日，在一次長時間的散步中，他告訴我，他向F．求婚了。我到特洛亞的園圃那兒去接他，然後他一路上給了我一些非常聰明練達的、積極的建議，以打消我當時堆積起來的憂慮。後來他終於談到他自己的事，但不再那麼信心十足了。我在日記裡記錄了此事。“弗蘭茨談他的婚姻。他求婚了。他的不幸。不成功便成仁。他的依據是完全通過感覺提出的，不加剖析，也不存在剖析的可能性和需求。複雜的局面，使我煞費腦筋。他談到拉德柯維奇，那裡的婚後婦女性慾爆炸，在孩子們面前，也在懷著胎兒時，籠罩著一切。——他建議徹底與世隔絕。”——同樣的絕望情緒在他自己的日記中也表達了出來。8月15日：“天亮前床上的痛苦。從跳窗中看到唯一的解決辦法。母親走到床前，問我那封信是否發出了，信的內容是否依舊。我說，內容依舊，只是更尖銳了。我說，反正地不理解我，而且不僅僅在這件事情上。後來她問我，是否給阿爾夫雷德舅舅寫封信，他應該收到我的信。我問道，為什麼他應該。他打來電報，他寫信來，他對你這麼好。‘這些只是表面現象，’我說，‘他對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他完全誤解了我，他不知道我想要什麼，需要什麼，我同他不相干。’‘這麼說來誰也不理解你，’母親說，‘我可能對你也是陌生的，父親也是。我們大家都只想害你。’‘當然羅，你們對我來說都是陌生的，只有血緣存在著，但它沒有表示。你們當然不會想要害我。’
“通過這事和其他一些自我觀察，我被引到這個看法上：我內心的肯定和確信與日俱增，於是可能性出現了，我在一場婚姻中可以挺過一切，甚至它會導致有利於我的內心肯定的發展。這當然是一種信念，我一定程度上說在窗櫃上已經抓住了它。”
“我將瘋狂地致力於與一切人隔絕。與一切人為仇，不同任何人說話……，
他讀基克加德的言論集《法官的書》。他發現了基克加德的命運與他的命運的相似。
1913年9月他避往利瓦哈同根療養院。“對一次蜜月旅行的想象令我驚恐萬狀，”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他經歷了與那個瑞典姑娘的奇特插曲。她的情況始終不明。“一切都抵制將它寫下來的想法。想到一句不提她是她的要求（我嚴格地、幾乎毫不費力地恪守著），我便心安理得了。”以後有這幾句話：“太遲了。悲傷的甜美和愛情的甜美。舟中她對著我微笑。這是最美的瞬間。欲死欲仙，這就是愛情。”
11月在布拉格出現了“F．的一個使者”，她的一個女友，這入後來在他們的關係中扮演著曖昧不明的角色。——那時我正非常不合時宜地以我的向猶太復國主義“集體靠攏教育”折磨著他。這是我們的友誼關係中唯—一次短暫的陰暗時期，這在上面已經提到過。“前天晚上去馬克斯處。他變得越來越陌生，他對我來說已經經常如此，而現在我對他來說也是這樣了。”不久後又發出了這樣的宣言（後來通過事實和作品取消了）；“我同猶太人有什麼共同點呢？我同我自己幾乎都沒有什麼共同點了，應該滿足於能夠呼吸，安靜地蜷縮一個角落裡。”他的日記中充滿了小說開端、輪廓。一切似乎都處於神秘的發酵狀態。這裡有一段重要的筆記，它清楚地表明瞭他料理和創造精神財富的一個根源，離開充斥著自我分析的篇章（這種自我分析也啃齧著他的結婚計劃），進入小說、虛構文學領域。
我恨諸如下述的積極的自我觀察、靈魂闡釋：昨天我
那樣，所以那樣，今天我這樣，所以……這是不真實的，不
是所以也不是所以，因此也不是這樣和那樣。默默忍受著，
不匆忙下結論，這樣生活是必要的，可不必像狗一樣到處
亂竄。
下一年（1914）出現了與F．關係的一次危機。她不想再理他了。4月5日他寫道：“假如有可能到柏林去，自立，一一天地度日，也包括餓肚子，但可以讓他的力量充分湧流，而不必在此節省，或朝著一無所得走去，那該多好！假如F．願意這樣，願意支持我該多好！”他想到柏林去當記者，當自由職業作家。——5月底或6月初，正式訂婚議式在柏林舉行。他在布拉格租了一套房間。
在不祥之兆下結成的婚約關係（“像一個犯人一樣被捆住了手腳等等”），7月底便已破裂，同樣是在柏林。“旅館裡的法院”，他記載著。據他告訴我，那是在安哈特火車站旁的“阿斯壩宮廷”旅館。在決定性的宣佈發表時除F．外還有她的女友在場。然後是父母那兒的情景。“母親零星的淚花。我宣告這次教訓到此結束。父親從各方面正確地理解它。為了我的緣故從馬爾默連夜趕來，穿著襯衫坐著。他們同意我的態度，沒有任何或沒有多少可譴責我的。無辜而形同魔鬼。”在這些震撼靈魂的場合，卡夫卡總是不斷向自己提出良心問題（“不得不承受和製造這種磨難。”），我認為在這一事件中可以找到解除婚約後馬上產生的兩部偉大新作的根源，這錯不了。9月他給我朗讀了《訴訟》這部長篇小說的第一章，11月給我朗讀了《在流刑營》。作家自我懲罰的文獻，幻化出的贖罪行動。長篇小說《訴訟》的主人公K．做了些什麼，沒有交待。根據普通的尺度，他是無辜的。他“無可非難之處或無可厚非”。但他“無辜而形同魔鬼”。不知怎麼的，他總是不能充分達到正確的生活的規則。一個神秘的法庭要求他說明問題，最終對他實行了處決。“在他三十一歲生日前夕，”最終那章中這麼寫著。卡夫卡開始寫這部長篇還真的是三十一歲。這本書裡有一位姑娘多次出現，她是畢爾斯．特納小姐，在手稿中卡夫卡多半把這個形象縮寫為B．小姐或F．B．，那互相間的聯繫這麼一來就完全清楚了。結束時K，還抗拒捕役。“這時在他們面前出現了畢爾斯特納小姐，她從一條比廣場低的街道沿著狹窄的梯級朝廣場走上來。不能完全肯定是她，但是非常像。不過K．對那是否肯定是畢爾斯特納小姐並不在意，只是他很快意識到他的反抗是徒勞的。”——那出現的是畢爾斯特納小姐亦或只是與她相像確實無關緊要。整個失敗的結婚嘗試都將顯示出，它對卡夫卡的生活來說只是一種模式，沒有具體的個人的意義，與未婚妻個人無關；這是一種模式，只有通過一種獨特的女性人品才能打破，正如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中顯示出來的那樣。
他同他非常欽佩的詩人恩斯特·魏斯（恩斯特·魏斯似乎通過提參考意見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柏林的事態發展）到丹麥的波羅的海海濱勝地瑪麗亞利斯特作了一次旅遊，他在那兒起草了一封給父母的很有啟發性的詩，有啟發性的原因之一是，它表明，在有些時期，弗蘭茨認為存在著職業性進行他的文學工作的可能性。這封信中有這麼幾段話：
我同柏林之間還未了結，因為我相信，整個這件事是
為你們好也為我好（因為它們肯定是一回事）而阻止了我
繼續像至今這樣拖延下去。你們看吧，我也許並未給你們
帶來真正沉重的痛苦，按理說這次解除婚約是應該會有這
樣的效果的，但我從遠處看去做不出這種判斷。但是我更
談不上給你們來持久的快樂了，請相信我，這裡的原因
僅僅在於，我連自己都沒法使自己持久地快樂。至於為什
麼會這樣，恰恰是你，父親，最容易理解的，儘管你對我
的願望不能予以認可。有時你述說著，你當初的日子是多
麼艱苦。難道你不認為，這是一種培養自我蔑視和滿足的
教育方法嗎？你難道不認為——而且你也直截了當地說過
——我過得太順利了嗎？我至今完全是在不獨立的、特別
愜意的條件下成長的。難道你不認為，儘管一切造成這種
條件的人對我是那麼仁慈、親切，但這對我的個性來說不是毫無益處的嗎？世上當然有那麼些人，他們無論在什麼環境中都能夠確保自己的獨立性，但我不屬於他們的行列。當然還有那麼些人，他們無論在什麼環境中都拋不開非獨立性，至於這是否不屬於他們的行列，不防做一些嘗試。認為我做這類嘗試歲數已太大的異議是不能成立的。我比表面上更年輕。使人持年輕是非獨立性的唯一好處。自然也只有當非獨立性結束時，這個好處才產生效益。
在辦公室裡我卻是永遠得不到這種改善的。在布拉格就乾脆不行。這裡的一切都是為把我這個從根本上需要非獨立性的人保留在非獨立性中而造就的。一切都提供在我的附近。辦公室對我來說是煩人的，經常是不可忍受的，但從根本上說又是容易對付的。通過這裡，我賺的錢超過我的需求。為了什麼？為了誰？我將沿著薪金的梯子往上爬。意義何在？這個工作對我不合適，它從來不能給我帶來自立，只帶來工資，我為什麼不拋棄它呢？假如我離職，離開布拉格，我不必冒任何風險，而能贏得一切。不冒任何風險，是因為我在布拉格的生活不能引導我走向任何益處。你們有時開玩笑地把我同R．舅舅相比。但是如果我留在布拉格，我的道路與他的也就相去不遠了。與他相比，我將會有更多的錢，更多興趣，更少信仰，我將會不滿足，其他區別幾乎沒有什麼了。在布拉格以外我可以贏得一切，這就是說，我會成為一個自立的、心境平和的人，充分調動一切能力，作為優秀、真實的勞動的報酬，真正的生存意識和持續的滿足感油然而生。這麼一個人你們也將更好些（這將不是最次要的成就。你們將有這麼一個兒子，他的具體舉動你們也許不盡相同），但你們會對他整體上感到滿意，因為你們會自謂：“他在做他力所能及的，”這種感覺你們今天沒有，說實在的。
關於計劃的實施我是這麼設想的：我有五千克朗。這筆錢使我有可能在德國共處，在柏林或慕尼黑，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假如不得不如此）生活兩年。這兩年使我能夠從事文學工作，並能使我將布拉格期間由於內心的鬆弛和外界的干擾而在清晰度、充實度和諧和度上達不到要求的東西從心中帶出來。這個文學工作將使我能夠在這兩年後靠自己的收入生活，即使那收入是菲薄的。即使是菲薄，那也是我現在在布拉格過的日子和在那之後將過的日子所無法相比的。你們會提出異議，說我錯誤地估計了我的能力和由這能力決定的掙錢可能性。當然，這不能絕對排除。只是應該考慮到，我已三十一歲，這類錯誤估計在這個年齡不可能發生，否則一切估計都不可能做出了；此外還應該考慮到，我已經寫過一些東西，儘管不多，畢竟獲得了一定的承認；最終可據以駁倒這個異議的是：我絲毫不懶，生活上要求不高，因此，如果一個希望破滅了，會找到另一種掙錢的可能性，反正不會麻煩你們，否則的話，不僅對我，而且對你們的影響都會比目前在布拉格的生活的影響更惡劣，將是全然難以忍受的。
我對我的狀況知道得很清楚，我渴望知道你們的看法。因為我確信這是唯一正確的方法，我確信，假如我錯過了這個計劃的實施，便是錯過了關鍵性的一步——因此我當然對於知悉你們的看法看得非常重要。
致最衷心的問候！
你們的弗蘭茨
這個計劃註定不能成熟。大戰爆發了一個時期開始了，在這個時期面前，我們所遭受過的一切不幸和痛苦在與之相比中全都隱退到蒙著粉紅色的童年般光澤的童話世界中去了。
剋制著一切激情緒，弗蘭茨在此時期內同時寫三個作品（《訴訟》、《在流刑營》、《俄國鐵路》）。十月間他休假一週，“以便將那個長篇小說推向前進。”他把休假又延長了一週。“十四天，部分是成功的寫作，對我的處境的充分理解。”F．的女友寄來了一封信，她試圖從中斡旋。與F．的聯繫只中斷了兩個月，在這期間還曾與F．的姐姐通過信。在給那位女友的回信中（他自己把信抄了下來），他說：“我不想提及與您的信一起到達的是什麼。”他記載道：“自殺，給馬克斯的信帶著許多使命。”稍後又寫道：“稍稍翻閱了日記。對這種生活的結構產生了一種預感。”
令人驚奇的是，在這場災難中他的創造力也並未枯竭。而且這種創造力恰恰在那時達到高峰。12月13日他寫完了《傳說的詮釋》，他自己描述了我收為《訴訟》第九章（最後第二章）予以發表的那章的特性，在日記中寫道：“……滿意感和幸福感，如同我在那個傳說中那種……”12月19日又寫道：“昨天幾乎在昏迷狀態中寫下了《鄉村教師》。”這裡談到的是短篇小說《巨鼴聖誕節休假期間，他同我的夫人和我到庫騰貝格作一次短暫的旅行，去參觀那裡的歷史性建築物，避開大城市中已經強烈地感覺得到的戰爭恐慌和貧困，做一短暫的（也就四天）喘息。在科林一家旅館中他給我們朗誦了《美國》（即《失蹤者》）——長篇中未完成的本章，使我們如痴如醉。（在這一年的夏天，在這次旅行前還同奧托·皮克到海勒勞去了一次）1914年12月的最後一天，他不同以往地作了一番小結：“從八月開始工作，一般來說不少也不壞，但是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沒有達到我的能力的界限，本來是應該達到的，尤其因為從各方面展望（失眠、頭痛、心臟弱），我的能力都持續不了很久了。寫了一些未完成作品：訴訟、對卡爾班鐵路的回憶、鄉村教師、副檢察長和一些較短小的開端。寫完的只有，《在流刑營》和《失蹤者》的一章，二者都是在十四天的休假中寫完的。我不知道為何做這番小結，這與我的脾氣完全不符。”
與F．的關係還遠遠不曾枯竭，它在1914年最後幾個月中經歷了一次痛苦的新生，——我心底裡不願—一詳述細節，只須在指出頻繁的信件往來之外（約有幾百封弗蘭茨致F．的信保存了下來），提一下主要的幾站就行了。在博登巴赫的一次會見（1915年1月）、在瑪麗亞巴特的一次會見（1916年7月），再就是搞清這種偉大的經歷與卡夫卡的創作和宗教觀發展之間始終存在的、意義不斷上升的聯繫。他的情緒是絕望的。他寫入日記之中：“我在此抱怨，是為了求得解脫嗎？解脫不會在這本子上產生，當我躺在床上時它才會到來，讓我仰臥，使我躺得舒適、輕鬆，躺在淡青色中。其他解脫不會到來。”——再不就是：“我認為我們是絕不可能結合的，但我既不敢對她說，也不放在關鍵時刻對我自己這麼說。”——再不就是：“共同生活的艱辛。為陌生感、同情、懦弱、虛榮所擠迫，只是在深處也許流著一條淺淺的小溪，它值得被稱為愛情，但卻無法接近，在片刻的瞬間有時向上閃光。”——再不就是這類歸納中的一例，這種歸納與其說有利於做出決斷，不如說使之更為難產：
1916年8月30日，
保持純潔結了婚
單身漢丈夫
我保持純潔純潔嗎？
我聚集我的一切力量你處於內在關係之
外，成了傻瓜，飛向一切
方向，但卻飛不遠，我從
人的生命的血液循環中
汲取一切力量，一切我
能用得上的力量。
只對我自己負責於是更加為你
（對你）變傻。
（格利爾帕策、福樓拜）
無憂無慮。集中精力工作。由於我的力量增長，我
可以承受更多了。但這裡有
一定的真理。
除此之外，卻不乏他認為與F．結婚是完全可能的與值得歡迎的言論。他從瑪麗亞巴德寄給我的信中就這麼寫著：“可是現在我看見了一個女人信賴的眼光，我便不能封鎖自己了。有些我想要永久維持的東西被撕裂了（不是個別的東西，而是整體）。我知道，從裂口中會跑出超出人的一生的不幸來，但它不是招惹來的，而是託付的。我沒有抗拒它的權力，更沒有權力用自己自願的手去做應該發生卻未發生的事，以達到保持原來的目光的意圖。”還有：“現在情況不同了，應該說挺好。我們的協定簡而言之是：俟戰爭結束後就結婚，在柏林近郊租二三間住房，每人經濟上自己承擔。F．將像現在這樣繼續工作，而我，現在該我了，我還說不上來。假如要將這個問題闡述得更明瞭，那麼就是，有兩個房間，大約在卡爾霍斯特。在一個房間裡，F．一早起床，匆匆忙忙地離開，晚上疲倦地躺倒在床上；另一個房間裡放著一個長沙發，這是我躺的地方，我靠吃牛奶和蜂蜜度日。於是那裡躺著那不道德的人（照眾所周知的格言），四肢伸展。儘管如此，現在有著平靜、確切，因而有著生活的可能性。”附言：“寫完後看一遍，發現是強大的語言，幾乎不能由柔弱的筆鋒長時間壓服。”
從某種角度看，在以後，在最終分手之後，弗蘭茨始終將F．視為理想形象。1921年，當我告訴他我在柏林作了報告的消息後，他從一個療養院裡給我的來信中還這麼說：“F．沒有聽你的講座嗎？——到了柏林，卻未見到F，我私下認為是不對的，雖然若是我自己當然也會這樣做的。我對F．的愛情尤如一個不幸的統帥與一座城市的關係，他佔領不了它，但它卻因此而成為某種偉大的東西——兩個孩子的幸福的母親。”（參見《鄉村婚事》252頁）“我愛一個姑娘，她也愛我，但我卻不得不離開她……”等等）。
卡夫卡竭力將同F．的婚姻聯盟從自身和抗拒的狀態中掙脫出來，這成了他五年中生活的主旋律，他的創造性勞動和他宗教觀上不平靜的思索的鞭策力。在這段時間裡他讀了許多斯特林堡的著作。此外還讀《聖經》、陽思妥耶夫斯基、帕斯卡爾、赫爾岑和克羅泡特金。他對赫爾岑的《倫敦之霧》評論道：“全然不知所述何事，但那整個不熟悉的人顯現了出來，堅決的、自我折磨的、自我控制的而又是消逝著的。”韋爾弗給他讀詩，以及一個叫《艾斯特，波斯皇后》的劇本片斷。他活躍地參加朋友們積極的努力，比如參加菲利克斯·威爾奇教的課；他總是給予鼓勵、讚揚、評論、推動，不讓任何人（他自己除外）陷入絕望之中，他對我為加利齊恩流亡孩子們開辦的學校中的工作感興趣，經常來聽我的課，同我的一個女學生的家庭交了朋友。他還和這家的大女兒之間以最溫柔的方式產生了好感。他也參加東西方猶太人之間的辯論晚會（默默的，觀察的）。那時我同一個信神秘教的朋友格奧格·朗格經常到一位神奇的拉比那兒去，這個拉比是從加利齊恩流亡來的，在布拉格外城區齊茨科住在一間昏暗的、不舒服的、擠了許多人的房間裡。這種特殊的生活狀況使我得以瞭解一種宗教的夢幻環境。值得注意的是，當我一次去安息日結束前的“第三餐”把弗蘭茨帶去時，聽著他們的低聲細語和沙西笛派聖歌，他應該說是相當平靜的。一個古老民族的古老的聲音顯然使他感動，但他在歸途中卻說：“仔細看就像在一個非洲原始部族中。極端的迷信。”這段話中不存在傷害性的攻擊，但是反映了他清醒的抗拒。我很理解他：弗蘭茨有他自己個人的神秘學說，他因而不能接受他人沿襲習俗的宗教禮儀。他多半獨自一人，也愛獨自一人。柯臺克公園地被他認為是“布拉格最美的地方”，他在獨自散步時老是走到那裡去。“鳥兒鳴囀，宮殿和裡面的畫廊，古老的樹，披掛著上一年的樹葉，半暗半明。”
他為了脫離家庭的魔力場，孑身自立，也進行了一些積極的嘗試。有一段時間他不住在父母那兒，而在自己的一個房間裡，他一開始在畢萊克街（1915年2月），後來又在德羅哈的朗根街上“金梭子魚”樓房內租了一個房間。在“金梭子魚”內，他於1915年4月給我朗讀了《訴訟》第五和第六章，使我陷入難以言傳的喜悅中，令我產生深深的欽佩。二月間他寫下了“狗的故事”（也許叫《一條狗的研究》吧？據我估計，這無論如何不會是他的最後一篇短篇小說）。他在日記中對這個作品的評價非常嚴厲：“現在讀了開頭部分。它是醜陋的，引起頭疼。儘管有其真實性，卻又是邪惡的、死板的、機械的，是在一片沙灘上苟延殘喘的一條魚，我很早就寫《布瓦爾和塔庫歇》了。假如我不能將這兩種因素（最鮮明地表現在《司爐》和《在流刑營》中）結合為一體，我就完了。但是這種結合的前景存在嗎？”這裡的兩個因素顯然是指他作品中充滿希望的現實主義特徵和嚴肅的想象特徵。
弗蘭茨與他的妹妹經維也納、布達佩斯到納一吉米哈利，此行目的地已近前線。他們是去看望入了伍的妹夫。然後弗蘭茨接受了服役檢查，但由於身為一個國家必需的機構的公務員而免服兵役。後來在他找不到擺脫心理困惑的出路時，他申請取消這次獲免，打算入伍。他的得病使這個計劃受挫。
馮塔納獎金的頒發（1915年10月）是這些苦惱中短暫的安慰，被他懷著一定的滿意心情所接受。假如我沒有搞錯，事情是這麼發生的：本來是施臺恩海姆得到了這筆獎金，但他把這個獎轉讓給了1913年出版的中篇小說《司爐》的“青年作家。”——微弱的安慰。那時他的日記中有狂野的鋼筆畫、不斷出現關於失眠和頭疼的訴苦。開始了對原罪的深思，出現了以下這類話：“上帝對人類家庭的憤怒”，“只有舊約在看世界——關於舊約已無話可說。”“帶我走，帶我走，愚蠢和痛苦的交織。”此外還有那些片斷，我將這些片斷重新組合，寫了“在陰鬱的思想中敲響了鐘聲”一詩。他譴責自己（在與F．對立的態度中）具有“官吏們柔弱、儉省、優柔寡斷、斤斤計較、預防在先的弊病”。又有一次這麼說：“官吏精神、幼稚性、為父親所摧折了的意志。”“改善它，為之工作，這本是舉手之勞。這就是說，別愛惜自己（再說這樣做的代價是付出你確實喜愛的F．的人生），因為愛惜是不可能的，形似的愛惜今天幾乎毀滅了你。這種愛惜不僅與F．、婚姻、孩子、責任等等有關，而且也關係到你蹲踞其中的機關。”從他的痛苦中產生了祈禱：“寬恕我，我的罪孽遍及我的本質的所有角落。但我也有並非完全可鄙的素質，有小小的脆弱的能力，我的盲目的本質卻摧殘著、侵蝕著它們，現在我快完了，而恰恰是在外表上一切都將轉向對我有利的時刻。別把我推到失敗者的行列中去。”．
不容置疑，在弗蘭茨不幸的訂婚波折上和不幸的職業問題上有兩種原因並存：形而上的和經濟上的考慮。關於後者，不可忽視的是：如果弗蘭茨不接受父母的資助（出於他的自尊心），而又不願強xx他的文學天才的話，他的經濟情況確實將十分不利。也許應該有一種社會和國家制度，能給這樣獨特的小說人才、創作天才以完全自由的天地，任其馳騁，而不必讓他陷身於修飾文件的泥淖，不必讓他在盼望結婚的同時，為與之相關聯的對妻子和孩子的責任的擔憂而面臨一片空白，面臨絕望。“你屬於我”，有一次他對F．這麼寫道（根據日記中對該館的抄錄），“我把你劃歸於我，我不能相信，在任何一篇童話中人們像我為你一樣對任何一個女人做出過更為絕望的鬥爭。”當然，即使在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中，卡夫卡的日子也是不那麼好過的；在那裡，他的苦惱的先驗的、性愛的根子，這無法消除的不幸，將會更加突出。可是在他的心靈中，相應的反抗力量也會生成。不管怎麼說，由於我們的社會集團一時還只是很低程度地組合起來，他的反抗失敗了。這類抵抗是可以消除的，因此先驗意義上的偉大斗爭根本沒有在理所當然的所在得以進行。
1916至1917年間的冬天，弗蘭茨住在煉丹士街。關於這次逗留今天只留下一些傳說，對來布拉格旅遊的外國人，導遊們只是讓看那很小的房子，再便是指點讓看“一個作家”住過的房間（這兩點幾乎是一回事，這座房子僅僅是由一個房間構成的，此外還有一個小得可憐的廚房以及房頂平臺。）。但是弗蘭茨選擇這麼個住處完全不是出於對神秘或浪漫的追求，至少這麼一種追求不是決定性的，也許只是在潛意識中作為對舊布拉格的愛而發生著輔助作用；首當其衝的原因是他對一個安靜的工作場所有清醒的需求。他對噪聲的特別敏感曾經通過強烈的影響傳染給我什b如在我們一起旅行時），這種敏感性使他對住房的選擇比較困難。在煉丹士街，弗蘭茨感到相對的幸福愉快，對為他創造了這麼一避難所的小妹妹（她後來在屈勞也給他弄了這麼一個）非常感激。1917年2月11日，星期天，我寫下：“在煉丹上街卡夫卡那兒。他進行了精彩的朗誦。一個真正的文學家的修道院小屋。”在這個住處產生了當時用煤危機中唯一美妙的產物——那憂鬱快樂的、彷彿從天上某一點俯視著嘲笑人類一切弱點似的、歌一般的《鐵桶騎士》，有一封給F．的信談到了這個住處和弗蘭茨在雷波恩宮中的下一個住處，這封信的複寫副本在遺墨中保存了下來。同時，這封信中表示出弗蘭茨決心這次要為婚事做準備的嚴肅精神。果然，在下一年夏天，為這年輕的一對租了一套住房，置了傢俱，弗蘭茨已同F．一起進行對親友的例行介紹性拜訪，也同F．一起到匈牙利去拜訪她的姐姐，到阿拉德。弗蘭茨居然辦起例行的事來！真有點兒慘不忍睹，但他竭盡全力去適應被公認正確的慣例習俗。當然，倘若換一個女伴，那女伴也許會哈哈大笑一陣而將他解脫出這種具有強迫性的事來。但弗蘭茨對這種自由是否接受、是否需要卻同樣是要打問號的。這兩個人叫人哭笑不得地對我也進行了一次禮節性訪問（1917年7月9日）。看著這兩個相當尷尬的人，尤其是看到弗蘭茨脖子旁不同以往豎著高領，我心中產生了感動之情，同時也產生了驚懼。（7月23日有更多的一群人聚到我這裡來，除卡夫卡外，還有音樂家阿道夫·史榮伯、韋爾弗、奧托·格羅斯和他的妻子參加這次聚會。格羅斯有個辦雜誌的計劃，卡夫卡對此很感興趣。——這是在那災難降臨前我日記中最後一次提到他。）
下面便是那封給F．的關於住處和婚姻問題的信（信的開端談及的是在朗根街的住房，——慕尼黑之行是做一次朗誦，在那朗誦會上卡夫卡除了他自己的作品外，還唸了我的《迦南》中的一些詩。出於他的認真精神，他堅持要把報酬中的一部分給我）：
最親愛的，談談我的住房故事吧。一個巨大的題目。它
使我驚恐，我不能勝任。對我來說太大了。我只有描述其
千分之一的能力，只有其千分之一在我寫作時存在於我周
圍，也只有其千分之一我可以讓你弄明白，等等。儘管如
此，我不得不這麼做，我得聽聽你的意見。望能仔細地讀，
提出好見解：你知道我兩年來的苦難，與同時的世界之苦
難相比是小的，但於我卻足夠了。一問舒適親切的位於角
上的房間，兩扇窗，一扇通往陽臺的門。視野可及許多屋
頂和教堂。可以令人容忍的人們因為我完全沒有必要看到
他們一些行動。嘈雜的街道，清晨沉重地行駛著的車輛，
但我差不多已不慣於這些聲音了。可是這個房間對我來說
卻是不可居住的。儘管它位於一條很長的走廊的盡頭，特
別與世隔絕，但這是一幢混凝土房子，我聽得見或曾聽見
鄰居的嘆息，樓下住戶的聊天，這裡或那裡傳來某個廚房
裡的碰撞聲，持續至十點以後。此外，屋頂上就是薄薄的
木板，說不上在哪個下午晚些時候，當我正想做點事的時候，會有某個捧著洗滌物的女傭人全然無意地彷彿就用她的靴跟踩著我的腦殼。某處會有人奏鋼琴，夏天從其他鄰近的房子的扇面中傳來歌聲，一把小提琴的演奏或一個留聲機的聲音。只有在半夜十一點以後才基本上靜寂下來。所以不可能獲得平靜，徹頭徹尾的無家可歸、產生一切狂思的溫床，越益強烈的虛弱和前景虛無。關於這個還有很多可說的，但是談談別的吧。夏天，有一次我同奧特拉去尋找住房，我已經不相信會有獲得徹底的寧靜的可能性了，但我總還在找。我們小市民住宅還看了一些，我總在想，假如在一個老宮殿裡能有那麼一個地板角落下的安靜的洞穴，在那裡終於可以充分享受寧靜的話該多好。什麼也沒有，我們沒有找到任何符合要求的。在那小弄堂裡我們開玩笑地詢問了一下。是的，11月有個小房子可出租。同樣也喜歡清靜、只是以她自己的方式喜歡清靜的奧特拉迷上了租這個房子的念頭。處於天生的孱弱狀況的我不同意。我幾乎不能設想會到那裡去。這麼小，這麼髒，這麼不宜居住，缺陷應有盡有。但她堅持己見，在住在那裡的大家庭騰出來後，她請人粉刷了一番，買了幾件鋼管傢俱（我沒見過比那把椅子更舒服的了），對家裡其他人一直守口如瓶。那時，我好像剛從慕尼黑帶著勇氣回來，走入一家房管所，他們幾乎跑上來就向我提到位於一個美麗的宮殿中的一套住房。二室一廳，廳的一半被改建成了浴室。年租六百克朗。簡直像一個夢的實現。我去看了看。房間高大美麗、紅色和金色，就像在凡爾賽宮。四扇窗對著一個深深沉落的寂靜的庭院，一扇窗對著花園。這花園！走上宮殿的大門通道，簡直不敢相信親眼所見。通過女像柱環抱著的第二扇大門高高的圓穹，可以看見美麗地分佈著的、斷斷續續分岔的石級沿著頗大的花園像個廣闊的靠背似的緩緩地、恢宏地上升，直到坡頂觀景廊。但這個住處有個小毛病。前房客、一個與妻子兩地分居的年輕人帶著一個傭人，在這個住房裡只過了幾個月，然後出乎意外地調走了（他是個官員），必須離開布拉格，但他在這段短暫的時間內已經為這個住處花了很大一筆開支，所以他不願就此空手離去。他為此而保留了租賃權，想要找個人至少能付出這筆錢的一部分（電燈的安裝、浴室的裝修、壁櫥的安裝、一架電話的安裝、一條鋪開的大地毯）。我不是他的意中人。他開的價（當然是夠少的了）是六百五十克朗。這對於我太多了，而且這過高的冷冰冰的房間也過於豪華，再說我也沒有傢俱，此外還有些較小的顧慮。但在這同一個宮殿中還有另一套住房，可直接向管理部門科，在三樓，房間內低一點，窗外是街道，不遠處便是霍拉津。更親切些、人情味濃些，設施簡單。一位到此作客的伯爵小姐（也許生活要求不高）在這裡住過，由舊傢俱構成的姑娘味的陳設依然如故。至於這套房間是否出租是有疑問的。這使我當時陷入絕望。在這種情況下我到奧特拉的住房去。那裡正好剛裝修完畢。開始時有許多缺陷，我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講發展過程。今天它完全地適合於我了。包括：門前那美麗的上坡路，那裡的寂靜，雖說只有一道很薄的牆把我和一個鄰居隔開，但這個鄰居是很安靜的；我把晚飯端上去，在那裡多半待到午夜；再便是回家的道路的優越性：我必須下決心停止工作，於是有那條路可使我清醒。那裡的生活是：有自己的房子是件特別的事情，在世界的身後不是關上房間的門、不是關上套房的門，而是直接關上一幢房子的門；步出住處的門，便踏上了寂靜的街道路面上的積雪。這一切的月租是二十克朗，妹妹提供一件必需品，小賣花姑娘（奧特拉的學生）進行些必要的打掃，一切正常美好。而恰恰在這時，人們決定宮殿裡的住房可以讓我用了。那個我給過一點好處的房管人員對我印象很好。我付六百獲得那個朝著街道的住房，當然這不包括我當初以為可以沿用的傢俱。那套房子有兩個房間，一個廳。有電燈，卻沒有浴室，沒有浴缸，但我也不需要。現在簡單歸納一下當前往處與宮殿住處相比的優越性：1．一切照舊的優越性；2．我現在是滿意的，為什麼要造成可能發生的後悔呢？3．失去了自己的房子；4．失去了改善睡眠的夜間那段路；5．我必須向現在同我們住在一起的妹妹借傢俱，用來裝點一個房間，這個房間是巨大的，而我實際上只有一張床。搬遷的費用；6．我現在的住處離辦公室的路近十分鐘。宮殿住房好像是朝西的，而我的房間早上有陽光照人。反過來再看宮殿住房的優越性：1．換環境本身和特殊意義上的換環境的優越性；2擁有一套自己的安靜的住處的優越性；3．在當前的工作房內我其實並非完全獨立的，實際上我是從奧特拉手裡拿來的；儘管她對我那麼好、那麼肯為我犧牲，在心情不佳時她卻有時也流露出一點違心情緒。當然她會為我不再到那小房子去感到遺憾，不過實際上她時而到那裡去一次，中午或星期天六點以前在那兒也就夠了；4．回家那段路我不會再走了，夜裡走出去也將是難事，因為大門從外面開不開，但作為替代我可在夜間在那平時只有房主可以涉足的花園裡散一會步，我很願意去那兒散步，這也是很美的；5．戰爭結束後我想試著申請一年休假，假如
不至於根本不可能，那麼這至少現在馬上做不到。好吧，現
在我們倆為你弄了一套在布拉格可以想象到的最美的住
房，當然只是用於相對的一段短時間，在這段時間裡你也
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廚房，甚至放棄洗澡間。儘管如此，它
符合我的思想，而你可以美美地休息兩三個月。還有那難
以形容的花園在春天、夏天（房主離開了）或者秋天。假
如我現在不把這套住房定下來，不管是搬過去還是僅僅付
房租（荒謬的、超越一切官吏概念的浪費！）一個季度一百
五十克朗，——那我也許就得不到它了。雖說我已接收了
下來，但那管理人員滿可以用一句話解除我，尤其因為這
件事對我的重要性比起對他來說理所當然的重要性連一個
角都及不上。我說的是多麼少啊。現在做出決斷吧，要快。
八月份第一次發生的咳血被弗蘭茨稱為由心理因素造成的。我在我的日記中找到一段毫無疑問是他說過的話：“1917年8月24日。為卡夫卡的病採取措施。他把它描述為心理上的，似乎是結婚前的解救。他稱之為：他最終的失敗！此後他卻睡得很香。解脫了？——受折磨的心靈！”（參閱日記第529頁）。有可能是美泉宮中的住房無法取暖加速了疾病的爆發。他父親曾警告他不要過這樣“無節制”的生活，始終不隱瞞對這種無節制的厭惡心情，現在看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父親似乎有道理了。卡夫卡顯然從來沒有認真去考慮這一點，這可以從他的一篇小說中發現，但小說中表現出來的僅僅是他的生活和創作間不可分割的聯繫。從更深的角度看，這疾病是由長年為克服職業和結婚計劃的障礙，為使文學才幹得以充分發揮而做出的努力、伴隨的激動，由對這一切不能勝任的虛弱的體格及只有強壯的身體才能承受的“健身”措施引起的。
持續到9月4日，我才終於說服弗蘭茨請個醫生來診斷。在這類事情上，他犟得令人難以置信，必須以極大的耐心和韌性來正確地對待他。我關於這決定性的倒黴日子的記載是這樣的：“9月4日。下午同卡夫卡去弗利德爾·皮克教授處。花了很多時間才辦到此事。確診為肺尖炎。必須休假三個月。有形成肺結核的危險。我的上帝！不至於發生這麼可怕的事吧。——然後是索菲亞島。游泳場，同弗蘭茨一起。他感到自己得到了解放，同時又是被戰勝了。他心中反抗的一部分把婚姻看成絕對地扭轉目光所朝著的一個方向。而另一部分則將婚姻視為自然而然的事並去追求它。這場鬥爭將他消耗殆盡。他把這場病看成是對他經常希望獲得一種強有力的解決辦法的懲罰。他引用了一句對上帝不敬的話（出自工匠詩人之作）：我曾以為他要更好些。”
然後是：“9月10日。下午與卡夫卡再次造訪皮克教授。——他的開場白，說他學了希伯萊語，讀了拉特的教科書中的四十五課，沒對我露過口風。這麼看來，他最近彷彿一無所知地問我怎麼用希伯萊語數數，是在考我了。這寂寞的故弄玄虛。這裡面有偉大的因素，但也有壞的。”
到一家肺病療養院去遭到弗蘭茨的全力反對。在後來的年頭中他才不得不這麼辦。人們也許會發現一個矛盾的現象：現在他應該去療養院他不願去，但若干年前他卻去一些療養院休憩過，如蘇黎世附近的艾倫巴赫、哈爾茨山中的容波倫、利瓦的哈同根。可那是些自然療法場所，在那裡，弗蘭茨一連數天或數月沉湎於“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之中，這種生活方式既為他所愛又遭他訕笑，但在內心深處他對之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以現代醫療學為指導的療養機構則全然不同地構成了一種威脅；從弗蘭茨的觀點出發可以理解他為什麼長期地拒不採納這種難以採納的建議。一個偶然情況這回冒出來幫助了他。弗蘭茨的小妹妹在屈勞（在弗略奧後面，薩茨那兒）接管了她丈夫的一處小莊園。決定做出了，最終大家一致同意，弗蘭茨到那裡去休養度假。這個假期多次延長，弗蘭茨時而還試著重新投入職業工作，但每次只幹了一段短暫的時間。轉入安靜的生活狀態終於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在那裡，弗蘭茨第一次親身接觸了農村生活、農業和德國農民，從屈勞的環境中後來便孕育出長篇小說《城堡》來。
9月12日我記載道：“與卡夫卡告別。很難過。多年來我不曾這麼長時間不同他在一起。他認為他現在由於疾病的緣故不能與F．結婚了。她寄來絕望的信，儘管她還一無所知。——店裡兩個人推著小車來取他的行李。他說：他們來搬棺材。”
從這時起我收到他的許多來信；它們太珍貴了，不應該只摘錄其片斷。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全部發表。關於卡夫卡強化了的基克加德研究、關於他宗教上、倫理上觀念的發展，這些信是有啟發的。其他從屈勞發出寄給鮑姆和威爾奇的信勾畫出這個人越來越清晰的面貌，表明他在最簡樸的農村環境中感覺舒適，再也不想回到城市中來了。日記中能夠反映他的情緒及城堡長篇核心內容的特徵的有這麼一段：“在農民呂夫特納家。寬敞的過道。整個具有戲劇性：他神經質地嘻嘻哈哈笑，敲打桌面、舉手、聳肩、舉起啤酒杯，像個華倫斯坦家族的人。一邊是個女人，老太太，他曾是她的僱工，十年前與她結了婚。熱衷於狩獵，怠於經營管理。馬廄中兩匹巨大的馬（荷馬史詩中的形象）在通過馬廄窗戶射入的一線陽光照射之下。”弗蘭茨慢慢地恢復著。只有當F．來信時，他半天不進飲食，也不拆信。
我那時同樣處於激烈的心靈鬥爭中，再加上工作繁忙，所以可惜從未到屈勞去看望弗蘭茨。只有當我在那地方附近作報告時，他趕到米歇羅普火車站來與我見面。此外，他隔一段時間到布拉格來一次，來做些不可拖延的事。奧斯卡·鮑姆到他那裡作了八天客。“那時村子裡積雪很深，”他在《回憶錄》中說，“在我們通宵達旦聊天的那些長夜中，我對他的瞭解要超過前十年和後五年。”9月，即重病確診後不久，F．去看望了他。日記中報道著：“F．來過了，為了來看我，坐了三十個小時的車，我本該勸阻她的。與我想象中的一樣，完全由於我的過錯，她極度難過。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表現，全無感覺，同樣完全無可救助，想著我的一些舒適受到了打擾，作為唯一的自白演了那麼點喜劇。在一些小事上沒有道理，沒道理維護她所謂的或也許是真正的權利。從整體上說，她是無事而被判了酷刑的；我為非作歹，她為此而受刑，此外我還操縱著刑具。隨著她的離開（她和奧特拉的車繞著池塘行駛，我取筆直的捷徑又一次來到她身邊）和一陣頭疼（喜劇演員的演出後殘餘影響），一天告終。”
11月初我記下了與弗蘭茨的一次談話。話題是我自己的內心衝突，但也可窺見他的心理：
他：總是這樣的。罪過恰恰在於，人們考慮問題。
我：那麼應該不動腦子嗎？
他：這當然不成法規。但這意味著：你應該不能夠考
慮。——這是無法逼迫的。思慮是蚌的建議。但即便如此
它也是善的、通人性的。沒有它就完蛋了。
12月底弗蘭茨來到布拉格，在這裡與F．會晤。她身為柏林一家大企業的女經理（審慎、能於、寬懷大度是她傑出的特徵中的一部分），她利用聖誕節假期來進行最後的商談。這場悲劇進入了尾聲。12月25日晚上，弗蘭茨和F．作為我的妻子和我的客人來到我們家。“兩人都不愉快，一言不發。”12月26日我記道：“卡夫卡一早七點半就來了，要我陪他一上午。巴黎咖啡館。但他並不需要我當顧問，他的決心下得值得敬佩地堅定。只為了度過時光。他昨天對F．非常明白地談了一切。我們談天說地，就是不涉及這個題目。卡夫卡談到托爾斯泰的《復活》：‘解脫是無法寫的，只能經歷。’下午與鮑姆、威爾奇一起出遊。也就是一對夫婦與卡夫卡和F。西普卡關隘。卡夫卡不愉快。他對我說：‘我該做的事只能由我一個人來做。對末世該清楚。西方猶太人對此搞不清楚，所以沒有結婚的權利。這裡不存在婚姻。除非對末世不感興趣的人，比如商人。”’
第二天上午弗蘭茨到我的辦公室來，進來休息一會兒，他說，他剛送F．去了火車站。他面色蒼白，繃緊著臉，一副嚴厲相。但他突然哭了起來。我看到他哭這是唯一的一次。我永遠忘不了這個場面，這是我所經歷過的最可怕的事情。——辦公室裡並非只有我一個人，緊挨著我的寫字檯是一個同事的寫字檯，我們在郵政總局的法律部工作——這個部位於一幢私㊣(42)人房子的最高層，不在總局的主要辦公樓裡。總局成功地將一套親切的、有廚房和洗澡間的四居室住房弄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灰塵堆，面目可增毫無人情味的官方場所，這麼一種改造的方式方法如同魔鬼作祟。而來找我的私人來訪者，我多半（內心總是歉疚不安）在那變成了廢舊文件堆藏室的、拆除了不少設施的廚房裡接待。但卡夫卡是直接走到辦公室裡來找我的，直接插入到埋頭工作的人中間，坐在我寫字檯旁的一個簡易沙發上，這張椅子本來是為請求者、退休者、被追求責任者準備的。而他就在這裡哭泣，就在這裡抽抽噎噎地說：“發生這樣的事情，難道不可怕嗎？”眼淚順著他的面頰往下流。除這次以外，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這麼不知所措，這麼失去自制。
幾天後他回屈勞去了。他還給我看了F．一封十分痛苦的信。但他在她面前立場非常堅定，他不僅放棄了她，而且放棄了獲得婚姻幸福的任何可能性。他給自己造成的痛苦給了他力量，使他在其他人面前也能克服內心自然的軟弱而不讓步，因為他曾經在讓步中嚐到過不可避免的做出最終決定的苦果。
大約一年三個月後我聽到了F．結婚的消息。我以委婉的方式轉告了弗蘭茨。他激動了，心裡充滿對這新的婚姻結合的最真誠的祝願，這也化成了他自己極大的喜悅。“有些難以解開的疙瘩似乎被解開了，實在是好事，”我私下總結這件事。我自然明白，至少在弗蘭茨那兒，這陰影籠罩的問題的消除還遠遠木等於說已經鋪開了一條得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