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頭舉起拿開始發牢又騷：
“老弟呀。這就是咱們的命。咱們都快歸天了。亞柯夫死了，我們這兒一個光棍銅攻也要死了，他被憲兵逮了。他還是古利給我介紹的呢。人很聰明，和大學生們過從甚密。哎。
你聽說大學生鬧學潮的事了嗎？是不是真的？你給我縫一下吧。我真是老眼昏花了……”他把衣服遞給我，揹著手走來走去，不時的咳嗽著，嘴裡嘟嘟囔囔：“一會兒這兒，一會兒那兒，剛有點兒亮光，就被撲滅了，日子更加昏暗。這個可惡的城市。趁伏爾河沒有上凍，我得離開這兒了。”
他停下來，搔搔頭皮自言自語：
“往哪兒去呀？俄羅斯我差不多都走遍了，結果只是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而已。”
他吐口唾沫接著說：
“哼。這算什麼生活在呀。活來活去也沒活出點什麼來……”他在門口站了會兒，像是駐足傾聽。然後大步起向我，在桌邊坐下：“我的列克塞·馬克西美奇，你聽我說：亞柯夫耗費一生的精力去反對上帝，讓我說上帝也好、沙皇也好都不是好東西。
“但是要反對上帝和沙皇，老百姓們自個兒也得自省一下，改變自個兒卑瑣的生活，這是唯一的出路。可惜呵，我力不從心了，又老又病，不中用了。老弟。縫好了嗎？謝謝……我們去館子喝杯茶好嗎？……”路上，他搭著我的肩，在黑暗中深一腳淺一腳地前行，他低語著：“記住，老弟。老百性已經忍到頭了，總有一天會爆發的，把這個世界砸爛，徹底改變我們無聊的生活。忍耐已經到了極限……”走到半路我們正碰上水碰上水兵包車妓院，阿拉甫佐夫工廠的紡織工人們護七著妓院大門。
“一到放假，這兒就有人打架。”魯伯佐夫眉飛色舞地說。
他一看那些工人是他的老夥計們，就摘掉眼鏡，去參戰了，一面鼓動性叫喊：“我們要戰鬥到底。掐死這些懶蛤螅打死這群小鱒魚。
哈哈哈。”
這個老頭顯現出怎樣的激越與狂熱呀。看上去有兒滑稽。
他衝入水兵隊伍，用肩膀抵擋著雨點般的拳頭，自個兒也戰功赫赫，把水兵撞得仰八叉。
這場戰爭倒不如說是一場快樂的嬉戲，工人們毫不懼怕，他們信心十足，勇氣十足，他們有的是力量。工人們被蜂擁而至的人群擠到大門上，門板發出吱吱呀呀的中央委員聲，人們亂哄哄地喊著：打那個光頭官兒。”
還有倆人爬上屋頂在屋頂歡快地唱起來：我們不是扒手不是強盜我們是坐船打魚的。
警笛嘟嘟嘟地中央委員起來了，黑暗中到處閃動著警察制服上的銅釦，腳下踏著呢濘的土地。
我們的魚網撒向岸邊
去勺商店、貨棧和倉庫……
“住手。別打躺下的人了……”
“老爺子。當心呀。”
我和魯伯佐夫待五個人被捕，要帶我們去警察局，深秋的夜色中俏皮的歌聲在為我們送行：哈哈，捕到四十尾魚正夠做件魚皮衣魯伯佐夫讚揚著伏爾加河上的們，他眼緒激昂，不停地擤鼻子、吐睡沫，還提示我：“你快逃吧。有機會就逃。”
我瞅準機會跳過一道道矮牆甩掉了高個水兵逃掉了，可是從那以後，我再也沒過這個活潑、可愛、熱忱的老頭了。
朋友們一個個離我而去，我的生活更加空虛、無聊了。大學生們真的開始鬧學潮了，可是我既不明白學潮的動機，也不理解學潮的意義，只看到他們狂熱的投入工作。並沒有意識到這場鬥爭的殘酷或悲哀。
我最強烈的願望就是像大學生一樣享有讀書的權力。如果現在允許我讀書，可是每週日必須在尼古拉也夫廣場挨頓打作為代價，我想我完全可以接受。
有一天我到塞米諾夫麵包坊去，那裡的工人居然想到學校裡去打學生們。
“咱們用秤砣打他們。”其中一個惡狠狠地說。
我極力阻撓他們的行動，最後都要打起來了。可是我這樣做似乎並不是有意要維護大學生，我甚至找不出什麼理由替他們辯護。
我垂頭喪氣，十分落魄地從麵包坊的地下室艱難地走出來，傷心欲絕。
我苦悶到了極點，晚上來到卡班河岸，隨手迥流水中投著石子兒，投石問路，如果真能找出一條路來也好呀。腦海裡充斥著一個問題：’我怎麼麼辦？”
沒有答案，為了分散精力，我開始學拉提琴。於是麵包店裡多了一個故事，每天夜裡更人和老鼠不再有安生的日子過了。我對音樂極為偏愛，因而學起來十分狂熱，可是偏偏不該發生的事情發生了。
有一天晚上，我的在戲院隊供職的提琴老師趁我出去的當兒，私自打開了我沒上鎖的錢匣，我的錢裝滿他的口袋。這時，我回來了，他晨從地把他颳得發青的臉伸給我，說：“打吧。”
淚水沿著他呆滯的臉頰流下來，兩片嘴顫抖著。
我真想揍他一頓，怎麼可以做出這等下賤事來。我強壓怒火，握緊的拳頭放在屁股底下，命他把錢放回原處。這個蠢貨臨走突然高聲叫道：“給我十個盧布吧。可以嗎？”
琴師和錢一起走了，學琴的事就此告吹。
這一年的十二月份我已下了自殺的決心。
為了說明我自殺的原因，我專門寫了一篇叫做《馬卡生活事變》的文章。文章寫的極不成功，內容缺乏真實性，不過也許正是這一點形成了文章的價值。裡面描寫的事件是客觀存在的，但好像這一切與我毫無干係。哎，不管怎麼說，我對自己有一點還算滿意：一定程度我能把握自個兒了。
我的自殺居然和我的文章一樣拙劣，那隻舊手槍並沒有穿透我的心臟，而是穿過了另一個部位：肺。這樣一來，僅僅一個月的工夫，我就羞慚地返回麵包坊的崗位上了。
我幹了沒有多久。在三月底的一天夜裡，我在女店員的房間見到了一個熟悉的人：霍霍爾。他在窗邊坐著，嘴上吸著粗大的紙菸，眼睛望著面前的煙霧。
“您有空兒嗎？”他說話單刀直入，連客套話都沒有。
“二十分鐘吧。”
“那麼，請坐。讓我們談一談。”
他還和以前一樣，一幅哥薩克人的打扮，金黃色的耀眼的長鬍子飄垂在寬闊的胸前，任性固執的腦門下齊齊的短髮，腳下那雙農民靴子民出難聞的臭膠皮味。
“哎。您想不想到我那兒去？我現在住克拉斯諾維多渥村，順伏爾加河去大約四十五公里，我開了一間小雜貨店，您可以幫我賣賣貨，放心。您有足夠的時間看我的好書，好嗎？”
“好吧。”
“真爽快。那麼請您週五早上六點到庫爾巴拖夫碼頭，問從我們村來的船，船家是瓦西里·藩可夫。嗨。其實用不著您費神，我會在那兒等候您的。再見。”
他迅速結束了我他的談話，一面伸出大手和我告別，一面取出他那塊笨拙的銀表說：“我他只談了六分鐘。對了。我叫米哈依·安東羅夫。姓羅馬斯。”
他邁開大步，甩著膀子，頭也不回地走了。
兩天之後，我去赴約。
那時，伏爾加河剛剛解凍，混濁的河面上飄著數不清不堪一擊的冰塊兒。船地穿行在這些冰塊間，冰塊被撞得四分五裂。浪花隨風旋舞，玻璃似的冰塊反射著太陽的光芒。我他的船乘風而行，船上載著許多貨物：木桶、袋子、箱子。
舵手藩可是個好打扮的年輕農民，羊皮上農上繡著美麗的花紋。他看上去挺平和，眼神有點冷漠，不愛說話，又不大像農民，他的僱員庫爾什金倒是個地道的農民。
庫爾什金衣冠不整，首如飛篷，破大衣，腰裡系一根繩子，頭頂破神父帽，外加一臉的傷痕。他的撐船技藝並不高明，一邊用長篙撥著冰塊，一邊咒罵：“去一邊去……往哪兒滾……”我和洛馬斯並肩坐在箱子上，他低聲說：“農民都痛恨我，特別是富農。我恐怕會連累你的。”
庫爾什金放下長稿，扭過那張青一塊紫一塊的臉說：“你說的沒錯，他們最恨你。神父也最煩你。”
“的確如此。”潘可夫又加以證實。
“神父這個狗雜種，他簡直把你當成了卡在他咽喉裡的骨頭。”
“是有許多人恨我，但也有許多人喜歡我，我相信您也會交上好朋友。”洛馬斯發是說。
三月天依然是春寒料峭，雖然陽光明媚，卻並不暖和。河面上浮動的冰塊像牧場上一群群的白羊，樹枝還沒有發芽的跡象，有些溝坎、角落裡仍然有沒溶化的白雪，夢一般的感覺。
庫爾什金一邊裝菸斗，一邊發表自個兒獨特的見解：“就因為他是神父，儘管你不是他老婆也得按照主的旨意去愛他。”
“你的臉是怎麼回事？”洛馬斯有點故意嘲諷似地問他。
“噢，民流氓地痞們乾的，”庫爾企金滿不在乎地回答，他又驕傲地說：“不，不是這麼回事。有一次，是炮兵們打得我，打得好慘。我都奇怪我今天居然活著。
“為什麼打你？”潘可夫問他。
“你指的哪一次？”
“什麼？就問昨天吧。”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我們那兒的人就這個脾氣，為一點兒雞毛蒜皮的小事，就像長角山差羊一樣頂起來了。打架是家常便飯。”
“我猜，你是禍從口出，你的嘴太碎了……”洛馬斯說。
“就算是吧。我這人就是一個毛病：好奇。總愛打聽個事，一聽到什麼新聞，我打從心眼快活。”
這時船猛地撞在了冰塊上，差點把他摔下去，他急忙抓住長篙。潘可夫說了他幾句：“我說斯契潘，你撐船小心點物嗎？”
“那你別和我說話了，我可不能一心二用，又說話工作……”庫爾什金撥開冰塊，咕噥著說。
兩個人友善地爭辯著。
洛馬斯回過頭來對我說：
“這兒的土地沒有烏克蘭肥活，人卻比烏克蘭強得多。”
我仔細地他講，他沉穩的作風和清晰的口齒，讓我信服他，我覺得這個人學識淵博，又能掌握分寸。
我最高興的是：他從未提及我自殺之事，要是換了別人，早就問了。我恨透了這個問題，我根本無回答，連我自個兒也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幹這樣的蠢事。洛馬斯千萬別識破我呀，讓我怎麼答覆呢？拋開這件事吧，看。美麗的伏爾加河多麼寬廣，多麼自由。
船靠右行駛，河水左面一下子寬闊起來，河水上了長草的岸邊。春汙已經開始了，看著河水的起伏，波浪的光湧真是舒服極了。
晴朗的天空下，幾隻黃嘴鴉披著黥亮的羽毛書記著築巢，向陽的地方令人歡喜地長出了嫩嫩的綠草。空氣微寒，但心卻是暖融融的，就像春天的土地孕育著新的希望。春天令人陶醉。
中午我們到達目上地，這是一個美麗的村莊。以前我坐船經過這裡，就貪婪地大飽過眼福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