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時間斑駁了701營區大門的紅漆一樣，時間也侵蝕了701的神秘、威嚴和寧靜，我曾經以為入701大門是一件煩瑣而複雜的事。但哨兵只看了看我證件（身份證和記者證），讓我在一本卷角的本子上稍作登記，就放行了。這麼簡單，反倒使我覺得怪異，以為是哨兵翫忽職守。可一深入院子，這種疑慮消失了，因為我看到大院裡還有賣菜的小販和閒散的民工，他們大大咧咧的樣子如入無人之境，又好像是在鄉村民間。我不喜歡701傳說中的樣子，卻也不喜歡701變成這個樣子，這使我有種一腳踩空的感覺。不過，後來我探聽到，701院中有院，我涉足的只是一片新圈的生活區，那些院中之院，就像洞中之洞，你非但不易發現，即使發現了也休想進入。那邊的哨兵常常像幽靈一樣，冷不丁就出現在你面前，而且渾身冒著逼人的冷氣，像尊冰雕。他們總是不准你挨近，彷彿怕你挨近了，你身上的體溫會化掉他們一樣，彷彿真的是冰雪雕刻成的。我在701陸陸續續呆了十來天，可以想像，我見到了瓦西里，他真名叫趙棋榮。我也見到了容金珍不年輕的妻子，她全名叫翟莉，還在幹她的老本行。她高大的身材，在歲月的打磨下已經開始在縮小，但比一般人還是要顯得高大。她沒有孩子，也沒有父母，但她說容金珍就是她孩子，也是父母。她告訴我，現在她最大的苦惱就是不能提前退職，這是由她的工作性質決定的。她說，她退職後將去靈山療養院陪丈夫度過每一天，但現在她只能用年休假時間去陪他，一年只有一兩個月。不知是因為保密工作幹久了的緣故，還是因為一個人的日子過久了，她給我的印象似乎比傳說中的容金珍還要冷漠，還要沉默寡言。坦率說，瓦西里也好，容金珍妻子也好，他們並沒有幫我多少忙，他們和701其他人一樣，對容金珍的悲痛往事不願意重新提起，即使提起也是矛盾百出的，好像悲痛已使他們失去了應有的記憶，他們不願說，也無法說。用無法說的方式來達成不願說的目的，也許是一種最有力也是最得體的方式了。我是晚上去拜訪容金珍妻子的，因為沒談什麼，所以很早就回了招待所。回招待所後沒多久，我正在作筆記（記錄對容金珍妻子的所見所聞），一個30來歲的陌生人突然闖進我房間，他自我介紹是701保衛處幹事，姓林，隨後對我進行了再三盤查。說老實話，他對我極不友好，甚至擅自搜查了我房間和行李什麼的。我知道搜查的結果只會讓他更加相信我說的——想頌揚他們的英雄容金珍，所以我並不在乎他的無理搜查。問題是這樣，他依然不相信我，盤問我，刁難我，最後提出要帶走我所有證件——共有四本，分別是記者證、工作證、身份證和作協會員證，以及我當時正在記錄的筆記本，說是要對我作進一步調查。我問他什麼時候還我，他說那要看調查的結果。我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第二天上午，還是這人——林幹事——找到我，但態度明顯變好，一見面就對昨晚的冒昧向我表示了足夠的歉意，然後客氣地把四本證件和筆記本一一歸還給我。很顯然，調查的結果是令他滿意的，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還給我帶來了最好的消息：他們局長想見我。在他的護衛下，我大搖大擺地通過三崗哨卡，走進了森嚴的院中之院。三道崗哨，第一道是武警站的，是兩人崗，哨兵身上挎著手槍，皮帶上吊著警棍。第二道是解放軍站的，也是兩個人，身上揹著烏亮的半自動步槍，圍牆上有帶刺的鐵絲網，大門口有一座石砌的圓形碉堡，裡面有電話，好像還有一挺機槍什麼的。第三道是便衣，只有一個人，是來來回回在走的，手上沒武器，只有一部對講機。說真的，我至今也不知道701到底是個什麼單位，隸屬於軍方？還是警方？還是地方？從我觀察的情況看，那些工作人員大部分是著便裝的，也有少數是穿軍裝的，裡面停的車也是這樣，有地方牌照和軍牌照的，軍牌照的要比地方牌照的少。從我打問的情況看，不同的人回答我都是一樣的，首先他們提醒我這是不該問的，其次他們說他們也不知道，反正是國家的機要單位，無所謂是軍方還是地方——軍方和地方都是國家的。當然，都是國家的，話說到這份上還有什麼可說？不說了，說了也沒用，反正是國家的重要部門。一個國家總是要有這樣的機構的，就像我們家家戶戶都有一定的安全措施一樣。這是必需的，沒什麼好奇怪的。沒這樣的機構才奇怪呢。經過第三道崗哨後，迎面是一條筆直的林蔭小道，兩邊的樹高大，枝繁葉茂，樹上有鳥兒在跳來跳去，嘰嘰喳喳地叫，還有不少鳥屋，感覺是進了一處人跡罕至的地方，繼續走下去，很難想像會見到什麼人影。但是很快，我看到前方聳著一幢漂亮的樓房，六層高，外牆貼著棕色瓷磚，看上去顯得莊嚴而穩固，樓前有片半個足球場大的空地，兩邊各有一片長方形的草坪，中間是一個方形平臺，上面擺滿鮮花，鮮花叢中蹲著一座用石頭雕成的塑像，造型和色澤仿同羅丹的《思想者》。開始，我以為這就是《思想者》的複製品，但走近看，見塑像頭上還戴了副眼鏡，底座刻著一個遒勁的魂字，想必不是的。後來仔細端詳，我恍惚覺得塑像總有那麼一點點面熟的樣子，卻又一時想不起是誰。問一旁的林幹事，才知這就是容金珍。我在塑像前端立良久。陽光下，容金珍單手穩穩地託著下巴，凝視著我，雙目顯得炯炯有神，和靈山療養院裡的那個容金珍既相似又不相似，猶如一個人的暮年和壯年。告別容金珍，林幹事沒有像我想的一樣帶我進大樓，而是繞過大樓，走進了大樓背後的一幢青磚白縫的兩層小洋樓裡，具體說是一樓的一間空蕩蕩的會客室裡。林幹事安排我在會客室坐下後又出去，不一會兒，我先聽到走廊上響起金屬點擊地面的清亮的聲音，隨後一位拄柺杖的老人一跳一跳地走進門來，一見我就爽朗地招呼我：“啊，你好，記者同志，來，我們握個手。”我趕緊上前與他握手，並請他在沙發上坐下。他一邊入座，一邊說道：“本來該我去見你，因為是我要求見你的，可是你看見了，我行動不方便，只好請你來了。”我說：“如果我沒猜錯的話，您就是當初去N大學接容金珍的那個人，姓鄭。”他哈哈大笑一通，用柺杖指了指自己的跛足，說：“是它告訴了你是不？你們當記者的就是不一樣。啊，不錯，不錯，我就是那人，那麼請問你是誰呢？”我想，我的四本證件您都看過，還用我說嗎？但出於對他尊重，我還是簡單介紹了下自己。他聽完我介紹，揮揮手上的一沓複印件，問我：“你這是從哪瞭解到這些的？”他手上揮的居然是我筆記本的複印件！我說：“你們沒經我同意，怎麼擅自複印我的東西？”他說：“請你不要見怪，我們這樣做確實出於無奈，因為我們同時有五個人要對你筆記本里的文字負責，如果大家傳著看，恐怕沒有三五天是無法還你筆記本的。現在好了，我們五個人都看了，沒什麼問題，可以說沒涉及到一點機密，所以筆記本還是你的，否則就是我的了。”他笑了笑，又說：“現在我疑問的是，從昨天晚上到現在，我一直都在想，你是怎麼知道這些的，請問記者同志，能告訴我嗎？”我簡單向他談起我在靈山療養院裡的經歷和耳聞目睹。他聽著，若有所悟地笑著說：“哦，這麼說，你還是我們這個系統的子弟。”我說：“不可能吧，我父親搞工程設計的。”他說：“怎麼不可能，告訴我，你父親是誰？說不定我還認識呢。”我說是誰，問他：“認識嗎？”他說：“不認識。”我說：“就是，怎麼可能，我父親不可能是你們系統的。”他說：“凡是能進靈山療養院療養的人，都是我們一個系統的。”這對我真正是個天大的新聞，父親快死了，居然我們還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不用說，要不是這麼偶然說起，我將永遠不知道父親的真實，就像容先生至今也不知容金珍是什麼人一樣。現在，我有理由相信，父親當初為什麼不能給我和母親足夠的關愛，以致母親要同他分手。看來母親是冤枉他了，但問題不在這裡，問題是父親似乎寧願被冤枉也不作分辯。這叫什麼？是信仰，還是迂腐？是可敬，還是可悲？我突然覺得心裡有種被堵得慌的感覺。直到半年之後，容先生跟我談起她對此的認識後，我才有所明白過來，並相信這應該是敬而不是悲。容先生說：一個秘密對自己親人隱瞞幾十年甚至一輩子，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不這樣我們的國家就可能不存在，起碼有不存在的危險，不公平也只有讓它不公平了。容先生就是這樣讓我平添了對父親的愛戴。話說回來，局長大人對我筆記本的第一個評價——沒有洩密，當然令我有種如釋重負的高興，因為否則筆記本就不是我的啦。但緊接著的第二個評價卻又一下把我打入冷宮——他說：“我認為你掌握的素材多半來自道聽途說，所以遺憾頗多。”“難道這些都不是真的？”我急切問。“不，”他搖著頭說，“真都是真的，就是……嗯，怎麼說呢，我認為你對容金珍瞭解太少了，嗯，就是太少了。”說到這裡，他點了一根菸，抽了一口，想了想，抬起頭，顯得很認真地對我說：“看了你的筆記本，雖然零零碎碎的，甚至多半是道聽途說的，但卻勾起了我對容金珍很多往事的回憶。我是最瞭解容金珍的，起碼是最瞭解他的人之一，你想不想聽聽我說一些容金珍的事呢？”我的天吶，哪有這麼好的事，簡直是我求之不得的！就這樣，幾千字的東西偶然間獲得了茁壯成長的生機。我在701期間，曾與局長大人幾次相對而坐，往容金珍的歷史深處挺進，現有的【鄭局長訪談實錄】就是這樣產生的。當然，它的意義不僅僅如此，從一定意義上說，在結識局長大人之前，容金珍對我只是個不著邊際的傳說，現在它幾乎成了一段不容置疑的歷史，而促使它發生改換變化和鏈接活動的主要人物就是局長大人，他不但不厭其煩地向我回憶他記憶中的容金珍，而且還給我提供了一長串人的名單，他們都是容金珍某個階段的知情者，只是不少人已經謝世而已。現在，我非常遺憾的是，在我離開701之前，我被自己口口聲聲的局長、首長的稱呼所迷亂，一直忘記問他名字，以至現在我都不知他名字。作為一個秘密機構的官員，名字是最無用的東西，經常要被各式各樣的秘密代號和職務所覆蓋，加上他光榮的歷史造成的跛足，覆蓋得就更為徹底。但覆蓋不是沒有，只是埋在面子底下而已。我相信，只要我專門問他，他一定會告訴我的，只是我被表象所迷亂，忘記問了。所以，現在有關他的稱謂是亂的，瘸子、鄭瘸子、鄭處長、柺杖局長、鄭局長、首長等。一般N大學的人都管他叫瘸子或鄭處長，他自己一般喊自己叫柺杖局長，我多半喊他叫首長，或鄭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