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我請靜子出來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吃午飯。這也是我第一次以地下共產黨員的身份約見靜子，這身份註定我會一反以往的消極態度，變得“積極主動”地打探幼兒園裡的秘密。從靜子反映的情況看，我更加肯定她是“局外人”，對騰村正在乾的見不得人的勾當並不知情，對我別有用心的探詢也沒有過多的防備心理。她幾乎是“自動”告訴我：園裡有個女孩得病死了，讓她很傷心。我問她孩子得的是什麼病，她說：“好像是霍亂。”
我說：“你裡面不是有醫院嗎?醫生怎麼說的?”
她說：“他們就說是霍亂。”
接下來，她第一次明確告訴我，醫院裡有什麼人：有四個女護士，一個男院長。我問：“院長就是你上次說的那個行動不便的殘疾人嗎?”她說：“不是。”那麼會不會是我前次遠遠見過的那個偷窺我們的年輕小夥子呢?我這麼想著，並巧妙地發問，她又說：“不是的。”她告訴我，院長叫解之三郎，我上次見過的那個人叫小野，是騰村的警衛，等等。
正是從這次談話中，我徹底弄清楚對面樓裡有幾個人，他們的名字、職業、關係。交談中，我突發靈感，問她：“你想不想討好一下你的上司?”她說：“我的上司?誰?”我說：“你剛才說的騰村先生啊，我想他一定是你的上級。”她默認了，問我：“你打算讓我怎麼討好他?”我說：“我認識一個郎中，是專門治各種疑難雜症的，他曾讓好幾個癱瘓在床的人都站了起來。”“真的?”她很驚喜。我想，有門了，她一定會努力促成這件事。果然，她答應我回去問問，明天給我答覆。
林嬰嬰聽說這事後，也覺得我想了個好辦法，有可能讓我們破掉“鐵桶陣”，入虎穴去瞧瞧。我們甚至找到了一個老郎中，讓老X(林嬰嬰司機)去向他現學了兩招，準備讓他到時扮成郎中進去與騰村進行“歷史性會面”。但是，第二天靜子通知我，騰村不領情，讓我別張羅此事。她是打電話告訴我的，當時沒有多說。事後我才知道，為此靜子第一次去對面樓上拜見了騰村，騰村給她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當著我的面罵他道：“什麼大教授，我看是個老流氓。”
話裡有話!
在我追問下，靜子才羞澀地告訴我，騰村對她“動手動腳”的。我嘲笑道：“看來他需要的是女人，而不是醫生。”靜子不語，我又說：“換句話說，他是想讓人陪他上床，而不是讓人幫他從床上站起來。”我有意這麼逗她開心，希望她給我多提供一些他們見面的細節。斷斷續續的，靜子大致把他們見面的情況都跟我說了，其中有一點讓我很意外，就是：騰村的腳病既非天生殘疾，也不是後來得了什麼病，或出了什麼事故，而是他自己一手弄斷的。
原來，他年輕時是個採花高手，那時候日本剛流行跳交誼舞，他從十五歲起便經常出入各種交際舞會，他舞跳得很好，加上出身名門望族，姑娘們都迷他，每次舞會結束總有姑娘跟他走。靜子說：“也不知他是吹牛還是真的，反正他說他在二十三歲之前，已經跟上百個女人纏綿過。有一天他恨透了自己，再也不想過這種聲色犬馬的生活，他立志要做學問，要當一個研究生命科學的大科學家，便自己動手，用平時修剪鬍鬚的剪刀剪斷了自己的腳筋，強行把自己關在家裡，足不出門。”
我說：“好一個懸樑刺股的有志青年!”
說真的，當時我並不信，靜子也不信，但後來種種事實證明，這是真的。他真是個瘋子!也許天才和瘋子本來就是一種人，他就是這樣一種人：遊走在天才和瘋子之間，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就看你是站在哪一面，怎麼看他。
這天是星期天，我和靜子吃完飯後，照例去找了家客棧開了房間……從那一回開始，我們總是這樣度過這一天：從飯店開始，到客棧結束。這是我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日子，但有什麼辦法?自從被林嬰嬰“發展”後，破掉幼兒園“鐵桶陣”成了我的使命，我必須把靜子哄好、養到家。我把肉體交給了撒旦，為的是殉道、就義：往小的說，是為了讓那些孩子(還有四十九個)的生命得到拯救，往大的說是為了拯救我們中華民族。騰村這個瘋子，像另一個瘋子——希特勒——想把猶太人滅掉一樣，想讓我們炎黃子孫永世做他們大和人的走狗，為了粉碎他的痴心妄想，我願意，我們都願意，讓我們的肉體去做包括死在內的任何事。
這一天，我離開靜子後心裡有種從未有過的踏實感，如果說之前我對完成我的使命毫無信心的話，那麼之後我是有了一些信心的，因為我發覺靜子對騰村不懷好感。這一點對我很重要，至少在心理上，我在靜子面前不再像以前那麼畏手畏腳，不敢過於深入地探問情況。我也許是個過分謹慎的人，工作經常因為謹慎陷入僵局，這天分手前，我大膽又隱蔽地邁出了一大步，以“據說”的方式向靜子表示：她手下的孩子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靜子斷然不信——不信才好，如果她知道這情況，就說明她是同謀，以前我們對她的判斷是錯的。讓我更稱心的是，她沒有追問我這是從哪兒得到的消息，而是拿出種種證據否認我，說服我。顯然，她沒有懷疑我。那麼我想，既然這只是“是非”之爭，下一步我的任務就是去收集一些說服她的證據。有一點是很明確的，之前我已同林嬰嬰達成共識，就是：讓靜子確信那些孩子的身份真相，這是第一步，必須的，只有在此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向她揭發騰村在搞的陰謀詭計——這應該是第二步，第三步當然是得到她的幫助。
但是隨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使我的工作計劃被迫停止下來。首先，我們接連遇到了幾件麻煩事，第一件事就發生在這個星期天，我和靜子分手後，在回家的路上，看見滿大街張貼著捉拿老A的通緝令：
高寬，原名張衛國，1907年出生，浙江江山人。身高五尺七，體形偏瘦。當過演員，曾主演過《四萬萬》《白蛇傳》等多部電影和話劇。1933年加入共匪，長期在華東從事地下叛亂工作。1938年到重慶，在周恩來身邊工作。1939年被派回上海，出任共匪上海市委組織部長。1940年6月調任中共南京地下組織前委書記，人稱老A。
通緝令上有三張圖片，兩張是過去電影海報上覆拍下來的五寸照片，年輕、英俊，一定能喚醒很多人的記憶，因為那曾是兩部紅極一時的電影。但海報上的樣子畢竟是“明星照”，化妝味很濃，和本人平常的相貌也許並不相稱。所以，最大的一張圖片是畫師畫的，為的是要反映出老A舞臺下的相貌。這張圖片很大，有一尺見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視鏡，天庭飽滿，大包頭，中分，臉型上方下圓，腮肉豐滿，鼻子向前凸出，兩側有個明顯的肉八字。總的說，也許是由於回憶者或者作畫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視為“狗特務”，過分地強調了頭髮的長又亂和腮幫上的兩道橫肉，因而顯得有點怪模怪樣：既有一個秘密組織頭目的毒辣、剛毅的氣質，又有山裡土匪的那種蠻野勁。我記得，王天木特使第二次到南京時曾向我們說起過老A這個人，說他因為當過演員，擅長裝扮，經常改變相貌。這無疑也給回憶和畫師增加了難度。但不管怎樣，楊豐懋和畫像上的人絕不可能是同一個人，最差勁的畫匠和最高明的化裝術都不可能將同一人演繹成如此不同。這頭像對我的意義就是這樣，它讓我明白了楊豐懋和老A不是同一人。
通緝令的出現，使我不敢直接回家，怕出了什麼事。我緊急約見林嬰嬰。我們去了單位，是在她辦公室裡見的面，她承認，楊豐懋確實不是真正的老A，但我們組織內部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這個情況。那麼敵人怎麼會知道呢?後來我們才明白，是王天木乾的好事!他最近一直在南京，並且和周佛海勾搭上了。由於皖南事變在國內外造成極大輿論，給重慶政府極大壓力，蔣介石一時不便再出手打擊共產黨。可“心腹大患”不除又不甘，重慶便很不要臉地玩了一招“借刀殺人”，暗中勾結汪偽政府，把他們掌握的有關共產黨在華東各地的資料拱手送給了汪偽政府，讓偽政府出面打擊。這不失為一個高招，我們組織的安全面臨著嚴峻考驗。
我們保安局直接介入到通緝老A及其隨從的“反特行動”中，老A的通緝令，經過反特處馬處長的手被無限複製，四處傳播，到處張貼。不過我認為它在追捕過程中並不能發揮什麼作用，因為——照王天木的話說，老A擅長喬裝，那麼他一定將因此把自己化裝得更不像畫像上的人。我以為，那頭像除了眼鏡和額頭外，其他都有些夾生，那一定是回憶者回憶不確切或者畫師表達不到家造成的。既然這樣，我想只要把眼鏡摘了或者換了(這樣改變額頭模樣)，就行了，而這是很容易做到的。
對此，林嬰嬰不像我這麼樂觀，她指出，雖然眼鏡確實可以改換，額頭也可以通過眼鏡和髮型的變化而得到一定改觀，“但鼻子兩側的‘肉八字’是不易改變的。”她這麼說，使我以為她一定見過老A。但她又否認了，說只是見過他的照片。
我問：“照片和那頭像像嗎?”
她說：“蠻像的。”
可能確實相像，要不組織上不會做出讓老A暫時離開南京的決定。作出決定是一回事，怎麼離開又是一回事，因為當時的情況很糟，老A的頭像鋪天蓋地，大街上隨便撿起一張廢紙都可能是老A的頭像。再說南京這個城市是個古城，四周城牆環繞，城門就是出口，將城門把守起來，你只有變成一隻鳥飛出去了。為了讓老A離開南京，我們專門開過一次會，做過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個絕對保險之計。最後想來想去，還是利用楊豐懋的地位和關係，花錢買通了把守光華門的一個小頭目，將老A裝在一隻木箱裡，陪他出國去了。
這是十多天後的事，老A總算躲過了劫難。
不料，我們懸起的心剛輕鬆下來，林嬰嬰又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