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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個消失者

    醒來的時候,手機一邊響一邊震,在床頭櫃上緩慢移動。接聽前我看了眼時間,十點二十。

    是部主任宗而。

    “那多啊,釣魚案的事情,你說我們是不是跟進一下?”他用商量的口氣問我。

    近幾年,上海最最著名的社會事件,除了倒樓案外,就得數這次的釣魚案了。城管部門放倒勾假裝乘客吊黑車,在我這個跑老了社會新聞的記者來看,算是司空見慣毫不令人吃驚的手段了。如果不是這一次被勾上的司機覺得太冤斷指明志,傳到網上舉國譁然,恐怕又要像從前那樣不了了之。

    政府是個龐然大物,要推動任何一個角落的改革,都需要強大的力量。就如多年前孫志剛之死促使收容制度改革一樣。事實上,現在民眾呼籲的停止“釣魚”還壓根稱不上什麼改革,莫說那些好心讓路人搭便車的無辜司機被強行拔車鑰匙罰款,就算真是無證運營的黑車司機,依法都是不能用放倒勾的方式取證的。不過這個世界上,應該怎樣和現實怎樣,常常都有很大的差距。

    這些天來,因為釣魚案,全國大大小小媒體的社會口記者,全彙集到了上海。不過相對來說,本地媒體都比較“剋制”,上海的新聞審查是著了名的“周到”,管不了別地的媒體來採訪,本地的媒體還是管得住的。其實不單上海,就算是以尖銳聞名的《南方週末》,在報道本地的負面新聞時都不免束手束腳。

    所以聽見宗而這麼說,我有些吃驚。

    宗而當然知道我在想什麼,電話那頭苦笑道:“這麼大的新聞,多少媒體都在報道,市裡再怎麼捂也是白搭,這兩天口氣已經鬆動了。你看吧,過不了幾天上海那幾張大報也得開始跟進深度報道了,我們小報,要動得比他們快一點。還有啊,你是社會版的主筆,也不能總不寫時評,就寫個釣魚案的評論吧,尺度……你是老記者,知道的囉。”

    有一陣平媒都興首席記者首席編輯,現在又多了個主筆銜,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屬於給個名譽更可勁地用你,獎金是一分不多的。我總是懶得寫什麼評論,掛了主筆帽子幾個月,一篇都沒寫過,看來這次逃不過去了。這頭一開,以後又要多堆活。

    我起來開了電腦,打算查查整個事件現在各方報道的進度。趁系統啟動的時候,我給何夕去了個電話。她聽上去已經好了,正工作中,三言兩語就把我打發了。我能想像她一邊夾著手機講電話,一邊拿解剖刀剖屍體的情形。恢復就好,至於那個秘密,還是找一個比現在更合適的場合溝通吧。

    等到上網查了一遍關於釣魚案的重要新聞,我不由得苦笑。昨天早晨,上百名被釣魚執法的車主聚集在浦東城管執法隊大門口,要求退回罰款,許多媒體都作了大幅報道。這就是最新的後續新聞了,從新聞本身看,已經算是深度報道,要是沒有新的大事件,這新聞的生命就到頭了。現在再想起來去跟進報道,湯都怕喝不著,只剩下腳料了。

    但有什麼辦法,就是這個新聞環境,螺絲殼裡做道場吧。這個追罰款的新聞本地媒體還都沒有報道,我出門往浦東去,打算瞧瞧還能挖出什麼邊角料來。

    已經起了秋風,比往年這時節多了幾分寒意。我在路上週轉花了一個多小時,午飯是路邊買的熱狗,一口口吞落肚裡,心裡卻空落落的越來越虛,很不踏實。

    書櫥裡玻璃罐內的太歲總在眼前晃來晃去。對何夕身體的擔憂,讓我連帶著回想起了範氏病毒危機的那些日日夜夜,想起了“等待亡者歸來”。是我神經過敏吧,這些年再沒有“亡者”的消息,也許早在地球的哪個角落裡腐爛了。

    但念頭一起,再壓下去就不那麼容易。拐過這個街角就能看見城管執法隊的大門了,眼前是家肯德基,我有點後悔先吃了熱狗,但還是推門進去要了杯咖啡。淺啜一口,我摸出手機,撥給郭棟。

    2005年的時候,上海市公安局多了個部門,叫特事處。我後來知道,這是個相對獨立的機構,直屬公安部特事局。所謂特事,就是很特別的事,特別到常人無法理解,或者不方便讓常人理解的事。這個世界有太多遊離於現有科學體系之外的東西,一旦他們干擾甚至損害了民眾的正常生活,特事局就會介入。某種程度上,特事局和更低調的X機構相似,只是一個方向在維護社會秩序,一個方向在科學探索。我懷疑特事局本就是從不知何時成立的X機構裡剝離出來的。

    不論是X機構還是特事局,都是站在當下科學體系的最前端,面對未知的世界。往往這種時候,大膽的想像會比固有的科學認識更有用。所以這些年來,我和這兩個部門都打過多次交道。上海的特事處成立沒多久就碰到太歲事件,經受了全城病毒危機考驗,這件事上我幫了他們大忙,合作很成功。郭棟那時是特事處副處長,聽說最近扶正了

    “郭處啊。”我重音放在第二個字上,半開玩笑地和他打招呼。

    哦呵呵呵,他笑。

    “你現在連笑都有官味了嘛。”我又開了個玩笑,然後到此為止,開始說正事。

    “你還記得吧,四年前的那個太歲?”

    我轉過街角,看見執法隊的門口三三兩兩散著些人,也許就是討說法的司機。

    “嗯?”郭棟沒反應過來。

    “留言‘等待亡者歸來’的那個。”

    電話那頭還在沉吟。

    “我說,2005年,莘景苑,範氏病毒,海勒國際,病毒騎士!”我連說了一串關鍵詞,其所代表的驚心動魄處,任何經歷過的人都絕不會忘記:“我說你怎麼了,記性這麼糟糕。”

    “最近記性是不大好,老了啊。”

    我走進大門,才看見院子裡圍了更多的人,總有三五十號。沒有保安攔住我問,他們正忙著想要把抗議者趕到門外,但拉不能拉拽不敢拽,生怕做錯了什麼又被曝光出來,僵持在那裡。

    “2005年12月7日,你在金茂君悅的中日外交晚宴上擊斃趙自強,隨後解剖屍體的法醫被附在趙自強身上的太歲控制,留下‘等待亡者歸來’的字後失蹤。雖然我沒再打聽過後續怎麼樣,但你們肯定追查過這名法醫的去向。現在我想知道,你們追查的結果是什麼,這個號稱亡者的太歲是死是活在哪裡!”

    其實在過往的幾年中,我有好幾次忍不住想向郭棟打聽。但我總覺得,如果何夕知道我打聽腦太歲的下落,也許會有些想法,畢?在她的體內就曾孕育了一個太歲。關於太歲的話題,向來是我們之間的禁區。好吧,也許她並不在意,只是我自己在畫地為牢。

    “現在你總想起來了吧?”我問。

    “如果我說我還是想不起來呢?我壓根就不記得有這回事!”

    電話那頭傳來嘟嘟的盲音,我愣了。郭棟居然把電話掛了。

    見鬼!這是怎麼回事。一瞬間,我甚至有了身在另一個世界的錯覺。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正視平行世界的假說,而在平行世界假說中,也細分出許多種。有人認為有無窮無盡的平行世界,每個人在每一刻的每一個動作都會分離出新世界,比如?個是在肯德基點了咖啡的世界,一個是在肯德基點了可樂的世界,當然也有沒有進肯德基的世界。選擇是無窮的,意味著任何一刻都會分離出無窮的新世界。說是平行世界,也可看作是無限龐大的樹狀結構。

    這樣的假說其實極其主觀,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真正意義上改變世界。當然,可能松鼠的一舉一動也會產生新的分枝世界,誰知道呢。

    科學的最前沿對常人而言,往往與妄想無異,但關於平行世界……記憶中,我確實去過另一個世界,在七年前。那是和都江堰鐵牛有關的另一段歷險,那是一個和這個世間有九成相似的地方,也有一個我,一個已?結婚的我。

    這個世界常常離奇到像在看科幻小說,但不論如何,我明白剛才的這一閃念只是錯覺。可是我也不相信郭棟真的會把這麼大一件事情忘記,否則他就該入院治療健忘症,而不是升任特事處正處長了。

    見鬼!他為什麼要否認?

    “嘿!”

    “小心!”

    我扭頭往發聲處看,卻發現他們正看著我,確切是在看我頭頂上。

    我沒來得及再做出任何反應,左手的咖啡紙杯就被重重砸了一下,連著手背也磕到,疼得我呲牙咧嘴。

    咖啡當然撒了,腿上溼了一大灘,幸好已經不是很燙。我噝噝吸氣,看清楚那是小半?紅磚。要不是被咖啡杯擋了一下,恐怕我的左手就得傷筋動骨,現在雖然痛,應該沒什麼大事。

    但天上怎麼會下磚頭。我抬頭往上看,三樓的窗口,正有人伸頭出來。

    “誰,怎麼回事?保安呢?”那人怒氣衝衝地喊叫,直接把我的火氣憋回肚裡。

    怎麼好像他才是受害者?

    幾個保安的態度立刻強硬了許多,然後我才明白,原來是有人往樓上扔了塊碎磚頭,準頭不好被窗框彈回來,誤傷了我。

    沒人來管我傷沒傷,我這狼狽的樣子只能證明我不是那個扔磚頭的。保安神情嚴肅,讓扔磚頭的自己站出來,否則就要叫警察來。其實沒東西砸壞我也沒傷殘,警察來了也不能幹什麼,純粹嚇唬人。

    回應保安的是沉默,沒人站出來承認。聚在這兒的每個人都是張臭臉,看起來誰都有可能扔石頭。而且站在這裡意味著和政府部門叫板,力量強弱對比明顯。弱勢群體容易抱團,哪怕和扔磚者不認識,也會保護他不被抓出來。

    對抗的氣息濃厚起來,保安火氣上來,雙方推推搡搡,局面有點混亂。

    “幹什麼幹什麼,動手是不是,你們現在敢動手,明天早上就見報。你們試試看,你們試試看。”

    最近和媒體交道打得多了,報紙上撐腰的文章不斷出來,這些抗議者膽氣一天比一天足。話放出來,保安手上立刻緩下來,朝四周張望,好像要看看有沒有記者在。

    記者又不會在臉上刻字,但還是有些狐疑的目光在我臉上盤旋。因為和那些抗議者比,我的神態過於平靜。我聳聳肩,向他們笑笑。於是他們的動作立刻更輕柔了。反正只是塊磚頭,被砸到的也只是我。這樣的時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如果保安們的觀察力更強一點,想找出誰扔了磚頭並不困難。剛才我被砸到的那一刻,在人群裡的某處形成了一個目光焦點(我的狼狽像當然是另一個),我只來得及瞥到一眼。不過在保安問話的時候,又有幾個人的目光不自覺地往那兒偏。

    所以考察人們做什麼,要比說什麼更有價值。

    事情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事實上當有了這麼多線索之後,我還是確定不了打翻我咖啡的罪魁禍首。因為那個人的形象,實在和想象中怒氣衝衝的抗議者太不一樣了。

    這樣的人怎麼會扔磚頭?我撓了撓腦袋,走過去。不是為了找她算帳,而是……要真是她扔的磚頭,也許會有一個足夠讓我寫篇深度報道的故事。

    這是個穿了身碎花公主裙的女孩,黑色褲襪白色的圓頭皮鞋,圓臉圓眼睛小翹鼻子,細看有點小雀斑。稱不上有多漂亮,但頂著個BOBO頭,看起來很可愛。以我這雙毒眼,她該有二十三四歲,不過這樣的打扮,一百個有九十九個以為她是十幾歲的九零後。

    這樣一個女生怎麼會站在這裡?她會是黑車司機,打死我都不相信。

    女孩咬著下嘴唇,神情有些不安,視線和我相交的時候,她錯開了眼神。發覺我走過去,她更是側了側身,十足一個做錯了事不敢面對的小孩子模樣。

    我見她雙手捏著拳頭,緊貼在裙邊,心裡還在想她會不會再有什麼過激的行為。並沒有,反而看我走到近前,大概是知道總逃不過去,她又把身子轉回來和我道歉。

    “對不起。”她微低著頭說:“不知道會砸到你,真對不起。”

    她的聲音很奇特,一字一句,清楚得有些鏗鏘,和她的外形打扮完全兩種感覺。

    “哦,你把磚頭扔出去,總會砸到些花花草草的。”我開了個玩笑,希望能拉近距離。

    我目光打了個轉,卻發現在女孩的腳邊,有面硬紙板做的牌子,有字的那面朝下,不知寫了些什麼。

    我彎腰去撿,女孩先一步拾起來,高舉過頭。我退開一步,看清楚了紙板上的字。

    “還我寶寶!”

    我皺起眉頭。還我寶寶?這是什麼意思。

    這些人聚在這裡是為了抗議釣魚執法,怎麼會有個女人跑來要孩子?咳,瞧她打扮,還真看不出她已經是孩子媽了。

    她舉起牌子後,就不再搭理我,奮力向著三樓開著的那扇窗口晃動紙牌。窗邊的人看了一眼,就縮回了腦袋。

    到底怎麼回事,哦等等,也許是我搞錯了?

    “那個,打聽一下,你們聚在這兒是為了什麼?”我問旁邊一個穿著牛仔襯衫的平頭男人。

    他立刻瞪大了眼睛,不可思異地看著我:“你不知道?你不是記者?釣魚呀,我們都被釣了罰過錢的,執法隊的人太黑了,我們得把錢要回來!”

    “那……”我指了指把“還我寶寶”來回搖動的女孩(好吧,我實在不知該如何稱呼她,她的確不像個母親):“她這是?”

    平頭聳了聳肩:“這個我也不清楚,好像她男人也是幹我們這行的。”

    說到這裡,他又聳了聳肩。他的確是個開黑車的,也就是無證運營。他並不避諱這點,之所以來這裡抗議,是因為執法隊的執法程序不合法。就像這些天裡許多媒體評論的,用假裝乘客的方式釣魚,是違法手段,照理他從前交的那些罰款,都得退回來。原本這世上不照理的事情很多,可現在執法隊輸了第一宗釣魚官司,被淹在網友和媒體的唾沫裡沒了還手之力,讓他看見了退回罰款的希望。站在這兒的人,差不多都是和平頭一樣想法的黑車司機。

    所以他的意思是這女孩的老公也是個開黑車的。

    女孩在這裡站了好些天,早上來傍晚走,中午吃自己帶來的飯盒子,一點都不合群。有人問她話,也愛理不理。昨天有記者問怎麼回事,具體情況平頭沒聽見,但那記者和她說了沒一會兒話,就跑開採訪別人去了。

    “好像是說,她男人被抓了。裡面的人就沒理過她,可是……沒聽說執法隊會抓人呀。可能是她搞錯了,這傻丫頭老倔的。唉,搞不太清楚,搞不太清楚。”平頭聳聳肩,示意他所知道的就這麼點。他已經聳了三次肩,看上去很喜歡這個動作。

    男人被抓了?我又看了眼“還我寶寶”的牌子。她的男人就是“寶寶”?

    可就像平頭說的,城管是無權抓人的啊。

    這事情透著蹊蹺,記者喜歡的就是蹊蹺。

    我道了聲謝,轉回頭再去找女孩說話。

    打了兩聲招呼,女孩卻不理我,只顧搖著牌子,看都不往我這兒看一眼。

    我摸了摸後腦勺,看來這女孩兒可不太好打交道呀。從懷裡摸了張名片出來,遞到了女孩面前。她這才轉頭看我。

    瞧瞧我,又瞧瞧我手上的名片:《晨星報》首席記者那多。

    看清名片上的字,她一把接過名片,神情和剛才大不一樣。

    你是記者?她問。

    因為說得急促,語調又怪,我並沒聽得太清楚,但想必就是問這個,便點頭。

    “哦……啊。”她發出了兩聲揉雜了訝異和喜悅的感嘆,薄薄的臉皮立刻漲紅起來。這年頭碰上個記者能激動成這樣的太少見,看上去滿腹冤屈只等向我傾訴。

    然後她飛快地說了幾句,因為心情,她原本怪異的語調被放大了,讓我完全聽不明白,只好請她慢慢講。

    “哦,對不起。”她刻意放緩了語速,好讓我聽請楚。

    我認真地拿出採訪簿,打算把關鍵部份記下來。幾個保安遠遠看著,沒有一點兒妨礙採訪的意思,讓我頗為奇怪。眼角餘光掃到,他們臉上的表情,是不屑和輕慢。是對我嗎,還是對這女孩?

    我的採訪簿卻是白拿了。

    聽了十幾分鍾,我一個字都沒往本子上記。同時也明白了保安為什麼這樣悠閒,而前些天那位同樣採訪過女孩的記者,為什麼很快就沒了興趣改找它人。

    女孩的名字叫張巖。所謂“寶寶”,果然就是她的先生,名叫劉小兵,有輛金盃小麵包車,幹著無證運營的營生,也曾被城管執法隊放倒鉤罰過錢。

    前幾天,劉小兵開著車出去做生意,卻沒有回來。張巖等了一夜又一天,不知該怎麼辦。情急之下她向鄰居挨家挨戶地打聽,門口雜貨店的老太太就說,聽說最近黑車打得嚴,準是讓城管抓了去,從前就被罰過,屢犯是要蹲大獄的。

    所以張巖就跑到了這裡,和其它要城管還錢的黑車司機們混在一塊兒,想要城管部門把“寶寶”放回來。剛來的時候,見了紙牌上的字,樓裡還有人問她怎麼回事。後來就再也不理她了,張巖激憤之下,就有了剛才的扔磚之舉。

    “唉。”我長長嘆了口氣,說:“這事兒你該找警察呀。”

    “但是馮奶奶說,準是讓城管逮了,城管可壞了。”張巖說。

    我只好又嘆口氣,這女孩兒真是沒一點生活常識,聽風就是雨,看這模樣還特別倔。我瞧她才像個“寶寶”。

    於是我只好給她解釋,城管部門是沒有拘留公民的權力的,這麼多天和劉小兵失去聯繫,這叫“失蹤”,得立即報警。

    “真的?”她狐疑地看我。

    “真的。”

    “那會不會就是警察抓了寶寶?”

    “你先生又不偷又不搶,只是無證運營一般警察是不會拘留的。就算他因為什麼讓警察抓了,也不可能不通知家人呀。你啊,還是快到警局去報失蹤案吧。”

    “通知家人……那會不會……”張巖欲言又止,然後問:“我該去哪裡的警局報案呢?”

    “你打110呀。”

    “我不能打110的。”

    “110怎麼能不會打?你要不打電話,就去你住那兒的派出所,你去問那馮奶奶,她準知道。”我有點被她煩著了,口氣不耐煩起來,旋即反省,這女孩兒雖然這也不懂那也不懂,但人家老公失蹤?,自己這語氣不妥。

    “這樣吧,你先去警局報案,萬一再有什麼困難,你打我名片上的電話,要是能幫上我就幫。”我補了一句。

    “我也沒法兒打你的電話。”張巖朝我笑笑。

    我還沒捉摸出她笑裡的意味,就聽她說:“我聽不見。”

    “啊?”

    “我聽不見!”

    我愣了幾秒鐘,當我明白過來的時候,徹底愣住了。

    她是聾子?

    她聽不見聲音的?

    不對呀。

    不對不對不對不對。

    “那你怎麼能和我說話?”我問。

    張巖指了指我的嘴唇。

    是唇語。

    怪不得,她只有在看著我的時候,才能知道我說什麼。怪不得,她說話的語調這麼奇怪。絕大多數的失聰者是啞的,不是聲帶有問題,而是因為聽不見別人說話,自然就很難學會說話。像張巖這樣能說話的,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才學會。

    呵,我竟然在和一個聽不見的人說話,當記者這麼多年,頭一會碰見呢。

    “寶寶教我說話的。我一定要把寶寶找回來。”穿著公主裙的女孩兒說,帶著讓我懍然的堅持。

    我想我有種幸運或是不幸,平常人一輩子也碰不到一次的古怪事情,卻屢屢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就像這次,我原以為就算留了聯繫方式,也只是禮節性的,過後不會再有什麼交集。換名片麼只是做做樣子,很多事情就是這樣,虛有其表,但這個表也很重要,它構成了社會。結果呢——這麼快又碰面了——並且是以如此離奇的方式。

    我絮絮叨叨地說著,頗有點裝腔作勢。何夕性格略有些冷僻……好吧許多人認為是性情古怪,在她身邊我總是不自覺地做些活躍氣氛的事情。如果在其它場合,這會讓我覺得自己像個小丑,不過與何夕單獨相處,只要惹得她微笑,我也會很開心。人總是備著多副面具,我現在是戴著面具還是沒戴著呢?我也不知道。

    此時我們剛吃完飯。從進賢路拐出來,在周圍的小店間遊蕩。何夕對逛街並不如其它女人般熱衷,只是慢慢走過,隨意灑落目光。有時候她對旁邊石庫門的幽深巷子更有興趣,隨著她的步子,我們走進一條上海里弄。弄口的匾模糊得看不清名字,我瞥見磚牆上有塊銅牌子,想必這片街區是市保護建築,風雨裡吹打百年了。

    弄裡窄得只能停些自行車,燈火比街上黯淡,正合適我的故事。我在向何夕說那段和“六耳”有關的經歷,迄今華山醫院還保留著他的病歷——不明原因引起的突然返祖,藥石罔效。故事從他逃出醫院和我見面才開始,背後的原因當然不是返祖這麼簡單。

    我把開場白講完,就要和著弄堂裡的煙火氣息,把後面的光怪陸離一一道來,卻忽然卡殼。瞬間我有點疑惑,自己經歷的奇怪事情太多,也不知向何夕添油加醋地說了多少個故事,現在這個故事,我到底有沒有講過呢?

    我瞧了眼何夕,她往旁邊窗戶裡看著,像是並沒認真聽我白唬。窗那邊正有個洗著碗碟的中年婦人在打量著我們。旋即她轉過臉來,問;“那麼你覺得遇見我是種不幸囉?”

    “怎麼會,你覺得自己很古怪嗎?”

    “不是嗎?”

    “呃……你是不是聽我講過六耳的事了?”我岔開話題,心裡暗自覺得,自己是不是太實誠了,這種時候該握緊小手深情凝視堅決否認才對吧。

    “聽過兩遍。”

    “哦,啊,那個……”我搓著手,有點尷尬。

    何夕這時卻笑了,把冷冰冰的手放進我掌心,往弄口走回去。

    “我是有點古怪,所以謝謝你。”她說。

    “誰叫我喜歡你呢。”我肉麻地說。

    “所以你是覺得我古怪,對吧。”何夕抽出手說。

    我張口結舌,然後她又笑了。

    “你最近碰到過郭棟嗎?”我肯定是個感情白痴,居然在這種時候提這個話題。可我總得在去找郭棟前跟她通個氣,哎……順便……就現在說一句囉。

    何夕是法醫,儘管那宗法醫失蹤事件在她當法醫前一年發生,但同一個系統,她一定知道。更何況關於太歲,還會有誰比她更熟悉,更關注呢?

    “我和他不熟。”

    “我想這兩天找他一次,他升了正處你知道吧,你說這人一升官忘性就大啊,那麼大個事情居然電話裡和我說忘記了,我可不相信,我打賭他就算忘了自己姓什麼都不可能忘記,這可是成立特事處以來,他的第一功啊……”

    我繞來繞去說了一大堆,何夕打斷問:“你想說什麼?”

    路口行人紅燈跳成綠燈。我駐足不前,看著她。

    “我想知道腦太歲的下落。我不想哪一天亡者真的歸來,我卻毫無準備。”

    “愣著幹嘛,綠燈!”何夕像聽見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徑自向對面走去。

    我緊趕兩步跟上去,一路無話,直到下個路口。

    “吃粟子嗎?”我停下來在新長髮糖炒粟子的專營攤子上買了十塊錢粟子,給何夕遞過去。

    粟香撲鼻。何夕拈著枚熱騰騰的粟子,只是看著出神。那粟殼上有道裂縫,露出裡面金黃色的肉。不知這裂是事先用刀割開的,還是在炒時果肉膨脹自然開裂。她在想什麼呢,是不是想到了那些從人體內迸裂而出的太歲?

    “江文生的調查報告很古怪啊。”

    江文生就是那個被腦太歲控制的失蹤法醫,我卻沒聽清楚何夕的這聲低語,追問她說了什麼。

    “你說得對,郭棟是不可能把這件事情忘記的。如果你打聽出什麼,會告訴我的吧。”何夕剝開粟子,把果肉送進嘴裡。

    “當然。”

    其實我更想知道,你體內那個太歲,究竟怎麼樣了。

    我沒問出這句話,只是從紙袋裡又摸出顆粟子,遞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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