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演義》一百回，是一部兼有英雄傳奇和歷史演義雙重性質的小說。作者褚人獲，字稼軒，又字學稼，號石農，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生卒年不詳，康熙二十年前後在世。終身不仕，文名甚高，能詩善文，尤喜涉獵歷代稗史軼聞，著作頗多，最能代表其文學成就的是《隋唐演義》。
《隋唐演義》以隋唐歷史為題材。宋代以來，有關隋末群雄割據，“十八路煙塵”造反的種種傳說和故事，一直在民間廣泛流傳，演隋唐歷史的小說，數量頗多，可以構成一個較大的系列。《隋唐演義》之前較有影響的同類題材的作品有明代的《隋唐志傳》、《隋煬帝豔史》和《隋史遺文》，褚人獲對上述作品廣採博收，同時吸收了唐宋傳奇的有關材料，加工改寫成七十萬字的《隋唐演義》。作為說唐故事的集大成者，《隋唐演義》幾乎注意到古籍及傳說中所有有關隋唐歷史的軼事、雜說，把它們溶到一部作品中，而且雜而不亂，形成了自己的情節體系，可謂後來居上。
《隋唐演義》敘事從隋主伐陳開始，以“安史之亂”後唐明皇回京作結。它的主要內容由三部分構成：一是以隋煬帝——朱貴兒為中心人物的隋末官廷故事，二是秦瓊、單雄信、程咬金等“亂世英雄”反隋的故事，三是唐明皇——楊貴妃為中心人物的“安史之亂”前後唐代官延故事。全書將隋煬帝——朱貴兒與楊貴妃——唐明皇的兩世姻緣作為一條副線，把紛繁的歷史事件、趣聞軼說溶進一個龐大而鬆散的整體結構中。
隋煬帝在通俗小說中是有名的荒淫殘暴的君主。他在位十九年，曾三次發動對高麗的戰爭，又每年調民工數百萬營建東宮，開鑿運河，修築長城，苛捐、暴政，搞得民不聊生。當時有些人為了躲避兵役、勞役，竟自斷手足，稱為“福手福足”。隋末農民大起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隋唐演義》在一定程度上藝術地再現了歷史的真實情況。作品前半部，以細緻的筆墨描寫了“窮土木煬帝逞豪華”（第二十七回）的許多令人怵目驚心的事實：選繡女、建洛宮，“弄得這些百姓東奔西馳”，“各府州縣邑，如同鼎沸”。煬帝為了遊玩，強令開鑿自大梁至淮河的運河，強徵天下民-，“如有隱匿者，誅三族”。大小官吏，正好乘此機會變本加厲地酷虐百姓。在這樣一個反抗的烈火一觸即燃的時刻，不但程咬金、尉遲恭等貧苦農民要揭竿而起，就是一些下級官吏（如秦瓊）和富有正義感的中小地主（如單雄信）也感到是“出去做一番事業”的時候了。
在反隋英雄中，秦瓊一生的經歷最具典型性。秦瓊曾充任過地方上的“捕盜都頭”，對造反的“勾當”幾度遲疑。當“盜賊”程咬金、王伯當等人以拜寺為名在家聚義時，他出於江湖義氣，毅然冒著生命危險放走了眾人。在親眼看到了麻叔夜吃人等一系列驚心動魄的事件，徹底認清了隋王朝的極端腐敗本質後，他自覺主動走上了反抗道路。參加起義隊伍後，他利用自己在江湖上的聲望，為壯大農民起義隊伍做出了有益的貢獻。在瓦崗寨上，他成了翟讓軍事集團的中堅力量之一。
在說唐故事演變過程中，群雄反隋，尤其是瓦崗寨英雄們的反抗故事，有較好的基礎，褚人獲對這一部分的加工也最見功力，不但思想內容上多有可取，藝術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它較成功地塑造了秦瓊、單雄信、程咬金等草澤英雄的群像。這些人物，既有傳奇色彩，又是生活中活生生的個性不同的人。如單雄信耿直淳厚而自視甚高，程咬金魯莽而風趣善謔，羅成勇猛而少年氣盛，都給人留下較深刻的印像。作者不但注意從重大的事件、情節中寫人，還能通過細節描寫表現人物細微的感情和心理。如描寫主要人物之一的秦瓊的許多節文字，就相當精彩、細膩。
《隋唐演義》的語言比較通俗曉暢，這主要表現在那些描寫草澤英雄的文字上。試以第二十三回寫程咬金等初次在賈潤甫店裡聚會一節文字為例：單雄信、程咬金來給秦瓊之母拜壽，程咬金因小時同秦瓊一塊長大，自信秦瓊對他會勝過一般朋友。但在秦瓊方面，因幾十年不見，已不認識程咬金了，又見他一片粗魯，與他說話不多，這時：
不知程咬金自信是個舊交，尤俊過初時也聽程咬金說道是舊交，見叔
寶相待冷淡，吃了幾杯酒，有了些酒意了，就說起程咬金來道：“賢弟，
你一向是老成人，不意你會說謊。”咬金道：“小弟再不會說謊。”尤員
外道：“前日單二哥，拿令箭知會與秦老伯母上壽，我說：‘賢弟你不去
罷’。你勉強說：‘秦大哥與我髫年有一拜，童稚之交’。若是與你有一
拜，他就曉得你會飲了、初見時恰似不相認一般，如今來敬酒，並不見敘
一句寒溫不多勸你一杯酒，是甚緣故？”咬金急得暴躁道：“兄不信，等
我叫他就是。”尤俊達道：“你叫。”咬金厲聲高叫：“太平郎，你今日
怎麼就倨傲到這等田地！”就是春雷一般，滿座皆驚。……
這一段真可謂有聲有色。不僅口吻逼真，還能表達出說話人的神態以及性格特點和心理。程咬金粗魯耿直，不會繞圈子；尤俊達粗魯卻愛要點小聰明，他看到秦叔寶沒有特別看重程咬金，就故意激他，讓他搞得“滿座皆驚”，以為取笑。
《隋唐演義》各個部分的成就是不平衡的。寫秦瓊、單雄信等人起義反隋的部分，藝術地再現了隋末的歷史現實；與此同時進行的關於隋末宮廷生活的描寫，客觀上反映了隋末農民戰爭的背景。總的說來，寫唐統一前的部分比較富有生活氣息，不乏精彩的片段；唐代部分則筆力冗弱。
《隋唐演義》思想和藝術上的侷限有三：第一，它不僅以大量篇幅直接進行封建倫理道德的說教，而且正面塑造了以愚忠求寵的王義、姜亭亭夫婦的形象。如小說花費大量的筆墨寫王義夫婦怎樣用頭髮做成“青絲帳”以謝“隆恩”，博得隋煬帝一笑。作者對這對愚夫愚婦的“品行”津津樂道，讚賞不已。又如，作者譴責了隋煬帝的暴政，卻又不厭其煩地渲染朱貴兒等人以“殉節”報答昏君的故事。這表明，在作者的心目中，“忠君”是至高無上的道德準則，即使這“君”如狼似虎。第二，作品在總體結構上以朱貴兒、隋煬帝與唐明皇、楊貴妃的“兩世姻緣”為副線，以欣賞的態度寫了這兩對情人的“愛情”，這也是書中的糟粕。封建帝王固然可以作為文藝作品的愛情主人公來描寫，但隋煬帝、唐明皇之於朱貴兒、楊貴妃，與其說是“愛”，毋寧說是對沒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女性的玩弄，與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男女之間的愛情並不相干。第三，從全書看，《隋唐演義》以史為經，以人為緯，結構全書，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體系。但有些地方剪裁不夠精當，繁瑣冗長，接榫處也不夠圓轉自然。
本書據現存康熙年間四雪草堂刻本校訂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