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位卑不敢忘国忧
同治中期，清政府于列强侵犯一再忍让，于各不合理之要求一再妥协，也无力抵抗。与英法合作，效仿西方，学习先进科技，大搞洋务运动，武装军队，建造船厂。
与内平定了各地起义暴动。在内腐外辱的地步下稍稍得已喘息恢复。吸取教训，调整内乱后的经济状态，降低赋税，鼓励耕作，发放两种，安抚民心。大兴科举，笼络人才。
一些外交大臣也行走海外，学习科技，购买枪炮。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大清得以缓解死亡这一阶段，因自同治在位期间稍显端眉目，得以被称为“同治中兴”。中兴的主持大臣主要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镇压反抗人民和平定社会动乱方面发挥了很大效果，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
实际与外，这根本算不得中兴，列强要得是白银于领土这些实惠，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还等着这些苦难的人为自己生产物资，收集白银。不过在能力可控之下，给留了一个再次养肥待宰的时期。
即便如此，垂死挣扎的大清统治者将整个国家作为自己的陪葬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至始至终，大清是不放心这些中兴大臣的，“要用，但严加防范”，始终有八旗绿营部队“协同作战”，名为保险，实为监视。在这种畸形的重用下，而那些四下奔波的大臣，也不过是一个跑腿传话的而已。然而好在早年，这些人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还算争取了一丝残喘的余地。
被动挨打，自秦时一统**，就开始筑墙防御。即或如此，历代都以泱泱大国自居，心中无疆域之念，皆为“天下”，天子坐得天下，没有边的傲慢。因为这盲目与面子，在通商事宜上几乎就是赔本贸易，对外一再优惠政策。
传统文化差异悬殊，道德水准差异也极为悬殊。在他们心中那三拜九叩的臣服，不过是人家换来优惠通商条件的一小块敲门砖而已。
“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惟尔荷兰国……僻在西陲，海洋险远。历代以来，声教不及”，然大清“朝廷德化所致”，居然万里迢迢跑来进贡，因此格外开恩……“天朝上邦，怀柔遐方、加惠四夷”。
经济贸易跟国家发展没了关系，成了照顾外邦的恩赐。
后来，在列强的瓜分之下，这种无知的傲慢气质终于转为“垂垂若丧家之犬”之相。我天朝曾取笑夜郎自大，如今复为夜郎，太丢脸了。
至于爱国大员，这种大国优越感与知耻自强之心，在上层社会还稍微保留了一点威严正气的影响力。
相貌堂堂的外交大臣李鸿章，“矜持、自信和傲慢”，“容貌仁慈”，就特别有代表性。
“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然而李中堂这类清醒人，也只是努力保持着这丝体面，深知救国无望。“抽心一烂，土崩瓦解”。
他总结说自己的一生“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
整个晚清，裱糊匠这又何止是他一人。整个历史，裱糊匠又何止显于晚清。
《资治通鉴》司马光曾言：治理天下譬如居屋，破旧便修补，除非大坏是不能另造的。
只要清政府未曾改换风气，举国上下未有精神，这一切的奔波劳苦，于事无补。
光绪元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里曾这样谈到对时局的看法：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媾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方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力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以下引自《曾国藩赵烈文之辩》，足以对照时代境况。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对赵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曾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当时的中国，非但朝廷昏庸无能，民族精神之衰落也早已惨不忍睹。
“应付鸦片战争之朝廷命官，其见识思维毫无过人之处，对世界大势懵懂无知，事过之后亦无奋起学习之热情。”
“太平军事起，曾国藩惊呼：无兵不足以痛苦，无饷不足以深忧，惟欲求一耿耿忠愤血性之士而不可得，此则足以堪忧也。
同治中兴之领导阶层，绝大多数都无法摆脱小圈子利益之怪圈，国家兴亡、民族存亡终究退居其次。满洲王公贵族集团之贪婪腐化、鼠目寸光、自私无耻。
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其压制思想自由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之学术文化，完全限于停顿。学术几无可称之处。所谓乾嘉学者，说到底不过是寻章摘句之腐儒，完全没有经天纬地之伟大创造。其于弘扬民族精神、激发国人血性热情，毫无助益。等到列强瓜分中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中华文明固有之伟大精神被连根拔起，彻底摧毁。”
各地商帮精英对于国防一事也无能为力，只能在商业上努力与外邦抗争。武行精英提倡“尚武精神”、“强国强种”。很多爱国志士也都投身于变法维新之列，大拳师更是以七尺身躯，首当其冲，做得更加直截了当。
旷世奇才左宗棠，不负林则徐大人晚年嘱托，以“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之威势据理力争，得钦差使命督办新疆军务，抬棺出征，终于收复失地，包住疆土，守住了西北边线。
左宗棠的志气，也影响着商号镖行的爱国人士，逐渐投入到西征行列之中，支援粮饷，将商号设到俄国，在国家垂死挣扎之际，在商业上也与外邦拼死决战。
而这几位大人的铿锵话语，也始终激励着有志之士，上进、爱国。
“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有汾浍以流其毒，况茫乎碧澥沧溟；虽蛮貂之邦可行，勿污我黄图赤县。”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
“位卑不敢忘国忧。”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些或在朝野或在民间的爱国志士，在被笑为“东亚病夫”的晚清时期，以生命的精诚，擦出了最后一星火花。
本卷说讲叙的，**镖局的镖师，以形意之道义理法，广交同道，打通自太谷、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乃至哥萨克领地的东线镖途，使得中原商人进军外邦。
而拳师们因悟道而通达，而知天地明仁义，走出个人恩怨，门派纠纷。先以一己之力举星星之火，后溪流汇海，掀起尚武精神，舍身报国的热潮。
形意门崇岳武穆为祖师，心怀精忠报国之志，首当其冲，打破门户之间，编整速成拳法以应军队之需。各大门派拳师也都投入部队，直接为国效力。
也有自组人马，四下奔走，宣扬爱国精神，斗争精神。无论是“体操会”还是“国术馆”，都不在重要，只要能激起斗志，强身健体，奋发自强。虽然回天乏术，却迎来了一个新的局面。
练武之人，不能一辈子只做一个武夫。在这难得的历史机会里，也形成了拳师门生的标准——
“文能素手发科，武能舍身临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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