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飞机还有二十分钟才起飞，杨红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她原以为在机场与丈夫和儿子告别会很难受，但出人意料的是，三个人都很平静。儿子才四岁，又一直有保姆照顾，大概以为妈妈这次也只是出差几天，所以没哭没闹，只叫她一定带麦当劳回来。丈夫周宁只是叮嘱她别顾着省钱，到了美国那边该吃的吃，该花的花，咱们也不靠这几个美元过日子。机场里有些男女又是接吻，又是拥抱的。杨红有点看不惯。有些东西还是应该留在卧室里做的。有多少激情昨晚也该燃烧完了，用得着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吗？昨晚周宁倒是激情满怀，做了两次似乎还意犹未尽。“真舍不得你走。”完事以后他还加了一句。
杨红虽然也想象丈夫一样投入，但她有太多的担心。作了流产手术还不到30天，不知道会不会引起炎症。如果又怀上，那就更糟了。听说美国那边做流产贵得很，还有人说美国根本不让做流产。如果那样，有了孩子还非生不可。杨红怕怕地想，生第二胎，还想不想在H大学呆了？自己做系党委副书记的时候，亲手开除过一个生第二胎的女老师。虽说是院党委集体决定，自己总是投了赞成票的。
昨晚丈夫睡熟后，杨红赶快下床冲了个淋浴。明知冲澡不是事后避孕的有效方法，但手头没有事后避孕药，只好病急乱投医。她一向不爱吃避孕药，因为听人说吃了会使人发胖，还有人说吃多了会得卵巢癌什么的。也不知道有没有科学根据，反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周宁从来不肯用避孕套，说用那玩意儿不舒服，象是跟橡皮套子做爱一样。
杨红也不喜欢用套子，她觉得疼。在怀儿子周怡之前，他们也没采取过什么避孕措施。那时候想，反正婚也结了，有了孩子就生。奇怪的是，结婚六、七年，也没怀孕。杨红那时候也不急，自己正在边教书边读在职博士，哪有时间带小孩。等到博士拿到手，正在有点着急怕得了不孕症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怀孕了。生下来是个儿子，把两边的爷爷奶奶都喜坏了。杨红倒不在乎是男是女，不过老人们喜欢儿子，她也松了口气。真不知道生了女儿会是什么样。
怀孕这事还真开不得头，一开头就络绎不绝。周怡还没断奶，杨红就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不是说喂奶期间不会怀孕的吗？”周宁不解地问。她一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谁说的？有没有科学根据？什么话你都相信。”发过脾气她又有些后悔，其实她也是相信喂奶期间不会怀孕的，所以她也没强调要采取避孕措施。那一次真是让她吓得半死。生周怡是破腹产的，医生说她这么快就怀孕真的是不要命了。药流吧，她正在给孩子喂奶；刮宫吧，怕把子宫上的伤口刮破了；生吧，政策又不允许。那医生反反复复地就是责问为什么不采取避孕措施。杨红坐在医院门诊室里，听医生当着好几个病人的面，毫不留情地批评她，眼泪都流出来了。最气人的是医生最后还加上一句：“年纪也不小了，这是何苦呢！”。
杨红不知道医生说的“何苦”是指什么。是说年纪不小了，不该有性生活了，还是说年纪不小了，居然还不知道避孕？她知道医生是得罪不起的，所以唯有隐忍。等出了门诊室，在走廊上看到周宁，她再也忍不住了。“都是你！都是你做的好事！”
“我怎么了？”周宁也没好气地问，“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吗？”
(2)
那天晚上，杨红象每次跟丈夫吵完架那样，裹着自己的那床被子，背朝着周宁睡下。不管两个人闹多大的矛盾，她从来不会把周宁赶到客厅去睡，怕保姆看见。她不想让外人知道，更不想传到父母耳朵里去。俩人不啃声地躺了一会儿，周宁伸过一条胳膊来，把她往怀里拉。她没好气地说：“还做，还做！都弄成这样了，还要来。”周宁嘻皮笑脸地说：“反正也这样了，再做也不会怎么样了。”
杨红知道丈夫在这个问题上是颇有纠缠劲的，差不多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不答应，他可以缠你半夜。与其弄得自己半夜睡不成觉，还不如尽快满足他，俩个人都可以多睡一会。
每次周宁在那折腾得气喘吁吁时，杨红就觉得尴尬。虽说结婚这么多年了，她仍然觉得这是个令人羞于启齿的事。有时候前晚做过那事，第二天站在讲台上都觉得学生笑得可疑。周宁说读大四时，他们几个男生差不多每天都议论那天上课的老师前晚有没有干过那事。如果那老师的下眼皮松松垮垮，象水肿一样，那就是干过了。所以她上班前总要在镜子里仔细照一照，看自己的下眼皮有没有水肿。如果有，就赶紧揉揉。
她生在六十年代末，好像一生都在读书，一生都呆在大学里。高中毕业就保送进了H大学，本科毕业就留校，一呆就是这么多年。读的书都是与学业相关的，连风花雪月的爱情小说都看得不多，更不用说“黄色下流”的了。
记得读中学时倒是上过生理卫生课，课本上也有男性女性生殖系统的插图。快上“生殖系统”那一章时，班上男男女女都有些莫明其妙的激动。杨红也觉得老师快要揭开一个什么大秘密了。结果老师把男生和女生分开来，对女生重点讲了一下经期卫生，就结束了那一章。
杨红唯一记得的就是当老师讲到经期同房会引起种种疾病时，一个女生突然大哭起来。在老师的一再追问下，那个女生说出她经期同过房，肯定要死了。杨红记得那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惊讶地张着嘴，有好半天没说话。
最后那女生说她一直是跟姐姐住一个房间的，就是经期也不例外。教室里那个笑啊，连隔壁教室的老师都跑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当生理卫生老师一再解释跟姐姐同住一室不算同房之后，那个女生才破涕为笑。不过从此落下一个别名，叫做“同房”。杨红当时也跟着一众女生饱笑一通，而且每次有人嘲笑地用“同房”叫那女生时，杨红都忍不住跟着大家笑得人仰马翻。
不过她其实也不知道“同房”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她觉得自己比那女生还是技高一筹：至少我知道什么不是“同房”吧。真的了解“同房“的意思，是在她的新婚之夜。
跟周宁谈了一年恋爱，杨红是彻底地守住了自己的防线。周宁可以说是有贼心，有贼胆，有贼力，但没有贼地方。那时两个人都住在大学的集体宿舍，同寝室的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那时的大学生也不象现在的大学生这么开放，大多数人还是过着“寝室–课堂–自修室”三点一线的生活。
有那么几次，两人在H大学那著名的人工湖畔呆得晚了些，搂抱的时间太长了些，周宁也少不得很有些冲动，但一看杨红那不谙世事的表情，就知道此刻要是提出要求，无异于自动请求判自己流氓罪，於是就把到了嘴边的话硬压回去，也趁杨红不注意时把那蠢蠢欲动的家伙镇压下去。
有一次，镇压行动不那么奏效，在女生楼前来一个告别拥抱时，让杨红觉察到了什么。她松开手，问他：“你裤兜里放了个什么？硬邦邦的？”
周宁只好苦笑着说：“没什么，是一节没吃完的火腿肠。”
(3)
婚后，周宁有一次开玩笑地问：“嗨，还记不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你问我裤兜里装着什么硬邦邦的东西？”
杨红很认真地想了一会，有点抱歉地说：“不记得了，很重要吗？”
周宁把她的手拿过来，放在那个隆起上面，笑着说：“就是它，我那天骗你说是火腿肠–”
杨红一下领悟过来，红着脸嗔道：“流氓！”
周宁狐疑地问她：“你那时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纯洁？”他看杨红瞪起双眼，连忙解释说：“我不是说你以前看到过实物，我是说至少从书上看到过吧？生理卫生书上不是什么都有吗？正面的，侧面的–”
杨红打断他的话说：“书上画的不是你那样的。”
“书上画的是它疲疲塌塌的样子嘛，但书上也说过它会勃起的哟。”
杨红有些不快地说：“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还不相信。就凭一个词我就能知道它勃起的样子？”她觉得说“勃起”这个词都很费劲。
周宁逗她说，“看来当初看书还挺认真啊，是不是躲在寝室里偷偷摸摸地仔细琢磨？”
杨红说：“从来没有。你们男生才会这样无聊。”
周宁笑着说：“怎么是无聊呢？我们学知识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嘛。我们对女性生殖器那章，那才叫学得认真，倒背如流。如果期末考试有这么一题：画出女性外生殖器解剖图，我们肯定个个得满分。我记得有几个家伙还专门查了汉英辞典，把所有部位的名称都标上了英语，见天拿一个英语单词去请教班上的英语科代表，弄得她面红耳赤。嗨，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英语那么差，但那几个单词却是到现在都记得。你知不知道vulva是什么？”
杨红哭笑不得地说：“我才不知道呢。”她掰开周宁搂着她的手，问，“我倒是觉得奇怪，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什么什么都知道？”周宁不解地问，“我自己身上的东西，我还不知道？”
杨红不看他的眼睛，固执地说：“我不是指这个。”有些词她真的是说不出口，哪怕是在丈夫面前，哪怕跟他什么都做过了。
“噢，你说XX啊？”周宁有时候特别喜欢看杨红害羞的样子，所以他故意用了他老家一个非常粗俗的动词。“男人都是无师自通的嘛。”
“我不相信。你以前肯定跟别人做过。”
“真的没有。我大学四年都是在你眼皮子底下度过的，我们两人是正儿八经的恋人，我们都没有机会做一次，我还能在哪里跟别人做？”
“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跟别人做？我又没有天天跟着你。你大学四年在我眼皮子底下，那你读大学之前呢？”杨红不依不饶地说。
“上大学之前就是上高中，每天为高考累个半死，哪有那个心思？”
“没那个心思？我看你刚才说起那个英语科代表，那个表情啊。”
周宁摸了一把自己的脸，调侃地说：“什么表情？我还不知道我这张脸还会表情呢，早知道我学戏剧去了。”
杨红说：“别装蒜。你要是以前没做过，为什么新婚之夜那么老练？”
周宁回想了一下，想不起来自己在新婚之夜是如何老练的，不过似乎还真是没有新手的慌张，不是因为艺高人胆大，而是知道杨红肯定更不懂。在一个完全不懂的人面前，还有什么好慌张的？做错做对，反正她又不知道。精神上没负担，行动就显得胸有成竹。
周宁想不到技术上没差错反倒成了坏事，给妻子留下一个熟能生巧的印象。早知道这样，自己就装着个磕磕绊绊，不得要领，说不定就没今天的麻烦了。他停了笑，斩钉截铁地说：“我可以对天发誓，你是我第一个女人。”
“对天发誓有什么用？你又不信天。”
周宁无心恋战，有点后悔自己挑起她来拷问自己，於是说：“我不知道怎样证明自己的清白，我羡慕你们女人，得天独厚，有个处女膜，象正规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一样。我们男人先天不足，无论怎样清白，都只能拿个水货学位，用人单位承认就承认，不承认也没办法。”
(4)
你羡慕处女膜，给你好了，杨红恨恨地想。为了这个得天独厚的“证书”，她有好几年都是神经紧张。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杨红开始担心自己的处女膜。不知道是在哪里听来的，还是在哪本书里读到的，反正是有了这么一个概念：剧烈运动会让女人的处女膜破裂。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骑自行车也算剧烈运动。杨红想想，自己从读初中开始，天天骑车到五里外的中学上学，小镇的路又不平，颠颠簸簸的，还不把那膜给弄坏了？
杨红觉得这个担心就像她戴的眼镜一样，一戴上就没法取掉了。戴坏一幅，再换一幅，度数越来越深。有好几次，她从H大图书馆借了生理卫生方面的书，找到女性生殖系统那一章，趁没人时，对照插图，用镜子对着自己那块仔细看，还是拿不准自己的膜到底有没有破。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想到医院请大夫作个鉴定，不为别的，只为了让自己安心，免得影响学习。但想了想，又觉得没什么用。就算大夫说没破，谁担保以后骑车不破？或者本来没有破，被大夫一检查，反而破了。而且要是遇到一个男大夫，还不知道多尴尬。更糟糕的是，如果已经破了，自己又能怎么样？
有时她安慰自己，男人也知道剧烈运动一说的，他们不能仅凭落不落红来判断处女与否。不过，她能想像得到，男人看不到落红，肯定会象考试时碰到一个不知道答案的正误选择题一样，先随便蒙一个，选个“正”，过一会儿，又擦掉，选个“误”。处女不处女这事，又没有老师来给个正确答案，那男人不是要一辈子在那里“是”“否”“是”“否”地选了又擦，擦了又选？
有时候她愤愤不平地想，就是破了，又怎么样？反正我是清白的，如果我找的男人不相信我，那他也不值得我爱。虽然理论上她能说服自己，但心里就是不开心。一个百分之百的处女，却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时间被人怀疑为非处女，这也实在太冤了。用她家乡的话说，就是一块肉埋在饭下面吃掉了。
跟周宁谈恋爱后，有几次都想问问他对那块膜的看法，但又问不出口。她绝对不会同意婚前性生活的，一来她觉得周宁如果真爱她，那他就能等到结婚那一天，二来她也惧怕她一直以来的担心成为事实。在结婚之前，大家说分手就可以分手。还是等到结婚吧。那时候，结婚证已经领了，要离婚也得经过她同意，她至少还有时间解释吧。
所以婚礼那一天，杨红有点神不守舍，对亲戚朋友也有点照顾不周。但大家都觉得新娘就是这个样，也不奇怪。
新婚第一夜，杨红其实也没注意到多少细节。疼是肯定的，但因为有那个担心，反而觉得疼得不够狠。周宁做完就搂着她沉沉睡去，也没过问她有没有落红。倒是她自己，一直惦记着这事，悄悄爬起来，也不敢开灯，就在窗口射进来的月光下仔细看那床单。床单是印花的，刚好在刚才躺过的地方是一大团花卉，看不清是花还是血迹。她不免大失所望。还好，她记起刚才周宁用浴巾为两人擦过身体，急忙从周宁身下抽出那个浅黄色的浴巾，见上面有些深色的痕迹。
杨红觉得心跳得好快。她住的是学校分给青年教师的集体宿舍，只有一间十平米的单间。她不敢开灯，只好拿着那条浴巾，跑到走廊尽头的公共浴室里，关上门，看了又看。毫无疑问，那是血迹。不多，但是确凿无误。她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感到就象一直担心没考及格，结果成绩单一发下来，竟是个满分一样。
她跑回房间，想叫醒周宁，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但一看他熟睡的样子，又打消了念头。他好像一点都不关心我是不是处女，她悻悻地想，可能他自己早已不是处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