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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6节

    (13)

    周宁说的这种疼痛,杨红是相信的,因为婚后她也有幸(不幸)见识了不只一次。

    新婚第一夜,杨红没觉得太疼,因为一心想能够落红,所以越疼越放心。但到了第二夜,第三夜,还是疼,就觉得有点不妙了。虽说是行鱼水之欢,但每次就好像只有鱼,没有水,不仅不欢,反而火辣辣的疼。周宁也觉得举步维艰,连自己都弄疼了,还是只在外围攻城。有时好不容易进得城去,杨红已是眼泪婆娑,周宁一动,杨红就叫痛,搞得周宁只好弃城不攻。兵马齐备,粮草充足,就是不能攻城略地,他自己就开始疼痛不堪,躺着痛,站起来又坠又痛。

    周宁不解地问:“怎么回事?你怎么还疼呢?是不是处女膜还没破?”

    杨红忍着疼出来的眼泪说:“怎么会没破?你不是看见了血了吗?”

    周宁说:“我知道,不过书上说有些女人的处女膜厚,有韧性,虽然破了一点,出点血,因为破得不够,还是会阻在那里碍事。”

    杨红想,早知你对处女膜有这么百花齐放的知识,我那时也不用瞎操心了。

    “要不让我伸个指头进去查一查究竟有没有破?”周宁试探着说。

    “伸个指头到哪里去?"杨红惊讶地问。

    “当然是你那里啦,”周宁知道这个建议在杨红看来很下流,连自己也觉得离经叛道。

    杨红脸一红:“伸到那里干什么?”

    周宁解释说:“看看处女膜到底破没破啊?如果没破只好用指头捅破了,我—”

    杨红听得莫明其妙,问:“处女膜在哪里啊?需要伸指头去查?”

    “不是说在里面一两寸的地方么?”杨红想,这何止百花齐放,简直是异端邪说,忍不住嗔道:“还说你当年对女性生殖器作过透彻研究,连处女膜在哪里都不知道。”

    “你说在哪里?”周宁迷惘地问。

    “我不知道在哪里,不过肯定不是在里面一两寸的地方。”杨红不想说出自己曾对着生理卫生书观察过自己的处女膜,但她记得书上说是在阴道口,而不是阴道内的。“你听谁说是在里面的?”

    周宁摸摸头,实在想不起自己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知识的,就说:“我也想不起来了,有这个印象就是了。感觉处女膜就是象个内城门一样,隔着护城河,关得紧紧的,不过那门不是两扇,是一扇,而且自己是不会开启的,要到新婚之夜才由男人来攻破。不然别人怎么说新婚之夜男人要攻城破池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脱离了具体的个人,抽象到整个女人,有点科学实验的感觉了,所以杨红说话也比较大方了。“那不是个比喻吗?我听说处女膜应该是象个橡皮圈,护在城门那里的,大多数在新婚之夜破裂,但也有人因为剧烈运动不到新婚之夜就破裂的。你想,骑自行车都能弄破的东西,会是深藏在里面一两寸的地方吗?”

    周宁点点头,觉得推论有理,但他又不解地问:“但你是城里疼,不是城门疼呀。”

    杨红想了想说:“反正处女膜不应该象城门,你想,如果象一扇城门,挡在那里,那女人每个月‘老朋友’来时,血怎么流出来?”

    周宁想想也有道理,就说:“那还会是什么原因?同房不应该疼的嘛,如果这么痛苦,那你们女人不早就闹翻天了?以前在乡下时听过洞房,也听结过婚的男人叫苦,说女人对房事,就象抽鸦片一样,没抽过时,不知其味,也无兴趣。一旦抽开了头,就容易上瘾,戒都戒不掉。都说开始时还能战得老婆嗷嗷求饶,战到后来,女人总是赢家,做丈夫的要鸣金收兵,老婆还穷追不舍,搞得男人未老先衰,腰酸背痛。可你这也抽过鸦片了,不光没上瘾,反而越来越痛。这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听了周宁这最后一句,杨红就怔住了。杨红最怕别人说她不正常,因为她有个心病,常常连自己也觉得自己不正常。

    (14)

    杨红担心自己不正常,是因为一直以来她的“老朋友”都不怎么守时。她十四岁初潮,在她那个年代也挺正常,不算晚。妈妈告诉她,从此以后,你这个“老朋友”就会每月来拜访你。

    等到第二个月月底,离初潮已经一个月了,但杨红的“老朋友”失了信,没来拜访她。再过一个月,还是没有“老朋友”的踪影。大约过了半年左右,“老朋友”才露了个面,也只是匆匆点个卯就逃之夭夭了。杨红的妈妈开始着急,请镇上的医生看了,只说是没什么,女孩儿最初几年因为身体内部还未发育完善,常常会颠三倒四的。

    杨红就这样颠三倒四地过了一两年,“老朋友”多半是避而不见,要见也是选在最不适宜的时候见:春游啊,扫墓啊,下雨下雪啊,体育课考试啊,反正是杨红最不方便的时候,“老朋友”就来了。后来动不动就半年没有音信,象把杨红忘了一样。

    杨红的妈妈更着急了,怕杨红得了“干病”,就带杨红到H市去看病,先是吃中药,没用,又找西医看,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最后,妈妈找到H市最好的医院,请最有名气的妇科医生看。医生看了杨红这些年的病历,问了数十个问题,最后说:“做人工周期吧”,就开了几十瓶针药,让杨红当时就打一针,把药带回去,在当地找个卫生所,一天一针,连着打半个月。

    杨红回到学校,也不敢到校医务室去打针,怕传出去自己没脸见人。她只好请了一节课的假,到镇上的卫生院去打针。

    镇卫生院那天值班的是一个姓李的护士,四十多岁,长得很漂亮,是那种漂亮到时不时就会有人说闲言碎语的女人。李护士的女儿读小学时曾是杨红妈妈的学生,所以李护士也认得杨红。李护士看了杨红的处方单,又看了杨红带来的针药,惊讶地问:“姑娘,你为什么要打这个针?”

    杨红心想,今天倒霉,遇到这个多事的人,就半天啃不出一声。

    李护士说:“这是黄体酮,是用来保胎的,或是做人工周期的。你有什么病?要打这个针?谁给你开的药?”

    杨红见她这样一说,赶快声明:“是做人工周期的,H市医院的医生开的。”

    李护士就问为什么要做人工周期,杨红就把这些年来“老朋友”擅自迟到旷课的事大略讲了一下。

    李护士把针药放回杨红的药盒里,说:“姑娘,这针我不能给你打。你妈妈是我女儿的老师,我才多这个事,这个针打了不好,是人为地造成月经,就我所知,打一个周期的针,你来一次月经,停针了,又恢复原样,反而影响内分泌。月经不规则没什么,只要自己没什么不舒服就没大事。我一辈子都不规则,我还不一样结婚生孩子?啥事没有。”

    杨红听了这话,心想,李护士不仅没事,还生得这么漂亮,说不定就是因为“老朋友”颠三倒四的原因。这样一想,就觉得心情轻松,扔了那盒药,跑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妈妈。妈妈去找了李护士,两人谈了很久,似乎也不那么担心了,又见药也扔了,就由杨红去了。

    后来,杨红的“老朋友”还是那么懒惰,不过时间长了,似乎也形成了规律,有点象当时的大型刊物《当代》《收获》什么的,不是月刊,而是双月刊。有时竟象《译林》,是季刊。杨红也没什么不适,“老朋友”来了,她也不象有些女同学那样,或腰酸背疼,或冷汗直冒,她一点不适的感觉都没有。“老朋友”不来,她倒落个清闲。

    但这个事却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除了李护士,她从没听说过任何一个人是像她这样的,书上也从没说过这是正常的。她看到过的书都是说这叫月经不调,是一种妇科病。进了大学后,起初她还有点担心,怕同寝室的人觉察到她的与众不同。但后来发现其实没人注意她,可能因为她离家近,周末常常可以回家去,同寝室的大概以为她在家的那些天已经被“老朋友”拜访过了。

    以前这事不影响读书高考,又有李护士那个绝色先例,她也没特别为它着急,现在连正常的夫妻生活也过不好,就害怕起来:看来自己真的是不正常了。

    (15)

    杨红的蜜月正是在暑假里。那时她刚留校,还没开始上课。周宁分在E市的一所中专里,也有暑假,所以也留在H市。两人天天呆在一间十平米的房子里,你对着我,我对着你,周宁就难免有所想望。但每次才起个头,杨红已是苦不堪言,周宁只好作罢。周宁这样多次希望,多次失望,也疼痛起来,弄得坐立不安。

    杨红见周宁疼痛难忍,就建议周宁去看医生。周宁说,不用看,我这应该不是病。我不起那个想头,根本不会疼的,但心下也有点惴惴,好像没听其它男人说他们有这毛病啊,这种事又不好去问他们。一般人总认为男人在一起,什么都说得出来,其实那是议论女人,胆子大的也可能吹嘘一下自己的性能力。但如果担心自己生理上有毛病,男人是不会说出来与他人求证的。

    杨红觉得既然已是夫妻了,那自己“老朋友”的事,就不应该瞒着周宁,而且瞒也是瞒不过的,於是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周宁听了,就建议杨红去看医生,说是不是因为内分泌有问题,才会这么疼呢?杨红抵死也不愿去看医生,因为要看医生先要去校医院。校医院的医生都是H大的家属,你认得我,我认得你,三传两传就传到自己系里头去了。这种事情找他们看,还不如自己到学校广播站去宣讲,至少还可以实事求是。让那些医生护士一传,还不把我说成一个怪物了?那我还要不要在H大呆?

    周宁说,那就到外面去看,不就是自费嘛,花钱治病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杨红就更正说,我这不是病,有李护士的话为证。周宁听她说已经看过各种医生了,也想不出还有什么高手可以去请教。

    两人都不愿去看医生,也都不勉强对方去看医生,心想如果对方真是有病,传出去自己也不光彩。於是两人就决定还是靠自己,去找些书来看。杨红去图书馆查,周宁就去书店找。最后,还是周宁买的一本《家庭生活大全》讲得比较详细一点。里面有一章是有关夫妻生活的。两个人把那一章通读了一遍,觉得找到了原因,书上说那叫“阴冷”,就是女人对房事一点没兴趣,所以没润滑,就会觉得疼痛。

    周宁就拿着书,挑几条妻子方面的原因问杨红:“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性是件丑事脏事,同房时有犯罪感呢?”

    杨红想了想,说:“我觉得我没有。如果是婚前做,我可能会觉得羞耻,但现在婚都结了,我也想把事做好,怎么会有犯罪感呢?”

    周宁想想也是,就再读一条:“是不是小时候受过性侵犯,有过什么痛苦的性经历呢?”

    杨红急忙摆手说:“别乱往我身上套了,你知道的,新婚之夜是我第一次。在那以前,连手都没有男人碰过。”

    周宁再看看丈夫方面的原因,担心地说:“难道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第一夜太鲁莽,使你产生了惧怕的感觉?”

    “也不是。”杨红想,你那时就是再鲁莽,我也不会介意的。

    周宁说:“那就只能是这最后一条了,说女人性兴奋来得比较慢,如果做丈夫的事前爱抚不够,而妻子又太害羞,不够投入,就会缺少润滑。”

    杨红想,这个理由还令人满意,基本上是各打五十大板,丈夫和妻子的责任是一半一半,就说:“应该是吧。”

    周宁就说:“还好,书上说了解决办法。”两个人对文字都是极敬畏的,书上说的,还会有错么?於是两个人就把书上提供的解决办法仔细研读一遍,最后得出结论:其实也不难,就是丈夫事前多些爱抚,而妻子也以“荡漾的春心”迎接丈夫的爱抚。

    找到了答案,两人都很高兴,当场就决定理论联系实际,亲自试一试。到这时才发现书上开的处方也很含糊,只讲做什么,却不讲怎么做。周宁就试探着在杨红身上四处乱摸,一边急切地问:“有没有感觉?有感觉没有?”

    杨红看他这样急切,好像一个懒惰的学生,做作业不愿自己独立思考,只一迭声地问老师答案一样,除了觉得很滑稽,没什么感觉。而她自己也正在那里冥思苦想,怎样才算是“荡漾的春心”,结果越想越觉得象是在做考试题一样,拟出的答案都是文字在脑海中漂浮,跟身体象是完全无关。试着试着,两个人就忍不住笑起来,

    杨红说:“我们两个真是书呆子。”

    周宁说:“我们算什么书呆子?听说有两个学物理的,新婚之夜就并排躺在那里,中间隔着二十厘米,手握着手,等着阴离子阳离子从他们手上传给对方去交合呢。”

    (16)

    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红和周宁两个人,一个想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另一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都坚持在那里做功夫,做得多了,杨红觉得自己也渐渐适应了,不仅不觉痛苦,也慢慢有了一点淡淡的,说不清楚的舒服感觉。

    杨红一面高兴,一面心下疑惑,这好像也不至於要象抽鸦片一样上瘾啊。杨红当然没抽过鸦片,但也经常听妈妈讲,说她的外祖父就是抽鸦片上瘾,把祖上传给他的几十亩良田都抽光了的。妈妈讲起外祖父抽鸦片时,脸上一般都是感激不尽的表情,说要不是他为抽鸦片卖光了那些地,解放初期家里划成分时就会被划成地主了,文革当中肯定会被揪出来批斗,我一个地主的女儿,你爸爸就不敢跟我结婚了,那就没有你们兄妹两了。

    所以杨红自小就对外祖父抽鸦片上瘾心存感激,没有外祖父的抽鸦片上瘾,就没有自己这条命。上小学时,有一次用“没有就没有”句式造句时,还被这个强烈的感激之情逃逸出去,一不小心,造了一个“没有外祖父抽鸦片,就没有今天的我”这样的句子。幸好那时妈妈就是杨红的语文老师。这个句子被妈妈批改作业时看见,一顿臭骂,威胁说再不许造这种句子了,就红笔一挥,改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

    杨红对外祖父的兴趣并未因此而减,常常缠着妈妈要她讲外祖父的事。妈妈总是说,有什么好讲的,他死的时候我还很小,只记得那时已经解放了,禁了鸦片了,他弄不到鸦片抽,就比死了还难受,形容枯槁,脸上总是一把口涎两挂鼻涕,人见人嫌。有时瘾上来了,要叫人把他捆在门前的大树上,怕他自杀。后来有一次,看得不紧,就被他逃出去,跳了门前的小河,死了。临了,妈妈总要加上一句,共产党就是有本事,禁烟禁睹禁娼,国民党办不到的,共产党都办到了。

    虽然杨红的妈妈讲起外祖父,一贯是用这种平淡无奇的口吻,但外祖父抽鸦片上瘾的故事还是在杨红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上瘾”两个字,是跟要死要活、投河上吊连在一起的。现在联系到自己,就觉得诧异,就这样一种淡淡的舒服感,值得周宁说的那些女人上瘾吗?扪心自问,充其量也就是一种“您来了,请坐请坐;您走了,不送不送”之类可有可无的感觉。

    杨红就把那本《家庭生活大全》再搬出来看,感到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读书不认真就是不行。书上赫然写着,夫妻生活,男女都会有“高潮”的。杨红就把描写女性高潮的那一节认真读了一遍。书上说得极中肯,说女性的高潮因人而异,难以一言以蔽之,但不外乎以下种种。然后就“有的……有的……还有的……”地罗列了十几条。

    杨红就一条一条地读,一条一条地对照自己,回答是“没有……没有……更没有……”。读完了,心里就非常恐慌,因为自己一条都没有,感觉象过党组织生活时,发现自己没有按党员守则去做一样。

    周宁的表情倒是很符合书上对男性高潮的描写,眉毛拧得够紧,气也喘得够响,汗也出了,人也瘫了,就象写书人是站在旁边,一边观察周宁,一边记录的一样。

    杨红是个好胜的人,可能是父母经常说:一个人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而杨红不知怎么的,就在里面加了一个“最”字,变成“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所以一直以来,就在为这个“最”字努力。幸好“最”总是有个范围来限制的,而且杨红还没有把这个范围扩得太大,总算得以幸存下来。如果她一心要做全世界第一,可能早就大失所望,一死了之了。杨红不过是要做一个小范围的“最好”,在班上一贯都是前几名。而周宁一直都是最后几名,因为周宁小学时有个老师说过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就一直把这个评语断章取义地记在心里,觉得自己是聪明的,学习也就不大用功,成绩一直就不是很好,好像不把自己的前程误掉就不足以证明自己确实是有小聪明一样。

    现在这情况好像调了个个,周宁这个全班成绩最差的人做得如《家庭生活大全》上写的一样标准,而杨红这个尖子生呢,做了这许多次,没有一次够得上“高潮”二字的。如果打起分来,肯定是不及格。杨红就开始发愁,女人应该有的,我没有;别的女人上瘾,追着男人要,我觉得可有可无,为什么我会这样呢?联想到自己的“老朋友”问题,杨红就后悔当初听了李护士的话,把那些药扔了,如果那时坚持打下去,说不定自己早就正常了。你想想,一边是名医院的名医生,另一边是小镇上的小护士,谁对谁错,不是昭然若揭吗?

    再到做爱的时候,杨红就免不了仔细观察自己,看有没有书上说的那种“高潮”,观察来观察去,就很失望,只有承认自己确实是“不正常”,对周宁就生出很深的感激,觉得他不嫌弃自己,从来不用“你有没有高潮”这样的问题来为难自己,实在是非常大度,非常体贴。什么叫知己?知己就是那个知道我的缺点甚至我的不正常还能爱我的人。杨红就很有“知我者,周宁也”的感觉,决心要好好爱周宁,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报答他的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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