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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金有嫂洗了衣裳,晾在界碑上。那古旧的石桩,斑斑点点一脸麻子。灰黑色的衣服披在碑上,疲软地垂下来,时而在风中微微飘两飘。

    “嗳,金有嫂,饭吃过没有?”

    她抬头一看,不觉慌了手脚。是王同志向这边走了过来,还有一个陌生人和他在一起,也穿着制服。她向来一看见王同志就发慌,使他也觉得不安,怕她应对失当。这一次她回答得倒很得体,“嗳!吃过了。”她含笑答应着。“你也吃过饭了,王同志?”

    他并没有听见她说了些什么,就匆忙地替她遮掩了过去,大声说:“好极了!好极了!你公公在家吧?”

    她慌慌张张走进大让,嚷着:“王同志来了!”

    谭老大与谭大娘满面笑容迎了出来。王同志把他同来的那穿制服的人介绍给他们。“这是顾冈同志,”他说。“顾冈同志是上海来的,来研究我们这里的生活情形。他要跟你们住在一起,过一样的生活。”

    他们笑嘻嘻地和顾冈招呼。顾冈有三十来岁的年纪,瘦长身材。戴着黑框眼镜,眼镜框再加上他的浓黑的眉毛,仿佛犯了重。他的棉制服是上等的青哔叽面子,而且是簇新的,看上去仿佛他没有穿惯解放装,有点周身不合褶。他向他们解释,说他是文联派下来的一个电影编导,下乡体验生活,收集材料。

    有一个民兵小张同志,是王同志的勤务员,挑着顾冈的行李,气喘喘地从后面赶了上来。顾冈似乎觉得他在这情形下,不能不和他极力争夺,想把行李抢下来,自己搬进去。小张同志又不肯放弃,两人一路扭打着,挑担子的脚步歪斜,几次差一点栽倒在地下。

    在土改期间,谭老大家里也曾经住过知识份子,所以他们也习惯了,相当镇静。他们很小心,决不敢向客人道歉,说吃得不好,房子不好,也不说“同志是上海下来的?”一向习惯总是说“由城里下来”,但那是错误,仿佛表示城市的地位比乡村高。

    他们领客人去看他们搁磨盘与农具的一间房。可以把这些东西搬出去,把门卸下来做铺板,架两只板凳上。顾同志说好极了。然后他们回到正房去,大家欣赏他们抽签抽到的那只深蓝色花瓶,是他们分到的地方的东西。

    经王同志要求,谭大娘跑了去把金根和他老婆叫了来。金根是劳模,他老婆又是最近“还乡生产”的,很能代表现在一般的新气象。顾冈对他们的印象很深。这些农村妇女倒是的确有非常漂亮的,他想。

    谭大娘说的话最多。别人大都只是含着微笑,喃喃地说两声“现在乡下好喽!”或者“现在两样喽!”谭大娘总是中气很足地高叫着:“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们哪有今天呀?”她永远在“毛主席”后面加上“他老人家”的字样,显得特别亲热敬重。

    顾冈可以看出来,她是王同志最得意的展览品,也许他让他住在她家里,就是为了这原因。王同志临走的时候,顾冈送他出去,王同志用一种宽容的口吻说起那老妇人:“她倒是有一桩——说话非常直爽。”

    王同志已经和他提起过这里的冬学,建议叫他去教书,可以和群众多一些接触。现在他又说:“好好的休息休息吧,同志,路上一定辛苦了。明天我来陪你到识字班去,给你介绍介绍。

    他又详细解释识字班的重要性,可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听他说起来,简直仿佛顾冈现在要和镇上的小学生们轮流担任的这份工作,是全国最伟大最艰巨的工作。顾冈心时想,这王同志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家。王的党龄也很长,而且据他自己说,从前在苏北还有过实际战斗经验。他实在应当有一个较好的位置。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在这穷乡僻壤做一个村干部呢?也许是因为党内派系的斗争,使他郁郁不得志。甚至于他也许曾经跟某一个被毛泽乐“清”掉了的中坚份子。如果是那样,那他就是个危险人物了,不宜太接近。顾冈因此谨慎了起来,态度也冷淡了许多。王同志一个人走回去,他住在区公所里,区公所就是从前的武圣庙。他离开了顾冈以后,方才自己觉得,刚才他说了很多的话,关于他的过去……在日本人占领期间作地下工作,后来风声紧了,又学到苏北去参加新四军。他本来并没有打算提起这些——对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何必告诉人家这些话。“英雄不道当年勇。”难道他已经成了唠叨的老年人,只生活在自己的回忆里。自己想觉得很难过。大概是因为顾冈对他的态度里仿佛带着点轻视,使他不由得要夸耀自己的过去,“也让他知道知道我从前的历史。”他最讨厌顾冈和他说起国内新闻的时候,那神气就像是以为他除了当地村庄里的事情之外,一无所知。

    他从来没听见过这顾冈的名字。但是从文联负责人写的那封介绍信的口气上面,可以看出他是“解放”后才加入他们的阵营的。

    “我自己算算,为党服务不止二十年了,永远在斗争的核心里,”王同志对自己说,“现在倒在这里招待这投机份子,还要被他看不起。真是活回去了!——这么一个不要脸的机会主义者,胆小如鼠的知识份子,统治阶级的走狗,摇身一变,也前进起来了,还要看不起人!”

    他自己也知道不应当滥发脾气,对于顾冈的估计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心里总觉得郁塞得厉害。他很希望他回到庙里的时候,有两个农民在他的办公室等候着,有些什么纠纷要等着他解决。那也许会使他胸中闷气稍微疏散些。他很会对付农民。做一件自己善于做的事,那总是相当愉快的。而且在农民的心目中,他就是政府。他们使他感觉到他是庞大的机器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轮齿,而不是一个过时的工具,被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他平常总是从早忙到晚,没有片的闲空,但是今一下午似乎竟是无事可做。他回到庙里之后,在他的写字台前面坐了一会,无聊得很,又站起来,背着手踱到外面去。小张同志替他管家,坐在门前一只薄团上,在那里剥蒜。破旧的薄团,蓝布绽开来,露出里面一根根的稻草。

    小张同志洗了衣服,在那里雕花槛上穿了一根绳子晾着。淡淡的一块日影,照在那惨红的庙墙上,一动也不动。

    王同志忽然想起来,他似乎永远是住在庙里,在那些宽广的殿堂上,黑洞洞的空房里;被逐出的神道仿佛阴魂不散,仍旧幢幢来往着。他从前和沙明结婚的时候,也是住在庙里。他知道的——反正只要一想起从前的事,马上就会想起她来,那似乎是最容易记起的一部份。

    第一次见到她,是有一次干部开大会。他在苏北的新四军里——那时候他就用着现在的名字,叫王霖。那次把所有的干部都集中在一个小县城里上大课,借一个地主的住宅。地主本人不在那里,搬到芜湖去了。那阴黑的大厅,竖着一根根青石柱子,风飕飕的,有点像户外的黄昏。大家都坐在砖的地下听演讲,各人记笔记,膝盖上顶着一本拍纸簿。演讲照例是以喊口号作为结束。大家一律站起来跟着喊,“毛主席万岁!”同时把帽子纷纷毛到空中去,用尽力气,能丢多高就丢多高。但是帽子落下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本事接到自己那一顶。大家正手忙脚乱满地抢帽子,演讲的人倒已经又高高竖起一只手臂,嘶哑也跟着往上一提。“史达林万岁!”他高叫着

    “史达林万岁!”大家跟着一声呐喊,一只只帽子又黑雨似地飞上天去。

    散会以后,王霖注意到一个女干部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那里,很为难的样子。她搭错了一个帽子。她年纪非常轻。别的女干部的头发都是剪短了,油腻腻地披在面颊上,她却是梳了两只辫子,盘在头顶上,藏在帽子时面,完全看不见。所以平时一眼看上去,会把她当作一个男孩子,尤其因为她那清的没有血色的脸,两只眼睛分得很开,是一个清俊的男孩子的面貌。但是现在没戴帽子,露出辫子来,就完全像一个女学生了。她穿的一套制服太大了,穿在身上,倒更显得身材纤弱。

    王霖把自己头上的一顶污旧的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看,显然是他自己的。实在不好意思走上去问她是不是她的帽子被他拾了来了。有好几个男干部都拿着帽子去问她,但是没有一个是她的。后来有一个人发现有一顶帽子高栖在一根屋梁上。一个姓俞的青年马上设法弄了一旧梯子来,爬上去替她拿了下来。王霖离开会场的时候,俞同志还站在那里和她说话。王霖虽然明知道俞同志职位太低,还没有结婚的资格,但是并不因此就觉得安心。

    “刚才闹丢了帽子的那个是谁?”他仿佛很不耐烦地问另一个干部。“真是笑话!”

    “我没有看见过她。是新来的——怎么,你对他有意思?”“别胡说!”

    饭后,他又试着问另一个人。“那梳辫子的那个——她的爱人是不是姓陈?”

    “她没结过婚吧?你是说沙明是不是?她来了还不到一年,在电讯组,没结婚。”

    “大概我认错了!”他喃喃地说:“还当她是陈同志的爱人。”

    女干部都在合作社里过夜。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合作社去,要求和沙明同志谈话。

    这里也按照普通店堂的布置,一边摆着一排红木椅子,两张椅子夹着一只茶几。他坐了下来,背后后墙上挂着红纸对联,祝贺合作社开张之喜。

    “这该是好兆头!”王霖想:“在一个合作社里向她求婚。这应当是我们在革命岗位上终生合作的开始。”

    清晨的阳光从门外射进来,照亮了他脚边的一筐筐的米与赤豆,灰扑扑的蘑菇与木耳,还有大片的笋衣,发出那干枯的微甜的气味。女干部们在柜台上大声谈讲着,卷起她们的铺盖。她们昨天晚上还睡在柜台上。

    然后他看见沙明匆匆地向他走来。王霖自我介绍了一下。“我想跟你谈谈!”他说。她微笑着坐了下来,显然是准备着接受批评。后来她苦诉他,她当时以为他一定是为了她打辫子的事,来向她提意见,因为她两根辫子已经引起了许多批评。

    “我听见说你还没有结婚,”王霖说。“我也没有。我提义我们向组织上请求结婚,你认为怎么样?”

    她倒很镇静,他想。当然她仿佛是有一点诧异。我微笑着回答:“考虑考虑吧!”

    “在我这一方面,是没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我已经决定了。”

    她仍旧微笑着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步骤,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他没有逼迫她马上决定。在阳光中看见她,使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她像一张泛了黄的照片,看上去是那样年轻,而是褪了色的。他仿佛觉是他得要小心,那照片不能用手指去碰它,不然更要褪色了,变得更淡,甚至完全消失。

    两星期后,他到二十里外的电讯站去找她,她不得不把一个夜班的同事叫醒了,给她做替工,才能够抽身出去和他说话。

    “我们还是递一个申请书进去吧!”他建议。“如果两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不宜结婚的,你放心,组织上一定会告诉我们的,这桩事尽可以让组织上替我们决定。”

    她仍旧是那句话:“考虑考虑吧!”但是他第二次再去找她,她让步了,迟疑地说,“好吧!”于是他们递了申请书进去,得到了上有许可。有一天傍晚,王霖派了勤务员牵着马上接她。

    马蹄声在黄昏的寂静中听上去特别清脆。他站在庙门前的石阶上,等那蹄声去远了,方才进去。大殿上黑沉沉的,只有他们房门里射出来的一些灯光,隐约可以看见旁边一排神像的青脸红脸,与他们金色的衣褶。破了的窗纸被风吹得啪喇啪喇响着。在他黑暗中走过,进了东配殿,那是他的房间。今天房间里打扫了一下,东西也整理过了,灯光照着,仿佛空空洞洞,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党在战争期间是比较肯妥协的,所以他们驻扎在这座庙里,并没有破坏那些偶像,也容许女尼继续居留。但是年轻的尼姑全都逃跑了。剩下一个老尼姑,住在后进,正在那里作夜间的功课,“托托托托”敲着木鱼,均匀地一声一声敲着,永远继续不断,像古代更漏的水滴,为一个死去的世界记录时间。

    王霖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着那女孩子来,心里渐渐觉得恍惚起来,感到那魅艳气氛渐渐加深。那天晚上她来了,天一亮就走了,还是那接她来的勤务员送她回去,替她牵着马。此后他每周期接她来一次。她永远是晚上来,天亮就走,像那些古老的故事里幽灵的情妇一样。

    有时候他几乎是挣扎着,想打破那巫魇似的魅力。他宁愿把她看得平凡些,也像别人的妻子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是不行。只有一次,他觉得他们确实是夫妇。那是有一次召开干部会议,临时因为军事状况,改在他驻守的小镇上举行。共产党向来最注重会场的布置,开会以前照例有一个高级官员到会场去亲自巡视一周,如果认为台上的桌子上搁的一瓶花不如理想,就要大发雷霆,负责的干部可能受到处分。但是在这战区内残破的乡镇上,花也没有,鲜艳的纸带、戏剧性的灯光装置,统统没有。甚至于连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都找不到——那是最不可少的。

    王霖非常着急。最后是沙明替他解决了难题,在正中的墙壁上糊上很大的一张红纸,写上一行大字:“毛泽东万岁”。本地人向来都是用钢脸盆洗脸,她把两只钢盆里注满了食油,放在桌上,一边一个。在开会的时候,盆里的油点上了火,燃烧起来,橙黄的大火焰蹿得非常高,一跳一跳,光与影在红纸的背景上浮动,所有的干部全都举起一只手臂来,宣誓为党效忠,会场里充满了一种神秘庄严的气氛。

    王霖得意极了,就像是他们在家里请了次客,太太招待有力,成绩圆满。事后他很和她谈讲那一天的经过,种种趣事与小小的不幸,回想起来都非常有兴味。最快乐的一刹那是客人全都走了,而她并不跟着走,却住在他这里过夜。

    她告诉他参加新四军的经过。她在高中读书的最后一年,有一个女教师常常在课外找她谈话,和她非常接近。这人是共产党。在少女的心情里,这一类的秘密活动太使人兴奋了,深夜的轻声谈话,钻在被窝里偷看宣传书籍,在被窝里点着蜡烛。女教师告诉她:只有苏联这一个国家是真正帮助中国抗日的。她经常报告延安与日军接战大胜的消息,大家私下举行庆祝。于是沙时与其他的几个女同学,都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女教师后来离开沧陷区,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就把她们几个人一齐带增了。

    “沙明”这名字是她到了这里以后才采用的。她认为这名字很男性化,很俏皮,像个时髦的笔名。

    她告诉他她去年在这里过冬的情形。四个电讯工作者,一男三女,驻扎在一个农民家里,占据了一间堂屋。白天在两张方桌上工作,晚上就睡在桌子上。堂屋没有门,被兵士确了去当柴烧了。北风呼呼地直灌进来,油灯简直没法点,夜间工作非常困难。虽然没有门,室内究竟比牛栏里暖和些,所以屋主人一到晚上,总是把牛牵进来,系在窗槛上。每次一听见那牛哗哗地撒起尿来了,值夜班的两个电讯员中,就像有一个赶紧跳起来,跑过去把一只木桶搁在牛肚子底下,然后回到她的座位上。牛撒完了尿,又得有一个人赶紧去把桶挪开了,不然就会给它一脚踢翻了,淹了一地的尿,脚底下全汪着水。

    有牛在房间里,也有一样好处。在风雪的夜里,三个女孩子都钻在牛肚子下面挤紧了睡觉,像小牛一样。

    她告诉他这些,自己仿佛很难为情似的,也跟着他一同嘲笑她这些意想不到的苦境。

    “小资产阶级投身在革命的洪炉里,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经验。”他承认。“可是要彻底改造,非得经过这一个阶段。”

    他怜悯她,但是口头没有什么表示,至多说一句,“你身体不好,所以吃不了苦。不过身体会好起来的。”

    到了夏天,她因为小产,病倒了,躺在一扇板门上,给抬到庙里来,庙里有一个医疗站,住着伤兵。王霖很喜欢有她在一起,但是他没有时间可以看护她。年来这一整情形很紧张,最后他们终于不得不仓皇撤退了。

    撤退的命令来的时候,是在后半夜。大家顿时忙碌起来,乱成一团。兵士借用的农民的物件,都得要拿去还人家,因为他们的口号“不取民间一针一线。”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砰砰拍着门,喊:“大娘!大娘”一个老婆婆睡眼朦胧扣着钮子,战战兢兢来开门。兵士交给她一只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只破锅,锅底一只大洞。他向她道谢,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

    “我们现在走了。不过你放心,大娘!”他安慰地说:“我们要回来的。”

    王霖有无数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发现沙明挣扎着坐了起来,把她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打了个小包。在这一刹时间,他心里很难过,不知道应当怎样告诉她,她不能和他一同走。“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转过身来面向着她,两只手掌按着膝盖上,放出很威严的样子。“我们要照顾到你的健康,你还是不要动的好。我跟方同志讲好了,让你暂时住在他家里。”方同志是王霖的勤务员。王霖很有把握,方家两个老的一定会效忠于他,因为他们的儿子在新四军里,是一个人质。

    她缓缓地继续整理东西,但是她终于停止了,仿佛疲倦过度似的,身体往前扑着,把脸埋在包袱上。他知道她在器。

    “你坚强一点,”他说。“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们常常得要留在敌后打埋伏。”

    “我要跟着一块儿走,”她呜咽着说。

    “可是担架不够用。”他急了,终于把真正的理由说了出来。“也没有那么些人抬担架。伤兵总不能不带着走。你一个生病的女人,没关系的。受伤的男人可混不过去。”

    他自己也有些东西需要整理。过了一会,他再回过头来,看见她已不哭了,在那里继续整理东西。已经有喔喔的鸡啼声,油灯的黄光被灰色的晨光冲淡了,透出一种惨淡的颜色。他觉得他们就像是要去赶早班的火车,心里只觉得慌慌的。

    方同志的父亲和哥哥抬着一扇门板来了,把她搀下床来,给她躺上去,盖上一条棉被。其实天气很热,但是总仿佛病人应当渥着点。王霖弯下腰来,把棉被在她颈项后面塞一塞好,轻声说:“你不要紧的。不过还是宁可小心点,快一点好起来,我们就要回来的。”她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她的脸潮湿而苍白。

    “同志!你尽管放心,不要紧的。”那老头子大声说。然而老头子显然心情非常沉重,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前途的无数麻烦与危险。他那勉强装出来的愉快的语气,让王霖听着,心里突然有一阵寒冷之感。他站在那里,他们抬着她穿过稻田,在晨星下。

    军队移到了另一个区域。这已经是抗战末期了,交战的各方面由于极底疲倦,都变得满不在乎起来,谁也不肯认真卖命。往往经过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战,一个人也没有死,简直成了闹剧化的局面。无论哪一方一鼓作气,向前冲过来,另一方就纷纷地集体投降;但是一有机会,就又倒了回去。大家就这样倒来倒去,不算一回事。整团、整师的军队,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筹码一样,有牌桌上推来推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常常有人穿过疆界,带信也很方便。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看上去似乎沙明是和新四军完全失去联络了。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情。有很多可能。也计她被发现了;也许有人靠密,把她抓了去,也说不定她的病热又转沉重,又缺乏医药,竟至于死亡。

    王霖有一次设法派了一个人去,给方安送了一封信;信是他们儿子写的,问起沙明的下落。方家回说他们把她送走了,因为当地有人认识她,有被发现的危险,所以把她送到距离很远的另一个村庄里,寄居住在他们的一个亲戚家里。但是他们听说她已经自动地离开那里了。

    王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他化装为一个小生意人,跑到方家听说的那个村庄里,去找他们那个亲戚,叫做赵八哥的。

    赵八哥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矮子,暴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得青青的。头发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那仿佛也是出于自卫,免得让人一拳打在下颏上,给他致命的一击。

    他斯斯文文地穿着蓝布大褂,并不是普通的庄稼人。若要问起当地的木材、蚕桑、茶山、盐运、税收,他无不熟悉,然而仍旧本本分分,十分各气。王霖假装对于木材很有兴趣,是方家指点他,叫他路过此地时候,可以向赵八哥请教一番。赵八哥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口才那样好,王霖以为“八哥”一定是他的绰号。但是后来看见他老婆出来了,大家称她为“八奶奶”,方才知道他确是行八。

    赵八哥留他吃饭。在饭桌上,做主人的又详细讲解纳税手续的复杂与微妙,沿途有各方面的关卡,又随时可以碰上各方面的军队。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不管”的区域,被日本兵、共产党、和平军、与各种杂牌军轮流蹂躏着。

    他们喝了几蛊酒以后,赵八哥说起“那次日本兵从通州下来”的故事。

    “我正在家里坐着,”他说:’——走就走进来了。领头的一个军官开口就问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说:“是的。”那他又问我:“你喜欢中国兵呢?还是喜欢日本兵呢?”这一问,我倒不晓得怎样回答是好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说的呢也是中国话。”

    “听他们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的。”王霖说。话说出了口,他才想起来,在乡下人听起来,日本兵的国语与北边人的国语,都是同样地奇特可笑。

    赵八哥也并不和他分辩,只把头点了一点,迳自说下去。“暖,听口音又听不出来的。只有一个法子,看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得出来。暖!两样的,不过,不敢看。”他把头微微向后一仰,僵着脖子,做出立正姿势,又微笑摇摇头。“不敢往底下看。”

    王霖耐心地微笑着,没说什么。

    “那么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叹了口气说:“唉,先生!我们老百姓苦呀!看见兵,不论是中国兵日本兵,在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只想能够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听了倒是说“你这话说得对!”——这么着一来,我就知道他是日本兵了!”他说到这里,仿佛觉得很得意。

    饭后,王霖站起来告辞。赵八哥听他说马上就要动身到邻县去,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到那里,就放心大担地挽留他,再三说,“可惜不能在这里住两天,难得来的。”

    “八先生待人太热心了,”王霖说。“不过你热心地名是已经出去了——呵,不提我倒忘了。我有个舍亲,是个年轻的女眷,上次路过这里,听说也是在八先生这里打搅了许多时候,我都忘了道谢。”

    “年轻的女眷?”赵八哥似乎怔了一怔。

    “她本来住在方家。”王霖一面说,一面盯眼望着他,看他的脸色有没有变化。

    赵八哥像是摸不着头脑。“你弄错了吧,我们这里没有年轻的女眷来过。”

    她也许化装了一下,隐瞒了真实的年龄。“我总还拿她当个小孩,”王霖呵呵地笑起来。

    “大概因为我以前看见她那时候,她还年纪轻得很,小孩脾气得厉害。其实——暖呀!算起来年纪不小了吧!大概是个中年太太的样子。”

    “我们这儿没有中年的太太来过,”赵八哥摇着头说。“没有。”

    “我听见说她有病。听说这一场病下来,老得不像样子了,简直都成了老太太——”

    “也没有老太太来过。”赵八哥坚决地说。

    王霖不是不明白,赵八哥大概是有他的苦衷,不敢说实话,怕他是另一方面的特务,在那里追捕一个女共产党员。于是王霖冒险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你不要怕,对我尽可以说实话,”他说。“我是新四军的人。你把事情的经过老实告诉我,可不许说谎。扯了谎给我们对出来了,我们的黑名单上有了你的名字,一家从都不要想活着。”

    赵八哥左右为难起来,这人自己说他是共产党,但是谁知道他究竟是那一方面的。这一次是连看他的靴子都没有用——他穿的是便装,没有靴子。

    赵八哥拿不定主意,只好一味拖延时间,矢口否认有人到他家里来住过,不论任何年龄的太太都没有踏进他家的门。

    “方家说他们把她送到你这里来的。你把她怎样了?出卖了她了?送到宪兵队去了?王霖逼着问。

    “老天爷,哪有这样的事,屈死人了!方家要是真这样说,那他们是扯谎。天哪!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要这样害我?”

    “你把我们的人弄到哪里去了?你老实说出来!你害死我们的同志,你不要命了?”

    经过许多恫吓,赵八哥终于吐出了实话,承认他这里曾经收容过一生病的少女。赵八哥心里想着,如果王霖结果又一翻脸,说出他是另一方面派来的人,他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是被人逼得没办法,捏造出来这故事,因为不这样说,就没法打发那人走。

    “她现在在那里?”

    “她是八月里走的,说要到镇江去,进医院治病。她说她有亲戚在镇江。”

    “一个人走的?”

    “她走的时候,身体已经好多了。她说自己可以走,不用人送。”

    趿嘏涛柿怂许多,但是问来问去,赵八哥还是这几句话。王霖认为他这话大概是可信的,因为沙明的确是有一个舅父住在镇江。?br>王霖回到他的工作地点,心里觉得相当满意。但是不久就又有许多新的疑团包围上来了。她为什么一直音讯全无?如果她是在镇江那样的大地方,是很容易找到接触的,不至于完全消息隔绝。

    渐渐地有谣言,说有人在镇江看见过她。她显然是背叛了革命,成为一名逃兵了。大家在讨论中常有时候提到她的名字,王霖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说,“她可惜立场不稳。不过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一向就是动摇性的。吃不了苦。我没有能够影响她,更进一步的争取她,我自己觉得很惭愧,需要检讨。

    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快乐的,他第一次怀疑到这一点。他们的结合并不为外间的世界所承认,那么,很可能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安顿下来,过着一个小城市的家庭妇女那种庸俗无聊的生活。王霖对自己说,抛开一切私人的感情不讲,他还是热诚地盼望她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在现在这种吃紧的情势下,正是用人的时候,组织上是特别宽大为怀的。只要她充分表示忏悔,大概不必经过长期的悔过,就会重新录用的。

    王霖跟着部队,在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开进一个小城。这城市易手多次了,经过一次次猛烈的炮火,已经大部分化为废墟。疲乏的不整齐的队伍走过沿河的码头,就踏上一条鹅卵石砌的长街。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两边的房子都炸光了,矗立着一堵一堵的残缺的粉墙。旧式的房子屋顶高,虽然不过两层,也就是很高的楼房了。大家排着队走过一座没有屋顶的白房子,上面一排黑洞洞的窗房眼子。王霖偶尔一抬头,向上面望了望,倒吃了一惊,看见楼窗里有一个女孩子,伏在窗口向他望着,他真没想到,这种房子里还可以住人。

    在暮色苍茫中,那女孩子的脸只是一个模糊的白影子,但是仍可以看出她是美丽的。而且,最使他觉得惊奇的——她在那里对他笑。他掉过头来,望到别处去了。这一定是个妓院。这些婊子也傻,不知道对新四军兜生意是没有用的。但是他突然震了一震,立刻又抬起头来。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吵喊:“沙明!沙明!”然而,那张脸庞已经不见了,就像是她听见了他心里突然起来的一阵狂风暴雨似的呐喊,把她吓跑了。

    他向旁边跨了一步,离开了队伍,站在那里仰着头望着那窗子发呆。她看见他就躲起来了?但是她刚才明明对他笑。她一定是性色慌忙地下楼梯来了,在那黑洞洞的楼梯上走着,一个不小心,跌下来会跌死的。他找到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口,显然是从前的门,就一脚踏进门去。

    在最初的一刹那间,有点迷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阵阵的凉风吹在他面颊上。四面矗立着各种黑色的形体,但是头顶上却氵蒙氵蒙地透出紫蓝色的微光。仿佛有蟋蟀在脚下吱吱叫着。他是站在户外。整个的房子都被炸掉了,只剩下前面的一堵墙,那墙背后除了一些瓦砾,什么都没有。

    他抬起眼睛来,去找那楼窗。刚才看见那女人伏在窗口,是左边第一个窗户,那么,倒过来,该是右面第一个窗户。这不过是墙壁上一个长方形的洞眼。那白墙缺掉一只角,喘着暗蓝的天,寂寞地站在那里。他向那窗户里面望进去,里面空空的,只有那黄昏的天色,略有风颗星刚刚出来,一闪一闪。他不由得脑后一阵寒飕飕的,就像把头皮一把揪紧了。

    他可以听见军队在那空荡荡的街道上排着队走,那有节拍的脚步声哒哒响着。王霖听见那脚步声渐渐远去,他突然恐怖得发了狂。他横冲直撞跑到街上去,一路飞奔着,赶上了他们。

    这件经验虽然使他神经上受了很大的震动,同时也使他心里充满一种近于喜悦的感情。他相信她一定是死了,她今天和他见这一面,就是为了要他知道她是死了。她不愿意让他想着她是丢弃了他,又跟了别人。

    然后他过去所受的教育又抬了头,告诉他这完全是迷信。但是他确实亲眼看见的。他一定是神经失常了。他伤心地想着,他不但失去了她,又还要失掉他的理性。

    许多年之后,他才听到一点关于她的确实的消息。共产党占领了大陆以后,他被调动到许多不同的地方。在这期间遇见了一个老同事,从前和他们俩都相当熟。这人告诉他说:他在苏州看见过沙明。她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他似的,所以他也没有和她招呼。但是后来他去打听了一下,听说她结了婚了,有两个小孩,有一爿店,卖藤器与草拖鞋。王霖听到这消息,并没有很深的感触。感情上的极度疲乏,早已使他淡漠了许多。他也已经习惯于这种思想了,想着她还活在世上,生男育女,渐渐地衰老了,在另一个男人家里。

    他得到一个机会回家乡去看看。十七年没回家了。他母亲还在世,但是和他隔阂太厉害,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谈了。她反正见了他就是絮絮叨叨,把这入场多年来的伤心事,吃的苦,受的损失,一桩桩一件件地诉说着。他无论怎样安慰她,说从今以后,慢慢地就会有好日子过了,也并不能使她愉快起来。她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光明远景并没有信心,而事实上家境也的确是越来越艰难了。他拿的薪水是供给制,当然也没法往家里带钱。家里还有一个童养媳,从前还没有来得及圆房他就离开了家。那女人很老实,他这一二十年没回来,她也并没有跟人逃走,仍旧在他家里。这许多年的劳苦操作,挨打受气,已经把她折靡成一个老丑的妇女人。王霖心里觉得有点对她不起。他和她结了婚,但是他难得回去一趟,而每次回去的时候,只有觉得更寂寞。

    他虽然没有什么朋友,和一切人的关系都搞得相当好,但是因为太自信,太固执,对于上司不大肯迁就、敷衍。就因为这缘故,无论有什么事情出了乱子,总是他挨批评。在开会的时候,他即使在争论中占了上风,主持会议的上级人员做起总结来,总给扭过来,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共产党席卷大陆之后,他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被贴上了“赶不上形势”的招牌纸。当干部是一个“死而后已”的职业,当然决没有辞退他的可能。他也像许多别的老干部一样,被调到乡下去担任一个低下的职务,那也就是他们的养老金了。

    他对于党的一般性的政策绝对没有意见。无论怎样不合理,不能接受的,他所受的训练也能够使他很快地“打通思想”,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使他起反感的倒是一些小事——政府官员的妻子永远也做着官,吃粮不管事;此外,无论办什么事,也就跟旧社会上一样,还是得靠认识人,得要“找关系”。同时他对于政府有些惊人的浪费的地方也觉得有些心悸。譬如像重建北京上海的许多佛寺,造得金碧辉煌,仅只为了取悦于来访问的西藏代表。他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由他经手,非常吃力地从农民身上一点一滴榨来的。

    他常常感到愤懑,但是他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愤,像一个孤独的老年人被他唯一的朋友所悔辱,自己生一回子气,也并没有人去劝他,他熬不了多久,自己倒又去转圆。他除了党以外,在这世界上实在是一无所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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