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底飞到上海，才下飞机，就觉得空气冰冰薄薄，台北还像初夏，略一跑动就流汗，上海却不，已经是深秋了。
手上的剧本不曾离开过，读了又读念了又念，我向来觉得自己才华不多，只是比较敏感和愿意尝试，因此可以演戏时，我每每都告诫自己一定要用功，常常朋友问我在做什么，我都答“做功课”，像个小学生，把剧本当课本，战战兢兢地念。
演戏很怪，像一个会上情绪魔术的魔术师，一叫哭就哭叫笑就笑，有时对着空气剑拔弩张，有时深情款款，事后回到屋子再想都好笑，到内地拍电影是第一次，心下也有些紧张，但上影厂将一切招呼好，我也就放心地休息了几天才开始拍摄。
《我血我情》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说的有趣并不是指好笑或好玩，而是名值得探讨的部分。一个哑巴的女孩因为党争而嫁到上海，但丈夫却不久后离世，她年纪尚轻又清洁单纯，和丈夫的弟弟年龄相仿，于是两人有了一段朦胧的情感。只是弟弟为替哥哥报仇，一夜不辞而别，再过几年，这家中的长子，也就是她未婚丈夫的大哥央求她嫁他，为感念大哥照顾她的恩情柔义，她便嫁了，却在结婚当天，弟弟又出现，并且为家中带来了敌人的杀机，于是家中陷入了情感、义气和恩怨的漩涡里。
这样的故事，刚看真是惊心动魄，30年代的上海虽然正是开放的前卫都市，但一个哑巴女孩和三个男人纠缠，而且还是三兄弟，想必现在这么开放的叨年代听起来都会咋舌，于是找来导演和制片在饭店讨论，问了一堆道德论的问题。对我来说，演戏最快乐就是“寻找角色”的过程，我常会自问“为什么她这么做”、“为什么她这么选择”，先问一大堆为什么，从很抽象的对待角色，再慢慢惜由找到答案的过程进入角色，这个阶段有时很像一个心理分析医师，在“寻找角色”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人性的善恶强弱，心中全有同情，会有感动，而这些情绪，身后就是表演吐最好的传达。当然每一部戏和电影的导演都不同语求的也不同，我也试过拍候孝贤导演的《南国再见南国》，完全不做功课，只凭感觉，在现场即兴表演，这样的调整会视情形而定，但真的很有趣，像一个好的香水师，采了千百朵花，最后却只萃取一滴精华，这种经验常常会令我觉得人存在是有意义而且有创造生趣的。
导演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他很年轻，长发技在预测，沉思时会用手指顶着下巴和唇，像是大学里忧心国家的知识青年，当他给了我答案又给我空间自己去发挥后，我就又回到房间里抱着剧本发呆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一部电影“BreakAWave”，是1997年坎城影展的参展片，也获得了奖，我忽然顿悟，剧中的女主角很爱她丈夫，她丈夫却因为钻油而受了重伤，脑部受创神智混淆，他常会要她的小妻子去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然后讲述给他听，借此刺激他的求生意志。我在看片途中泣不成声，一直骂那个妻子太笨，等到片尾妻子因遇到坏人丧生，丈夫却活了下来，于是审判长问医生：“你要怎么填这个女人的死因？”医生思考了很久说“善良”。对，死因是善良，在英文叫TOOGOOD我们中文会说滥好人，一个滥好人为了要让每个人都快乐她可以牺牲自己，但却反而弄巧成拙越来越糟。对我来说，《我血我情》里的女主角盈盈就是个滥好人，TOOGOOd，善良，当初二哥在党争中救了她；她父母惧亡，于是请她到上海，她回首前程茫茫，眼前的人深情款款，她不忍拒绝，也不会拒绝，从小到大她是家人的掌上明珠，家人在包庇地下党她自己并不知道，直到父母去世，她才惊觉自己只剩一个人了，失去了父母的羽翼遮盖，她来不及摸索就被二哥信誓旦旦地接到上海，她原想这样也好，这就是我的一生了，却没想到三弟晴光年轻好动却不知觉感动了她，她甚至纯良到不曾察觉这样的事有何不妥，盈盈没谈过恋爱，她是个小孩子，只是浸在一种增俄的喜悦里，直到二哥出事，三弟晴光跟着离家，她才惊觉，原来，这可能是爱情，但她情何以堪，这些男人走时不通知她，来时也不通知她，只给她爱却不给有形的呵护，她渐渐的死心，而且成长。
那为什么嫁大哥呢？对这个一向只有阳刚没有阴柔的大宅，盈盈无异带给每一个异性一种美好印象，沾有香气的衣服、麻花大辫，这都是一直只顾兼代父职及一家之长的大哥想都没想过的，他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所以没有表达，但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盈盈不再是女孩，他怕岁月回忆都会孩找了她，于是问她“嫁不嫁”？盈盈见？似乎也只能是“嫁吧！哪里也去不了，而眼前的人对她，真是生生世世的重情”。于是嫁给了他，从此不再多思。当我把这些条理一想明白，心情立即大好，相信会是一部好的电影。
在上海拍戏很快乐，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人们待我好得如同手足，吃的喝的从来也不少，知道我想家，也会约我去吃饭听音乐解闷，三个男主角中以饰晴光的黄亚男在对手戏份上较多，年龄又相仿，我们常在片场抬权打发漫长的等待和寒冷，还有摄影组、灯光组的用心，每上镜头都好美，还被吴永林大哥开玩笑说“拍的太漂亮了”。最常在一起的是服装和化妆，一伙人围着小火炉吃瓜子、糖炒栗子好像已经是过年的气氛，这些和我在台湾的经验是大不相同的，我很珍惜。
快拍完的前几天，我因入围1997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整个剧组就说是他们带了好运给我要我请吃饭，正好导演也很感谢这次大伙近乎共同创作，一人指挥的配合，就和我一人摊了一半费用请客作东。吃到一半时，周围人开始敬酒，平常不喝的我也因离情依依喝了起来；又被起哄叫唱歌，唱完歌后又和大伙一一拍照，每个工作人员的每一张脸，喝的红彤彤的脸庞，我至今仍一一记在脑海里。
在飞回台北的回程上给剧组打电话，剧组的人还说“飞机不飞了”，要不就说“转一圈又回上海改”。听着他们熟悉的声音，再想下次见面怕又要一段时间，终于感觉离别的不舍，班我来说不论演技，或者人生的路途上，都像多获了一盘珍宝似的，这些滴滴点点的经验及回忆都将深植在我心里，收在我的宝盒中，永远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