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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与日本士官无缘

    蒋介石去日本之前,先于五六岁时在家延师启蒙,后来又进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科举式教育,并于一九O二年到县城奉化应童子试,考中童子试以后,才能报考秀才。结果连童子试都未考取。黎东方于《蒋公介石序传》中说:“他见到试场中种种不合理与腐败的现象,下决心再也不去参加这种考试了”(页十六),是明显的曲笔。其实义和团之乱以后,一九O一年订立“辛丑条约”,清廷有鉴于国耻与国祸之逼上眉睫,乃决心办新式学堂,派送留学生出洋,并于一九O五年取消科举考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考试”可以“参加”了。蒋介石不过是顺从时尚,不再考试而进了新式学堂。进洋学堂是当时的新出路,并不一定表示要“追求革新精神”。

    蒋介石于一九O三年进的洋学堂是奉化的凤麓学堂,筑有楼房教室与操场,大约有一百名学生,总教习(教长)姓竺名鏖祥,当过前清翰林。学堂的课程虽包括英文、算术等西学,但经史旧学仍占很大的比重,几乎是新瓶旧酒,引起学生们的不满,蒋介石参与其中,并被推为代表向校方交涉,由于“情态激烈”,几乎被开除学籍。“情态激烈”正符合蒋介石被同学取的绰号——“红脸将军”,动不动涨红脸孔,与人吵架。此一事件很可能促使蒋介石于翌年转学到同一县城的龙津学堂。过了一年,再转学到宁波的箭金学堂,不到一年又回到奉化的龙津学堂。龙津学堂有两个日本教师,很可能在日本人的影响下,十九岁的蒋介石渴望到东洋去留学。留学在当时早已成为风潮,并不特殊。许多传记作者认为,蒋介石到日本去是为了革命,并且说他于出洋前在宁波剪了辫子,托人送回溪口老家。这是事后聪明。请看张群的回忆: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陈香梅《张岳公闲话往事》)

    到日本才剪辫,不一定是革命示决,也很可能入境问俗。最可注意的是,此已是蒋介石第二次出洋,仍带辫子,可见在宁波剪辫托人带回溪口,都是虚构。

    蒋介石第一次到日本是一九O六年的四月,年底前就已回国,原因是他想学军事,但清廷已与日本政府有协议,不准中国学生自费学习军事,只收国家保送的学生。蒋介石遂于回国后进入段祺瑞任督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小学课本中有一则沿用毛思诚所记(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一册第三编,页九至十)有关蒋介石的爱国故事,说是日本教官在中国学生面前把四亿中国人比作微生虫,蒋介石反唇相讥,说是日本有五千万人,也像五千万只寄生细菌,日本教官羞愤之余,见到蒋介石没有辫子,指着秃顶就咆哮说:“你是否革命党?”最后一句露出马脚,张群明明说,他与蒋出国时都是带辫子的。这种故事,与华盛顿砍断樱桃树的故事一样,都是政治神话。而北大历史系出身的王俯民在洋洋洒洒的《蒋介石详传》中,仍将此神话当作信史来转述呢!(见上册,页二十二)

    蒋介石与陆军速成学堂的六十二名学生,一起于一九O八的春天,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转往东京,进入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呢?话说自庚子义和团大乱后,中国统治者脑袋开了点窍,乐见留学了。从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O一),到了三十三年(一九O七),几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就冒出了一万多。这种数目,后来一直增加,但增加归增加,素质却大有问题,因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学校课程。于是,专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班式学校,便益形必要。这种学校很多,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学;在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在陆军方面,有成城学校、振武学校。

    在振武学校之前,中国留学生学陆军的,都先入成城学校。一九O三年(光绪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手。振武学校成立于这年七月,地点在东京牛区河田町(现在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所在)。受训期为三年,毕业后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实习。所以,这个学校并非如黎东方等人所说,是日本士官的预备学校,而是帮助中国学生学军事的预校,与士官根本无关。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时间是一九O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到一九O九年(宣统元年),所受教育,还不到三年。

    根据一九O四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四月的练兵处《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当时所选学生要“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蒋介石进振武学校已二十一岁,年纪不算小了。据振武学校编《振武学校沿革志》,改三年制后,上课总时数如下:

    对照起振武学校创办时期的《课程概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年制的课程,日本语文方面多了一千二百一十二小时,比起没改成三年制以前,改了半天,重点不外是加强日本语文训练而已。综合观察起来,三年期间,除了军事课程外,蒋介石所学的,远在今天高中生的课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课目中有算术,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足见他的教育程度,只是相当于初高中程度而已。再说,蒋介石入校在一九O八年,按说已是三年制,但从钦定年表核算,他的修业年限,至为可疑,因为明明不足三年。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十六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创立之初为十五个月,一九O五年十月,改为十八个月,次年,再改为两年,旋改为三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在成分不足也。

    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于一九一O年冬天,自振武学校毕业,时年二十三岁,遂即分配到北海道新潟县高田镇的十三野炮联队实习,此时他身高一六九点四公分,体重五十九点二公斤。(据高田市史记载,见《蒋总统秘录》第二册,页二一三)实习生是二等兵,生活十分艰苦。至于军事训练,主要是喂马,以及替军马“擦热”,使马在严寒中血液流通,并没有真正学到军事科技。据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说,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冈外史与联队长飞松宽吾,对二等兵蒋志清“甚优遇”。(见第一册第三编,页十四)但事实上师团长对蒋全无印象,直到一九二七年蒋至日本送照片并赠“不负师教”题词,长冈才知曾有这样一个二等兵。(见坂部护郎《将军长冈外史》页二七八)既不知,何来“优遇”!

    但是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主席的钦定履历中,赫然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最高学历。(见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的《蒋介石全集》,于《传略》中也赫然有“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日本士官学校”字样。(见上册,正文页一)此后宣传顺流而下,公私各家莫不视为事实。邓文仪编著的《蒋主席》,说得最神龙活现:

    到了日本,起初是进东京的士官预备学校,那是我国政府专为我国留学生升入士官学校的准备而设的。后来考入士官学校。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专心求学,正因为求学心切,谢绝一切游乐,因而无形中和一般娇生惯养、徒事游荡的留日同学隔离开来,竟被人误会为高傲。这是不曾了解他,与其说高傲,不如说他率直。(页八)

    邓文仪偷天换日,居然把名不见经传的振武学校换作赫赫有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了。当然有不少中国学生自振武学校毕业,经实习后考入士官,像士官四期的蒋作宾、第六期的孙传芳、阎锡山、第十期的张群等等,但蒋介石并没有进士官,更无从毕业。从昭和十五年十月兴亚院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可知自第四期至第十期,每期毕业生名单中都没有蒋介石。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组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附带一提的是:以上各期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矣!

    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士官不士官并无关系,但是蒋介石却是十分在意的,李宗仁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页五七○至五七一)

    这种在意,多少透露蒋介石性格中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亦由于这种在意,使许多文学侍从,不惜把士官的衔头套在他身上,或尽量把他与士官挂钩。实际上,蒋介石的最高学历是而且仅是振武学校出身,“直接送进联队”的阶段而已,距离士官毕业,还十分遥远。总之,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所得学历只是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阶级只是上等兵。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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