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哪里敢，当时袁督师的罪名是通敌，通关外的满洲人，以叛乱罪处死，谁敢同情他？”
“袁督师死在崇祯三年，十四年后，明朝亡了，满洲人进了关，对这位所谓勾结他们的袁督师，采取什么态度？”
“清朝明明知道这是冤狱，这是他们反间计的成功，但不太说得出口，因为一来用这反间计太卑鄙了，二来为袁督师昭雪即等于宣传他是抵抗满洲的英雄，对入关的满洲人，当然不妥，所以袁督师的殉国真相，一直讳莫如深。袁督师生前有两句诗：‘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功是高了，可是皇帝一点也不明，反而把他当卖国贼给杀了；心是苦了，可是后人又知道多少呢？两百五十年了，一位为国冤死的英雄还不能被公开昭雪，公道何在啊？”
“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结果明朝又亡了，没法替他公开昭雪；随后又两百多年清朝的天下，未便公开昭雪，才出现这么大的一幅谑画。人生际遇真不可知啊，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死后盖棺都不能公开论定。为什么群体对个人这样残忍？”
“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所以，许多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抱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我想，当年的袁督师一定多少有这种认识，他的前任熊廷弼刚被冤枉杀掉，他怎能不知道？知道还来跳火坑，自然就表示他已有为群体而牺牲个人的准备。话说到这里，我想到你康先生，你想救中国吗？你想走这条路，你就不得不先做一番准备，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所以，有一天，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得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那时候，请你记得我的话，群体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奢求，你求仁得仁就好了，一笑而死吧。群体会歌颂你，那也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像我们歌颂袁督师一样，谈起我们这位广东老乡袁崇焕，想起他、怀念他、到他坟上凭吊凭吊他，这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
和尚说完了一席话，康有为点点头，表情有一点凄楚，没再接话。这时候，小和尚开口了：
“师父，您刚才说您当和尚只当了十一年；而您现在四十一，十一年前正好三十岁，三十岁以前您做什么？”
和尚一听，脸上的安详顿时失掉了，两道浓眉紧紧皱起，他一对精明的眼睛从小和尚脸上转向窗外，又转向天空，整个房间忽然变成死寂，没有一点声音。康有为静坐不动，他只感到一股丁香的气息，阵阵从他鼻子里吸进，这一点呼吸的感觉，使他觉得在死寂中有一种生机。他只动眼珠，斜看了一下小和尚，小和尚已低下了头，两眼凝视着空了的饭碗，右手拇食指交互轻摸着碗边，没有任何别的动作。
过了很久，康有为终于轻轻地用两手挪开椅子，欠起身来。“打扰得太久了，师父。”和尚醒过来，望着他。康有为补了一句，“我也该告辞了。”
“还早啊，康先生。”和尚赶忙说着，站了起来，“喝杯茶再走。来，我们到前面客房坐，喝杯茶。来，普净，一起来，等一下再收拾桌子。”
客房很小，简单的摆设，朝南是一面窗，窗台下摆着长太师椅，太师椅两边夹着茶几。茶几两边转成直角，各有太师椅一张，分别东向西向。北面墙上有书橱，橱上全是佛经。橱中间伸出一张方桌，上面有文具，两边有椅子，看来好像是客房兼做书房。后面墙上最招眼的是一卷条幅，写着魏之琇游悯忠寺诗：
琳宫深邃柏苍苍，
忏佛台因古国殇。
妙法有源逢圣世，
孤忠堪悯惜唐皇。
老僧戒约温而厉，
游客心情慨以慷。
莫向残碑说安史，
景山鼙鼓更凄凉。
康有为站在这幅字的前面，深深地被诗句吸引住。唐朝太宗盖这悯忠寺后一百年，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将军们坐镇北京，曾在悯忠寺盖了两座大塔，后来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几乎将唐朝推翻，幸亏唐朝引用外国兵平乱，安禄山史思明又一再内讧，才算保住了唐朝江山。但一百多年后，唐朝还是完了、安禄山也早被杀了、史思明也早被杀了，只是他们留下的两座高塔还凄凉地存在。又一百年过去了、又一百年过去了、又一百年过去了，塔终于倒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只留下断垒残碑。诗人来了，向残碑说安史，想到大唐帝国的一世雄风，不论是帝王豪杰、不论是骄兵悍将，都云散烟消了，安禄山史思明固然尸骨无存，就是盖悯忠寺的唐太宗的陵寝，也早被翻开了。一幅大唐帝国的烟云，在中国各处，都散开着、流失着，但在小小的这座悯忠寺里，却微妙地相聚着、衔接着。悯忠寺太小了，小得没有人注意，但从有心人眼里、从诗人笔下，它象征的竟是那么深远、那么凄凉。诗人从一粒沙里能看到世界、从一朵花里能看到天国，又何况悯忠寺，它有这么多的尘沙与花草。从悯忠寺里，诗人可以看到那万马奔腾、看到那中国先民的经营与破坏、欢笑与眼泪、生命与死亡，和死亡以后金石的追念，乃至于金石本身的变成残碑断垒。唐代过去了，五代又来；五代过去了，宋代又来；宋代过去了，元代又来；元代过去了，明代又来。明代老了，明代的光芒已经黯淡，进入黑夜，黑夜里，悯忠寺的庙门偷开了，迎进袁崇焕的孤棺；袁崇焕进入孤棺以后十四年，把他杀死在刑场的明朝皇帝，竟也在鼙鼓声里，凄凉地走上景山，吊死在树上。诗人写下了“景山鼙鼓更凄凉”的句子，只有从有心人眼里、从诗人笔下，一切才是若亡而实在。
若亡而实在。看起来好像过去了，其实没有、其实还在那儿。中国的哲学家早就提出“景不徙”、“影不移”的论证。在一处空间里，不断的有人和活动的留影，留影处处在改换，后影已非前影，前影虽然看不见了，其实仍在原来地方。任何空间、任何古迹、任何残碑断垒，愈有历史性的遗存，愈有这种层层相因的留影，只有空间、只有古迹、只有残碑断垒，只有它们才一幕幕面对了人世的兴亡。时间在它们面前排队走过，它们是时间的检阅者、是历史的证人，这一真相，诗人感触最深，诗人把他的感触留在纸上，纸挂在墙上，也做了新的留影。从诗人留影到纸，从纸反投这种留影到后人，又是一套完整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