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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五章

    按党章宪法搞选举换届

    施计策权术播春风细雨

    这一天,方结实找上门来,不明不白地说了一大堆话,弄了半天,我才稍微有点明白。

    原来,他是个孤寡老头,五保户。早几年,他有一间土房子,在镇区扩街时给冲掉了,一直住在村里的一个破旧小房子里,村干部就是不给他盖房子。他外甥是远乡人,多少年才抽空来这里看一下老舅,一看他居无定所,很生气,就帮他老舅上村里、镇里闹了几次,话说得中肯、得理,村里只得另寻地皮给他盖了新房。从此,他算是学了个乖,感到无论什么事,闹一闹就比不闹强。于是逢事必闹,一个劲儿闹了几年。其实到了后来,他的要求并不高,就是怕死后村里把他软埋了,一定要现在给他做个“老屋”,心里才感到踏实。就这么个简单要求,村里一是烦他长期告状,二是还有几个五保户,怕引起连锁反应,没有答应他。于是,他有空没空就上镇政府,甚至跑到县城去闹。

    我问他:“结实啊,你现在能吃多少饭?”

    他不解其意,说:“不瞒书记,我现在很能吃哩。”

    我说:“这就对了,你很‘结实’嘛,干吗现在就要老屋咧,这不是自己咒自己,嫌自己死得慢嘛。”

    方结实说:“不是哩,贺书记,俺大队干部坏得很,我信不过他们,他们必须给我一个答复,要不我死了谁管呀?”

    我说:“结实啊,你信不信我?”

    “信,咋会不信哩?”方结实说。

    我说:“咱俩也是老熟人了,我来当书记,就是给老百姓做主的,不要逼村干部表态了,我把民政所所长叫来,记下你的要求,镇里给你出个保证,一定让你老了有棺材行不行?”

    他一听,眉开眼笑:“贺书记呀,群众都说你是好书记哩。”

    我又问他:“你还种不种地?”

    他说:“不种地,就在街上卖‘气死猫篮儿’,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

    我就夸他能够自食其力:“不错,不错。”

    他很高兴,说有了老熟人当书记,啥也不怕了,以后一定会好好干,叫贺书记好好看看。我让通信员小马把镇民政所长胡贵田叫来,安排他给方结实出个手续。

    一开始,老胡不解其意,直说:“贺书记呀,这个证明可不好出,村里如果不认账,恐怕将来要烧镇里的手。”我向他挤挤眼,老胡马上会意,回去拿了公章,煞有介事地写了一张保证:

    在方结实百年以后,一定由民政所安排一个七寸的柏木棺,并且用柏油把外边浇上一遍。

    盖上民政所的红印章后,方结实像得着了圣旨,叠好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裹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边走边说:“书记呀,有事我还来找你!”我说:“行!”

    方结实走后,我让通信员小马把刘镇长和平奇、春跃、振山这三个专职副书记叫来,开一个书记办公会。重点研究一下党委、政府换届工作。

    要说这党委、政府换届,县级以上五年一次,乡镇和村里却是三年一次。乡镇换届的模式跟县里相仿,也要开党代会、人代会,要按党章办,要按宪法办,非常严肃,非常严格,非常严谨。村里就相对简化,村支部换届是召开个全体党员会,选出支部委员,再从其中产生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对委员再进行分工;村委会换届就很复杂,已经定出候选人的,选票要过村民的半数,才算当选;近几年又要老百姓进行“海选”,就是说,允许自报竞选,老百姓愿意选谁就选谁。这样一来,选举就很难保证一次成功。因为我们国家的国民素质实在不高,并且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级政权成了空壳,还有许多村债务缠身,群众的怨气很大。因此,在选举时,群众对选举对象是“你整我三年,我整你一天,就是不选你,给你个难堪”;乡镇党委干这项工作也很头疼,因为“三年一换届,一次得半年”。即使是换了以后,也长时间稳定不下来。

    村级复杂归复杂,也必须在乡镇换届以后再说。所以,我这个书记办公会议,不研究村级班子建设,只研究镇两委班子换届。这本来是个程式化的事情,首先是选出党代表、人大代表,只要把名额按《选举法》的要求分下去,由组织书记监控,党委及时把关就行了。其次是开好党代会和人代会两个大会,贯彻一下一次管三年的工作思路,把班子选好,就算完成了换届工作。可是,对于灌河,我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上一次的换届工作,全县就出了不少问题,灌河还出了大乱子。

    先说镇长刘春亭,实际上就是选举工作的惊弓之鸟。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先被安排在县商业局工作,当一个股级干部,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好单位,况且“人都想往高处走”那个老话起作用,又因为新调来的县委书记与春亭是远门亲戚,他就找到书记,一心想转到行政上干。于是,在换届改选前两三个月,他从一个一般的股长一下子当上了瓦房店乡的副乡长。由于转到地方上没经验,初次当上副乡长,对农村工作不熟悉,又不知道自己有多轻多重,在说话上还习惯于部队的那种“日亲骂娘”训人的军阀作风,一句话就想冲倒人,所以,提前到瓦房店乡上任的适应期内就不够适应,自己浑然不觉地得罪了一些村支部书记。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村支部书记,他们在乡里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换届改选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到了选举的关键时刻,有几个支部书记一串通,一起哄,就给了老刘一下子,让他落了选。这个结果不论对谁,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因为现在提倡依法办事,你落了选,就不能继续留在那个地方工作了,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家里等待组织另行安排。其实,这还不仅本人丢了面子,也给县委的组织人事安排丢了面子,给乡镇的党委书记丢了面子。但组织的面子总是虚的,个人的面子才是实的。于是,只要有人落选,县委就觉得对不起这个同志,就要进行新的安排。春亭就是先在家里休息了一阵子,不料想因祸得福,不久被派到灌河镇当上了副书记。党内安排职务在特殊情况下,不需要选举,这样一来,他不降反升,由一个一般的副乡长,摇身变成了抓组织的副书记,成了灌河镇名副其实的三把手。

    当春亭在瓦房店乡落选成为全县街谈巷议的新闻之时,灌河镇随之出现了更大的新闻,这里的换届也搞砸了。由于当时的党委书记毛丰山同镇长钱西川长期不和,底下的人也就内乱不止。当地的一些人想把一个本地的干部选进班子,他们私下四处串通,换届前就已经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

    事情发生的前兆已经非常明显,各种信息都汇集到了时任镇党委书记的毛丰山那里,让他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党委书记是选举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又是当然的选举委员会主任,一切必须在这一个人的控制之下。一旦失控,就没法给县委交代。因此,这项工作搞不好,首当其冲是党委书记丢人打家伙的事情。毛书记得到这些底下不稳的信息以后,和钱西川镇长的长期不和就退居次要地位,他们二人在这个关键时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毛书记亲自出马,开始试图做一些人的工作,能打就打,能拉就拉。叫了这个叫那个,机关干部找了再找村干部,每天熬到深夜,感到十分焦虑。“是疮就要流脓”,到了这个时候,工作的成效已经微乎其微。地火奔突,杯水车薪,救不下来的火,转移到毛书记的脑门子上,讲话时就不再讲策略,在批评一些人时出口就说:“日他妈,这灌河人有强烈的排外情绪。”这种说法,更加激怒了那些兴风作浪的人,“排外”的评价一传出去,犹如火上浇油,局面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到了选举的这一天,钱西川镇长拿着手提包,放在自己的座位底下,时刻准备一旦落选,立马走人。幸好他以超过半数两票当选,另一个副镇长刘成甫却中箭落马,败走麦城,灌河从此成了刘成甫一生的伤心之地。

    事后,县委领导非常生气,派出纪检、监察、公安、检察几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兴师动众地调查了很长时间,最终不了了之。这样一来,疾病没有医好,却把书记、镇长的矛盾表面化了。随后不到几个月,县委相继把毛丰山、钱西川都调出去,矛盾双方,两败俱伤。

    由此可见,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换届选举是选一个党政班子,不如说是对一个党委书记政治成熟度的考验。鉴于此,县委对灌河这一次的换届工作非常关注,组织部长夜里三次打电话问我情况,唯恐出问题。我对这次换届选举工作,当然不敢掉以轻心。召开书记办公会,就是要认真地对这项工作做出专题部署。

    组织书记左平奇详细汇报了县委关于这次换届工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目的要求,汇报了党代表、人大代表的选举情况,对人员的构成逐人进行了分析,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一加以说明。春亭以其曾经做过组织书记而卖老资格,动不动就说应当如何如何。只有我这个在一把手交椅上尚未坐稳的人,是第一次处理这种问题,对全镇人事情况又很不熟悉,只好认真听,认真思索。

    通过分析,大家清楚地认识到,党委的换届不是什么大问题,党内选举,毕竟容易控制。但政府班子选举,就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一定要扭转上次换届灌河出现的被动局面。最后,我定了这样一个调子,一定要做到“三个确保”:即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确保选举工作在程序上万无一失,确保被选举人满票当选,确保实现县委人事安排的意图。“三个确保”的指示,虽然有点牵强,但体现了一种信心和决心。对第二个“确保”,他们几个的信心明显不足。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一个“满”字,这个字绝不能少,因为不管能不能“满票”,提法上必须这样提,要求上也一定这样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把过去人们搞乱了的思想,集中到县委人事安排的意图上来。

    3月17日,召开了党代会。我代表镇五届党委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九名党委委员、五名纪委委员。每一组中间都要找一名差额,实际上是找两个配角,一个叫马兴民,一个叫周礼中,他俩都表演得非常成功。会议一宣布差额候选人名单,他们首先站起来,恳请代表们不要选他们。两个人公开声明,自己的资历、阅历不足以当候选人,马兴民还不讲方式地说,我这是受领导抬举,赶鸭子上架子。当这个候选人,不过是“聋子耳朵——配搭”,请大家千万不要选我。对这种赤裸裸的表态,全场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于是,在欢乐的气氛和《喜洋洋》的乐曲声中投票,在大家早已知道的结果中唱票及宣布结果,所有候选人差不多都是满票当选。接着,我又主持原配好、新选出的党委和纪委两套人马,分别召开六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纪委书记、副书记。这些都不过是虚实参半耍民主,煞有介事走过场。从党代会召开成功上,我看到事情并不像他们分析的那样复杂。因此,对开好人代会就有了几分把握。

    按照法定程序,乡镇人代会必须开够三天时间才算合法。但没有一个乡镇会那么傻,一般都是一天就收场,好在县人大也都默许了这种切合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

    当时,春亭建议,一定要严密组织,到开会这一天,派出四部车辆起个大早,到四个管理区去,把代表集中上来;会场外安排派出所的干警站岗,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会场内每个管理区坐在一起,管理区书记(都是代表)坐在他们中间,再派上镇直代表(一般是与党委、政府领导们关系密切的人员)夹在村代表中间,双管齐下,监视着代表们的言行和画写选票的过程。

    春亭讲这些时,平奇、春跃是很赞成的。平奇并且给我解释说,其他乡镇都是这么做的,好像这就是成功的、成熟的经验。我除了肯定严密组织这一点外,其他的一概予以否决。我跟他们讲,做什么事情都是“方法大死气力,四两能拨千斤”。首先,鉴于上次换届混乱的局面,造成的严重后果,灌河的多数干部不会不汲取经验教训。这一次大家心态已经趋于平和,转入正常,这项工作只能是内紧外松,不要故意制造什么紧张气氛。要让代表们感到十分宽松,尽力创造一种民主和谐的气氛;二是不能让派出所人员在场外站岗,有两个同志值勤就行,其职责主要是劝说可能出现的上访人员,切不可把人大代表当成专政对象;三是坚持正面教育,没有必要监视人大代表。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有人策划另选他人和贿选的情况。

    我既然这么拍了板,他们几个就不再多说什么。只有春亭的表情有点怪怪的,估计他一是不相信这样做能够奏效;二是担心他会在选票上吃亏,因为他这个镇长目前也是个代镇长,不经人大代表选举不算数,他对自己能不能当选还没有多少把握。我知道他肯定不赞成我的这些要求,可是你不提出来,我就不说什么。

    为了防止一些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在大会前我专门组织召开一次扩大党委会。会上,我强调指出,这次人代会我负总责,负全责,人代会上的一切程序都必须按我的要求办,所有不明白、不理解的问题必须向我请示后方能开展工作。任何一个同志如果不按这个要求办事,不管出不出问题,我都将毫不客气地追究他的责任。这个要求,凛然地控制了全体班子成员的言行。

    3月22日,人代会如期召开。我作为第一责任人、选举委员会主任,首先组织与会党员代表开了一次党内吹风会,很简短地讲了几点:一是我镇召开八届人代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党委决心召开好这次会议,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凡有任何非组织活动的,坚决一查到底,决不心慈手软。二是要通过这次人代会,做到“两个体现”,实现“两个确保”,对本届人大代表实施“两个教育”:即体现灌河镇党委、政府一班人的坚强团结、正直无私,体现灌河镇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号召力和凝聚力;确保镇党委对本次人代会周密安排和工作意图的实现,确保县委人事安排意图的满票当选;要通过这次人代会,对我镇人大代表进行一次民主法制的教育,进行一次参政议政意识的教育。三是考虑到工作实际,整个会议坚持的原则是:于法周严,于事简便。我要求四个管理区书记把这三点意见记下来,按照管理区分组,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一个代表。

    会议异乎寻常地顺利。春亭满票当选,从而对我初次表现出佩服的神情。县人大的巡视员也非常满意。组织书记左平奇喝晕以后说,好哇,贺书记,你真的比我们高明嘛。我们以前都是捧住这些代表,生怕他们翻套,候选人还要携几条烟到各个代表团慰问拉票。你呢,一上来说成了通过会议来对他们进行“两个教育”,从各方面都压了他们一头,高明,实在是高明!

    人代会结束后,我让机关干部休整一下,放了几天假。自己也想松口气,准备回城跑跑,拜拜几个金融部门的门子,以利于今后筹措资金。午休后,我还没有离开灌河,周礼让、林恒昌等几个当地的长老找上门来,说是要当面给书记提出一些建议。他们还没有开腔,我这里就一连接了两个电话。看到书记这么忙,几个老汉知趣地说,改天再来,改天再来。两个电话的内容,一个是县委办通知,明天八点,在县一宾馆召开乡镇党委书记会议。一个是从虹川地区彰阳县打来的长途,说是我们这里的滑石粉厂的一个叫冯根的会计,因为卖血晕倒在他们医院里,正在抢救!他们辗转找到镇党委书记办公室的电话,要我们马上派人去。

    正是:工作头绪乱如麻,救人心情急如火。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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