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当年坐船顺水而下长江，她是逆长江而上，她们都来到良县。母亲说过，那时江水生有青苔，碧绿透澈，水里漂浮着通体透明的桃花鱼。
柳璀知道那种特殊的水母已经不可能生存，长江的水质现在已经远远恶化，到夏天黄水翻滚，半江泥沙，哪里去找什么桃花鱼。可是当年的专员公署或许还能找到的――母亲叫她“顺便”看一看。
她一步步问当地人，在旧城里转悠了一个圈。看来连这都是奢想了。当初的围廊平房早就被改成机关的水泥楼大院，良县政府机关又率先搬进堂皇漂亮的新政府大楼，号称“千里三峡第一迁”，看来良县领导对拆房子特别积极。其实离2009年全蓄水还早着呢，只是借这名义大兴土木而已。良县政府的水泥房子都已经部分拆毁，余下部分，现在用作“灭鼠办公室”，县府后院堆了从船上一箱箱运来的新超效的灭鼠药，正院里挤满了领药的人：按住址个人和单位分发，只收点象征性手续费。
柳璀在闹哄哄领药的人丛中，想象当年的专员公署的格局，那些回廊，那些庭院的精致雕木结构，院子里花树盆景，早有雨露，日有阳光，一年四季鲜花不断。
柳璀想象母亲怀着她，挺着大肚子的样子，母亲的脸非常温柔，不像现在的母亲，光有优雅雍容，缺少女性，更少点母性。
那个剪着短发的女子，从重庆一人乘船到良县，老远就看到山坡上一片灰黑，船靠近，才看到黑瓦、发霉的石墙和木头板房，那冒出平瓦房顶的法国教堂尖顶，只有抬头看，才可越过那些房屋，看到远处起伏的群山峰巅。
专员公署非常气派，有点像她娘家的格局，院里有葡萄藤架，到处是花草，牡丹尤其开得艳丽。良县比她想的条件要好得多，而且历史悠久，清朝时这儿就有小火轮穿越附近两三个县镇，没过多久就有邮政代办所和电报局，后来有了长途电话，有四所学校，还有天主教女校，这使她非常高兴。
母亲有一次无意走进一条街。那儿有一道城墙，很旧了但没有坍塌，街道全是石块砌成的，不过很少见人走动。太阳落入西山，街上人点起油灯。人多起来，穿得红红绿绿，老太婆也穿自己织的裙子，头发上盘了好多布。有家院子热闹异常，几个青年男子头上盖着头巾，正在跳丧，他们走的是女人的步子，手舞起来时是兰花指，那拖得悠长的唱调，唢呐手吹得满头大汗，边上看的人又哭又笑。
她觉得累了，就进了一家茶馆，那儿人也不少，装束奇异。一个老太婆走过来，对她说：“妹儿，你初来乍到，哟有喜了，喝尖儿吧。”
不一会那盖碗茶端上，一少年手执长嘴铁壶，远远地吊水到碗里。她一边看街上那些如赶集似的人群，一边喝茶，茶很像板蓝根的味儿，有点涩，不过留在舌尖有些回甜。从茶馆望出去，垒起的石墙，开了很多的紫茉莉。
大雨倾盆而下。她困在茶馆里。不远处有叫声，她在茶馆屋檐下，跟着声音看去，是猴子，主人就是那老太婆，把猴子带走。天突然暗下来，有声音从原始森林那边而来，非常尖利，听起来非常哀伤。
母亲回到家，丈夫很焦急。结果丈夫告诉说，那是清朝旧街，在城外了，你大着肚子千万别再去那儿。母亲问为什么呢？丈夫说，那是山里的土家和苗民节日出来赶集的地方，没开化，野得很。城墙妨碍交通，准备拆掉。
母亲听了没有不高兴，相反感觉丈夫很关心自己，以后下班后她不再出去。她说院子里有许多竹子，她摘下竹芯泡开水喝，大清热。她经常在那里散步，翻看几本新文艺书，等丈夫回来。
离开北京的那晚，母亲讲的事，全发生在柳璀出生前那天夜里：母亲怀着孩子，那几天觉得特别不舒服，脚肿得厉害，特地找了一双大一些的布鞋，但根本不能出门，只有给妇联请了假，她的日常工作也由陈阿姨代着做。
半夜有人敲门。柳专员点着煤油灯在读各县区的汇报，手指不安地在纸上弹着。院子大门敲得很急，很响。柳专员脸阴沉着站了起来：妻子刚感觉舒服一点，睡着了，这下子也惊醒了。柳专员摸了摸已解下放在床头的手枪，那敲门人已进到后院里，正在和警卫说话。
柳专员就去打开门，走了出去。
是驻军支队长来报告任务执行情况：说是柳专员下令搜寻的女恶霸红莲已经找到，在南华山中被路隘口埋伏的哨兵抓住的。
负责这些事的武装部长老陈后一步也赶来了，看来支队长首先是到他那里去，老陈叫他过来找专员的。支队长肯定是因为抓住要犯来报功，原以为难以索查，已成漏网之鱼，成了个破案难题，挨过严厉的批评。所以，他与老陈都特地来汇报。
柳专员刚要说大惊小怪，抓住一个妓女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必要半夜报告，又不需要动枪动武。但是那个地名引起了柳专员的注意。
“南华山？”他问，“抓住人的地方，离水月寺庙有多远？”
老陈说，“就在进香客上山的那条路上。”
“那么说，红莲是在禅寺抓住的！”柳专员说。
老陈改正说，“不是在寺里，是在寺外的路上。”
“那么她正从寺里走出来。”柳专员说。
“我就不知道了，”老陈说，他看看支队长。兴奋的支队长也被这一串问题弄糊涂了。
柳专员想了一下问道：“人在哪里？”
“还在山里。我们让他们明天再解过来。”
“立即在专员公署警卫排抽一个班的兵力。”柳专员对老陈说，“精干些的，全部党员，我和你们一起去。”
老陈有点惊愕了，他不明白这个妓女竟然有那么重要。
“天太黑，”老陈温和地抗议说，“本地士兵才能走山路，我们的老兵不行，但新募的本地士兵中党员不够多。”
“带火把，”柳专员根本不理睬他的抗议。“快，你们分头去准备，执行命令，十分钟出发。”
他转身回屋，投影一直到床前，看到蚊帐里妻子惊恐地半爬起来，靠在床头上，不放心地看着他。他对她说，“小事，别怕，比战争年代危险少多了。我一会儿就回，你先睡。”
柳专员吹熄了煤油灯就走了。
母亲一夜没有好好睡着，不安地等着丈夫回来。她早已习惯他为革命忙碌，现在也还不完全算和平年代，局势似乎更加复杂。她忐忑不安地等了整整一夜，迷迷糊糊睡过去几次，有一点声音就马上惊醒了。
柳专员走了很长时间，几乎整夜没有回来。等到他回到家里已是拂晓时分，他全身衣装沾满污泥，他取下手枪皮带。母亲赶快穿上衣服，给他沏一杯热茶。泡好茶，她又帮助丈夫脱掉又湿又脏的衣服，找出干净的衣裤来。柳专员却让她上床去，说他自己能处理。
“你眼睛有点红，没休息好吧？”他关心地问她。
他叫醒警卫员，让他去伙房打点温水来，稍作洗涮，换上干净衣服。他吩咐警卫员站在门口，别让任何人打扰，上午八点准时叫他起来，他要补一下睡眠。然后就躺到床上休息。
丈夫一上床就睡着了，打起鼾来。母亲却没有上床，她真心疼他累坏了，情愿代他守在门口。这时听到街上有动静，似乎市嚣来得比以往更早，这一天是良县十日一集的日子，近来这一带乡间恢复了和平，但城里商人还是没有全力投入营业，集市就十分兴旺。她索性到外间屋子梳洗。警卫员在院子里与人说话，好象在劝说他们，她就走了出去。
看见母亲出来，警卫员才说他把好几批人拦住了，免得影响柳专员休息。
“他们说红莲被抓住了！还有玉通禅师。”警卫员忍不住告诉她，“警卫排现正在城外押着人，消息全传开了，全城都知道了。今天赶集人特别多，现在全拥在街上，说是马上要带他们进城。街上都在骂一向道貌岸然的禅师。反动派就是男盗女娼的东西！”
母亲立即明白过来，昨晚丈夫赶到山里去是为了什么，她把自己有点发皱的衣衫拉平。鸟在吱吱叫，云层压得极低。她心里突然一阵不好受，胃翻腾得厉害，很想吐，就移往门槛边，扶住门框。
警卫员没有看到她的反应，还在说，正在这时院子里又响起敲门声。
她看着警卫员说，“轻声点去拦，别吵醒老柳。”她觉得口干舌燥，很想喝一口水，就转身朝自己房间走去。
母亲轻轻地开门进屋，她拿梳子走到镜子前，不小心把镜子弄倒了，哐当一声滑过椅子掉在地上。
柳专员听见声音醒来，光线刺激他的眼睛，他举手挡住，那个神情，像个需要怜爱的大孩子，像还在重庆追求她的那个年轻憨厚的军官，他对城里漂亮的女人暗中有点敬畏，他后来对她说，他当时都不敢和她说话，第一次介绍见面，他比她先脸红。这让她有些感动，一个久经沙场、为人民出生入死打下红色江山的人，在她面前还如此腼腆害羞？
母亲拾起镜子，没有碎，可是裂了一条缝。她呆坐在椅子里，“对不起，吵醒了你。”不过她的话等于白说，因为外面已经开始人声喧哗。
这声音提醒了柳专员，那稚拙无助的神情很快消失，他马上变成这里的首长，而且面临着局势的一个关口。他伸手拿怀表看了一下，就从床上跳了下来，匆匆穿上外衣。
母亲想说什么，可是说不出来。看到母亲惊恐的脸色，柳专员明白她要问什么问题。他看着妻子的眼光，忽然变得肃穆阴冷――他从来没有这样看过她。母亲一下子语塞，不知道如何开口，而且也弄不清全局。毕竟，她听到的，只是昨晚他与驻军支队长和老陈之间的一言半语。
她将一碗稀饭端上来，不等她递上榨菜，柳专员就将稀饭灌了下去，他又吃了第二碗。房间里气氛非常沉闷，他不说话，母亲也不说话。
驻军支队长在屋外叫柳专员，说已经准备好了。柳专员与他一起往公署厅走去。
她从敞开的门望出去，他们的身影在围廊上。她站了起来，想了想，也跟着走了出去。她无法走快，在那个水池前，她还坐下来歇了一口气。
那些正在办公的干部，却已在署厅――会议室里了，三五成群地说话，他们已经无法走到街上去：街上已经人山人海，看见干部，他们会围上来打听。干部不知如何答复好，在这群情汹汹的时候，他们需要先听领导的布置。
看见柳专员来了，那些人拥出会议厅，一时院子里都是人。柳专员看看干部们，果断地说：
“镇反小组，妓女工作小组留下，其余干部请照常工作，坚守岗位，没有什么大事，一切都在正常工作范围之内。不要自乱阵脚，让反动派有可乘之机。”
等到院子里只留下有关干部时，他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情况，布置宣传要点，公审大会组织工作，起草给省里报告等事务。
母亲那天觉得人很不舒服，院子里的气氛也不对劲，街上的嘈杂越来越喧吵，而且天转眼间变得像死鱼眼睛那样泛白。她走回后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心里一阵阵紧张。突然院子里喧闹起来，连串嘈杂的脚步声，那红莲和玉通禅师竟然从街上被押进来了。人太多了，她担心肚子里的婴儿，就只站回廊上，不敢往前挤。
她听见柳专员愤怒的吼声，声音很大：“解下来盖上！成何体统！”
拥进专员公署的人越来越多，打翻了花盆，踩坏了刚刚发出芽的雏菊。那些人的脸上很兴奋，眼睛发着亮光，高声地抢着说话。柳专员叫大家安静，他说：“我们要注意政策，千万不能随着性子来，即使对反革命，也要注意我们党不虐待俘虏的一贯政策。警卫排在这里警戒，陈部长先到会场布置。犯人先关到武装部拘留室去！”
母亲感到胸口堵得慌，气都喘不过来。她回到房间里，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大口，但又马上吐出来，口腔又苦又涩，大概是睡得不好的缘故。外面喧腾的呼声不断地传来。她想让警卫员叫陈姐来陪她一会儿，可是警卫员一个都不在。她想陈姐这会儿一定忙得不可开交，发动群众，布置会场。她一个人坐在桌子边，肚子饿得厉害，试着吃点稀饭，可是仍难以下咽。她去食堂，本想找点菜汤喝，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可能都去看热闹了。她挪着步子，回到屋子里，靠着床头斜躺，深深地呼一口气，感觉好受一些。
这期间柳专员回来了几分钟，只跟她说了几句心不在焉的话。他来拿他的手枪，说是要去公审大会场地检查一下，他不愿意看到这关键性的一着有什么闪失。刚跟省委通了电话，已经同意了他的处置，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处置。母亲刚准备问他时，他就匆匆走了，连门都没有关。
母亲叫住他，说她今天很不舒服，请他早点回来。
他有点生气地回过头来，但只是说，正是革命关键时刻，你也应当配合一下么，别拖后腿！然后一甩手就走了。
母亲望着他的背影，觉得今天肯定要出事，她有预感，今天不对头。
公审大会在街市中心，离公署有相当长一段距离。母亲能听见一些远远的闷雷般的呼喊，没有人来告诉她情况，她没有参加过公审，只能想象。但是她连这一点都无法细想下去，腹中开始尖锐地刺痛起来，肚里的婴儿以前一直有点动作，但从来没有这样伸臂撸腿，似乎怒气冲天要从水牢里打出来。她感到这孩子的四肢和头部在猛烈地捶击她，她的呻吟不时变成惨叫，但是这孩子似乎更加痛苦。她全身都是汗。这时警卫员经过房门，母亲赶快侧过身子，叫住他，哀求地说：
“你去告诉老柳，再叫一下医生吧。”
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是找了柳专员，柳专员正在主持公审大会，人民群众控诉的激情如火如荼，群情沸腾，正在节骨眼上，马上要专员作总结讲话，进行宣判。柳专员请妻子千万忍受一下，他开完会就回来，他叫警卫员先去叫医生。而医生说一会儿就到。
“会什么时候开完？”她躺在床上问。
“肯定是把人枪毙了才结束――”
她一听，禁不住痛苦地呻吟，近乎吼喊。“要枪毙才算结束呀？”她痛得泪水满面，双眼死死地望着警卫员问：“什么时候才枪毙呢？”
“公审完了，立即就地枪决。会场上用沙包堆成刑场。”
母亲这才想起来，丈夫一再说要检查现场。她的嗓子沙哑地说，“那要什么时候完呢？”
“马上完！”警卫员说，“马上就完！”
猛地，她醒悟过来，停住哭喊问：“枪毙谁？”
“反革命分子呗。”
“谁？”
“不就是昨天抓到的和尚和妓女？！”
她一愣，自己完全缺乏经验，当时听丈夫中午说已布置好时，根本就没有猜到会是这样结果。她突然顶不住了，呕吐像喷射一样冲出来，她惨叫着：“医生，医生！”
警卫班士兵奔跑进来，满头大汗，说：
“齐军医正在忙着，陈姐也快临产了，说是产门已经开了，他说马上就好，马上赶过来！”
又是一个“马上”！母亲大哭了起来，这孩子真成了要命的事。她伸出手抓住绾在床边的蚊帐一角，狠狠一拉，蚊帐就滑落下来，盖了她一脸一身。
“医生说陈姐突然临产是没想到的事，她还未到产期。”警卫员说：“他尽快赶过来。陈姐是在公审大会上晕倒，突然早产。”
母亲这时候听不进别人的事了，她只能自己一个人对付这局面，反而镇定下来。她掀开蚊帐，只能想怎么度过自己和肚里的小生命的生死之关。
正在这个时候，远远地传来山呼海啸般的吼喊，翻过院墙门窗而来，那吼喊渐渐减弱，好象越来越稀薄的空气已传不动喧腾的人声。
母亲只觉得胸口越来越重。只是这么一瞬的停顿，肚子里的孩子又开始扭着她的肠子撕咬，汗水把头发衣服全部打湿了，在她的嘶哑的喊声中，她没有听见会场上像鞭炮那样轻微的枪声，人们情绪激狂的呼叫。后来好象又有几声枪响。
她一门心思在控制自己，“你要支撑住！”她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支撑住！”她的嘴唇都咬出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