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块头在水槽里把我贮存的威士忌打得一瓶不剩——的确一瓶也不剩。我同附近酒店的老板成了熟人，每次削价处理威士忌时，对方都送一两瓶过来，结果我现在的库存量相当可观。
大块头首先打烂了2瓶威尔德·泰西，接着开始摔苏格兰C·S，毁掉了3瓶I·W，粉碎了2瓶杰克·丹尼，埋葬了劳塞斯，报销了赫格，最后把半打芝华士一起送上西天。声音震天动地，气味直冲霄汉。毕竟同时打碎的是足够我喝半年的威士忌，气味当然非同小可，满屋子酒气扑鼻。
“光是呆在这里都能醉过去。”小个子感慨道。
我万念俱灰，支着下巴坐在桌旁，眼看支离破碎的酒瓶在水槽中越积越高。在上的必然掉下，有形的必然解体。伴随着酒瓶的炸裂之声，大块头打起刺耳的口哨。听起来那与其说是口哨，莫如说是用牙刷摩擦空气裂缝那参差不齐的剖面所发出的声响。曲名则听不出来，或者没有旋律，不过是牙刷或上或下地摩擦剖面或在中间出入而已。一听都觉得神经大受磨损。我频频转动脖颈，把啤酒倒入喉咙。胃袋硬得活像外勤银行职员的公文包。
大块头继续进行并无意义可言的破坏。当然，对他俩来说也可能有某种意义，但对我却是没有。他将床一把掀翻，用刀割裂床垫。又把立柜里的衣服一古脑儿掏空，把桌子抽屉统统摔在地上。接着揭掉空调器的配电盘，踢翻垃圾筒，将抽屉里的东西用不同的办法——砸毁摔碎。雷厉风行，干脆利落。
卧室和客厅沦为废墟之后，即刻移师厨房。我和小个子则转到客厅，把靠背割得七零八落且上下倒置的沙发弄回原处，坐下观看大块头在厨房大发淫威。沙发坐垫几乎完好无缺委实堪称不幸中的一幸。这沙发坐上去极为舒坦，是我从一个摄影师熟人手里低价买下来的。那摄影师在广告摄影方面乃一把好手，可惜神经不知哪里出了故障，偏要躲进长野县的深山老林，临行前把事务所的沙发处理给了我。对他的神经我固然深感惋惜，但还是为能搞到这个沙发而暗自庆幸。至少可以不必另买。
我坐在沙发右端双手捧着罐装啤酒，小个子在左端架腿靠臂。尽管声音如此之大，左邻右舍却无一人前来过问。此层楼住的差不多都是单身，若非有相当例外的原因，平日白天几乎空无一人。这两人想必晓得个中情况才如此肆无忌惮地弄得震天价响吧？有些可能。他俩全都了然于心。表面上似嫌鲁莽，行动起来却精打细算，无一疏漏。
小个子不时觑一眼劳力士，确认作业进展状况，大块头则稳准狠地在房间里往来砍杀，片甲不留。给他如此搜查一遍，恐怕连一支铅笔都无处藏身，然而他们——如小个子起始宣称的那样——什么也没搜查，只是一味破坏。
为什么？
莫非想让第三者以为他们已统统搜过不成？
第三者是谁呢？
我不再思考，喝干最后一口啤酒，空罐置于茶几。大块头拉开餐柜，将玻璃杯扫落在地，又向碟盘发起攻击。带过滤器的咖啡壶、茶壶、盐瓶、白糖罐、面粉罐，全部粉身碎骨，大米撒了一地。冷冻箱里的冷冻食品也惨遭同一下场。约有一打的冻虾、一大块牛脊肉、冰淇淋、最高级的黄油、长达30厘米的大块咸大马哈鱼子和试做的番茄汁，全都发出陨石群撞击沥青路面般的声响，零乱不堪地滚落在漆布地板上。
进而，大块头双手抱起冰箱，先往前，然后冰箱门朝下推倒在地。散热器的配线大概断了，溅出细小的火花。我大为头疼：该如何向前来维修的家电修理工说明故障原因呢？
这场破坏戛然而止，一如其开始之时，既无“可是”“但是”。又无“然而”“不过”，倏忽间完全止息，长时间的沉默笼罩四周。大块头不再打口哨，立在厨房与客厅的门口处以空漠的目光望着我。我不知道自己房间变成这般狼狈模样花了多长时间。大约15分钟到30分钟。比15分钟长，较30分钟短。但从小个子目视劳力士表盘时现出的满意神情看来，我猜想这可能近乎破坏两室一套住房所需标准时间。从全程马拉松所需时间到卫生纸一次所用长度，世上实在充满各种各样的标准值。
“收拾怕是很花时间。”小个子说。
“算是吧，”我说，“而且花钱。”
“钱不钱当前不在话下，这是战争！算计钱是打不赢战争的。”
“不是我的战争。”
“至于谁的战争倒无所谓，谁的钱也无所谓。所谓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听天由命。”
小个子从衣袋掏出雪白的手帕，捂住嘴咳嗽两三声。又察看一会手帕，揣回原来的衣袋。也许出于偏见，我是不大相信身上带手帕的男人。我便是如此存在为数甚多的偏见。所以不很受人喜欢，因为不受喜欢偏见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走后不久，‘组织’那帮人就会赶来。他们要调查我们，看我们闯入你房间搜寻什么，问你头骨在哪里。但你对头骨一无所知。明白么？不知道的事无法告诉，没有的东西拿不出来，纵使受到拷问。所以我们同来时一样空手回去。”
“拷问？”
“免得你受怀疑，那些家伙不知道你去博士那里，知道这点的眼下只有我们。所以你不至于受害。你是成绩优秀的计算士，那些家伙肯定相信你的话，而以为我们是‘工厂’，并开始行动。我们早已算计好了。”
“拷问？”我间，“拷问，如何拷问？”
“过会儿告诉你，别急。”
“假如我把分类运算的实情告诉给本部的人呢？”我试着问。
“那一来，你就被他们干掉。”小个子说，“这不是骗你，真的！你瞒着组织去博士那里做了被禁止的模糊运算。光是这一件就已非同小可，何况博士又拿你来做实验。这可不是儿戏！你现在的处境比你自已想象的危险得多。听着，坦率地说，你一只脚已经站在桥栏，要好好想一想往哪边落才行。摔伤后可就追悔莫及。”
我们在沙发左右两端面面相觑。
“有一点想问问，”我说，“我帮着你们对‘组织’说谎究竟有何好处？作为现实问题，计算士毕竟属于‘组织’，而关于你们我则毫不了解。我何苦非得同外人勾结来欺骗自己人呢？”
“简单得很，”小个子说，“我们把握了你所面临的大致境况，正在利用你。而你的组织对你的处境还几乎浑然不觉。一旦发觉，很可能除掉你。我们的估算百发百中。简单吧？”
“可是，‘组织’迟早总要发觉的，无论境况如何。‘组织’极其庞大，而且不傻。”
“或许。”小个子说，“但那还需要一段时间。而在那一时间里，如果顺利我们也好你也好说不定可以解决掉各自的问题。所谓选择就是这么一种东西。要尽量选择可能性多的，哪怕仅多百分之一。这和下国际象棋一样，受挫的时候就逃，逃的过程中对方很可能出错。
纵使再厉害的对手也不能保证不出错。那么……”
说着，小个子看了下表，朝大块头啪地打个响指。大块头旋即像接通电源的机器人一般猛地扬起下颏，三步两步来到沙发跟前，屏风似的在我面前稳稳站定。不，与其说是屏风，莫如说更接近于露天电影场的巨型银幕，挡得前面一无所见。天花板的灯光整个被他遮住，淡淡的阴影包笼着我，我蓦然想起小时在校园观看日蚀的情景。大家把蜡烛油涂在玻璃板上，用来代替过滤镜观望太阳。差不多已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往事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似乎把我带到了妙不可言的场所。
“那么，”小个子重复道，“往下需要你稍微难受一下。稍微——或者说相当难受也未尝不可。这是为你本人着想，只能请你忍耐。我们其实也不是想干才干的，实属迫不得己，脱下裤子！”
我无可奈何地脱下裤子。反抗也于事无补。
“跪在地上！”
我乖乖地撤离沙发，在地毯跪下。以只穿运动衫和短裤的形象跪在地上实在有些奇妙。但还没容我深想，大块头便绕到背后两手插进我腋下，拦腰攒住我手腕。其动作一气呵成，恰到好处。被勒得特紧的感触自是没有，但若想多少动一动身子，肩和手腕便如被拧一般作痛。接下去，又用他的脚把我的脚腕死死固定。这么着，我便如同射击游戏室壁架上摆的假鸭子，全然动弹不得。
小个子去厨房拿回大块头放在桌子上的快刀，将刀身弹出大约7厘米，从衣袋里掏出打火机仔细烧了烧刀刃。刀本身倒也小巧玲珑，不给人以凶残之感。但我一眼即看出并非附近杂货铺卖的那类便宜货。就切割人体来说，其大小已绰绰有余。人体与熊体不同，绵软如桃，有7厘米管用的刀刃基本可以随心所欲。
用火消罢毒，小个子静候片刻，以便刀刃降温。随后，他把左手放在我白色短裤的腹部橡皮带处，往下拉到阳物露出一半的部位。
“有点痛，咬牙忍着。”他说。
我觉得有个网球大小的块状空气从胃涌至喉咙，鼻头浮出汗珠。我很怕，害怕自己的阳物受伤。如若受伤，将永无勃起之日。
但小个子丝毫没有伤害我的阳物，而在我肚脐往下约5厘米的地方横向切了一道6厘米左右的口子。仍有些发热的锋利刀刃轻轻吃进我的小腹，如用直尺画线一般往右一拉。我刚要收腹，但由于大块头顶在背部，纹丝动弹不得。更何况小个子还用左手紧紧握着我的阳物。我直觉得浑身所有的汗毛孔一齐冒出冷汗。稍顷，一股滞重的痛感猛然袭来。小个子用纸巾擦去刀口上的血，收起刀身，大块头随即离开我的身体。眼看血把我的白色短裤染得通红。大块头从卫生间另拿来一条毛巾，我接过捂住伤口。
“缝七针就行。”小个子说，“多少会留下伤疤，好在那个位置别人看不见。可怜固然可怜，毕竟人有旦夕祸福，就忍耐一下吧。”
我把毛巾从伤口拿开，看被割成什么样子。伤口不算很深，但仍可见到带血的淡粉色的肉。
“我们一离开，‘组织’就有人赶来，你就亮出这伤口，就说我们威胁你，逼你道出头骨下落，否则还要深切，但由于实在不知头骨在什么地方，无法说出，所以我们才无可奈何地走了，这就是拷问。我们认真起来，干得比这还要厉害咧。不过现在这个程度足矣。要是还有几次机会，肯定叫你好好瞧瞧更厉害的。”
我用毛巾捂着小腹，默默点头。原因我说不清，总之觉得还是言听计从为妙。
“不过，那位可怜的煤气检修员果真是你们雇的吧？”我问，“莫非你们故意马失前蹄，以便我多加小心，好把头骨和数据藏起来不成？”
“聪明，”小个子说着，看了眼大块头的脸，“脑袋就该这样运转。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活下去，如果幸运的话。”
言毕，两人离开房间。他们无需开门，无需关门。我房间那扇拉手不翼而飞四框扭曲变形的不锈钢门，现在向全世界开放。
我脱下沾满血污的短裤，扔进垃圾篓，用浸湿的软纱布擦净伤口四周的血。每次前后弯腰，伤口便火辣辣地痛。运动衫衣襟也有血迹，也一扔了之。接着，我从散落一地的衣服当中拨弄半天，挑一件即使沾血也不显眼的T恤和一条最小的三角裤穿了。
然后，去厨房喝了两杯白水，边想问题边等“组织”来人。
过了30分钟，本部来了三个人。一个便是经常来我这里取数据的盛气凌人的年轻男联络员。此人一如往常地身穿深色西服、白衬衫，打一条银行贷款员的那种领带。其余两人穿着胶底布面轻便鞋，一副运输公司搬运工的打扮。但看上去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像银行职员和搬运工之辈，只不过借助这副不引人注目的装束而已。眼睛总是不断打量前后左右，身上肌肉时刻绷紧，以随时应付一切事态。
他们也同样没有敲门，穿鞋径直升堂入室。搬运工模样的两人仔仔细细地检查房间，联络员则从我嘴里听取情况。他从上衣内侧口袋掏出一个黑皮手册，用夏普记录笔记下谈话要点。我说有两人来搜寻头骨，出示了腹部伤口。对方对着伤口看了好一会儿，但未发表任何感想。
“头骨？头骨到底是什么？”他问。
“哪里晓得什么头骨，”我说，“我还想问人呢。”
“真的没有印象？”年轻联络员用没有抑扬顿挫的声凋问道。“这点极其关键，请认真回忆一下，过后改口可就来不及了。符号士们不至于毫无根据采取不必要的行动。既然他们来你房间搜寻头骨，那么就有根据说明你房间存在头骨。零是什么也产生不出的。而且那头骨具有搜寻的价值。不能认为你同头骨没有任何关联。”
“既然头骨那么宝贵，就请告诉头骨含义好了，嗯？”我说。
联络员用夏普笔尖通通敲着手册。
“这就开始调查。”他说，“彻底调查。只要动真格的，没有什么能瞒住我们。一旦查明你有所隐瞒，那就不是件小事。听明白了？”
明白了，我说。管它三七二十一、以后的事谁都捉摸不透。
“我们已隐约觉察出符号士们在密谋策划什么。那些家伙已开始行动。但还摸不准其具体用心，也可能什么地方同你有关。头骨的含义尚不清楚。不过暗示次数越是增加，我们越能接近事态的核心。这点毫无疑问。”
“我该如何是好呢？”
“提高警惕，休养身体。工作请暂时辞掉。有什么情况马上同我们联系。电话能用吧？”
我拿起话筒一试，电话安然无恙。大概那两人有意放电话一条生路。究竟如何当然不得而知。
“能用。”我说。
“好么，”他说，“哪怕再小的事也请即刻同我联系，不要试图自行解决，不要存心隐瞒什么。那些家伙不是好惹的，下次光划肚皮怕是不能了结。”
“划肚皮？”我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检查房间的两个搬运工打扮的男子完成任务后折回厨房。
“彻头彻尾地搜寻一遍，”年长的一个说，“没一个得以幸免，顺序也无懈可击。老手干的，定是符号士无疑。”
联络员点下头，两人出房间走了。只剩下我和联络员。
“为什么搜头骨要割衣服呢？”我问，“那种地方藏不住头骨的嘛——就算是什么头骨的话。”
“那些家伙是老手。老手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性：你或许会把头骨寄存在自助存物柜里，而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钥匙是什么地方都能藏的。”
“言之有理。”我说。的确言之有理。
“不过符号士们没向你提过什么建议？”
“建议？”
“就是目的在于把你拉入‘工厂’的建议，例如金钱地位等等，或者来硬的一手。”
“那倒没听说。”我回答，“只是割肚皮打听头骨来着。”
“注意，好好听着，”联络员说，“即便那些家伙花言巧语拉你下水，你也不得动摇。你要是反戈一击，我们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除掉。这不是戏言，一言为定。我们有国家这个靠山，我们无所不能。”
“小心就是。”我说。
他们走后，我开始就事情的发展状况加以梳理归纳。但无论梳理得如何头头是道，我都没有出路。问题的关键在于博士到底想干什么，不弄清这点，一切推断都无从谈起。还有，我全然揣度不出那老人的脑袋里究竟翻腾着怎样的念头。
清楚的只有一点：我背叛了“组织”，尽管迫不得已。一旦真相大白——早早晚晚——势必如那个盛气凌人的联络员所预言的，我陷入相当窘迫的境地，纵令是由于威胁而不得不说谎的。我就算坦白交侍，怕也得不到那伙人的饶恕。
为此思来想去之间，伤口又开始作痛，于是翻开电话薄，查到近处一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号码，叫车拉我去医院包扎伤口。我用毛巾按住伤口，外面套一条肥肥大大的裤子，穿上鞋。穿鞋向前弯腰时，痛得简直像身体要从中间断成两截。其实腹部不过被割出二三毫米宽的小口，整个人就变得如此狼狈不堪，既不能正常穿鞋，又无法上下楼梯。
我乘电梯下楼，坐在门口树下等出租车开来。表针指在午后1时半。那两人破门而入，到现在才不过两个半小时。然而这两个半小时却异常之长，仿佛过了10个钟头。
提着购物篮的主妇络绎不绝地从我眼前走过。大葱和萝卜从超级商场购物袋口上探头探脑。我不由有点羡慕她们。她们既不会被砸坏冰箱，又不至于被刀子划破肚皮。只消考虑一下葱和萝卜的调理方式和小孩的成绩，岁月即可风平浪静地流过。她们无需抱住独角兽头骨不放，脑袋不必遭受莫名其妙的密码和复杂程序的困扰。这便是普普通通的生活。我想到厨房地板上现在大约正在融化的冻虾冻牛肉和黄油番茄汁。今天一天务必全部吃完，可我根本没有食欲。
邮递员骑着超级两用自行车赶来，把邮件熟练地分别放进大门口旁排列的信箱。观看之间，发现有的信箱塞得满员，有的则一无所获。我那信箱他也碰都没碰，不屑一顾。信箱旁边有一株盆栽橡胶树，盆内扔着冰淇淋棍和香烟头。看上去橡胶树也和我同样疲
劳。人们随意往里扔烟头，随意撕叶片。此处何时开始有盆栽橡胶树的呢？我全然无从记起。从脏污程度看，想必已摆根久了。我每天都从前面经过，但在落得刀子划破肚皮而在门口等出租车的下场之前，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医生看罢我的伤口，问我何以弄成这样。
“在女人身上出现一点麻烦。”我说。此外无法解释。谁看都显然是刀伤。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我们男方有报告警察的义务。”医生道。
“警察不好办。”我说，“也怪我不好，所幸伤还不深，想私了算了。拜托了！”
医生口中嘟囔了一会，终归不再坚持，让我躺在床上为伤口消毒，打了几针，拿出针线麻利地缝合伤口。随后，护士用充满狐疑的目光瞪着我。啪的一声把厚厚的纱布贴在受伤部位，用橡胶皮带样的东西拦腰固定。我自己都觉得这样子有些滑稽。
“尽可能别做剧烈运动。”医生说，“也不要喝酒，不要性交，不要过分地笑。最好看看书，轻松些日子。明天再来。”
我道过谢，在窗口付款，领了消炎药返回住处。并且遵从医嘱，歪在床上看屠格涅夫的《罗亭》。本来想看《春潮》。但在这形同废墟的房间里找到这一本已费了好一番折腾，再说细想之下《春潮》也并不比《罗亭》好出许多。
于是我腰缝绷带，天还未晚就倒在床上看屠格涅夫富有古典情调的小说。看着看着，我开始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怎么样都无所谓。这三天时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我自己找的。
一切都是主动找上门的，我不过受连累而已。
我走进厨房，在水槽中高高隆起的威士忌瓶子碎片堆上专心拔弄。几乎所有的酒瓶都被击得粉身碎骨，残片四溅，惟见一瓶帝王牌居然下半端幸免于难，里边尚存大约一杯分量的威士忌。斟进酒杯，对着灯光看了看，没发现玻璃屑，我持杯上床，一边干喝温吞吞的威士忌一边继续看书。第一次看《罗亭》时还在读大学，已是15年前的事了。15年后我腰缠绷带重读此书。重读之间，我意识到较之从前，自己开始对罗亭怀有类似好意的心情。人不能够改正自身的缺点。脾性这东西大约在25岁前便已成定局，此后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其本质。问题是人们往往拘泥于外界对自身脾性的反应。也是借助醉意，我有些同情罗亭。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几乎都不令人同情，而对屠格涅夫笔下的主人公则马上产生同情之心。我甚至同情《87分署》系列小说中出现的人物。这恐怕是因为我本身在人性上有诸多缺点。缺点多的人常常同情同样缺点多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身上的缺点很多时
候很难使人视为缺点，因而我不可能对他们的缺点倾注百分之百的同情。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缺点则往往过于明显过于静止。
读罢袖珍本《罗亭》，扔到书架上面，又去水槽物色像样的威士忌残骸。发现有块瓶底剩有一点点杰克·丹尼黑牌威士忌，赶紧倒入杯中，折回床开始看司汤达的《红与黑》。总之我好像喜欢看落后于时代的作品。当今时代到底有几多年轻人看《红与黑》呢？不管怎样，读着读着我又同情上了于连·索雷尔。于连·索雷尔身上，缺点在15岁以前便大局己定，这一事实也檄发了我的同情心。人生的种种要素仅在15岁便固定下亲，这在别人看来也是非常不忍的事。他自行投入监牢也是如此。蜷缩在四面墙世界里的他，不断朝毁灭行进。
有什么打动我的心。
是墙壁！
那世界四面皆壁。
我合上书，把仅有的一点黑牌威士忌倒入喉咙，就四面墙世界思索良久。我可以较为容易跑在脑海中推出墙壁和门的祥式，墙非常之高，门非常之大，且一片沉寂。我便置身其中。然而我的囊识十分朦胧，看不清周围景致。整座城市的景致——甚至细微之处都历历在目。惟独自己周围扑朔迷离。有谁从这不透明轻纱的对面呼唤我。
这简直同电影镜头无异。我开始回忆以前看过的历史影片中有无这样的场面。可是《无敌大将》也好《本·哈》也好，《十戒》也好《圣衣》也好《斯巴达克斯》也好，均无如此镜头。那么，这景致恐怕是我一时心血来潮的幻想。
那墙壁所暗示的，我想肯定是自己被框定的人生。一片沉寂则是消音后遗症。四周之所以迷迷蒙蒙，是因为想像力面临毁灭性的危机。呼唤我的大约是那位粉红色女郎。
分析完这瞬间涌起的幻想之后，我又翻开书。但注意力再也无法集中在书上。我想，我的人生是零，是无，是彻底的无。迄今我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使谁幸福了？没使任何人幸福。我没有妻室，没有朋友，没有门，一扇也没有。阳物垂头丧气，甚至工作也朝不保夕。
作为我人生最终目的的大提琴和希腊语那片祥和的世界正面临危机。假如工作就此失去，我无论如何也不具有使之实现的经济余力。况且若被“组织”追至天涯海角，自然无暇背诵希腊语的不规则动词。
我闭目合眼，吸了一口深如印加水井的空气，再次回到《红与黑》。失去的业已失去，再多思多想也无可挽回。
注意到时，天已完全黑尽。屠格涅夫并司汤达式的夜色在我周围合拢。或许由于静卧未动，肚皮刀口多少不那么痛了。犹远方击鼓般迟钝而隐约的痛感虽然不时从刀口驰往侧腹，而一旦过去，往下便太平无事，足可使人忘却伤口，时针已指在7点20分，我依然没有食欲。早上5点半用牛奶送进去一个不管用的三明治，其后在厨房吃了一点土豆色拉，到现在还什么也没进肚。一想到食物胃就似乎变硬。我筋疲力尽，睡眠不足，加之肚皮开裂，房间又如被小人国的工兵队实施爆破一般四下狼藉，根本没有产生食欲的余地。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描写世界垃圾遍布以致沦为废墟的科幻小说，而我的房间光景与之毫无二致。地上散乱扔着形形色色种种样样的废物：被割裂的三件头西服，毁掉的录像机、电视机，打碎的花瓶，折断脖子的台灯，踩烂的唱片，沧海横流的番茄汁，断断续续的扩音器软线……扔得到处都是的衬衫和内衣大多或被穿鞋的脚踩得污七八糟，或溅上墨水，或沾上葡萄汁，几乎不堪再用。原来床头柜上一盘我3天前开始吃的葡萄，被扔得满地开花，踩得体无完肤。约瑟夫·康拉德和托马斯·哈代自甘寂寞的作品集被花瓶里的脏水淋得一塌糊涂。剑兰插花也像献给阵亡者的一样落在浅驼色的开士米毛衣胸口，袖子被西德佩利康公司专门生产的蓝墨水染上了高尔夫球大小的污痕。
全部化为废品。
一堆无处消化的废品堆。微生物死了变石油，大树倒了成煤层。而这里的一切全都是没有归宿不折不扣的废品。毁掉的录像机又能去哪里呢？
我又一次走进厨房，拨弄水槽里的威士忌瓶子碎片。遗憾的是再也找不到一滴威士忌。剩下的威士忌未能进入我的胃袋，而像俄耳浦斯一样统统顺着下水通流入地下的虚无，流入夜鬼横行无忌的世界。
在水槽不断拨弄之间，右手中指尖被玻璃片划破了。我看着血从指肚溢出，继而一滴滴落在威士忌商标，看了好久。受过一次大伤后，这小伤便不足为奇了。没有人由于指尖出血而一命呜呼。
我任凭血液流淌，直至把劳塞斯商标染红。但血流个无休无止，我只好不再看，靠纸巾擦净伤口，用药用胶布缠好。
厨房地板上滚动着七八个空啤酒罐，犹一场炮战后的弹壳。我于是拾起。罐的表面早已变得不凉不热，但终究强过没有。我一手拿一罐啤酒上床，一边滋滋有声地啜着，一边接着看《红与黑》。作为我，很想借助酒精排除三天来体内积蓄的紧张，顺势大睡一场。不管明天如何纠纷四起——基本可以断言——我都要尽情睡一大觉，至少睡得地球如迈克尔·杰克逊一样旋转一周那样长的时间。新的纠纷应伴之以新的绝望感即可。
时近9点，睡魔袭来。我这如月球背面一般荒芜的斗室，睡意居然也肯光顾。我把读了四分之三的《红与黑》扔在地上，按下幸存的床头灯开关，侧身弓腰，沉入梦乡。我是这荒芜房间中的小小胎儿，在应该苏醒之前，任何人都无从打扰。我是处于纠纷包围中的绝望的王子，我将一直沉沉昏睡，直到“大众”高尔夫球大小的癞蛤蟆来同我接吻。
然而出乎意科，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半夜11点，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的胖女郎走来摇我的肩膀。看来我的睡眠成了价格低得惊人的拍卖品，众人依序近前，像敲打半旧车轮胎似的踢动我的睡眠。他们不该有如此权利。我并非半旧车，尽管半新不旧。
“躲开！”我说。
“喂，求求你，起来，求你了！”女郎道。
“躲开躲开！”我重复道。
“不是睡觉时候！”女郎说着，用拳头咚咚捶打我的侧腹。一股打开地狱之门般的剧痛穿过我的全身。
“快起呀，”她说，“这样下去世界要完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