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拉们近些年喜欢到餐馆，胜过到通常去的北京紫竹院公园聚首。拉拉比男同志喜欢外表装束，流行寸头，以前倒是不能从头发上看出来。她们大都从熟悉或半熟悉的人堆中找自己喜欢的人。东城好几家连锁的台湾餐馆，可见女人们手拉手进去，坐下来，一边吃一边聊，总有好些人用异样的目光盯着她们。
仍在北京东城，有个王府改的餐馆，拉拉们爱去那儿。一进门，那些女服务员打扮成清朝高贵的格格们，高髻插花，热情地招待。这儿像是女儿国，包间里，拉拉?们酒足饭饱后亲热地在烟榻上依靠在一起，仿佛从前宫女们为了度过没有男人的寂寞日子，彼此以厮磨或抚摸对方身体得到性满足。有时她们在腰间套上一个假xxxx，代替男人进行性交。
到这儿来的女人，有种心照不宣的感觉。离这儿不远是后海胡同，一些由小资或外地艺术家开的小餐馆兼酒吧，拉拉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两盏可口小菜加上啤酒，与一个看上去中意的女子攀谈。相比男同志，女同性恋们几乎没有马上进行性行动，起码表面上不这样，她们讲究感情世界胜过感观世界。当然并不排斥她们喜欢集体裸舞，或开同性之爱Party。
我写过不少女同志小说，她们失恋，嫉妒，被包养，幼时心灵遭到创伤，常被评论家称为“中国女性主义的旗帜”。我有一个小说被研究生写论文最多：女同性恋们组成同性恋俱乐部，女同性恋对不道德男人，采取审判的方法，来打压男性的自尊和地位，她们用一把大铁剪刀阉割男人的性器官。本来故事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因为杂志社害怕，刊登时，地点改成了上海。
所以，是拉拉的读者，都认为我是拉拉?。有时在餐馆里遇到我，哪怕有我朋友在场，也会走过来，介绍自己。有的拉拉介绍完自己后不会离去，若是我和朋友会转场到酒吧，她也会跟着去。一旦认识，马上就有占有欲，机警别的女人对我的态度。有一次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名售书，一个女同性恋来签名，她要请我去吃上海菜。我客气地拒绝了。我与出版社在人大有活动，她就一直跟着。出版社请她离开。第二天我们去上海，在机场遇到她，她打扮得非常漂亮，她一直跟到上海。在上海三天，她每天通过旅馆前台给我转来一封长长的信，说她如何喜欢我，信里谈到小时父亲如何抛弃她和母亲，她与不停自杀的母亲相依为命等等。她说她恨男人，也不是对每一个女人会动心，而我，让她丢魂落魄，夜夜难眠。“能不能再见我一次？哪怕一次也好。”她的信似一团火，可是点不燃我。虽然我不想见她，她还是写信来。这种狂追，最后到我回伦敦才停止。
坐在霄云路一家舒适的小餐馆里，面对美食及女人一颗柔软的心，说实话谁能不受到诱惑？C在这儿的一家椰子柠檬东南亚风味的餐馆认识了小凤，两人一见倾心。半个月后，两人租了一间胡同里的房子开始共同生活。小凤的母亲听到这消息如同雷击，劝女儿回家，但是小凤不听。C在音乐学院毕业，没工作，晚上到五星级的旅馆拉大提琴。我见过小凤，她看上去很年轻，短发漂染了几缕黄色，穿牛仔裤，上面套了一件唐装，一说一个笑，非常可爱。一年后我和朋友坐在她俩经常去的这家餐馆，我说起小凤，问她和C怎么样？
朋友说，难道你没听说？
我摇摇头。
朋友说C在旅馆认识了一个加拿大男人，两人的关系进展快速，到了谈婚论嫁时候。小凤伤心之极，采用各种方式拉不回C，最后对C说，她同意C离开，但是要与C告别。一个晚上她与C做完爱后，用水果刀捅死了C，她自己报了警。朋友说，小凤绝望之极，她不能没有C，C比她的母亲更理解她，也比母亲对她好。C曾发誓要一辈子和她在一起，生是同飞鸟，死做鬼也要在一起。小凤交代时态度恶劣，故意对抗，被判了死刑。据说行刑那天小凤打扮得漂亮，让母亲送来口红和一件黄色的连衣裙，高高兴兴地装扮好，面带幸福的微笑面对开枪的人。
她如愿以偿！朋友连连感叹。而我早已泪流满面。
一对学者女同性恋，一个四十岁，一个四十四岁，两人各有住所，各有事业，周末聚在一起，大都爱问我京城有哪家新开张的餐馆，有时是她俩去，有时我们三人在那餐馆见。不过因为她们住在三里屯附近，我们就常去那儿的三个贵州人。水果拼盘来了，一人一手一支香烟，当我们谈到同性之爱时，年长的从皮夹子抽出一张照片来，是一张自拍的婚纱照，两人看上去最多三十岁。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娟秀的字：“我们相爱，我们也想和心爱的人白头偕老。”
她们走在时代前列，那好看的婚纱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父母反对，亲友蔑视，同事看不起，自然没有祝贺者，更不合法。但在我眼里，她们是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