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有个母亲每星期坐一次火车进城。有个孩子每年可以跟着母亲去两次。初夏一次，初冬一次。孩子在城里自惭形秽，因为身上裹着一件又一件宽大而臃肿的衣服。凌晨四点，母亲领着孩子上火车站。天很冷，即使初夏，早上四点也还是冷飕飕的。母亲想在早上八点赶到城里，因为商店这个时候开门。
从一家店走到另一家，孩子连脱了几件衣服拿在手上。因此有几件衣服丢在城里了。这也是母亲不愿带孩子进城的一个原因。不过还有一个更叫人生气的原因：孩子看见了马在柏油路上跑。孩子停下脚步，也想让母亲停下来等着看下面的马跑过来。母亲没工夫等，又不能一个人走掉。她不想让孩子在城里走失了。她只好拉着孩子。孩子赖着不肯走，说：你听见没有，这里的马蹄声滴嘟滴嘟，跟我们那边的不一样。
从一家店到另一家店，坐火车回家的时候，甚至过了好几天，孩子一直都在问：为什么城里的马穿高跟鞋呢。
我认识图拉真广场上的那个小矮人。她头发少头皮多，又聋又哑，拖着一条草辫子，就像老人们的桑树下被淘汰的椅子。她吃蔬菜店扔掉的垃圾。每年都让萝拉的男人搞大肚子，就是那些午夜下班回来的男人。那地方黑糊糊的。小矮人来不及逃跑，因为有人走近时她听不见。况且她也喊不出声来。
在火车站一带游来荡去的是那个哲学家。他把电话线杆和树干误当做人。他冲着铁家伙和木头宣讲关于康德和大嚼之羊的宇宙。酒馆里，他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喝杯中的残酒，用长长的白胡子拂干酒杯。
集市广场前坐着那个老妇，头上戴着顶报纸和大头针做成的帽子。多年来，每逢冬夏两季，她沿着街拉雪橇，雪橇上放着袋子。一个袋子里是叠起来的报纸。老妇每天给自己做一顶新帽子。另一个袋子里是戴过的帽子。
只有发了疯的人才不会在大礼堂里举手。他们将恐惧换成了疯狂。
而我可以继续在大街上数人头，把我自己也一块儿数进去，仿佛我邂逅了我自己。我可以对我说：嘿，你某某人。或者说：嘿，你第一千个。只是我疯不了。我脑子没坏。
为了充饥，我买一点能拿在手里边走边吃的东西。我宁愿在大街上用嘴啃肉吃，也不愿去食堂桌子上吃。我再也不去食堂了。我卖掉就餐卡，给自己买了三双薄雾连袜裤。
我只是为了睡觉才进女孩们的四角，可我睡不着。在漆黑的房间里，我的头一着枕，脑袋就变成透明的了。窗户被路灯照得雪亮。我看见我的头在窗玻璃上，发根像一个个小洋葱，种在头皮上。翻身的话，我心想，头发会掉下来。为了不去看窗户，我不得不翻身。
然后我看见门。即使当时那个拎着萝拉箱子和装着我腰带的透明塑料袋的男人把身后的门关上了，死亡也还是会留在这里。关上的门，在夜间路灯的微光中，成了萝拉的床。
大家睡得很沉。我听见我的头和枕头之间有什么干枯的物件在簌簌作响，那是疯子的东西：守望者的枯花束，小矮人的草辫子，雪橇老妇的纸帽子，哲学家的白胡子。
吃午饭时，祖父吃到最后一口就放下手中的叉子。他从饭桌旁站起来，说：一百步。他边走边数脚步。从桌子走到门，跨过门槛步入院子，到石子路，又到草地。他现在走开了，孩子想，他现在要到林子里去了。
数完了一百步。祖父回来了，他不再数步，从草地到石子路，跨过门槛，走到桌子边。他坐下来，摆上棋子，最后摆上王后。他下棋。他张开两臂搁在桌子上，他手抓头发，他踢蹬着腿在桌子底下打快速的节拍，他把舌头从这边面颊顶到另一边，他收拢两臂。祖父越发固执和落寞。房间消失了，因为祖父既代表浅色的一方又代表深色的一方跟自己对弈。中午吃进去的饭一路下行，越接近肠子，他的脸就越皱。如此落寞，祖父不得已只好借助深浅两王后排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回忆。
祖父从一战归来，如同走完百步归来。意大利的蛇跟我的胳膊一样粗细，他说。盘起来就跟车轮子似的。它们躺在两个村子之间的石头上睡觉。我就坐在这么个车轮子上，连队理发师给我头上秃发的地方涂抹叶汁。
祖父的棋子跟他的拇指一般大小。只有两个王后像他中指那么大。她们左肩下有一小块黑石头。我问：为什么她们只有一个Rx房。祖父说：小石头是她们的心。我把王后留到后面，祖父说，她们是我最后雕刻的。为她们费了很多时间。连队理发师曾对我说：你头上还没掉的头发，已经没救了。它们完蛋了，必须离开你的脑袋。只有对秃斑我还可以有所作为，只有在那里，叶汁会强迫脑袋长出新发来。
王后刻好时，我的头发全掉了，祖父说。
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谈起我们各自离开家的经历，一边看着制造铁皮羊和木头瓜的无产者上下班。埃德加和我来自乡村，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来自小城。
我讲了那些从乡下带来的装着桑树的袋子、老人的院落和萝拉的本子：从那个地域搬出来的东西又搬到了脸上。埃德加点了点头，格奥尔格说：大家在这里也还都是乡巴佬。我们头离开家，而脚却站在另一个村子里。独裁者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城市，因为监视着，什么都大不起来。
从一个城市坐车到另一个，格奥尔格说，然后由一个乡巴佬变成另一个乡巴佬。个人完全可以删掉，库尔特说，上了火车，只不过是从一个村庄坐到另一个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