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顾问巴V．D的私人札记
我的学生和系里的同事们真是一番好意：这些语文学家们为祝贺我六十岁生日和在大学执教二十年献给了我这本装帧精美的纪念文集，这第一本是他们隆重地转交给我的。它简直就是一部传记；哪怕一篇小文章，一篇祝辞，甚至一篇微不足道的、发表一在不知哪本学术年鉴上的评论文章都不缺，这些东西恐怕连勤奋的传记作家都不会从故纸堆里捡出来—一我全部的经历，清清爽爽，一级一级的，就像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楼梯，一直延伸到现在这一刻——一真的，如果我对这么动人的彻底性还不感到高兴的话，那我就真是不知好歹了。一些连我自己都认为已经散失的东西，又整整齐齐、条理分明地重现在这幅画像里：不，我不能否认，我这个老人看到这本书骄傲得就像小学生第一次看到老师的评语证实了他的科学能力和志向一样。
但是，当我翻看这二百张勤奋凝成的书页，正视着我的思想的镜像时，我不禁笑了。这真是我的一生吗？我的生活真是在目标坚定的曲曲折折之中从第一刻起走到今天这一刻的吗？就像传记作家从纸堆里整理出来的这种样子？我感觉就像第～次从留声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一样：一开始我根本没有辨出它；这显然是我的声音，但是别人听到的那种声音，不是我自己仿佛通过我的血液，在我的存在的内核里听到的声音。我一生都致力于通过作家的作品来描绘他们的形象，抽取当时社会精神架构的本质，到头来却通过亲身经历体验到，每个命运的真正的本质核心就像一个生发所有生命的可塑的细胞一样，是永远也窥不透的。我们经历无数的分分秒秒，但总是只有一秒，唯一的一秒使我们整个的内心世界沸腾。在这一秒钟里（司汤达曾描写过它），心中那朵用各种汁液浇灌的花朵在刹那间结晶，这一秒钟是有魔力的一秒钟，就像生育的那一秒钟，像它一样深藏在自己身体温暖的内部，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像是唯一经历的秘密。没有哪种思想的代数学可以算出它，没有哪种预感的炼丹术可以猜出它，即使自己的感觉也很少抓住它。
对我思想过程中最隐秘的部分，这本书一无所知，因此我不禁笑了。书里面的一切都符合事实——一只是缺少最本质的部分。它只描写我，但并没有表明我。它只是谈及我，却没有揭示我。这个精。已凑集的名单包括两百个名字——一却缺少了那一个，那个产生所有创造性冲动的名字，那个男人的名字，他决定了我的命运，现在又用双重的威力将我唤回我的青春年华。所有的人都提及了，只是没有提到他，他赋予了我语言，赋予了我讲话的灵感，我突然觉得这种怯懦的隐瞒是一种罪过。整整一生我都在为人画像，为了目前的感觉唤回数百年前的人物，但恰恰这个最贴近我的人，我却一次都不曾想到他：所以我要像在荷马时代一样．给他，这可爱的影于喝自己的血，让他重新跟我交谈，让他这个早就老去的人来到我这个正在老去的人身边。我要在那些公之于众的书页中加上隐瞒的一页，在这本渊博的书中加入感情的表白，为了他给我自己讲述我的青春岁月的真实故事。
在我开始之前，我再一次翻起那本试图描述我一生的书。我不禁再一次笑了。他们选择了错误的进站口，怎么可能接近我本质的真正内部？他们的第一步就走错了！一个对我很友善的中学同学，现在也做了枢密顾问，在书里胡诌道：在中学时，我对社会科学的热爱就使我在同学之中显得出众。记错了，亲爱的枢密顾问。对我来说，所有人文的东西都是难以忍受、让人咬牙切齿、火冒三大的强制。正是因为我是一个北德小城小学校长的儿子，从自己家中就看到人们把学问总是看作糊口的管生，为此从楼年过我就憎恨所有的文学；大自然遵照它的神秘使命保留有创造性的东西，总是赋予那个孩子讽刺和嘲弄来反对父亲的倾向。
它想要的不是优哉游哉、软弱无力的继承人，木要一代又一代简单的延续；它总是在同类之间制造敌对，在艰难的、但颇有收获的弯路之后才允许后辈走上父辈的道路。只因为我父亲把科学说得很神圣，我的自我判断就觉得，科学不过是利用概念的冥思苦想，因为他总把经典作家赞为典范，我就觉得他们一股道学气，面目可惜。被书本包围着的我蔑视书，总是被父亲催逼着接近思想，我就憎恨任何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知识，因此我只吃力地念到高中毕业，坚决拒绝上大学深造也就不足为怪了。我当时想当军官、水手或工程师，事实上，并没有强迫性的倾向要我从事这些职业中的任何一个。仅仅是对纸，对科学的说教的反感使我想要实际行动而不是学术。但我父亲对～切与大学有关的东西却怀着狂热的敬畏，坚持要我接受大学教育。我没能如愿，只让他作出让步，我可以不选古典语文学而选英国语文学（我最终带着隐秘的私心接受了这个两全之策，我以为了解了这种航海语言，就可以更容易地开始无限渴望的海员生涯了）。
那份履历中再没有比下面这样友好的评语更不正确的了：我在柏林的第一个学期由于言行可嘉的教授们的引导获得了语文学的基础知识——我那时猛烈喷发自由的激情，哪里知道什么上课和老师！头一次在大学教室的短暂停留，那污浊的空气，布道似的单调而又傲慢的讲座就使我昏昏欲睡，我得费很大力气才能不把头放在课桌上睡着——我本以为已经幸运地摆脱了小学，以及它的教室、过高的讲台和吹毛求疵的咬文嚼字，但这里简直踉小学一样。破旧的备课本里的词句均匀地流进厚重的空气，细如貌粉，好像沙子流出枢密顾问薄薄的、张开的嘴唇。在小学时，我就曾怀疑自己闯入了一间思想的停尸房，在那里冷漠的手把死去的思想割来划去，肆意摆弄，现在这种模得着的怀疑又在这间早已陈旧的亚历山大式的作坊里可怕地起死回生了。
我从那难以忍受的课堂里走出来，踏上城市的街道，那种自卫的本能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烈。那时的柏林，惊诧于自己的繁荣，充满忽如其来的阳刚之气，从所有的石头和街道里喷射着电力，不可抗拒地强加给每个激烈搏动的速度，我自己刚刚发现的阳刚之气所产生的幻象和贪得无厌的柏林何其相似。城市和我都突然冲出了新教徒式循规蹈矩的、小市民气的樊笼，急匆匆陷入新的力量和机遇的狂喜之中—一城市和我这个毛头小伙儿都由于焦躁不安，像直流发电机一样震颤不已。我从没有像那时那样理解和喜爱柏林，在这拥挤的、温暖的人类蜂房里，我的每个细胞都渴望突然膨胀，每个强烈的青春躁动，除了在这个热力四射的巨妇的颤动的怀里，“在这个焦躁的、作溢着力的城市里，还有哪里可以发泄呢！她一下了把我拽过去，我投入她的怀抱，进入她的血管，我的好奇匆匆地盘上她的整个石质的、但温热的躯体——从早到晚我都在街头浪荡，在湖边追巡，搜寻着她的藏身之所：真的，我真是着了迷，不顾学业，而投入到这种生动、有趣、富有冒险性的侦察之中。但在这种过激的行为中，我当然只听从我的天性的一个特性：从童年起我就不能一心多用，我对其他任何活动总是一下子变得无知无觉；不论何时何地我只有这种单线推进的活力，直到今天我在工作中仍是疯狂地咬住一个问题不放，不尝到它最后一点骨髓的味道绝不罢休。
那时，在柏林的那种自由感成了一种如此强烈的迷醉，使我不能忍受哪怕课堂上偶尔的小测验，甚至我自己房间的局围：一切不带冒险性质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是浪费时光。这个乳臭未干、刚刚被卸下笼头的外地小伙子，现在强制地给自己套上笼头，要当真正的男子汉：
我在一个大学生社团里听上几句，给我．（本来羞怯）的天性找一些盈浪的、有活力的、放荡的东西，还没有练习一个星期，就开始戏弄大城市的人和大德国人了。我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学会了在咖啡厅的角落里消磨时光，成了泡咖啡厅的真正的光荣勇士。在阳刚的这一章中当然也有女人——或者不如说娘儿们，就像我们大学生中傲慢的叫法。干这种事我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是一个相貌堂堂的年轻人，身材修长，面颊上还带着新从海上带来的古代铜像一样的颜色，动作像体操运动员一样灵活，比起那些苍白的、被室内的空气像鲜鱼一样风干了的、穿着漂亮的年轻店员——他们跟我一样每个星期天都在哈伦湖和昏德凯勒的舞厅里寻找猎物—一我总能轻易得手。一会儿是一个长着麦草一样金发、皮肤雪白的来自麦克伦堡的使女，就在她回家休假之前，刚刚跳完了舞，就被拖进了我的房间；一会儿是一个好动的、来自波兹南的小个儿犹太女人，是在蒂茨附近卖长袜的——大部分是便宜的猎物，轻易地到手又很快地转手给同学们了。但在这种轻松得出奇的获取中，这个昨天还畏畏缩缩的中学生总感到一种令人陶醉的惊诧。这些轻易的成功助长了我的鲁莽，渐渐地，我把街道仅仅看成这种完全不加选择的，只是更需运动的冒险的狩猎场。有一次，我追逐一个漂亮姑娘来到菩提树下大街——真是凑巧，经过大学门前，一想到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跨过这令人起敬的门槛了，我不禁大笑起来。我跟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傲慢地走了进去；我们只把门推开～点，看到（这效果无比可笑）一百五十个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的人，仿佛在跟着一个狂热的“白胡子”祈祷。我重又把门关上，让那污浊的、滔滔不绝的小溪漫过勤奋学生的双肩，傲慢地与那个伙伴一起走了出来，回到阳光明媚的林荫道上。有时我不禁想，再没有哪个年轻人比我在那几个月里更愚蠢地虚掷时光了，我没读过一本书，肯定没说过一句正经话，没进行过真正的思考——我本能地回避一切高雅的社交活动，只是为了让已经虚弱的身体更强烈地感受到新鲜的、一直被禁止的东西的浸债。现在这种自作自受、浪费时光的作践或许是每个强壮的、思想被解除禁烟的青年人的特征——但我特别的痴迷却使这种懒散放荡变得危险，如果不是一个偶然扼制了这种内心的堕落，我一定会变得吊儿郎当或至少堕入一种感情的麻木之中。
这个偶然——今天我感激地称它为一个幸运的偶然——就是我父亲意外地被召到柏林参加一个为期一天的校长会议。作为职业教育家地利用这个机会，对我的所作所为来了一个突击检查，给还蒙在鼓里的我来一个惊讶。他的这次突袭获得圆满成功。像往常～样，晚间，在我位于柏林北部的房租低廉的学生宿舍里——房门对着隔着布帘子的女房东的厨房——
一个姑娘正对我作最亲密的拜访。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我以为是一个同学，就不情愿地嘟嘟响吹地答道：“我现在不能跟你说话。”但在一个短暂的；同歇之后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一次、两次，然后带着听得出来的不耐烦又敲了第三次。我气冲冲地套上裤子，想把这个讨厌的打扰者彻底打发掉，就这样，我半敞着怀，耷拉着裤子的吊带，赤着脚，拉开了；＊，我一下子就像太阳穴上挨了一拳．在前厅的昏暗之中认出了父亲的身影。在黑影中，我从他的脸上几乎只能看到眼镜片在反光。但这个轮廓就足以使我已到口边的话像一个尖硬的鱼刺一样长在喉咙里：我一时惊呆了。然后我不得不恳求他——可怕的时刻——到厨房里等几分钟，让我把房间整理一下。正如所说的那样，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我感觉到他明白了。他沉默着，克制着自己，没有与我握手，带着厌恶的表情走到厨房帘子后面，这些使我感觉到他已经明白了一切。在厨房里，这个老人不得不站在冒着咖啡和萝卜气味的铁炉子前等了十分钟，对他对我都很屈辱的十分钟，直到我把那个姑娘撵下床穿上衣服，从这个不情愿地偷听的人身边溜出房间。他一定听见了她的脚步声，她快步溜走时带动的气流把布帘的沼相高高掀起。
但我仍然不能把这个老人从那个屈辱的藏身之地唤出来：床上明显的凌乱，得首先清理一下。
然后我才——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羞愧过——来到他面前。
我父亲在这尴尬的时候很镇静，直到今天我内心都因此对他充满感激。每当我回忆起这个早已谢世的人，我总不愿从学生的角度去看他，不愿把他只当成改错机器，当成一味吹毛求疵的学究去蔑视他，我总是回想起他在这最有人情味的时刻的形象，在这一时刻，这个老人充满厌恶却又克制着自己，一言不发地走进我闷热的房间。他把帽子和手套拿在手里，不自觉地想放下它们，但又突然露出一种恶心的表情，好像不愿让他身体的任何部分与这污秽的地方发生接触。我给他搬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下；他没有做声，仅仅做了一个轻蔑的动作，表示他不愿与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发生联系。
他冷冰冰地背着身站了几秒钟以后，终于把眼镜取下，不厌其烦地擦着，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尴尬；我不会忘记，老人重新戴上眼镜的时候怎样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在我面前他觉得羞愧，在他面前我也感到羞愧，两人都找不到话说。我暗自担心，他会开始一场计D话，用那种我从小学起就憎恨、嘲讽的带喉音的声调开始讨好式的谈心。但是——一今天我还在为此感激他—一老人沉默着，避免看我。终于，他走到放着我的课本的摇摇晃晃的书架那儿，翻开那些书—一他看了第一眼就已经确定，这些书大部分都没有碰过。“你的课堂笔记，”这个命令是他的第一句话。我哆哆嚷嘻地把本子递给他，还记得那些速写的记录只有仅仅一堂课的内容。他极快地翻阅了两页，不带一丝激动的迹象，把本子放到了桌子上。然后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严肃地。不带任何责备地看着我，问道：“现在，你对这一切怎么想？该怎么办？”
这个平静的问题将我击倒在地，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他要是骂我，我就可以骄横地大发雷霆，他要是语重心长地告诫我，我就可以嘲讽他。但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使我的顽固缴了械：这个严肃的问题要求严肃对待，它无奈的平静要求我尊重它，心甘情愿地解决它。
我当时回答了什么，现在我几乎不敢回想，还有紧接着的整个的谈话，我今天仍不愿写下来：
有一种突然的震动，一种人心的狂澜，重述可能听起来会有些感伤，某些话无比真实，是一些只能在私下交谈的话，是从不期而来的感情骚动中冲出来的。这是我那时和父亲进行的唯—一次真正的谈话，我毫不犹豫地甘受屈辱，把所有的决定权都交在他的手上，而他只是向我建议，离开柏林，下个学期到一个小的大学学习，他确信，他用近乎安慰的口吻说道，我会从现在起尽力把失去的东西弥补回来。他的信赖使我震撼，在这一瞬间，我感到我年轻时对这个拘泥于冰冷的形式的老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公正。为了不让热泪夺眶而出，我不得不紧咬着嘴唇。他也一定有着同样的感受，因为他突然向我伸出手，颤抖着握了一下我的手，匆匆地走了出去。我不敢跟着他，不安而又迷们地呆立在那里，用手绢拭掉嘴唇上的血：
为了战胜我的感情，我把牙深深地咬进了嘴唇里。这是我这个十九岁的人所受的第一次震动—一它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在三个月中用幼稚的男子汉风度、大学生派头和自负搭起来的纸牌房子摧毁。我的意志受到了挑战，我觉得自己足够坚强，可以放弃所有低级的享受，我急不可耐地想在思想领域尝试一下曾被浪费的力量，于是产生了对严肃、清醒、驯服和严格的贪婪欲望，这段时间我像个苦行僧一样投身到学习之中，当然对科学之中等待我的迷醉还一无所知，更没想到，在更高级的精神世界中也给狂热的人准备好了艰难和险阻。
我在父亲的同意下，为第二个学期选择了一个位于德国中部的外省小城。它在学术上远播的声望和大学周围七零八落的房子极不协调。我把行李先放在车站上，然后没费什么周折就从那儿一路打听到了学校，在这座古老的、宽敞的建筑里我马上感觉到，在这儿，一个小团体结合在一起不知要比在柏林那个“鸽棚”里快多少倍。不到两个钟头我就办好了注册手续，拜访了大部分教授，只有我的教授——英语语文学的老师我还不能马上见到他，但人们指点我说，我可以在下午四点左右的讨论课上见到他。
我被急不可耐的心情驱使着，一个小时也不愿浪费，像从前逃避科学一样，同样热情地向科学进军，我匆匆地绕着这个比柏林更麻醉沉睡的小城走了一圈以后，四点钟准时到了指定地点。校役给我指了教室的门。我敲了敲，仿佛听到里面有声音答应，我就走了进去。
但我听错了。没人让我进去，我听到的模糊的声音，只是教授为有力地表达提高了的声音。大约二十多个学生紧紧地围着他站成一圈，他显然正在做即兴的讲演。由于误所没被允许就进来了，我感到不好意思，想要轻轻地退出去，但又怕反而因此引人注意，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那个听众发觉我。我于是站在门边，不由自主地被迫听了起来。
这个讲演显然是由～个课堂讨论或一个辩论自发形成的，至少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松散的、完全偶然的位置就表明了这一点：他并不是远远地坐在椅子上讲授，而是把腿无拘无束地斜跨在一张桌子上，年轻人围绕着他，姿势都很随便，只是兴味盎然的倾听才把这本来漫不经心的组合固定成雕塑似的状态。可以看出，他们一定是正站在一起谈着，这时老师突然坐在桌子上，从较高的位置像用套索一样用话语把他们引到自己身边，把他们固定在现在的位置上。只过了几分钟，我自己就忘记了我是一个不速之客，感到他讲话的强大吸引力正神奇地发挥作用；不知不觉地我走近前去，看到他的手势奇怪的一比一划，当一句话气势凌人地脱口而出，这双手就会像翅膀一样张开，一耸一耸地向上，然后渐渐地像指挥家平静的手势那样富有音乐性地划动着落下。讲话越来越热烈，而那个兴致高昂的人，就像跨在飞驰的马背上，有节奏地在坚硬的桌子上起伏，急驰进狂风骤雨般飞扬的思绪。
我从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听过这样让人如痴如醉、热情激烈的讲演。这种出乎意料的东西一下子把我拉向前去，我不知不觉地走过去，像催眠似地被一种比好奇更强大的力牵弓喀，迈着梦游者那种软绵绵的步子，被拉进了围得紧紧的圈子里：不知怎地我一下子就站在里边了，站在其他人中间，离他只有一尺远，那些人也同样很入迷，不会发觉我或其他什么东西。我汇入语流之中，随波漂流，不知源头；大概是一个学生把莎士比亚比作昙花一现，桌子上的那个人却力图表明：莎士比亚不过是所有表述中最强有力的，是整个一代人的心声，是激情的时代的感性的表白。他很简洁地描述了一下荚国的那个可怕的时代，那唯一心醉神迷的一刻，这一刻在每个民族的生活中，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出其不意地开始，集结了各种力量，汇成一股吹向永恒的狂越。突然地球变得广阔了，一个新的大陆被发现了，所有旧势力中最陈旧的势力—一罗马教皇的统治也行将毁灭，自从风浪摧毁了西班牙的舰队后，海洋也属于他们了，在海洋的那边，新的机遇在呼唤，世界变得宽广了，心灵不自觉地也渴望像世界一样——一它也要广阔，也要感受善和恶的极端；它要发现。占有，像那些征服者一样，它需要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力量。一夜之间，操这种语言的人成了诗人，在一个世纪里出现了五十个、一百个这样的人，他们这些狂放不羁的家伙，不像御用的小文人一样，侍弄着自己面前的风景如画的小庭园，把一段精美的神话写成诗句——他们攻占了剧场，在原本只表演斗兽和血腥剧目的简陋的木板戏台上拉开了战场，他们的作品中仍然有对血的渴望，他们的戏剧本身就像一台巨大的马戏，戏中疯狂的感情像猛兽饥肠股辆地互相袭击。这些无拘无束的、充满激情的心尽情地发泄，一个比一个更粗野，感情更充沛，一切都可以描写，一切都允许：血案、谋杀、不轨行径、犯罪，所有人性的东西掺杂混合在一起，忘情地狂欢；
就像先前饥饿的猛兽出了牢笼，现在狂热的激情吼叫着，危险地跳上木头搭建的舞台。唯一的一次感情爆发像爆竹一样炸开了，持续了五十年，像一次大咯血，一次射xx精，一次极端的放纵，扭转、撕碎了整个乾坤：在这场力的狂欢中人们几乎听不到个人的声音，看不到个人的形象。每个人都向别人挑战，每个人都从别人那里学习、剽窃，每个人都力争超过别人，胜过别人，但所有人都是这唯一的一次狂欢的精神斗士，是被松开锁链的奴隶，被时代的天才鞭策向前。他们被从破败黑暗的郊野小屋里，被从宫殿里唤出来，本·琼森，泥瓦匠的孙子；马海，鞋匠的儿子；马辛杰，男仆的后代；菲力普·锡德尼，富有而博学的大臣，但激烈的骚动把所有的人搀和在一起；今天他们被赞颂，明天他们就一命呜呼，基德，海伍德，历尽艰辛，像斯宾塞那样饿死在国王大道街头，所有的都不是规矩的市民，有好斗分子、拉皮条的、喜剧演员、骗子，但他们是诗人、诗人、诗人！莎士比亚不过是他们的中坚：时代的宠儿，但是人们根本没有时间把他区别对待，骚动席卷而来，作品不断涌现，激情一浪高过一浪。突然，这壮丽的人性的喷发就像它的产生那样，颤栗着，节节地崩溃了，戏收场了，美国精疲力竭了，以后几百年泰晤士河的湿凉的灰雾笼罩着思想：在仅有的一次冲锋中整整一代人遍历了激情的所有跌宕起伏，那满溢的、狂躁的灵魂猛烈地冲出胸膛——现在这个国家躺在那里，心疲神倦，精疲力竭；一个吹毛求疵的清教主义关闭了剧院，锁起了热情的言论，在最高人性表示过所有时代最狂热的忏悔的地方，在燃烧的一代人经历了数十代人命运的地方，圣经重新获得了发言权，像神一样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