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戴克开业头一个月的情况令人担忧。我们收到的律师费，总共才1200美元。400美元来自吉米-蒙克，他是个专门在商店行窃的扒手，在市法院受审时，上了戴克的钩。200美元取自一个DUI案件，戴克是如何把这个案子抢到手的，他并未向我解释，到现在仍然是个谜。500美元是一桩工人赔偿案的律师费，这个案子的材料是我们撤离原来事务所那天，戴克从布鲁索办公室顺手牵羊的战利品。还有100美元，是我为一对中年夫妇起草遗嘱获得的手续费。他们在楼下买古董，转错了一个弯，闯进我的办公室，我正伏在写字台上打瞌睡。我们聊得很愉快，他们兴致一高，就要我为他们写遗嘱。付的是现钞，我立即交给了戴克，他是负责记账的簿记员。我们第一笔律师手续费，来得正大光明，清清白白。
我们房租化了500美元，文具纸张名片400美元，接通水电煤气并交纳押金550美元，电话系统租赁和一个月的电话费800美元，用分期付款方式向楼下房东购买写字台和其他装潢设备的第一次付费300美元，律师会员费200美元，五花八门的杂费300美元，传真机一台750美元，安装租来的一台廉价计算机及第一个月的租金400美元，在当地的一份饭店指南上登了一则广告50美元。
我们总共化了4250美元，但其中大部分都属于开办费，我为此对戴克十分感激。他精打细算，决不浪费一分一文。根据他的计划，今后的日常开支，每月大约1900美元。对于目前的情况，他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
我对于戴克的热情，很难无动于衷。他是单身住在事务所，远离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不是自己家的城市里，而且很少在城里参加社交聚会。密西西比的赌场，是他提到的唯一消遣场所。
他通常比我晚个把小时开始工作，上午大多呆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究竟打给谁，只有天知道。我想他准是在设法拉客户，或者核对事故报告，或者联系他的关系户。他每天上午都要问我，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打字。我不久就意识到，他打字要比我好得多，而且他总是满腔热情地要为我打信函和文件。他接电话，买咖啡，打扫办公室，跑复印店，什么都干，整天忙个不停。戴克毫无架子，他只想让我高兴。
他一点不为律师资格考试操心。我们为此曾谈过一次，但他马上改换了话题。
每天将近中午的时候，他总要去某个说不清的地方办点神秘的事。我想他去的准是一个活动繁忙的法律场所，也许是破产法庭或者是市法院，他到那儿去寻找那些需要聘请律师的人。这件事我连问也没有问。他在晚上去医院侦察。
只花了几天工夫，我们就安排好办公室，建立好各人的地盘。戴克认为我应该用大部分时间去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法院转转，招徕顾客。我的性格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咄咄逼人，我发现他对此颇为失望。我老是谈论职业道德，讲究战略战术，这也使他腻烦。外面是一个严酷混乱的世界，那些连肚皮也填不饱的律师，可是明白这个你死我活的把戏应该怎么玩。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干等，你只能活活饿死。人家不会把那些有油水的案子给你白白送上门。
另一方面，戴克也得依靠我。我有开业执照。尽管收入可以对半分成，但我们的关系并非平等合作。他把杂活苦活主动揽在身上，是因为他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他心甘情愿地跟在救护车后面飞奔，在法院接待室里徘徊，在医院急诊室里躲躲闪闪，是因为他对五五分成这样的安排心满意足。他在哪里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交易啦。
只要逮住一桩案子就成，他反反复复对我说，在律师界你一直都可以听到人们这样说。逮住一件大案，你就可以退休。在电话簿黄页上做彩色广告，在马路上竖起又高又大的广告牌，在市内公共汽车上贴出大幅海报，甚至打电话拉客，律师们之所以干出这些肮脏勾当，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捏住你的鼻子，不要理会你的所作所为发出的臭气，不要理会大事务所的大腕律师对你的奚落或者谄媚，因为只要逮住一桩案子就成。
戴克已经下定决心，要为我们这个小小的事务所，逮住一桩大案。
他在全市深挖细找的当儿，我也努力使自己忙忙碌碌。在孟菲斯地区，有5个附属于它的小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市法院，每个市法院都指派年轻律师代表贫穷的刑事被告在行为不检的案件中替他们辩护。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兼职的年轻人，大多是孟菲斯州大的毕业生，大多数人每月的工资还不到500美元。他们在市郊都有自己的事务所，而且生意兴隆，每周只化几个小时，审理这些刑事案件。我曾登门拜访过他们，脸上挂着笑，伸出热情的手，请他们多多关照，给我弄点儿业务。拜访也取得了一点成果。目前，我奉命代表6个穷汉子，他们所犯的罪行各不相同，有的是拥有毒品，有的是小偷小摸，还有的是公开亵渎。每件案子我最多能拿到100美元，但案子必须在两个月内了结。从会见委托人和他们讨论如何为其辩护，与检察官交涉，到最后赶赴郊区出庭，我每一案件至少要化4小时。这就是说，每小时收费只有区区25美元，还得纳税和开支。
但这至少让我有事可做，而且多少也有点儿进账。我和人们会见，相互交换名片，请我新找到的委托人转告他们的亲戚朋友，我鲁迪-贝勒能帮助他们解决任何法律难题。然而，折磨他们亲戚朋友的又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每想到此，不禁全身战栗。只能是更大的不幸啊。不是离婚，就是破产，或者种种刑事罪名。这就是律师的生涯。
戴克希望我们赚到一点钱以后，做些广告。他认为我们应该打出人身伤害法律专家的旗号，到有线电视台做广告。广告片应该在每天清早播放，那时候工人们正在吃早饭，可以赶在他们上班受伤之前引起他们的注意。他最近还一直在收听一个听众可以与主持人谈心的黑人电台。这不是因为他喜欢它播放的音乐，而是因为这家电台收听率很高，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被律师们发现和利用。戴克找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谈心律师！
上帝保佑我们。
我喜欢在巡回法院文书室溜达，跟那些女办事员打情骂俏，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法院的档案是公开的文献，可以通过计算机查阅。我摸熟了计算机后，立刻调出了列奥-F．德拉蒙德以前经办的几个案件。最近的一桩结案已经18个月，最早的则已有8年之久。没有一桩与大利公司有关，但被告无一例外全是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所有的案子都经过审判，并且最终裁决全都有利于他的委托人。
我在过去3周当中，化了许多时间研究这些档案，做了大量的笔记，复印了成百份材料。借助这些档案，我准备了一份长长的质询提纲，这些书面质询的问题将由对方在宣誓后做出书面回答。书面质询的方法多种多样，我发现德拉蒙德的模式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仔仔细细地琢磨这些档案，列出了一份长长的要求大利公司提供的文件目录。德拉蒙德的对手当中，有几个相当出色，另外几个都十分可怜。但不管对手的本领如何，他似乎总是占着上风。
我研究了他的诉状、辩护状、申请书、书面质询和对原告书面质询做出的答复。晚上，我躺在床上读他的证词，背诵他的预审指令。我甚至看了他写给法院的书信。
在对戴克作了长达一个月的巧妙的暗示和委婉的劝诱之后，他终于同意去亚特兰大做一次闪电式的旅行。他在那里搜索了两天时间。两个晚上都是在价格低廉的汽车旅馆中度过，因为这是因公出差。
今天回来时，他带来了我期盼已久的消息。包娣小姐的财产略高于42000美元。她的第二任丈夫确实从他那个住在佛罗里达关系疏远的哥哥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但他的那份不动产价值还不足100万美元。在和包娣小姐结婚以前，他已经有过两位太太，她们给他生了6个儿女。这6个儿女，外加律师和国内收入署，几乎把他的财产瓜分殆尽；包娣小姐得到的4万美元，由于某种原因，被存放在佐治亚州一家大银行的信托部。经过5年大无畏的投资，连本带息现在已有42000美元。
由于法院档案只是部分封存，戴克可以仔细查阅，并且缠住有关的人士，打听到我们需要的信息。
“遗憾，”他在总结了调查成果并把一些复印的文件交给我后说。
我很失望，但并不觉得奇怪。
笔录唐尼-雷-布莱克的证词，原本计划在我的新事务所里进行，这个方案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戴克和我虽然不是在马厩中办公，但办公室大小，而且几乎没有装修。窗子上没有窗帘，转身都有困难的洗手间里，抽水马桶又常常罢工。
我倒不是为这个地方感到难堪，事实上它还颇为雅致；对一颗正在崛起的律师界的新星，这是朴实无华的起步场所。但它肯定要遭到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那些家伙的嗤笑。他们过惯了豪华生活，屈尊来到郊区的贫民窟定会表现出势利来，我又怎能忍受？我们甚至都没有足够的座椅，把狭小的会议桌四周摆满。
星期五，也就是预定取证的前一天，多特告诉我说，唐尼-雷起不了床出不了屋。他一直在为取证担心，这使他的身体变得更糟。他既然无法走动，我们当然只能去他家取证。我打电话给德拉蒙德，他却回答说他不能同意改变取证的地点。规定就是规定嘛，他说。我能做的就是把取证的时间向后推，并且重新通知每一个人。他对此深感遗憾。他当然巴不得把取证向后推，一直推到唐尼-雷的葬礼之后。我挂上电话，马上又打给基普勒法官。过了几分钟，基普勒拨通了德拉蒙德的电话，三言两语就把取证的地点改到多特和巴迪-布莱克的家。我感到奇怪的是，基普勒居然想亲临取证的现场。这实在是非同寻常，但他有他的道理。唐尼-雷已经病入膏肓，这可能是笔录他的证词的最后一次机会。因此，时间至关重要。取证时双方律师发生激烈争执是家常便饭，往往需要打电话请法官召开电话会议来解决纠纷。如果找不到法官，如果纠纷无法解决，取证就只好取消，双方重新商定取证的时间。基普勒断定，德拉蒙德那一帮人准会挑起毫无意义的争吵，阻碍取证的正常进行，然后大发雷霆，拍拍屁股走路。
但基普勒在场，取证就会一帆风顺。他会对他们的反对意见做出裁决，让德拉蒙德老实就范。而且，这天是周末，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补充说。
这将是我律师生涯中第一次取证，我想他也有点儿为我的能力担忧。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星期五夜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心里一直在盘算，如何才能保证在布莱克家的取证获得成功。唐尼-雷整个作证的过程，将用录像机录下，以便陪审团将来可以看到他那凄惨的模样，但他们家又潮又暗，特别是最最重要的灯光，更是暗淡得怕人。屋子里没有空调，温度却高达华氏90多度。无法想象，五六个律师和一位法官，外加一个书记官和摄像，能在他家里找到一个地方挤坐在一起，而不致觉得无法忍受。
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多特用大块的蓝色烟云，使我们统统窒息而死；还梦见巴迪在后院用空酒瓶砸窗户。我睡了不足3小时。
我提前1小时早早来到布莱克家。他们的窝显得更小更热了。唐尼-雷坐在床上，精神尚可。他说他要打起精神面对挑战。取证的事我们已长谈过几小时。一周前，我给了他一份材料，上面详详细细地列出了我要问的问题，以及我估计德拉蒙德将会提出的问题。他说他已做好准备，但我看出他有点儿紧张和激动。多特在边煮咖啡边擦墙壁。一批律师和法官将要光临，唐尼-雷说，她打扫了一个通宵，到现在仍未停。我在搬一张沙发时，巴迪从我身边走过，身上已经洗刷一新。衬衫雪白，下摆也已经塞进裤腰。取得如此显著的战果，多特不知在他身上化了多少力气。
我的3位委托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完全上得了台面。我为他们骄傲。
戴克来时带了许多设备。他向朋友借了一台老式摄像机，比时下流行的摄像机至少大3倍。他向我保证摄像决无问题。这是他第一次和布莱克一家见面，他们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正在屈尊抹着咖啡桌的巴迪尤为如此。戴克在屋里兜了一圈，悄悄对我说这地方绝对不够大。他把一只三角架拖进房间，不慎踢翻了一个杂志架，惹得巴迪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屋子里凌乱不堪，到处散放着一些小桌子、垫脚凳和60年代初期生产的家具，家具上堆满了廉价的纪念性的小玩意。室温在一分钟一分钟上升。
基普勒法官大驾光临，和在场的人打过招呼后，便开始不停地冒汗。过了分把钟，他说：“咱们到外边去瞧瞧。”我领着他穿过厨房，走进后院。在正对着巴迪的福特破车的篱笆一角，有棵橡树，可能是当年造屋时栽下的，如今已枝繁叶茂。戴克和我跟着基普勒，走过刚刚刈过但尚未清扫的草坪。经过那辆挡风玻璃上蹲着几只小猫的破福特时，他特别多看了几眼。
“这儿有什么不好吗？”他站在树下问道。篱笆外边长着茂密的树篱，挡住了隔壁邻居的视线。在这杂乱的灌木丛中，有4棵高大的松树，遮住了从东边射来的早晨的阳光，使人站在橡树下面勉强还能忍受。至少暂时还能忍受。而且，这里光线充足。
“我觉得挺好，”我说，尽管在我极为有限的经历当中，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户外取证这样的事。我迅速默念了一段祷文，感谢上帝让狄龙-基普勒阁下大驾光临。
“电线能拉到这儿吗？”他问。
“能，”戴克说。“我带来的接线有100英尺长哩。”他边说边费劲地从草丛中走过去。
布莱克家的宅基宽不足80英尺，长约100英尺。前面的庭院大于后院，因而后院很小，那辆破福特离我们并不远。事实上，它就近在眼前，那头老猫克劳斯庄严地雄踞车头，用警惕的眼光注视着我们。
“咱们去搬几张椅子来，”基普勒下令，边说边卷袖子。多特、法官和我从厨房搬来了4张座椅，而戴克则忙着拉线，搬出摄像机。巴迪已不见人影。多特让我们随意使用院子里的凳椅，接着又从杂物间找来了3张斑斑点点、发了霉的草坪躺椅。
基普勒和我又是搬又是扛，不到几分钟，全身都已为汗水湿透，而且还引起了邻居的注意。几张面孔从他们的庇护所里露了出来，用充满好奇的目光审视着我们。那个身着牛仔裤的黑汉子，干吗要把椅子拖到布莱克家的橡树底下？那个长相古怪、头大如斗、五短身材的家伙，干吗要脚上绕着电线在跌跌冲冲地布线？布莱克家发生什么事啦？
9点差几分，两位法院女书记官赶到了。糟糕的是，应门的却是巴迪。要不是多特及时出现，把她们领到后院，她们准会吓得掉头就走。感谢上帝，她们穿的不是长裙，而是宽松的便裤。她们立即和戴克聊起摄像设备和电源。
德拉蒙德和他那一班人员于9点准时到达，一分钟不早，一分钟不迟。他今天只带了两个律师：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和布兰登-富勒-格罗。这两人打扮得像是一对双胞胎：海军蓝的上装，全棉白衬衫，下穿浆得笔挺的卡其裤，脚蹬平跟船鞋。唯一的区别只是他们的领带。德拉蒙德没有打领带。
他们在后院找到了我们，这样的环境，使他们颇为惊愕。但基普勒、戴克和我本人此刻已经热得浑身湿透，他们怎么想，已经全不在乎。“只来了3位？”我数了数被告辩护律师团，问道。但他们显然不觉得我的问题有趣。
“你们坐在这里，”法官大人指着3把厨房用椅说。“当心电线。”戴克把电线在树上绕得乱七八糟，而格罗又似乎特别害怕触电。
多特和我扶着唐尼-雷下了床，穿过屋子，走向后院。他身体虽然非常虚弱，却勇敢地强打精神，尽量不让我们搀扶。走近橡树的时候，我仔细观察列奥-德拉蒙德，看他第一次见到唐尼-雷会有何种反应。但从他那沾沾自喜的脸上，我却看不到任何变化。我真想厉声对他吼叫：“你仔细看看，德拉蒙德。看看你的委托人干的好事！”但这不是德拉蒙德的错。拒绝支付唐尼-雷手术费用的决定，在德拉蒙德得知这一事件很久之前，早就由大利公司的某个人做出了，他只不过碰巧当了炮灰，受到我们憎恨而已。
我们让唐尼-雷坐在铺了垫子的摇椅上。多特把垫子拍了又拍，弄得松松软软，让他尽可能坐得舒舒服服。他呼吸沉重，满脸是汗，看上去比平时还要虚弱。
我把在场的人一一向他做了正式介绍：基普勒法官，两位法院书记官，戴克，德拉蒙德和特伦特与布伦特的另外两名律师。他身体太弱，不能和他们握手，因而只是微微点头，尽力挤出一丝微笑。
我们把摄像机对准他的面孔，镜头离他大约只有4英尺。一位书记官是领有执照的摄像师，在戴克调整焦距时，她设法让他走开，不要碍手碍脚。因为录像带上只能出现唐尼-雷一个人的图像。别人的声音可以录下，但将来陪审团看到的只能是他一个人的脸孔。
基普勒让我坐在唐尼-雷的右侧，德拉蒙德坐在他的左侧。法官自己则坐在我的旁边。我们坐下后，都把椅子向证人身边挪。多特站在摄像机后几英尺的地方，注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
受好奇心驱使的几位邻居，在不到20英尺以外，倚在钢丝网眼篱笆上。从街头一台收音机里，传来康维-特威蒂嘹亮的歌声，但目前这还没有使我们分神。这是星期六的上午，从远处不停地传来刈草机的嗡嗡声，与邻居们修剪树篱时发出的咔嗒声相互唱和。
唐尼-雷呷了一口水。面对着4位律师和1位法官的注视，竭力显得泰然自若。今天向他取证的目的十分明显：陪审团需要倾听他的证词，而将来开庭时，他却已经离开人问。他应该引起陪审团的同情。如果是在若干年以前，取证会以过去常见的那种方式进行。法院书记官用录音机录下提问和回答，再用打字机打成一份清楚明白的证词，审判时由律师向陪审团宣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目前的取证，特别是对垂死的证人取证，常常用录像机录下，然后向陪审团播放。遵照基普勒的指示，唐尼-雷的证词也将按标准程序用速录机录下，这将使原告和被告、陪审团和法官，在不必看完整个录像的情况下，迅速查看所需的证词。
这种取证所化的费用，视长度而定。法院书记官按照页数收费，因而戴克要我提问时简明扼要。这是我们在取证，费用得由我们支付，他估计大概要化400美元。打一场官司代价实在不菲。
基普勒问唐尼-雷是否已准备就绪，接着便命令书记官让他宣誓。他保证将说出事实真相。由于他是我的证人，目的又在于为将来庭审取得证词，我对他的质询就不能像平时“钓鱼”时那样随便，而必须符合取证的种种规则，因而我心里颇有点儿紧张。但基普勒在场，又使我大为安心。
我问了唐尼-雷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又就他的父母和家庭提了几个问题。全是些基本的东西，无论对他还是对我，都十分容易。他回答时语速缓慢，面对着摄像机，一切都按照事前我对他的指示进行。我要提的问题，他全知道；即使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问题，他也多半心中有数。他背靠着橡树树干，这在画面上构成了绝妙的背景。他偶尔用手帕抹一抹前额，对这个取证小组成员们好奇的凝视，仿佛视而不见。
我虽然事前并未叫他尽量突出虚弱的病态，但他此刻确实显得弱不禁风，奄奄一息。也许他真的活不了几天了。
在我的左边，不过隔了几英寸，坐着德拉蒙德、格罗和希尔。他们将拍纸簿搁在膝头上，正飞快地竭力记下唐尼-雷所说的每一个字。在星期六取证，我不知道他们要收多少费。取证开始不久，海军蓝的上装便已脱去，领带也已松开。
在问答过程中一个较长的间歇期间，后门突然砰的一声被人推开，巴迪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他已经脱掉了衬衫，身上穿着那件常穿的布满黑色斑点的红色无领套衫，手上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纸袋。我虽然目不斜视，没法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唐尼-雷身上，但从眼角仍能看见他摇摇晃晃地走过院子，一边用怀疑的目光瞟着我们。我心里完全明白，他将向何处走去。
那辆福特破车的门敞着，他钻进汽车，坐到前排的位置上，几只小猫立刻争先恐后地从窗口跳了进去。多特的脸上顿时板了起来。她紧张不安地望着我，我立即摇了摇头，仿佛是说：“别管他！他是不会有什么妨碍的。”她真想宰了他。
唐尼-雷和我谈论着他接受过的教育，工作经历，以及他从未离开过家、从未参加过选举登记、从未在法律上遇到过麻烦等等事实。昨天夜里，我躺在摇荡的吊床里，曾经把取证想得如何如何困难，现在情况却远非如此。我从容自若，完全是一副真正的律师模样。
关于他所患的疾病，以及他没有得到的治疗，我提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事前虽然已经排练过多次，我仍旧问得十分谨慎。因为医生的话唐尼-雷一句也不能重复，而且他也不能做任何猜测，或者发表与医药有关的意见。那样的话，只能是道听途说。医疗方面的问题，我希望再由别的证人在庭审时提出证词。德拉蒙德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每一句回答，在心里迅速地做一番分析，然后竖起耳朵等着下一句。他完全不露声色。
唐尼-雷的体力和脑力能支持多久，陪审团将来想看多久，这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我化了短短的20分钟，便结束了质询，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对方没有提出过一次“反对”。戴克朝我挤了挤眼，仿佛是说：我干得特棒。
列奥-德拉蒙德对著录音设备向唐尼-雷做了自我介绍，接着又说明他代表的是谁，在这样的场合出现他感到多么遗憾。与其说他是在对唐尼-雷讲话，倒不如说是在讲给陪审团听。他声音悦耳，语气宽容，一个十足的富有同情心的男子汉。
只提几个问题。唐尼-雷有没有离开过家？有没有在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过？哪怕只住过十天半个月？德拉蒙德围绕着这个问题，轻声地旁敲侧击，反复盘问。由于唐尼-雷已经过了18岁，只要他曾经离开过家，他们就可以证明，他的父母购买的保单保险范围并不包括他。
唐尼-雷声音微弱，一次又一次有礼貌地回答说：“没有，先生。”
德拉蒙德又很简要地问了别的几个问题。唐尼-雷自己是否买过医疗保险？是否曾经在某一家公司工作，而那家公司为他买过医疗保险？几个诸如此类的问题，得到的都是一句无力的“没有，先生”的回答。
尽管这次取证的场所有点儿古怪，但德拉蒙德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手，取证何止成千上万，他自然明白在这种场合应该小心。他对这个年轻人只要稍微粗暴一点，就会引起陪审员们的愤慨。事实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妙良机，对可怜的小唐尼-雷表现出一点真正的同情，他就可以讨好陪审团。再说，他心里也十分清楚，从眼前这位证人身上，他挤不出什么过硬的材料。既然如此，又何必对他穷追猛打呢？
不到10分钟，德拉蒙德便结束了对唐尼-雷的质询。而我也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再询问证人。基普勒宣告取证结束。多特迅速走了过去，用一块湿布替儿子擦了擦脸。唐尼-雷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被告的律师们默默地拿起上装和公文皮包，告辞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匆匆离去。
基普勒法官开始把椅子向屋里拖。走到那辆破车前面时，他的眼睛瞟着巴迪。克劳斯躬着身子缩在车头上，摆出了一副时刻准备进攻的架势。我但愿不要发生流血事件。多特和我扶着唐尼-雷向屋子走去。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当儿，我朝左面瞧了瞧。嗨，戴克正隔着篱笆忙着向外面的人群散发我的名片呢！真是一个卖力的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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