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付由窃贼闯入这一事实而引起的精神负担方面，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戈托夫齐茨觉得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未丢失任何物品——谢天谢地。门上的锁被撬坏了这不假，可这用不了多久就能修好。可是，她越是观察丈夫，心里便越是忐忑不安。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开业的心理分析医师、医学博士——对未遂盗窃案的反应，要按妻子的观点看，明显不适当。他神经紧张、惊恐异常、不加掩饰，从而使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心里不光惊慌，而且还产生了怀疑。这疑心远非那么令人愉快。她所得出的结论是，鲍里斯一定有一些家庭预算外的财物丢失了，可他既不敢对警察，也不敢对她本人说。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一直努力做一位诚实的纳税人，她可不愿以此而给自己招惹什么不愉快，因此，她亲自掌管家庭所有的财务，并亲自关注诸如及时向当地税务局交税单的事。她想睡得安稳。作为一个大商人的女儿，她在童年时代度过的不眠之夜真是大多大多了。她父亲的诡计终于破产，而通向监狱囚室的道路，又被一个绳套打断了——她父亲在即将被捕的前夜，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了。十四岁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是在那时，暗暗发誓今后在自己的一生中，绝不能允许任何有碍平静生活的事情发生。众所周知，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但自己的生活却可以由自己来安排。
早在丈夫鲍里斯刚开始着手私人行医时，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立刻开诚布公地说：“你要是不对我发誓从今以后我们诚实做人的话，我立马就走，和你离婚，”她决绝地说，“这样的恐惧我早在小时候就已受够了，那时每一声风吹草动，都能使父母从床上蹦起来。我再也受不了这一套了。”
她觉得她的话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听懂了，至少，他们以后再没有谈起过这个话题。当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承担起监督财务和与税务部门打交道的职责时，丈夫并没有提出异议，这使得她相信他没有向她隐瞒什么事。难道他到底还是把部分收入隐瞒起来了吗？他会不会参与了某种可疑的交易，而把这笔收入作为“启动资金”投入商务运转中。而如果他参与的并非什么可疑的，而是犯罪的交易呢？喏，这不，那些打日工的这会儿不是正和鲍里斯分赃吗？对丈夫的惊恐不安和神经过敏，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想不出任何其他解释。况且，她力图弄清情况的所有尝试都毫无结果。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不做咨询的业余时间里，总是久久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系统整理书籍和文件，像是在寻找什么，而对妻子的提问则含糊地咕哝了句什么。
“鲍里亚，你可要老实告诉我，你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每天都会这样问他。
“什么都没丢，”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心神不安地说，“可使人害怕的恰恰在于什么都没丢。”
“你的话我不信。如果你什么都没丢的话，你急什么？你一直在找什么？你总是什么东西找不到了，才会以为人家偷走的正是这件东西吧？”她套问道。
“我能找什么东西！”丈夫发了火，“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你是不是有一笔钱瞒着我？你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呢？我们不是已经讲好，鲍里斯……”
“我什么钱也没有！这样的话你要让我重复多少次才是个够呀？没有就是没有。”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生气地闭了嘴，进了卧室，可是，过了一会儿，委屈之情就被担心所取代了。要知道只要你略一分析，那么一切是再简单不过了：家里有钱，只要你愿意，这不难找到，可钱却没被人动过。家里也有珠宝，同样完好无损，放在原地，既然如此那究竟是什么把贼给招来的？答案很明显：吸引他们的根本就是另外一笔钱，也许其数目远比这要大得多，且来历不明。而且，这些罪犯都知道这笔钱是单独存放的，而且还知道存放在哪儿。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瞒着妻子在暗中从事某种肮脏的金钱交易，而在这件事上，说轻一点儿，他有消息灵通的帮手；而说得重一点儿，是有一伙帮凶。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稳定而又安逸的生活中，光有这个就够了！她在中学时代受到的精神折磨还少吗？莫非如今还得为丈夫做下的蠢事而恐惧得发抖吗？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问题不在这儿。当年，许多年以前，她完全还是个孩子，无论她的父亲做出什么坏事，多大的责任也无需她来承担。如今情况不同。万一查出来，鲍里斯在与国家的金钱关系方面不干净，她也脱不了干系。谁会相信她一无所知，什么都没参与了呢？无怪乎人们都说：丈夫和老婆原为一体。而假如闹出丑闻，那么她，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也洗不清。她，一个税务纪律的热情斗士；她，女议员戈托夫齐茨，以无情揭露贪污受贿的政客闻名的女记者戈托夫齐茨，也说不清。拜拜了吧，名望！可这一切鲍里斯怎么就不明白呢？要知道我跟他说过多少次，又是祈求又是央告的……
于是，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做起了以前从未允许自己做过的事。当丈夫在电话里跟人谈话时，她摘下并联机的听筒偷听他们的谈话。她在他的口袋和办公室书桌上的抽屉里翻找东西。当丈夫接待顾客时，她躲在门后偷听。当然，所有这些人都是来咨询的，可万一里面混进一个那样的家伙呢？这些事下流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长达三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一次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她认为这种事太可耻，是一个尊重自己的人所不屑于做的。可她太想了解真相了。而丈夫对她，这一点显而易见，并没有说真话。
娜斯佳那位于彼得罗夫卡的办公室，已经热得够呛，窗户洞开，街上汽车刹车时发出的疯狂尖叫声迫使她向窗外望了一眼。还好，谢天谢地，不是出车祸。不过是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啪”的一声怒气冲冲地甩上他那辆亮光闪闪的德国巴伐利亚新型车车门，疾步走进楼里。还没过3分钟，他就闯进了娜斯佳的办公室。
“到底是我对啦！”他不知为何得意洋洋地长出了一口气。
娜斯佳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这对我也算新闻。你总是对的。这次是怎么回事？”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心理分析医生家里发生偷盗的事吗？准确地说，是发生了撬窃案，可什么东西也没丢失。”
“记得。”她点点头。
“那你肯定还记得，我早在那时就跟你说过，我觉得这位医师有些不大对劲儿？”
“我也记得。他今儿个又犯什么事了？”
“这我暂时还不知道。可是，现在又有了他老婆的尸体。还没凉呢。”
“干得漂亮，”娜斯佳伸展身体，仰在椅背上，舒展着由于久坐在文件桌前变得酸麻的肩膀说，“可为什么这么大的喜事不向区里报，而要给我们报呢？”
“因为被吓得惊恐万状的心理分析医师的妻子不是别人，乃是国家杜马的议员。这就是实情，可爱的娜斯塔霞。你就等着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和一大堆愉快的工作吧。”
“去你的，”娜斯佳沮丧地一挥手，“议员凶杀案，这不是我的专业。找我办的最好是与生命、爱情和世仇之类有关的。这我会。对政治我反正是一窍不通。”
列斯尼科夫狡猾地一笑。
“正如一位曾经为我填写毕业证的教授说的：没文化，这不成其为理由。你别指望科洛布克会饶过你，他才不会在意你对政治和经济的病态仇恨呢。”
“那倒也是，”娜斯佳听天由命地叹了口气，“这么说，我们可以认为，撬门行窃的对象，不是医师而是他的妻子了。那么，她叫什么？”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
“莫不是一直都在为维护税务纪律而斗争的那个女人？”
“瞧，你还说什么你从不看报。你一直都在撒谎，我的小心肝，你只不过是在装傻。”
“可我真的从不看报呀。也就是说报我也是在读，可只读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可列什卡每晚都看消息节目，我也只好听几句。我的话绝对可信，我宁愿听游吟诗，也不听消息或综述，可齐斯加科夫在这方面与我的趣味不同，这多么可悲呀。”
这是真的。尽管娜斯佳的丈夫在忍耐和理解她的许多弱点和缺点方面，的确表现出奇迹般的宽容，但在一点上是不可动摇的：晚上8点的“消息”、9点的“时代”、10点的“今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妻子想听古典音乐的话，那就请在信息节目以外的任何时间听吧。
然而，玩笑归玩笑，破门撬锁夜入民宅，加上接踵而来的凶杀，这可不是什么好事。罪犯寻找的很可能不是金钱和珠宝，而是某种文件。娜斯佳那位曾在刑侦科工作过多年的继父说得对：信息之争乃重中之重。有时候是有人想要获得它，有时候则是想要毁掉它，老实说，所有纷争都不外乎这两种。如果无法找到并且把文件毁掉的话，那么，接下来往往就是把人——极其危险信息的携带者——给干掉。
娜斯佳对从事信息战很感兴趣。她惋惜的是，根据一切迹象判断，这一信息带有政治性质。可这是无可奈何的。有一件电视金钱案就够她干的了……是的，近来她的运气越来越不好，这样的时代到来了，那就是动机和理由愈益成为犯罪的基础；娜斯佳对之毫无兴趣的，比方说，爱情、嫉妒、复仇和深藏心中的仇恨，变得越来越少了。
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去向戈尔杰耶夫报告去了。半小时后，上校把娜斯佳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瞧，我们不能总是坐着一动不动了，”他嘟囔道，“去，跟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一起去找死者的丈夫。当然，他现在的状态还不能提供条理清晰的证言，但我们也不能白白浪费时间。你们也知道，她是国家杜马议员。各种各样的电话和要求每分钟都可能出现。动起来吧，孩子们，不要再拖延。”
“可……”娜斯佳刚一开口，就被戈尔杰耶夫打断。他对自己这位下属太了解了。
“别担心，我不会派你到杜马去的。你到那儿去也无济于事。你的弱点在于不善于同我们的政治家们打交道。让科罗特科夫和杜马议员打交道吧，什么困难也难不倒他。你今天先跟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一道干，以后我要把他转到另外一条战线上去，我把死者的丈夫、她的亲戚和朋友们就交给你了。”
“谢谢。”娜斯佳感激地点了点头，她已经无数次感激命运赐给她这样一位处长了。
好吧，这就轻松多了。每次当某一显赫人物死于罪犯之手时，报刊上都会为此掀起一番可怕的鼓噪（“银行家被杀！”“部长被暗杀！”“无用的记者被干掉！”），娜斯佳总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当真相大白时，人们会发现，这一罪行完全出于个人动机。归根结底，那些银行家们、部长和记者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也都是些普通人，他们也有亲人、爱人、朋友，因而，也就有敌人和嫉妒者。他们也有金钱上的往来关系，也有从中往往会涌现出可怕的、已快被人彻底忘记的幽灵的过去。为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因为这些而被杀，而名流却不可以呢？谁都不会蓄意诋毁一位诚实部长的升职过程，但这并不妨碍他实际上不过是个虐待狂，是个把情妇折磨到神经崩溃的大混蛋。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要抓起刀来的原因……
娜斯佳满心期望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议员谋杀案就是这种“日常生活”性质的。也就是说，是最普通的那种。
在刑侦科工作的这些年中，她有机会看到许多死了亲人的人。这些人的表现各各不同。有的人僵直呆立如石化了一般，有的人犯起了歇斯底里，还有些人尽量保持自制力。但像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这样的人，对娜斯佳来说，是极其罕见的一种。手扪心口说实话，可以说是根本就没见到过。
鲍里斯-戈托夫齐茨被吓坏了。而且，他的恐惧是如此强烈、如此明显，以致他都感觉不到丧妻之痛。他连一分钟也不肯消停，连续不断地变换姿势，把手指弄得“啪啪”响，手里始终在把玩着个什么东西，而他的目光是内敛的。看起来他甚至并不怎么注意他的谈话对手。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您妻子的尸体是在奥斯特洛维佳诺夫街上被发现的。您知道她到那个区是干什么去了吗？”
“不知道。一般说，我甚个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那是在莫斯科城南，在‘孔科沃’地铁站旁边。那里还有一个大的商品市场。”
“不知道。说不定她是到市场买什么东西去的吧……”
“在她留下的物品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新买的，就只有一个提包。这条街上有没有您的熟人或亲戚？”
“我不是说过我不知道吗？你们到底要我重复多少遍呢！”
“需要多少遍，就重复多少遍。”列斯尼科夫突然语气严厉地说道。
娜斯佳责备地瞥了他一眼。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人的妻子被人杀死了，他的反应当然不可能那么适当。对于一个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即使他表现得无耻、粗鲁、愚蠢或记忆欠佳，都是可以原谅的。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是如此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中，以至于根本未发觉侦查员态度严厉。
“请您尽量详细谈一谈昨天的情况。您和尤丽娅-戈托夫齐茨到过哪儿，做过什么事？你们到过哪儿，谁给你们打过电话，电话里又说过些什么？”
“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我们和每天一样，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聊了会儿天……聊的是……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没发生任何异常。10点钟我开始接诊，尤丽娅回到自己房间准备她在杜马发言的讲稿。随后，大约在2点，我们吃了午饭，下午4点又有人来咨询。病人离开时，尤丽娅已经不在家了。从那以后就再没见到过她。喏……”
戈托夫齐茨又把指头弄得“啪啪”响，并且掉转身子。
“早上接诊时有人给您打过电话吗？”娜斯佳问。
“不记得了。我的办公室有电话，可是，在我和病人谈话时，通常我的电话总是挂断的。这一点你们能理解吧。”
“是啊，是啊，当然啦，”她急忙表示赞同，“那你们的另一部电话呢？”
“卧室和厨房里各有一部。可平常在我接诊时，尤丽娅总是把电话音量调到最低档，不让电话铃声传到办公室去，她甚至在屋里走动时都蹑手蹑脚的。在谈话过程中只应有我和我的病人。整个世界里只有两个人。你们明白吗？如果病人感到身边有第三者在，会妨碍他谈话。任何无关的嘈杂声都不应有。”
“这么说，您也不知道，在10点到2点之间，是否有人给您或您的妻子打过电话？”
“有人给我打过电话……我已记不大清楚了。尤丽娅总是把要转告的话记在纸上，在接诊后转给我。”
“这么说，昨天吃午饭时，她向您报告过什么人给您打过电话？”伊戈尔追问道。
“是的，是这样。”
“至于谁给她本人打过电话，她没说吗？”
“我不记得了。或许吧……我没认真听。”
“为什么？”
这个问题再普通不过了，但心理医生却没回答，只是含糊地耸了耸肩。
“吃午饭的时候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告没告诉您她下午的计划？”
“没有……好像没有……我没在意。”
“您当时有心事，心神不安？”
“我？不。您此话怎讲？”
“这么说，您平常就不怎么认真听您妻子的话了？”
这话从列斯尼科夫方面说当然显得有些唐突，可这一情况毕竟有必要了解清楚。也许这个家庭里关系并非那么和睦？而国家杜马议员被杀也不是政治性案件，而是一件十分普通的日常生活案件？
戈托夫齐茨把目光转向列斯尼科夫，眼神突然变得专注而又尖锐。
“您这么说该不会是有所暗示吧。我和您，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已经打过交道，在小偷撬门溜进我家那次。我想您一定还记得这件事吧。当然，撬窃事实本身使我不得安宁，尽管什么东西也没丢。可这件事使我很不安。”
如今坐在娜斯佳对面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全身紧张而又严肃的人。也是，他居然想得起列斯尼科夫的名字，但娜斯佳记得很清楚，这一次伊戈尔根本就没对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和父称。他只说“列斯尼科夫中尉”和“卡敏斯卡娅少校”。
“你妻子是否也对撬窃的事很不安？”娜斯佳问道。
“是的。”
话说得很肯定，但不知为何似乎不大确信似的。
“您家里有没有属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文件和证明？”
“当然有。”
“能让我们看一看吗？”
戈托夫齐茨疾速从他坐的椅上站起来。娜斯佳直到此时才注意到他的相貌：一个身材高大的美男子，刚过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浓密，梳理得十分整洁，脸上的线条粗犷严峻。可是，不知怎么显得神经过敏，使他看上去矮小萎琐而又忙忙叨叨。而且，娜斯佳必须克制自己不看他的秃顶。“要知道这可太奇怪了，”她暗自笑道，“为了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出一种与其真实现实无任何共同之处的外部形象，别的演员会情愿献出自己的半生的。也是，心理状态对一个人外貌的影响有多大呀！如不是亲眼见到的话，连我也不会相信的。”
“拿到这儿来还是就在原地看？”
“就在原地看吧。”伊戈尔道。
死者的文件在客厅柜橱的小抽屉里。戈托夫齐茨默默取出文件放在沙发上。
“请看吧。”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平常在家时在哪儿办公呢？”伊戈尔问。
“这要看是什么时候了。如果我在接诊，她就在远离办公室的卧室里，这我告诉过你们……”
“是啊，是啊，”列斯尼科夫连忙点头道，“其余时间呢？”
“在这个客厅或是厨房里。”
“这么说，卧室和厨房里也可能有部分文件？”
“可能吧。看一看？”
“请。”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丢下两人走了出去。
“您是怎么想的，打算就在这儿把所有文件都看了？”列斯尼科夫怀疑地问。
“当然不，得带走。但第一次看得有主人在场。或许需要他解释一番。有什么必要以后每过5分钟就把他拽到电话机前来呢！”
“你疯啦！”他惊叹道，“这儿的工作够两天干的了。”
“别夸大其词。”娜斯佳蹙着眉头端起一个硬塑文件夹，“今天先快速大致分一下类就走。你不是有急事吧？”
“孩子病了，老婆急得很，好几天没合眼。要我哪怕回家那么一次，好让她喘口气儿。”
“那你走吧。我一个人对付得了。真的，伊戈尔，走吧，放心，尊敬的心理医生不会把我给吃了的。”
“可万一是他把自己的妻子……啊？你就不怕与凶手面对面？”
“瞧您说的！”娜斯佳扑哧一声乐了，“第一，这样的场合我已多次经历过了。目前还皮毛未损。第二，即使他真的是凶手，那也几乎可以肯定，促使他杀人的原因不在这些文件里。因此，在我翻寻他妻子的文件时，我对他是不会构成危险的，因为我正在搞的调查不会对路。在这件事上，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和可靠的助手。”
列斯尼科夫瞥了一眼手表。
“7点半了，我走你真的不生气？”
“是的，不生气，真的。快走吧，明天见。”
厨房里传来移动椅子的声音和壁柜门“劈啪”的开合声。
“去看看他在那儿究竟在翻找什么。”娜斯佳小声说道。
伊戈尔哧溜一下走出房间。的确，怎么可以让主人一个人呆着呢。你怎能知道，他打算交给刑侦科侦查员的，是被杀死的妻子的全部文件吗？或许他还想隐瞒点什么呢？
响起了椅子倒地的“劈啪”声，娜斯佳吓了一跳，连忙跑进厨房。地板上乱堆着文件夹、单张的纸和翻倒的凳子，房主人一声不吭垂手站在地上，看样子对所发生的事似乎感到莫名其妙。
“我来帮帮您，”娜斯佳俯下身去开始拾文件，“伊戈尔，你走吧，我俩能行。”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蹲在她身边，却连一份文件也不捡，就只是看着娜斯佳，等她把所有文件都捡起来，列斯尼科夫身后的门“啪哒”响了，但主人连动都不动一下。
“请您原谅，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理解，您会觉得我在此时此地讯问您不合适。而且，一般说我的在场也会使您感到窘迫。可我们得破这个案子，因此，很遗憾，您还必须得在一定时间内容忍我们对您生活的打扰。”她尽可能委婉地说道。
“需要多长时间？”戈托夫齐茨问。
“我想不会很长，可这事难以预料。要看我们是否走运了。”
他慢慢站了起来，把翻倒在地的凳子扶正，坐直了。
“我们就在这儿谈一会儿。您不反对吧？”
“好吧。您要点茶？”娜斯佳问。
“好的，谢谢。”
她打开电热壶，就势环顾了一下。厨房很漂亮、很宽敞，墙上嵌着家具，是严丝合缝按照墙的尺寸做的。娜斯佳打开橱门取茶糖，一眼看出，这壁橱不是用整个木头，而是用薄板条做的。换句话说，家具很不错，可还不是最贵重的。大概值六七千美金吧。整木做的家具比这贵得多，大约两万，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这家透着富足气息，但还不算讲究和排场。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想您所遭遇的不幸能够告诉我您的心情了。可我总觉得似乎还有些别的什么。难道是我错了吗？”
戈托夫齐茨抬起浑浊的、再次转向其内心的眼睛望着她，随后吃力地懦动着嘴唇说：
“不，您没有错。可如果我告诉您究竟是什么使我不安的话，您一定会以为我疯了。我不愿意这样。”
“可毕竟……”
“您要我说？”
“是的，我要。”娜斯佳坚定地说。
“我觉得我就要疯了。”
他停顿了一下，或许是在等待对方回答。见对方不说话，便又重复道：
“我觉得我就要疯了。”
“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有迫害狂症状。这是精神极度压抑的标志。”
“我们来通俗点儿，好吗？您精神压抑有什么表现吗？”
“我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觉得我不在家时总有外人进来翻寻我的东西和文件。凭理智我也懂得这是不可能的，可又总是能找到能证明这一点的各式各样的证据。大概，或许正是为此，无怪乎人们都说，经常和精神失常者打交道的人，或迟或早，自己也会变得和病人一样的。我身上发生的恰好就是这样。”
“妙极了，”娜斯佳不无惊恐地想道，“马上就能判明他有心理疾患，在急遽心理病态状态下完全有可能杀死自己心爱的妻子。可我这个白痴，居然会把伊戈尔放跑了，而和他面面相觑。哎，卡敏斯卡娅，瞧您做的好事吧！生活什么都没教会你。”
“让我们按顺序说，”她尽量冷静地说，“有人在监视您这种感觉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发现我身边总有同样一些人在跟踪我，在各种地方，在城里的各个角落。”
“不同的人还是同一个人？”
“不同的人。至少有三个。或许四个。”
“您相信自己没有弄错？您能认得出他们吗？彼此相似的人有很多，您信不信？”
“我对人的相貌有良好的记忆力。我看得很清楚，尽管穿的衣服不一样，可面孔是一样的。”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可要知道这种现象是绝对可以解释的，您别忘了，前不久还有人想偷盗您的家呢。您能肯定您什么也没丢吗？这说明窃贼没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他们没来得及在预定时间内找到，所以，只得藏起来。可既然他们没找到，所以，他们还会继续尝试的，因此，他们监视您这是很自然的，他们想知道您什么时候不在家，好采取下一步行动。您觉得这种解释合理吗？”
戈托夫齐茨更加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至少，他的眼神已经不像几分钟前那么浑浊了。
“这么说您认为有人真的是在监视我？”
“当然啦。这再清楚不过了。”
“您想说这不是臆语？不是狂躁症？”
“我想不是，”娜斯佳撒谎道，其实她根本不相信这一点，“如果我的解释您觉得满意的话，我们就得回到撬窃这件事上来。罪犯在您家里翻找什么东西呢？”
“可我已经告诉过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我不知道。打破脑袋也想不起来。”
“您绝对肯定什么东西也没丢？”
“绝对。”
戈托夫齐茨急躁起来，刹那间，娜斯佳真的感到恐惧。如果他真的是个疯子，那该如何是好？他马上就会发狂，抓起刀子把她大卸八块，好在刀子就挂在她身边，一伸手就能抓到。不，不能冒险。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有敌人吗？”她把谈话转到另一个方面。
“敌人？”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嗫嚅道。
“是啊。嫉妒者、不怀好意的人，或受过她的气的人，一切对她不怀好意的人。”
“她是个记者……您应能理解，任何记者都肯定有敌人。就是他对之写过公正报道的人也一样。尤丽娅的笔锋很尖锐，风格很尖刻，我想她得罪过的人肯定很多。莫非人们就是为此而把她杀死的？我有点不敢相信，人们会为了记者所发表的文字而把他们杀死。”
“记者和您我一样也是人。随便以什么理由都可能导致杀人，记者被杀完全不非得是因为他们写了东西的缘故。而您的妻子同时还是一位议员。她没对您讲过议员群中有过什么冲突的事吗？”
“噢，没有……可我并不十分了解。可如果情形十分严重的话，我肯定能记住那么一件两件事的。尤丽娅，您没看见吗……她是个……很有韧性的人，如果您能理解我所指的是什么就好了。无论咬住什么都不撒嘴，同一句话总是叨叨个没完。情况愈严重，她的话也愈多……讲呀讲……是的……请您原谅……”
他在片刻之间闭上了眼睛，随后又睁开了。
“总之，我肯定会记得的。”
“好吧，既然这样，那就请您帮我整理一下她的文件吧。我不再用说话来折磨您了，您今天大概已经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给侦查员了吧？”
“没有，我不和侦查员说这些。”
“那是为什么？”娜斯佳惊奇地问。
“是这样，他让我明天去一趟。您知道我和他是在太平间认尸体时见的面，他问我尤丽娅昨天什么时候到哪儿去过，我晚上是在哪儿过的。或许我的样子非常糟糕，因为他对我动了怜悯之心，说明天再来问我。”
娜斯佳暗自笑了。侦查员格梅里亚是个好人，可平常并不以同情受害者见长。他不过是个多子女的父亲，爱不够自己膝下那四个孩子，而总是把自己的家务看得比公务更重。他甚至及时从刑侦科调到侦查处，因为不愿冒险，不愿（呸呸，莫遭毒眼）让妻子成寡妇，要孩子做孤儿。的确，在如今这个快乐祥和的年代，侦查工作并不比侦探工作更少危险性，但格梅里亚不知怎么觉得这样心绪能更平静一些。也许正是为此，由于他急着看孩子、回家，急着参加家长会，于是，才只同死者丈夫潦草地聊了一会儿就完事儿，的确，他是有不对的地方。
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帮助下，她在一小时里把死者的文件分了类，大致把它们分成“个人”、“家庭”、“记者”和“议员”几大类，分完就走了，丢下戈托夫齐茨独自悲伤。
“奇怪，”在人挤得满满的地铁车厢里颠簸时，她想，“我在他家里呆了这么长时间，而在此期间电话居然连一次也没响。没朋友和亲戚，也没病人打电话安慰，表示同情。总之，没一个人这样做。莫不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掐断了电话，以免干扰？”
走到自己家门前时，娜斯佳忽然涌起一个胆怯的想法：如果列什卡不在家就好了。这一念头刚一出现，她就被吓了一跳。难道她两年前做出的结婚决定错了？难道说婚礼刚过了才两年，她就明白，她根本不需要什么丈大，甚至像阿列克赛这么出色的丈夫也不需要了？不，不，让这样的想法滚蛋吧。这样的念头无权闯入她的头脑。列什卡最好、最聪明、最宽容、最善良，是最关心人的丈夫。
她感到自己这是在强迫自己相信，然而，当她推开家门，看见屋里的灯光时，便感到万分失望。丈夫在家。还得和他交流。自己得说点什么，听听他回答什么问题……或许全部问题仅在于，一般来说她谁都不需要？列沙是好是坏又能有什么区别？无论他好还是坏，她反正不需要他。
“胡说，”娜斯佳及时制止自己道，“完全是胡说八道。我怎么能不需要列什卡呢？我这不过是累了，近几个月搞得筋疲力尽，以前从没这么累过，而在这个世界上，我最需要的是安静和独处，如此而已。可这是会过去的，一定会消失的，我只需更耐心一些，尽量别得罪任何人。更别说得罪列什卡了，总的说来他是个圣人，因为他已经忍耐了我和我的那些无名之火、乖戾脾气整整二十年了。我在中学时代还没什么，随着年龄增大性格也变坏了，而我的工作也于培养温柔性格毫无帮助。这一切列什卡都毫无怨言地承受了。为此就该为他树碑！”
她一边默不作声地做着这番内心独白，一边解鞋带，她突然意识到，丈夫并没有跟往常那样，到前厅里来接她。而且，整个屋里和厨房里都无声无息。此外，屋里不知怎么没有晚饭的气味。或许毕竟是她走运，阿列克赛留在了茹科夫斯基街他父母那儿了？可是，灯为什么还亮着呢？……
娜斯佳疾速穿上舒适松软的拖鞋，往厨房里瞥了一眼，又瞥了一眼屋里。天呐，一切原来再简单不过！列什卡正用一块厚厚的带方格的毛毯蒙着脑袋，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这也罢，”她松了口气，“还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呆一会儿。”
她小心翼翼关上房门，踮着脚尖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看，想找些什么东西当晚餐。可是，她的希望落了空。食品当然很多，可都是需要加工的。可她并不想做饭。也罢，吃点饼干喝杯咖啡算了，既可口，又顶饭，还不用费事。她拿了一只干净的杯子、饼干和一听速溶的“哥伦布船长”牌咖啡——这样就不用再起身了，好在电热壶就在餐桌上。
娜斯佳在怡人的寂静中过了大约有20多分钟后，电话铃突然没命地响了起来。她忽然想起，电话机在屋里睡着的丈夫身边，于是，她一边用最恶毒的话诅咒着自己，一边跑过去摘话筒。可已经晚了。阿列克赛在毛毯下翻了个身，醒了。
“阿娜斯塔霞-巴芙洛芙娜？”话筒里传来一个恍惚是熟人的声音。
“是的，是我在听。”
“我是戈托夫齐茨。”
噢，当然是戈托夫齐茨。此刻她清楚地回忆起他的嗓音和说话方式。
“您要我立刻告诉您，一旦有人打电话给尤丽娅……”
“是的是的，谁来过电话？”
“一个叫德米特里的。他没说姓氏。”
“您告诉他您的妻子她……”娜斯佳卡了壳。
“没有，您警告过我。我问他需要转告吗，他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说他要等尤丽娅给他回电话。”
“您不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
“也没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嘴里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
“没有。”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说。
娜斯佳记下了戈托夫齐茨给她口述的那人的电话号码和名字。她不知在什么地方已经看到过这个号码……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她肯定看见过，她甚至还打过这个电话。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记忆数字的能力很强。
“回来很久了？”阿列克赛睡眼惺松地问。
“刚到家。”她撒了个谎。
“别撒谎了，我已经闻见你的‘哥伦布’的味道了。你连咖啡也喝完了。为什么不叫我？”
“可怜你呗，你睡得那么香。”
“实在说，我还没吃晚饭呢，一直在等你，我躺下就是为了不至于挨饿。把你丈夫饿死你才高兴呢。”
娜斯佳脸红了。她到底还是做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利己主义者！光想着如何能避免聊天，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呆一会儿了，而列什卡却饿着肚子在等她。
但在好奇心驱使下，羞耻感很快也就消失了。这个德米特里究竟是什么人，他的电话号码为什么这么熟悉呢？她得好好想一想，一定能想得起来，当然，明天早上一上班，10分钟之内她就能搞清楚这是谁的电话，可到明天还早着呢，多么想尽快解开这个谜呀……当然也可以径直拨这个号码，跟这位用户聊几句，可这样一来就有把一切都搞砸的危险。
她跟着丈夫踅进厨房，脑子里还在回想着那七位数字和人名，德米特里。不，她肯定打过这个电话。那是在几年前。要能想起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打的就好了……
“你在干什么呀？”阿列克赛的一声惊呼把她从深思中唤醒。
“怎么啦？”
她疑惑地望着自己的手，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手里拿着一把勺子想要削做沙拉的黄瓜皮。
“对不起，”她歉疚地嘟囔道，“想入神了。”
“请你坐下好了，”丈夫生气地说，“别给家务添乱了，这你就算帮了我的大忙了……”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只有运刀的声响打破了厨房里的寂静，阿列克赛手脚麻利地削着黄瓜和青菜。娜斯佳仍在竭力重新思考这个熟悉的电话号码，可丈夫又一次打断了她甜蜜的沉思。
“阿霞，你今天是怎么了？”他背着身子问道。
“没什么，亲爱的，我不是说过么，就是想得入迷了。”
“也许，你到底不再把我当白痴耍了？”
他的声音里明显透着冷漠，这使得娜斯佳不禁打了个寒噤。天呐，这还不够吗？这一次她又犯什么错了？
“我可能本不该嫁人的吧，”她照例这样宿命地想道，“总之，既不能嫁给列什卡，也不能嫁给无论什么人。我生来就不适合与别的人共同生活。”
“我走了还不到三个月，”阿列克赛说道，“等我回来，看到的不是你，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从我回来起，又三个礼拜过去了，可一次没看到自己身边那个我爱了二十年、对她比对我自己还了解的女人。你变了，可你居然以为连向我解释一下都不必要。现在我想从你嘴里听到一个理智的答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她一耸肩，摸出了烟。
“您找到值得你自己爱的另一个男子了？”
“什么叫你自己？”娜斯佳想用一句玩笑搪塞过去，“难道我爱你还需要什么人帮忙吗？”
“别这样，阿霞。”
他不说话了，专注地削着洋葱的皮，把它们劈成两半，塞进压榨机。
“我知道得很清楚，在咱们两个人中，真吻的是我，而你只是把脸凑上前来罢了。许多年以来我对此已经妥协了，可我每天都在期待，你自己乐于去吻的那个人会出现的。”
“你疯了！”
她哈哈笑了起来，尽管一般说来她并没有理由非笑不可，况且，应当承认，她情绪也不对头。
“列什卡，也许是你的美国把你给变坏了吧？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多么古怪的念头啊？对我来说，你永远都是世上最好的，请你不要装样子，好像根本不知道这一点似的。”
“喏，或许还是我什么地方不好，既然你以为没必要与我讨论你的问题。”
“列沙，这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上百次了呀，”娜斯佳绝望地说，“你没必要介入我的难题，都是公事，反正你无论怎么卖力，也无法帮我解决这类问题的。”
“你撒谎。”
他说这话时绝对十分平静，依旧背对她站着，一边做沙拉，同时注意锅里的肉不致烧过了头。娜斯佳像面对蟒蛇的一只家兔似的不做声了，心惊胆战地期待着下文。可是，下文没有了。阿列克赛说出自己的观点后，也不做声了，显然，他并不想从她嘴里套什么话，或抓住她的某句话证明她为什么撒谎。沉默在继续，而娜斯佳每秒钟都能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所发生的事是不可挽回的。本应立即给予回答的，而在沉默中度过的每个瞬间，使得此后说出的每一句话变得越来越无意义了。应该说句什么话的，可是没词儿了，连说话的愿望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极度疲惫和想要独处的愿望，以便能不必跟任何人谈话，不必向任何人解释任何什么，不必非与什么人面面相觑，就只是合上眼皮，关注自身，沉湎于思考。或许，远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构造，更多的场合下，人们都喜欢与亲人，甚至与不怎么亲近的人交流、讨论一下自己的问题，分享自己的忧愁和希望，倾听他们的建议。但她——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的性格却与别人不同。近来她常常有这么一个想法，即一般说她谁都不需要。无论是妈妈还是继父，还是工作上的同事。也就是说，虽说也需要同事，但之所以需要他们，也仅仅是为了一块儿做事，舍此无他。既不需要拯救灵魂的交谈，也不需要毁谤，更不需要诉苦。
天呐，她沉默的时间可太长了！列什卡或许会以为他指责她撒谎使她害怕了，而在战战兢兢地编撰什么辩护词的吧。在他最后一句话出口之后，过的时间太长了，此刻无论她说什么，一切的一切，都会被他当做是老谋深算和伪装。总之，是撒谎而已。有什么必要急急忙忙地表白什么呢。“或许，根本没必要打破沉默？”娜斯佳心虚地想，“列沙生气了，现在，他至少会沉默到明天早上的。也罢，老实说，这倒也好。让他随便怎么想好了。而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对他没有一点过失，我也没有找什么新的男人，我没必要为自己辩解。难道我能向他解释清楚我是怎么回事吗？难道我能告诉他，在我生命的数十年中，有一个念头始终与我相伴，那就是我的继父是个罪犯吗？可是，如果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对他说，那么，当他在美国时，他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为什么那么需要安静和孤独。是谁曾经写道：‘我要想安静，安静……也许是因为神经被灼伤？’好像是叶夫图申科说的吧。我心里揣着一团火。我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与继父的叛卖行径妥协，为的是不致死于恐惧、悲伤和痛苦。那么当我祈求扎托齐尼吸收我参加工作时，我所承受的屈辱呢？除此之外我哪还有余力干无论什么别的呢。列什卡，你真蠢，你居然以为会有什么别的男人……”
她蹦起来紧紧搂着丈夫，把脸贴在他的背上。
“小心点儿，我可是手持利刃，”阿列克赛不满地说，“你要是蹬了我，我就用这把刀自杀。”
“列什，你是世上最优秀的！”娜斯佳真挚地说，“没有你，我连一件案子也破不了。”
“真的？”
齐斯加科夫转身望着她，疑惑地挑起眉峰。
“这又是例行的杜撰？你是想避免谈话吧？”
“从不。我崇拜你。”
她“啪”地吻了他一下，转身回到有电话的屋子。她想起来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口述给他的电话号码是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