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关于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周围的前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不愿意同她开诚布公谈话的担心完全被证实了。况且，其中的许多人决不是“前”，今天，他们的官运仍然如日中天，位高权重，炙手可热，对讲述娜斯佳想听的事情，他们毫无兴趣。事实上，她开始所谈的阿尼斯科维茨为之在自己的家里提供栖身场所的熟人，应当肯定是她的同龄人吧？根本不是，就是说，也许，她也让自己的同龄人在家里幽会过，但是在最近十五到二十年中，与房子的女主人本人相比，幸运的情人群体已经大大年轻了。岁月流逝，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老了，但是在她的熟人圈子中总有许多人比她年轻十岁，二十岁，四十岁。
娜斯佳会见的人数愈多，愈强烈地感觉到一种不约而同，他们言犹未尽，支吾搪塞。与其说他们直接拒绝回答问题，倒不如说他们含糊其词，有时候在讲什么之前，他们要做一点莫名其妙的停顿。似乎是在斟酌、掂量这能不能讲，或者最好是缄口不说。这可以称做是有意斟字酌句，认真负责。娜斯佳只好耍心眼，尽可能多布下一些陷阱和圈套，但是她越努力就越清楚地懂得，这些人的沉默与他们自己的风流韵事没有关系。他们在竭力回避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英娜。不管娜斯佳怎么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对此作何解释。与她关系良好的人们不想扩散的，是这位斯马戈林院士的女儿一生中的什么？
不过，如果从反面走，那就完全可以试试从与死者关系不好的人那里打听出来。换句话说，如果从朋友那里得不到，就去找敌人。总之，这项任务也不简单。谁肯承认同一个被杀的人相处不好或者敌对过？只好再向马尔塔-根利霍芙娜-舒尔茨求援。她同其他人一样，严守“对死者只溢美不扬恶”的原则。
“为什么您不说您的女友有个人秘密？”娜斯佳开门见山，“我满心指望您的帮助，马尔塔-根利霍芙娜，可是您却把我引进了迷宫。您怕得罪谁？您想想，人命关天，在这类问题上，过分拘泥保留经常妨碍揭露罪犯。往往会误事，让罪犯逍遥法外。”
舒尔茨是一位有智慧、有经验的太太，通过同娜斯佳五六次的交谈，她得出了十分明确的结论，卡敏斯卡娅少校是一个沉稳持重、各方面都无懈可击的人，因此接下来她没有再含糊躲闪。
“好吧，”她喘了一口气，“既然您自己打听清楚……当然，这些话我们以前不想说，况且毕竟大家都爱卡佳。”
“您说的这个‘我们’都是哪些人？”
“伊万-叶利扎罗维奇和我，还有卡佳的前夫彼得-瓦西里耶维奇也同意这样做。犯不着重提这段往事，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您自己明白。”
娜斯佳面临的局面十分复杂。马尔塔-根利霍芙娜一下子就相信，民警分局已经洞察一切。实际上还一无所知。怎么提问才能不显露出欺骗？“您自己明白”。还不错！要是明白了就好了。但是谈话的障碍依然存在。
“为什么您说，只同贝绍夫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前夫讨论过这件事？”她问，“难道再没有别的人知道了？”
“当然没有，”马尔塔-根利霍芙娜立即回答，“别人怎么还能知道这件事情？卡佳善于保守自己的秘密，也善于保守他人的秘密。如果可能，她也会向我们隐瞒的。”
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是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就好了。同时必须装出一切都了然于胸的样子，否则老太太马上就会醒悟，她上当了。从知情者有童年朋友贝绍夫和离异丈夫阿尼斯科维茨来看，是有关家庭的事情。马尔塔则是以最亲密女友的身份得知问题的。
到底没有出什么纰漏。“半吞半吐”在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许多熟人的谈话中都存在，而舒尔茨声称，除了阿尼斯科维茨本人之外，知晓秘密的只有三个人。似乎是有某种误会。马尔塔说的是一回事，而娜斯佳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没有退路，必须小心谨慎，非常仔细地往前走。
“您知道吗，”娜斯佳若有所思地说，“我可有一个印象，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噢，我的天，他们知道什么！”马尔塔-根利霍芙娜两手一拍，“他们知道的只有一点：卡佳把他拒之门外。她这么做是公开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干脆果断，毫不含糊。仅此而已。”
很好，好极了！卡佳把他拒之门外。这个他是谁？她为什么要把他拒之门外，而且还是公开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干脆果断，毫不含糊？为什么谁也不渴望讨论这件事？问题越积越多，整个架构随时都有轰然坍塌的危险。
“有意思，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熟人都如何看待她的这一举动？”娜斯佳抛出了准备好的诱饵，“因为这种姿态需要不小的勇气，您同意吗？”
说完这句无的放矢的空话，内心深处做好受挫的准备，她便等待结果。
“您说得对，亲爱的，”舒尔茨点点头，“大家都吓坏了。他是个可怕的人，当众受辱，可能会把他知道的一切都抖出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那股骇人劲渐渐平息下去。几乎没有人提起他，但是大家都记得他，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诚然，事隔多年，他的发现未必对什么人有意思或是有危险。因为吵架发生在70年代中期，过去二十年了。当时无可争辩。现在则未必。”
“为什么他不这么做，您怎么看？”
“因为卡佳，这是显然的。他爱她。”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呢，投桃报李了吗？”
“这才是最复杂之处。您知道吗，她爱了他很多年。很多——是实实在在的很多，几十年。卡佳嫁给可怜的施瓦伊施泰因之后，他们就认识了，那是在战争刚开始不久。从那之后，他们的联系就没有中断过，虽然卡佳在第一个丈夫死后又结过两次婚，她确实有风流韵事。知道吗，这是常有的事——爱着一个人，却嫁给了另一个，甚至是另两个人。卡佳把他拒之门外，但是许多年的眷恋却不会如此轻易了断。过了几个月，她原谅了他。”
“这个背景没有人知道吗？”娜斯佳猜道。
“没有人知道，除了我和瓦涅奇卡。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知道这个情况要晚得多，是卡佳自己对他说的，当时他刚同自己年轻的花钱狂断绝关系。”
“结果，知道失和的是大家，而知道和解的只有你们三个，”娜斯佳总结道，“也许，隐瞒这个事实没有意义？您自己说，大家都担心，当众受辱的这个人会把他知道的事情都抖出去。如果大家都得知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同他和解了，他们会轻松地舒一口气。停止让人们长期遭受恐惧的折磨，难道不是更理智一些吗？”
“您不理解，”马尔塔-根利霍芙娜低声说，“这不仅仅是恐惧。”
“还是什么？”
“是人格，是良心。这一代每个人都有亲人遭到镇压。朋友、亲戚、邻居，我同卡佳的同龄人还有更年轻的人也都经历过夜半门铃响的恐惧。这种恐惧您不知道，您还太年轻。开头我们为一个问题苦恼：为了什么？当我们一旦理解了什么也不为，也就理解了另一件事：我们，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或者我们的亲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大家都不宽恕为这些逮捕负罪的人。当卡佳完全是偶然得知，她的丈夫被逮捕是拜谁所赐时，她被极大地震惊了。于是她在盛怒之下，当着许多人的面公布了这件事情。可是随后她也明白，不可能就如此简单地割断多年的关系。所以开始同谢苗暗中约会。您明白吗，她曾经羞于面对众人。我能理解她，要知道，当时在揭发的浪头上，支持她的人太多了。把那个人指为坏蛋、胆小鬼、败类、告密者等等。从此以后，如果让大家知道她继续同他保持关系的话，她会没脸见人的。这是她生活中最困难的时期。明明知道那个人促成了逮捕，实际上是促成了她丈夫的死亡，自己却缺乏力量一笔勾销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总而言之，她原谅了他，虽然这几个月来她也承受了极为痛苦的折磨。您知道吗，卡佳很长时间没有白发，我们大家都羡慕她。可是这几个月中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就是说，他叫谢苗。好的，冰层开裂了。如果施瓦伊施泰因被逮捕真的是因为这个人告密，那么找到他的名字和地址就不复杂了。刑事案件档案中应该有资料。如果一切都如马尔塔-舒尔茨所说的那样，这个暂时神秘的谢苗，应该就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能够与之分享别人的秘密的那个人。马尔塔不由自主地亲口强调了一句，“大家都吓坏了”。然而及至他们的关系开始避开大家，就更加能够无所顾忌地把一切都告诉他，因为这一关系与共同的熟人不可能再有任何瓜葛。谢苗从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交际圈中消失了。
娜斯佳自己没有到克格勃的档案馆去。她很善于放弃情绪化的抛头露面，集中精力思考破案，但是毕竟还有一些她不能只是组织别人去做的琐事。其中包括她不能够，确切地说是不喜欢处于低三下四的地位，她被看成一个进门求人的小人物，而别人则居高临下向她施恩赐惠，虽然事实上是公事公办，既是她的职责，也是向她施恩赐惠的人的职责。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克格勃——联邦安全局档案馆是两年前。她没有一丁点想再去的愿望。当然，从公务纪律的观点看，这样任性是不可原谅的，民警军官没有任性的权利。但是，由于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没有过其他的任性，同事们谅解了她的这个一小“点”，并且把所有需要求爷爷告奶奶他说好话、央求在证件上签字盖章、在门外等候几个小时等等差事都承担起来了。
第二天，尤拉-科罗特科夫把一张写有名字和地址的纸放到娜斯佳面前。谢苗-费多罗维奇-罗德钦科健在，住在莫斯科中心沃斯塔尼亚广场一幢高楼里。
“嘿，阿西卡，给你这个档案中的讨厌鬼。”科罗特科夫精疲力竭地说。他习惯地骑坐在卡敏斯卡娅办公室的椅子上，从娜斯佳的鼻子底下强夺下咖啡杯，“也许，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没弄懂，不过，我们这位谢苗-费多罗维奇是一位极高尚的人。凭良心说。”
“高尚的告密者？”娜斯佳谅诧道，“竟有这等新鲜事？”
“嗯。与其他的告密者相比较而言。你认为，一个罗德钦科就能把施瓦伊施泰因博士关起来吗？绝对不是，是那里的人一齐使劲。伊万-叶利扎罗维奇-贝绍夫也在其中。案中的告密者有十来个，而作者就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周围的人。那些告密信基本上写得都很干巴，没有文采。而亲爱的谢苗-费多罗维奇的信正赶巧了，在日期上它是最近的。你猜得到是个什么样的情夫吗？”
“看来，不幸的博士严重妨碍了某某人，而这个某某人极欲把他投进监狱。他有可能向施瓦伊施泰因夫妇周围的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把他供出来。但这些人要么不够歹毒，要么想像力不够丰富。要么被吓得还不够，提供的材料无论如何不能将事情搞掂。而谢苗-费多罗维奇就提供了这样的材料。事情明摆着，他的歹毒和想像力应该更多一些，既然他与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有暧昧关系。也许，其中另有曲折。比如，谢苗-费多罗维奇在某方面受施瓦伊施泰因所妨碍的那个人指使。或者他怕这个人。总之，不能不服从，虽然并不太想把情妇的丈夫弄得太惨。只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尤里克，我一直害怕从道德上评价那个时期的事件。一些人说没办法，在强迫和恫吓之下。另一些人用手指点着揭发他们说，正派的人不接受强迫或者恫吓。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是我知道一点：如果不是你本人，而是你的亲人、你的孩子受到威胁，你会做乐意做的一切事情，只要不伤害他们。我记得太清楚了，阿尔森怎么威胁我，我发疯般地为爸爸和廖什卡担忧。也为瓦洛佳-拉尔采夫的女儿担忧。阿尔森绑架了她，并且利用她来讹诈我。要知道我按照他的命令做了一切。不接案子，中断工作，解散小组，开张病假条坐在家里。至于即使不出家门，守着电话机，我反正也能欺骗他，这是另一回事，但是这已经离题太远了。但是，你为什么说，罗德钦科是一个最高尚的告密者呢？”
“因为他没有出卖任何人。你想想马尔塔-舒尔茨对你说的话。由于你不了解情况才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她的话。”
“对了，我想通了，‘大家都吓坏了’指的是害怕泄露风流韵事和夫妻反目。好了，原来，所有这些人彼此都了解，知道写了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丈夫的告密信，揭露罗德钦科之后，又害怕他也会算计他们大家。”
“我想，整个事情正是这样。”科罗特科夫点头称是，“可是他没有出卖他们，所以我才说他高尚。如果当众羞辱了他，自然完全会按照‘谁是审判员’的原则受到斥责。然而他没有这样做。”
“也许做了，”娜斯佳沉思地接下去说，“但不是大家都听得见，而是悄悄地，对着热爱的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耳朵。也许，顺便说说，因此她才原谅他。她只需明了，他一点也不比她其余的老朋友、老交情更坏。既找到了保持沉默的力量，又不破坏同他们的关系。那么马尔塔-舒尔茨是偶然没有写密友丈夫告密信的吗？”
“没有就是没有。”尤拉笑一笑，“她的丈夫写了。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很快也很容易就被管住了，他因为担心家庭写了告密信。总之，情况极为简单。你自己明白，施瓦伊施泰因博士是个医生，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周围总有一帮文艺和演艺界的精英，因此不用费多大气力就能证明反革命医生蓄意‘治坏了’一批苏联艺术的骄傲，主要演员、导演、作家和画家。仅仅需要这些‘骄傲’控告一下不正确的治疗。”
娜斯佳去找谢苗-费多罗维奇时，内心想象他是一个体弱多病、凶光毕露的人。但是她的预测只是部分得到证实。80多岁的罗德钦科当然不会给人年轻活跃的男子汉印象，但是也没有行将就木的龙钟老态。当然，年龄和疾病不饶人，但是他头脑清醒，记忆力不减当年。罗德钦科有一个大家庭，同儿子、儿媳、孙女、孙婿和两个重外孙住在一起。进入这套大房子之后的头十分钟，娜斯佳就看出来，这个大家庭都尊重老爷子。半小时后，她已经明白，谢苗-费多罗维奇当年为什么没有抛弃家庭，甚至容忍了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两次嫁人。不可能抛下真诚爱你的人们。他们需要你，完全不是因为你钱挣得多或是占据着给你也就是给你的家庭以种种优惠和方便的要职。他们需要你，是因为你理解他们，是因为他们在你的身边感到温暖，是因为……有多种形式，多个方面的爱情，试图用语言描述爱情是愚蠢的。洋溢在罗德钦科家庭中的爱，正是由多年来对自己的妻子不忠的告密者谢苗-罗德钦科本人凝聚起来的。
“您想谈谈卡捷琳娜？”他一面问娜斯佳，一面把她让进自己带大窗户和宽阳台的房间。
通向阳台的门敞开着，外面是夏天的炎热，娜斯佳看见一张放着枕头的躺椅，窗台外侧打开的书上放着一副老花镜。显然，她进来之前，罗德钦科正在阳台上看书。
“也谈谈您，”娜斯佳微微笑着说，“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既不是要谈您，也不是要谈她，而是要谈其他的人。”
“您这么自信，我会愿意回答您的问题吗？”谢苗-费多罗维奇显出怀疑的神气问。
“相反，我完全没有信心，已经做好了准备，不得不请求您甚至劝说您。我有些问题直接与侦破谋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案有关。”
“只是有些问题吗？其余的呢？”
“我向您提出其余的问题纯属好奇。如果您不想回答，我也不会勉强。怎么样，说定了？”
“好吧，”罗德钦科咂咂嘴唇说，“请。我们出去透透气，房间里闷，我不喜欢闷热。”
娜斯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在阳台上可以放心大胆地抽烟，不必拘束，也不必问主人允不允许。罗德钦科坐在自己的躺椅上，让她坐在稍低些的带坐垫的折叠椅上。
“我理解得对吗，杀害卡捷琳娜的罪犯，你们至今没有找到？”罗德钦科半信半疑地问，“难道查找罪犯这么复杂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难题。涉及这么多的贵重物品，它们不可能在第一个角落里就卖光，能在很短的期限内相当顺利地揭露罪行。妨碍你们的到底是什么？”
“动机，”娜斯佳简短地回答，“我们没能够查明动机。就是说，没能够找出有杀害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动机的人。”
“您是想说，收藏品并未失窃？”谢苗-费多罗维奇说不出来地吃惊。
“收藏品完好无缺。”
“那是为什么呢……况且，当然，您自己刚才说，您不知道为什么。这太奇怪了。没有更奇怪的了。”
“就是说，您以为，谋杀阿尼斯科维茨仅仅是为了油画和钻石吗？”她更准确地补充说。
“还能为了什么呢？我千百次对叶卡捷琳娜说过，劝她不要对这些贵重物品掉以轻心，既然她不想卖掉它们，那就在有生之年把它们捐赠给博物馆，这些东西在博物馆里会安全无恙。反正根据遗嘱也是由博物馆全盘接收。但是她固执己见，说想陪着这些东西终老余生。我没能够说动她。”
“您认为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没有也不可能有仇人吗？”
“怎么会呢，有仇人是可能的，”他沉默了，接着又补充道，“但是仇人，据我所知，没有。卡捷琳娜是一个少见的绝对是大家都喜欢的人。不可能不喜欢她。”
“谢苗-费多罗维奇，您知道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保护过熟人的风流韵事吗？”
“当然。当我不再是她的圈子中的一员之后，她还乐意同我讨论这些韵事。大概，您知道这段可悲的往事，既然您到我这里来。”
“非常粗略，一点皮毛而已，”娜斯佳点点头，“大部分我都不清楚。不过这正好是您不一定非回答不可的问题，如果您不愿意的话。”
“您还有什么不清楚呢？”
“比如，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为什么瞒着大家同您继续约会的问题。这有什么可害羞的？您在她的丈夫被捕和死亡一事中的作用只涉及她，而对此取何态度是她个人的事情。她宽恕了您，与此同时，她为什么应当看别人的眼色呢？我对此不理解。”
“我尽量向您解释清楚。至少，我明白您的疑惑。当时，在1949年，我32岁，我的儿子3岁，女儿刚刚出生，我也十分清楚，如果我不服从的话，等着我的家庭的是什么。我尽自己所能抵制了很长时间。我建议利用施瓦伊施泰因家的其他朋友们的帮助，指出了他们的名字，既然卡佳的丈夫注定要被逮捕，我指望他的落难至少不是出自我的双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的检举没有促使他们动手，但是我确实知道有人检举，并且知道是哪些人提供的。”
“您从哪里知道的？”
“我知道了。在全面监视和大逮捕时期，也有过连环保，我在机关里有一些朋友给我通报消息。最可悲的是，所有写过告密信检举卡佳的丈夫的人都留在了她的圈子里，继续到她的家里去，多年以来被她继续当做朋友。您要是看见就好了，当施瓦伊施泰因死了以后，他们如何向她表示同情！他们那时候都年轻，发生争吵的时候他们都还活着。我由于不小心丢失了几张异议书，卡佳对这些话不理解，但是他们都很清楚。我大声引用了不同告密信中的一些话，这些告密信的作者，在卡捷琳娜把我拒之门外的时候都在场，他们心里非常明白，我全都知道。您知道吗，按照‘自己是傻瓜’的原则，我不赞成把所有的关系都查个水落石出，所以我没有以揭露其他人来报复。说到底，报复他人不能减轻我的罪过，我承认了它，而其他人的罪过就让它埋在他们的良心中吧。”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知道了写告密信检举她丈夫的不止您一个吗？”
“如果知道，也不是从我这里，我没有告诉她。”
“为什么，谢苗-费多罗维奇？难道当时所有写了施瓦伊施泰因告密信的人当中，痛苦的只有您一个，而其余人继续围着您心爱的女人跳舞没有刺痛您吗？”
“刺痛？”罗德钦科沉思地重复了遍，“也许。您知道，我同您的谈话很奇怪。要知道我同任何人都不能谈这件事情，我只同卡捷琳娜谈，她比我整整年轻五岁，而过了50岁之后，五岁的差距已经算不上差距了。因此甚至对她我也不能做到绝对直言不讳。而现在在您的面前，我才明白老年人有自己的优势：跟自己的同龄人讨论这个题目我会不高兴的，而跟年轻人——请吧。在您的面前我不觉得不好意思。也许，是因为现代的年轻人更加不在乎道德，因而更加宽容他人的罪过，对犯罪更加冷漠。您不至于唾沫横飞地指责我，对吗？”
“对，但是并非因为我不在乎道德。在某些方面大概您是正确的。谢苗-费多罗维奇，要是一个年轻些的人说这些话，我会怪他，但是我不能怪您。”
“您看，”罗德钦科嘿嘿笑了，“年龄是一面有用的挡箭牌。年轻迷人的女人们对我也已经不见怪了，不论我说些什么荒唐话。现在您清楚了，为什么卡佳隐瞒同我的关系，因为她不知道，她的朋友中有些人并非不该受到谴责。她是个圣洁的人，她原谅我甚至都觉得尴尬。所以她不想让人知道。她在这些人面前不好意思。您想象得到这种奇谈怪论吗？她在他们的面前不好意思，是因为她能够原谅我，还因为她不能无视我们的爱情。”
“谢苗-费多罗维奇，难道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朋友们的真实面目告诉她吗？您自愿把全部罪责的重担都揽到自己的身上，把这个秘密保守了这么多年。”
“这很复杂。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一言难尽……当然，在她当众羞辱我、禁止我再跨进她家门坎的时候，我想这么做的冲动非常强烈。不过，这种冲动很快就过去了。我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已经失去了卡佳，我再也看不到她了，就是她再把什么人从自己的家里赶出去，也不能使我变得轻松些。后来过了几个月，她回到了我的身边，我感到无比幸福，以致完全忘记了要同谁算账。况且，这些人在我的面前实质上并没有过错，他们对不起的只是卡捷琳娜。我怎么能报复他们呢？仅仅因为他们更走运，卡佳没有识破他们的所作所为吗？这既不是他们的过错，也不是他们的功劳。一切都出于偶然。他们中不管是谁都能处于我的位置。几年之后，进入了下一阶段，我已经无论为了什么都绝不会冒险去擦亮卡佳的眼睛，让她看清她周围的人，甚至连这种念头也不会有了。我们日见衰老，有人故去，有人重病躺倒。有人迁到其他城市去投靠能照顾他们的子女，我们这些相知相交四五十年的老人越来越少了。大概有人对您说过，卡捷琳娜永远是这伙人的灵魂，喜欢交际，经常有很多人围着她转。不过，您想过这些人都有谁吗？在他们之中老朋友、老熟人并不太多。哪能一下子让卡佳抛开这些人，跟他们大吵一架？强迫她同马尔塔、同伊万绝交？那她就变成孤家寡人了。对她而言，所有其他年轻人都代替不了这伙人。”
“不过她可以原谅他们，就像原谅您一样。”娜斯佳指出。
“万一她不能呢？我怎么能冒险？我已经不能同卡佳共享老年了。结果会是，由于器量狭小的报复，我却毁了她同亲朋好友的关系。让她孑然一身，而自己却在爱我的家庭中享受天伦之乐。对不起，您不觉得，我同您谈这个题目谈得太多了？您说过，这些问题对于侦破凶杀案不是必需的。”
“是啊，”她赞同地说，“我们言归正传吧。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有没有对您说过，她在自己的家里向他们提供幽会场所的人当中，有一个比她年轻25岁左右的医生？”
“医生吗？”罗德钦科笑了笑，“有过。还不止一个。卡捷琳娜从和施瓦伊施泰因共同生活时起，在医疗界就认识很多人。”
“我不是问所有她认识的医生，”娜斯佳克制地说，“我需要的只是六至八年前在她的家里同自己的情妇约会的那些。如果再具体些，我要的是一个医生，他的情妇叫加利娜-捷列辛娜。”
“加利娜-捷列辛娜？她是谁？”
“这个女人六年前把自己的三个孩子扔出窗外，接着自己也跳了下去。”
“啊，是的，是的，”罗德钦科精神起来，“记得，记得，卡佳说过。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
“谢苗-费多罗维奇，这很重要。所以我请求您想一想，尽量准确一些，详细一些，阿尼斯科维茨究竟向您说了些什么？”
近几年，他们约会，到公园或者郊区去散步。最喜欢去科洛姆斯科耶和奥斯坦基诺，有时候去阿尔汉格尔斯基，随着年事日高，在隐秘场所幽会已无必要，现在他们连续几个小时在林xx道上慢走，在长凳上坐坐，没完没了地聊天。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讲别人的浪漫故事，而谢苗-费多罗维奇高兴地听她讲故事。他心爱的人语言俏皮尖刻，她的口头讲述更像背诵一个杰出讽刺作家的散文。她所有的故事中都贯穿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一个特点：她尽量不点出多余的名字。这不是保密，在这位老朋友面前她已经不必用心隐瞒什么，这更像是她从小养成的文学语言。干嘛让一个故事中塞满名字？不能向对话者说明任何东西，只能分散注意力。当然，如果说到某个著名演员或是作家，另当别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医生还是她的家庭主妇女友都不是知名人士。因此，给罗德钦科留下的都是无名氏，虽然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经常提到他们。医生和家庭主妇的浪漫史就是这样长，以致她有时挪揄道：
“他们走路就像我和你，谢尼亚，这样的步子。两个人都有家庭，他们并不想毁掉家庭，但是他们在一起已经这么久，肯定一直到老都不会散伙。”
头一次听到家庭主妇的名字，是在发生不幸之前不久。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有一次说：
“看来，他们真的要同你我的命运一样。不要错会我的意思，谢尼亚，我不想让你想起你我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把它埋葬了，但是医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而可怜的加利娜毫不怀疑。有意思的是，她有朝一日会知道他的行径吗？如果她知道了，能原谅他吗？”
“他到底做了什么可怕的事？”谢苗-费多罗维奇精神不振地问道。
那一天他两手感觉不好，心脏疼了好几天了，有时一只手不能动弹，两眼发黑。他极吃力地硬撑着遵守惯例同叶卡捷琳娜去散步，他连话都懒得说，每发一个音，声音都很小，太阳穴和后脑勺疼痛得厉害。
“暂时我知道的也不确切，但是他……你怎么了，谢尼亚？你不舒服吗？”
“对，我有点难受。”罗德钦科承认。
“天哪，看你的脸色多么苍白！你为什么还要来散步？为什么不说你病了？我们走，我们走，”叶卡捷琳娜着急了，“我这就给你叫出租车，你回家躺着去。一定要叫医生，我同你都不年轻了，不能拿身体开玩笑。”
他听话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拖着沉重的步子跟在她身后向公园大门走去。一到家他马上躺到床上，晚上不得不请来“急诊出诊”医生，医生带他住进了医院。谢苗-费多罗维奇过了三个月才出院，住院期间，不知名的医生和那个加利娜的命运打扰他最少。他把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最近一次谈话忘到了九霄云外。又过了一些时日，他重新恢复了同叶卡捷琳娜不慌不忙的散步。有一次，叶卡捷琳娜说：
“你知道吗？谢尼亚，那个医生以及他多年的爱情故事到底以悲剧结局了。不幸的女人企图自杀，把几个孩子从窗户里扔下了楼。这件事甚至报纸都报道了，我不知道，他背着这么沉重的良心负担，往后怎么生活。现在我开始责备自己纵容了这段关系。我也有一部分过失。”
“上帝保佑你，卡佳，”罗德钦科反驳道，“这怎么能怪你呢？”
“但是我给他们提供了宿舍，他们在我的家里幽会。”
“即使不在你家里，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幽会。别承担多余的责任。”谢苗-费多罗维奇想安慰她。
“不，谢尼亚，”她直摇头，“你不懂，我对她非常内疚。我本该更慎重些的。”
但是他不想谈别人的悲剧。在医院三个月加上家里两个月卧床不起，医生好不容易才把他从死亡的病床上拉了回来，他十分害怕自己日益接近的末日，尽量回避谈论伤心的话题。因此他努力替换讨论的对象，向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提出了一个不沾边的问题，他们没有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谢苗-费多罗维奇，我需要找到这个医生，”娜斯佳坚定地说，“所以我请求您好好想一想，尽量回想起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对您说过的有关他的一切情况。就算您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有关他的任何信息对于我都很重要。您已经说到过，他有家庭，他也不想放弃家庭，等等。也许，还有其他信息？”
“卡佳还说过，这个医生是另一个医生的熟人，或许是他的学生，或许是诸如此类的人，对，想起来了！罗曼诺夫斯卡娅。阿娜斯塔霞-巴甫罗芙娜，这个名字能告诉您什么？”
“歌唱家？”娜斯佳小心翼翼地问。
还在上中学时，在70年代的苏联舞台上，有一颗耀眼的明星——被评论家称为“歌坛低音天使”的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她体态匀称苗条，一根淡褐色的粗辫子，从脑后直垂腰际，用柔和悦耳、不高的嗓音，演唱苏联作曲家的抒情歌曲，基本上都是歌颂俄罗斯和普通的俄罗斯妇女。
“对，著名歌唱家，”罗德钦科重申，“赫赫有名的低音天使。他们要是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天使就好了！她不停地从一张床跳上另一张床。请原谅我的粗鲁，但是她是个天字第一号的荡妇。不是流产就是性病，而且有丈夫！她的丈夫在中央委员会机关，他的面前是闪光的官运，可以在党的系统升迁。因此，您自己明白，为了不妨碍丈夫的职务升迁，莲诺奇卡-罗曼诺夫斯卡娅应该非常谨慎、非常检点。她非常清楚，她的舞台星运正好与他做她的丈夫和他掌权的时间相等。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被破坏掉，她就会被掐着脖子拉下台来。诸如电台录音、电视镜头、巡回演出，甚至是外省俱乐部的蹩脚音乐会等等，全都得没戏。她会因贫困潦倒而死去。因此，自己所有的难题，莲诺奇卡都是私下解决，严格保密。她的流产医生是固定的，而且非常可靠，是卡捷琳娜给她介绍的已故施瓦伊施泰因的一个同事兼朋友。后来，叶莲娜完全失去了控制，她开始酗酒，随便同人寻欢作乐，染上了性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卡佳还是帮助她，给她介绍了一个可靠而有经验的皮肤病性病专家，也是已故丈夫的一个朋友，她同他这些年来没有终止保持关系。有一天，这位皮肤病性病专家对罗曼诺夫斯卡娅的健康状况有点不满意，打发她去做补充检查。叶莲娜自然反对了好久，她害怕招致多余的人了解自己的情况。然而专家让她相信自己的同事是可靠的人，可以信任他，他会字口如瓶。而且，这位年轻的同事对专家本人非常尽责，他是一位出色的医生。莲诺奇卡牙齿咬得格吱响，不过还是去检查了。我就不知道，这个年轻同事什么地方受到她的青睐，反正过了一段时间，罗曼诺夫斯卡娅来求卡捷琳娜帮忙了。她说，这样招人喜爱的人，却如此不幸。妻子年纪轻轻就身患重病，她因为一次车祸变成了残疾人，无论如何他不能抛弃她。这不道德，但是他有一个女人，他爱她，可是没有地方约会，等等。您自己明白，当然，卡捷琳娜觉得非常可怜，于是就同意了。”
“但是，罗曼诺夫斯卡娅离开舞台很久了。”娜斯佳指出，“我记得很清楚，是1982年。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她已经不演出了。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还要早得多。好像是1974～1975年，在莲诺奇卡全盛时期。你是对的，到80年代初期她已经不演出了。彻底堕落成酒鬼了，告别了音乐会，不再录音。开始人们还想让她复出，编造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但是勃列日涅夫死后，中央机关开始换班，她丈夫的升迁被阻断，也就没有人抬举她了。”
原来，这个医生同加利娜-捷列辛娜约会了十五年。还不错！但是这意味着，加利娜所有的孩子都有可能是他的孩子。一共四个，而不仅仅是娜塔莎。当然，虽然他的兴趣都指向她一个人的事实，更像是说明，其余的孩子是加利娜同丈夫所生。怎么找到这个捉摸不定的“萨莎叔叔”？剩下的最后希望是叶莲娜-罗曼诺夫卡娅和她的性病医生。只有他们能说出他的名字。
要想找到曾经给著名歌唱家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治疗过性病的医生，只能通过罗曼诺夫斯卡娅本人。因为想从1949年去世的施瓦伊施泰因的朋友圈子中确定他的名字，是一件绝对没有指望的事情。结束对谢苗-费多罗维奇-罗德钦科的访问，娜斯佳回到民警分局，她瞥了一眼尤拉-科罗特科夫和科利亚-谢卢亚诺夫的那间办公室，尤拉不知道忙什么去了。科利亚正在专心地起草一份文件，不时看看摊开在桌子上的拍纸簿，和记着笔记的散页纸。
“科林卡，我去向‘小圆面包’汇报，你行行好，帮我找到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
“你的叶莲娜有父称吗？”谢卢亚诺夫怀疑地问道，“难道她是个就像通常说的圣经家庭中的无性诞育的孩子？”
“有父称，”娜斯佳笑笑说，“但是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25年前她是著名的舞台歌唱家。现在她应该有50～60岁。找得到吗？对了，她的丈夫当时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这个显赫的特征，”尼古拉嘿嘿一笑，“阿西卡，你为什么要当密探？你应当去干考古。你这么愿意发掘古代历史。好吧，我去找找。怎么谢我？”
“我在小卖部给你买个面包。”娜斯佳许诺说。
过了半个小时，向戈尔杰耶夫上校报告完工作，她重新来到谢卢亚夫那里。他仍然在写自己的文件。看来，办公室在这半个小时之中没有任何变化。只是三十分钟前放在地板上无声无息的茶炊，现在挪到了小柜上，正咝咝响得欢。
“面包呢？”谢卢亚诺夫询问地抬起眉毛，“我已经烧上茶炊了。”
“罗曼诺夫斯卡娅呢？”娜斯佳摹仿他的口气反问，“我不预先支付。”
“你误会了，姐们儿。我有生以来从不死气白赖要预付。还有，你自己从事这些考古发掘图的什么？考古学家我见得多了，一般都是找骨头架子。因此我给你找到了一具尸体。”
“科利亚！”她绝望地呻吟了一下，筋疲力尽地缩进椅子里。“你说，你开什么玩笑。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罗曼诺夫斯卡娅的身上了。”
“好了，请你原谅，”尼古拉摊开两手说，“没有满足您。但是我尽了力了。不，真的，阿霞，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处于连续神志不清状态已经很多年了。颈椎摔伤了。因此酒精有害，要注意这一点。”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太久，你只迟了一丁点，早点想起来，就赶上她活着了。”“科利亚，你这种愚蠢的玩笑有完没完？我这儿挂着一件谋杀案，你却嘻嘻哈哈。”
“是不是挂着一件案子？”他询问道，“据我所知，这样的‘悬案’你至少有三件。我们每个人都不比这少。所以不用悲观。我们继续工作。叶莲娜-弗拉基米罗芙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两个星期前去世了。她一个人生活，由于她酗酒无度，丈夫早就抛弃了她。一个成年的女儿独立生活。”
“女儿的地址呢？”娜斯佳疲倦地问。
“阿霞。她不是一般地独立生活，而是非常独立，独立到你找不到她。当然，我能尽心竭力为你去搞她的地址，不过你要考虑到，这条街在悉尼，乘飞机得飞十六个小时。”
“真不走运。她到澳大利亚很久了吗？”
“1989年去的，顺利出嫁，就远远地离开了精神失常的酒鬼妈妈。从此一次也没有回过俄罗斯，我核查过了。”
“谢谢你，科林卡，你是真正的朋友。只是遗憾，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娜斯佳脸上显得茫然，以致好心肠的乐天派谢卢亚诺夫霎时间充满了同情。
“你想向她打听什么？也许，我们试试怎么从别的渠道问清楚。”
“唉，科利亚，我要向她打听一个医生的姓。他二十多年前给她做过检查。”
“这有什么难的？有医疗病历卡和其他的东西。”
“一切都是私下进行的，极其秘密。舆论界不应该知道一位夫人、歌唱家经常治疗淋病和滴虫病。而让她去找我需要的这位医生做检查的正是性病专家。因此，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病历卡。费用按照行情用现金结账。我想向罗曼诺夫斯卡娅打听的或者是医生的姓，或者是让她去找他的那位性病专家的姓。”
“那么，我们找找性病专家，”谢卢亚诺夫提议，他喜欢所有能撇开拼凑可恶的格式化纸张的机会，“关于他都说了什么？”
“他是死于1949年的施瓦伊施泰因博士的朋友，与博士的遗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长时间保持交往。”
“她也死了，”他接着说，“真来劲。我怀疑，你的这位性病专家也早就不在人世了。在我们这个美好的国家，男人都不长寿。要知道他应该有80多岁甚至更老些。你有阿尼斯科维茨的熟人名单吗？”
“有。”
“咱们赌一瓶酒，我两天之后给你查清楚性病专家的姓？”
“你刚才还在说饮酒有害。”
“谁说我要喝酒了？我赢你这瓶酒，带回家去珍藏在柜子里。用不着的时候就摆着。譬如有时客人来了，我就犒劳犒劳谁。”
“好啊，你这该死的敲诈犯，居然敲诈我。你也在办阿尼斯科维茨案，所以，完成我的委托，是你分内的职责。”
“阿西卡，跟你玩儿不行！你随时准备扼杀最浪漫的激情，我需要的是刺激而不是履行职责。如果我和你打赌，我的激情就来了，否则，太乏味了。”
“啊，你是在找乐子。好，说定了，我给你一瓶酒，只要找到他，请吧。我让这案子搞得焦头烂额，时间在流逝，却一点进展也没有。‘小圆面包’已经不拿正眼瞧我了，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所有的线索都卡住了。案子就像着了魔一样，没有一种合理的说法。那位传说中的医生是惟一的线索了。”
他们还就酒瓶的大小和白兰地的品牌讲了一番价钱。娜斯佳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她的情绪糟透了。她同罗德钦科谈话时突然冒出来的希望转眼间就化为泡影。罗曼诺夫斯卡娅死了，性病医生大概也死了。她已经不怀疑，两天之后，科利亚-谢卢亚诺夫将告诉她的正是这个结果。阿尼斯科维茨被杀害了。所有能够通向这个与加利娜-捷利辛娜约会了许多年，现在肯定是顶着化名到医院去探望她的孩子们的那个人的线索一下子全部断了。这个人在中断来往很长时间之后，又开始到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家里去，并且是在她不明原因的死亡之前不久。
罗曼诺夫斯卡娅之死，对一个严重酗酒的人来说是正常的。但是时间太巧了。这里是否有捉摸不定的大夫“萨沙叔叔”的功劳呢？娜斯佳缩成一团，心里想着，询问死者的熟人和邻居是一项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刚刚围绕阿尼斯科维茨死亡的事实进行过一遍，又不得不为罗曼诺夫斯卡娅的案子重来一遍。这需要大量的时间，也需要大量的气力。而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气力。
马尔法修女用残疾人小车把加利娜-捷列辛娜推到疗养院外面开阔的公园里，她们散步散了很长时间，一小时前还是艳阳当空，现在却云起满天，刮起了强烈的冷风。加利娜冷得肩膀发抖。
“太冷了，”她任性地说，“我们回去吧。”
“还早。你应该多在室外的新鲜空气中呆呆。”修女不同意。
“可是我都冻僵了。”
“我去给你拿件暖和的东西来。”
“那好吧，不过要快点，要不我会感冒的。”
马尔法小姐急急朝大楼走去。上到二楼，她推开加利娜房间的门，开始翻衣柜里的东西，想找一件暖和的短大衣和三角头巾。突然，身后响起了沙沙的脚步声，修女转过身，她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她刚想笑一下打个招呼，那男人一个箭步蹿上来，眨眼间，有力的手指卡住了她的脖子。嘴里“卟哧”一声吐出一口气，女人只来得及明白一点：这一下她死定了。
娜斯佳喜欢丈夫在家里等她。的确，每当她在这种恶劣的精神状态下回到家的时刻，想到不可避免的晚餐谈话就觉得不堪忍受，使她像生病似的皱紧眉头。不过这种情况不常有。阿列克谢认识她很多年了，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她，从来都善于准确地感知她的情绪并及时保持沉默。
今天，娜斯佳的精神状态远不是最快乐的，但是也不至于沉重到不高兴与丈夫重逢的地步。他出差返回时，顺路到住在朱可夫斯基的父母家停了几天，刚刚回到莫斯科。
廖沙用非常吃力的咳嗽和严重的鼻塞迎接了她。眼睛发红，鼻子发肿，他的整个外表把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与娜斯佳不同，他很少生病，这一次感冒使他很不习惯，因而烦躁不安。
“老天爷！”看见心爱的丈夫，娜斯佳两手一拍，“你在哪里弄成这副模样？”
“大概是在飞机上。”阿列克赛费力地嘶哑着嗓子说，“已经是第四天受罪了，是最厉害的时候，你一般都用什么治疗？”
“什么也不用，这你知道。我等着肌体自己康复，不必娇惯它。但是我的方法不适合你，你真的需要马上治疗。我也没有感冒药。”她心慌意乱地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往办公室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我可以到药房去看看。而这时候已经晚了，到处都关门了。”
“好了，勉强坚持到明天，早晨我自己去，现在去吃晚饭吧。”
晚饭后，娜斯佳让丈夫用芥末熏腿，用沙布包上洋葱末塞到耳朵里——一种有效的治伤风的民间偏方，往脚上抹松节油，套上厚袜子。她自己从未试过这种疗法，但是听别人说过该怎么做。
“你专门折磨我。”廖沙痛苦地嘶哑着声音说，当她给他擦刺鼻的松节油时，他双腿抽搐着，他最怕呵痒，“你想让我死啊。你这害人精，应该生在中世纪的西班牙。”
“对不起，弄差了五个世纪。不过我不是有意的。好好躺着，我不想让你死。如果没有你，谁给我做饭吃？”
“你真自私。”他埋怨道。
但是，当折磨终告结束时，他蜷到被子里，马上就酣然入睡了。娜斯佳踮起脚尖走进厨房，她还不想睡觉，她决定先把吃晚饭用过的餐具洗干净，再看会儿书。最近几个星期，她买到了五本让她感兴趣的书，但是哪怕打开其中的一本也没有时间。她这个捧书夜读的甜蜜梦想是注定不能实现了。娜斯佳刚洗完餐具，用毛巾擦干手，让她事先将铃声调到最低限度的电话悄然响了。
“没打扰你睡觉吧？”话筒传来科罗特科夫精神饱满的声音，他今天值夜班。
“暂时没有。”
“那就请你听一个睡前故事吧，好睡得甜蜜些。”
她的心脏由于预感不祥而隐隐作痛。尤拉没有为无谓琐事半夜里打电话的习惯。
“马尔法小姐被杀害了。是被掐死的。就在加利娜-捷列辛娜的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