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客厅里有个书柜，在难得打开的玻璃门后，在积了灰尘的《生命百科全书》、一排泛黄的少女小说以及我美国伯父的医学书籍当中，有一本与报纸一般大的书，我在学会阅读不久后发现了它：《从奥斯曼一世到土耳其国父：六百年奥斯曼通史》，我喜欢它挑选的主题及其丰富神秘的插图。我们的公寓和洗衣店在同一层楼的那段日子，或每当生病无法上学，或无缘无故旷课，我便上楼去祖母的公寓，坐在伯父的书桌前，将这本书里的每一行字连续阅读多次。后来当我们住出租公寓，每逢去探望祖母，我都会把这本书取出来读。
我尤其喜欢描述奥斯曼历史的手绘黑白图片。在我的教科书当中，那些历史是没完没了的战争、胜仗、败仗与条约，是以自豪的民族主义口吻讲述出来的历史，可是在《从奥斯曼一世到土耳其国父》中，却是一连串奇珍异物和奇人怪事——罗列了叫人毛发倒竖、惊心动魄、时而令人作呕的图片。在此意义上，这本书就像奥斯曼仪典书里的游行队伍，队员在行经苏丹面前时进行一连串的奇特表演，又好像走入给这些轶书配插图的细密画中，坐在苏丹身旁，从今天的易卜拉欣帕夏宫殿眺望窗外的苏丹阿密广场，审视帝国的财富、色彩与奇观，多种多样的工匠，每个人身穿自己的工作服。我们喜欢说自己在共和国成立、土耳其成为一个西方国家之后便切断了奥斯曼的根基，成为更“理智而科学”的民族。或许正因为如此，坐在现代化的窗口注视我们理应遗忘的奥斯曼先人们种种奇怪、陌生、人性的现象，是如此激动人心。
就这样，我读着杂技艺人走在两艘船的桅杆之间拉起的钢索横越金角湾，以庆祝苏丹阿麦特三世之子穆斯塔法王子举行割礼，研究关于这件事的黑白插图。我还发现，我们的“父辈们”认为把平常人与靠杀人为生的人葬在同一个墓地不成体统，于是在埃于普的卡亚第巴宜里特别为刽子手设置了一处墓地。我读到奥斯曼二世时代的1621年是个寒冬，整个金角湾和部分博斯普鲁斯海全结了冰；跟着书中的许多插图一样，我从未想过小船系在雪橇上和大船困在冰中的图片反映出的画家的想像能力甚于历史事实，我对它们百看不厌。描绘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时代两个著名疯子的插画也很有趣。第一个疯子是男人，习惯光屁股走在街上，尽管文雅的画家把他描绘成因羞愧而披上衣服；另一个则是被人叫做“尤泼辣夫人”的女疯子，找到什么就穿什么。根据作者的说法，疯男人和疯女人每回见面便展开激烈的争斗，因此他们被禁止通过那座桥。（“那座桥”：当时没有任何桥横跨博斯普鲁斯，只在金角湾上有一座桥——加拉塔桥，1845年建造于卡拉廓伊与埃米诺努之间。到20世纪末，桥已重建三次，但原来的木桥简称为“那座桥”。）就在这时，我的眼光落在一个男子背着篮子被绳子绑在树干上的图片上，我继续读下去，发现一百年前有个流动面包贩把他的马和货物拴在树干后，自己在咖啡馆里玩牌，一个名叫贝伊的市政官员于是把面包贩拴在树上，对他折磨无辜的牲畜进行惩罚。
这些故事有许多出自“当代的报纸”，其真实性有多少?比方书里告诉我们，15世纪有个麦合特帕夏因试图镇压一起暴动而丢了脑袋，他的部下因看见他的断头而终止叛乱。这件事或许是真的，也或许，就像许多相同处境的人，他们把大臣的头扔来扔去以表示愤怒。但这些人可真如插图中所做的——拿帕夏的头当足球踢?我不曾多想这些问题，宁可往下读16世纪的“收税官”绮拉。据说她也是萨菲耶苏丹的“收贿官”，在另一起叛乱中惨遭碎尸万段，曾贿赂她的每个人都在门上钉了她的一小块身体部位。我略带惶恐地看着钉在一扇门上的一只手。
科丘——我稍早介绍过的四位忧伤作家之一——着墨最多的是另一个主题，其怪异可怕的细节使西方旅人也为之颤动：伊斯坦布尔施虐者与刽子手的行刑手法。埃米诺努有个地方专为所谓“吊钩”而修建。滑轮把一丝不挂的犯人吊起来，以钩子串起，绳索一松，便坠落下去。还有个近卫步兵，爱上一个教长的妻子，绑架了她，剃光她的头发，将她打扮成男生，带着她在城里走。逮到他时，他们打断他的手脚，将他塞进添了破油布和火药的炮筒里，射向空中。“保证令人胆战心惊的行刑法”是《百科全书》对另一种可怕刑罚的描述方式：赤条条、脸朝下的犯人被绑在十字架上，借着钻入他肩膀和臀部的蜡烛光线游街示众。我对裸身犯人的反应不无带着某种性的战栗，而把伊斯坦布尔历史看成是陈列死亡、毒刑与恐怖的黑白图画，也颇为有趣。
一开始，科丘并未考虑写一本书。1954年,《共和国》报纸四页内含“本国历史上的奇风异俗”的副刊装订成册。在这些奇人怪事、历史和百科知识的细节背后，科丘本身也有着古怪而悲惨的经历。他热爱的事业，始于十年前的1944年，贫困迫使他于1951年在第四卷的第一千页歇手，当时仍在字母B——这便是《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
七年后，科丘开始进行第二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他不无道理地、自豪地称它为“世上第一部城市百科全书”，从字母a重新开始。时年五十二岁的他担心他的伟大事业将再次半途而废，于是决定缩减为区区十五卷，并使词条更“受欢迎”。这次他更有自信，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该在他的《百科全书》中进行个人喜好的探索。他于1958年出版第一卷；到1973年，已进行到第十一卷，却仍只在字母G——正如他担心的，他被迫放弃了这项努力。尽管如此，这第二部《百科全书》提供的有关20世纪伊斯坦布尔的新奇缤纷的词条，是城市灵魂的最佳指南，因为本书的结构也正是这座城市的肌理。为了理解何以如此，必须对科丘本人有所认识。
科丘是那种充满“呼愁”情感的人，这些人将20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塑造成一个为忧伤所苦的半完成的城市形象。“呼愁”定义了他的生命，为他的作品赋予隐藏的逻辑，确立他孤寂的航向，仅能导致他最终的失败——跟同一类的其他作家一样，他并未将“呼愁”视为重心，也没想太多。事实上，科丘并不认为他的忧伤来自他的历史、家庭或城市，而视之为与生俱来。至于伴随而来的避世，相信人生必须一开始就接受失败，他不认为这些是伊斯坦布尔的遗产，正相反，伊斯坦布尔是他的慰藉。
科丘1905年出生于教师和公务员家庭。他母亲是某帕夏之女，父亲长期担任记者。科丘在整个童年时代目睹战争、败战和移民潮毁灭奥斯曼帝国，迫使伊斯坦布尔陷入数十年来难以摆脱的贫困。他在后来的著作和文章中经常回到这些主题，就像回到他从小看到的城里最后几场大火、消防员、街头械斗、邻里生活和酒馆。他说起儿时住过后来烧毁的博斯普鲁斯海岸边一栋“雅骊”。科丘二十岁时，他父亲在哥兹塔比租下一栋奥斯曼老别墅。年轻的科丘在伊斯坦布尔的木造楼阁过着传统生活，长时间待在此处，得以眼见他的大家庭四散分飞。如同许多这类家族，日渐贫困和家族不和迫使科丘家变卖木造楼阁，此后科丘仍待在哥兹塔比，但与家人分居，住过多处水泥公寓。或许最能明白显示科丘忧伤、保守心态的选择，莫过于决定——当时帝国已瓦解，土耳其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蒸蒸日上，朝西方看齐的伊斯坦布尔已开始排斥、遏制、揶揄并怀疑与奥斯曼时代有关的一切——在伊斯坦布尔学历史，毕业后担任他敬爱的老师、历史学家勒菲克的助理。
勒菲克生于1880年，比科丘年长二十五岁，是《奥斯曼的历代生活》系列丛书的作者。此丛书分册出版（科丘的《百科全书》也将如此），逐渐受人欢迎，终于使他成为伊斯坦布尔首位现代通俗历史学家。他不在大学授课时，便在奥斯曼档案杂乱无章的“污垢与尘埃”中（当时称做“文书宝藏”）查找编年史家的手写记录。他尽己所能地搜罗资料，而由于——就像科丘——他写得一手妙笔生花的散文（他喜爱抒情诗，业余时间写诗），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广为人们阅读，后来结集成书。融合历史与文学，将奇特丰富的档案转换成报刊上的文章，在一家家书店游逛，让历史成为易于吸收的东西，晚上与朋友们在酒馆喝酒对话，这些都是科丘承袭自导师勒菲克的爱好。可惜的是他们的关系为时不长，1933年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教育改革期间，勒菲克被撤除教职。据大家所知，他与反对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自由协商党”意气相投，但是对奥斯曼历史与文化的强烈兴趣，更是使他断送显赫职位的原因（我的外祖父也在同一时期遭法学院撤职）。导师丢了工作，科丘亦然。
科丘忧伤地目睹导师失去国父与国家的垂青后日渐衰弱：一文不名、无人知晓且无人照料，必须一点一点地变卖藏书以支付医药费。经过五年的挣扎，勒菲克在贫困中死去。那时，他生前所著的九十本书多已绝版。（四十年后，科丘亦是如此。）
勒菲克死后，科丘在一篇悼念其导师生前目睹自己遭世人遗忘的文章中，沉溺于某种孩子似的抒情主义:“在我游手好闲的童年时代，我就像系在鱼钩上的铅块，在我们博斯普鲁斯‘雅骊’对面码头的海水中出入，好似一条鳞鱼。”他回忆初次读勒菲克，当时的他是个无忧无虑的十一岁孩子，城市尚未使他像奥斯曼历史一样忧伤。但科丘的愁苦不仅滋生于浪荡不羁、贫困不堪的城市，而且来自20世纪上半叶他以同性恋身份在城市生存所作的抗争。因此他在他奔放暴力的通俗小说，甚至更大胆地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中表达他的性欲，便愈加显得不凡。实际上，科丘在这方面比同时代任何人勇敢许多。从百科全书的最初几卷，随着每新的一卷而更加强调，他从不放过任何赞扬俊美少年的机会。这儿有个阿轧，是苏莱曼大帝收容并供他读书的一个少年（“面容清新的少年，人龙一体，臂膀粗壮，有如
梧桐树干”……），还有理发师卡菲，由赞美技艺工匠的16世纪诗人艾弗里雅所提及（“以俊美驰名的小伙子”）。还有关于“卖旧货的美男子阿梅德”的词条:“他是个赤脚男生，裤管肥大，有四十处打了补丁，透过衬衫的裂口看得见他的皮肤。但从他的外表看，他是一口清泉，气宇轩昂，有如苏丹独有，卷曲的乱发，黝黑的皮肤金光闪耀，目光羞怯，谈吐风流，体格高壮修长。”尽管科丘的文风令人屏息，但跟古典诗人一样，他很注意，让他忠实的插画家在画这些想像中的赤脚英雄时谨守社会礼仪传统及法规。但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名为“近卫新兵”的一条，他夸耀“趾高气扬的痞子近卫兵”在嘴上无毛的年轻男子首次参军时如何庇护他们。在“年轻美男子”一条，他说“古典诗歌最常歌咏的美即男性之美”，爱慕的对象“往往是面容清新的年轻小伙子”，而后他深情地述说此一用语的起源。在最初几卷当中，美少年在他们所阐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事件中巧妙地出现，但在后来的几卷，科丘毋须再找借口赞赏美少年的美腿，或对他们的破相发表评说。我们在“水手杜布里洛维奇”词条里读到“英俊非凡的”克罗地亚少年，是海利耶公司的水手，1864年12月18日，他的船接近卡贝塔斯的时候，他的双腿被夹在船和码头中间（城里每个人共有的深刻恐惧），一条腿和腿上的靴子一同落入海中，克罗地亚少年却只说:“我丢了靴子。”
在最初几卷，科丘笔下出自奥斯曼历史的美男子、美少年和俊美的赤脚英雄若非完全属实，至少有部分灵感来自“城市书”、民间传说以及在被人遗忘的市图书馆内找到的宝藏，包括手稿、诗集、算命书籍、轶著以及尤其充满可能性的19世纪报纸档案（他正是在这当中发现了克罗地亚的美少年水手）。
随着年龄增长，科丘悲伤而气愤地意识到他无法使《百科全书》的篇幅限定在十五卷以内，且注定无法完成，于是觉得不该再仅限于历史上记载的美少年。他开始借故巧妙地载入他打着各种幌子在街头、酒馆、咖啡馆、夜总会和桥上遇见的各式各样青少年，更不用说报童了，他对每个人都十分感兴趣，乃至为土耳其飞行基金贩卖玫瑰勋章的整洁美少年。于是，在《百科全书》的第十年、科丘六十三岁时出版的第九卷当中，他在第四七六七页收录了“1955至1956年间邂逅的一个十四五岁，技艺精湛的卖艺孩子”。科丘回忆一天晚上在哥兹塔比——他在此区度过了大半生——的“安德”夏日戏院见到他:“身穿白鞋白裤，胸前有颗星星和月牙的法兰绒汗衫，表演技艺时脱掉衣服，只剩下一条白短裤。面容干净可人，风度翩翩，他的表现立即证明自己与同龄的西方人地位平等。”作者继续描述表演结束后，虽然看见男孩手持托盘绕场收钱使他难过，他却很高兴看到这孩子并不贪心，也不逢迎。科丘继续述说卖艺孩子将他的名片给观众，五十岁的作家与这男孩后来便相识了。尽管作家写了许多信给这孩子及其家人，两人的关系却在戏院的初次会面和将词条载入《百科全书》之间的十二年间终止。他继续哀叹未曾收到回信，不清楚这孩子情况如何。
1960年代，科丘的作品仍分卷出版，他耐心的读者们并未把《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当做查阅这座城市的实质性参考，而是把它当作融合本市奇闻轶事与日常生活的杂志来读。我记得去别人家做客时，见过有人把这些书册跟周刊摆在一起。尽管如此，科丘并非家喻户晓。他《百科全书》里的忧伤城市与196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社会习俗大相径庭，而且没有多少读者能够容忍，更别说是领会他的性嗜好了。但五十年来，他的第一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以及第二部的最初几卷，有一批忠实的支持者，特别是作家和学人，渴望了解伊斯坦布尔的迅速西化及其被烧毁、拆除并抹去的过去，他们将最初几卷判定为“严谨”且“科学”。但是对我而言，只有在翻阅后来的几卷——由一组人数大为减少的作家创作，给予科丘的个人癖好充分的施展空间——我的思绪才像插上了翅膀，在现在与过去之间飞舞。感觉上，科丘的哀愁与其说是源自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和伊斯坦布尔的衰落，不如说是源于他本身在“雅骊”和木造楼阁中度过的幽暗童年。我们可将我们的百科全书作者看做典型的收藏家，在遭遇个人创伤后与世隔绝，同物件独处。然而，科丘缺少标准收藏家的唯物主义，他的兴趣不在物件，而在猎奇故事。但正如许多西方收藏家不知道他们的收藏品最终将收进博物馆还是散置各处，他最先有这股冲动时也没有宏大的计划：他开始收集任何吸引他、与城里新奇事物有关的任何资讯。
他意识到他的收藏可能永无止境，于是才有编纂百科全书的想法，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很清楚其收藏品的“物性”。1944年就认识科丘的拜占庭与奥斯曼艺术史家埃耶瑟教授，从《百科全书》诞生以来便为它撰写词条，科丘死后，他描述科丘庞大书库中堆满了他存放在信封里的“材料”——剪报、图片与照片、卷宗与笔记（今已遗失），这些收集自他多年来阅读的19世纪报纸。
科丘意识到自己无法活着完成《百科全书》，于是告诉埃耶瑟，想把一生集结的全部收藏拿去花园焚毁。只有真正的收藏家才会考虑这么做，这使人想起曾在“苏富比”艺品拍卖公司工作的小说家查特文，他笔下的主人翁乌兹一时气愤，毁坏了自己的瓷器收藏。科丘最终并未让愤怒占上风，但就算如此也没什么不同：《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的制作越来越慢，终于在1973年完全停止。之前两年，与他合伙的有钱人曾批评他太随心所欲，都是不必要的长篇大论，科丘跟他起了口角，而后将他的全部收藏——打字稿、剪报和照片——从巴比阿里的办公室挪往哥兹塔比的公寓。无法将悲伤的历史故事融入文本或放进博物馆收藏，科丘只能在纸张堆积如山的公寓中度过晚年。他的姐姐过世后，父亲盖的木造楼阁就卖了，但科丘并未离开昔日的街坊。科丘遇见他晚年的同伴梅米特，如同遇见他在《百科全书》中描述的许多孩子；梅米特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他收容照顾他，把他当儿子一样抚养长大。日后，梅米特办了一家出版社。
四十几位朋友——大多数是埃耶瑟之类的史学家或文人——三十年来为《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撰稿却未曾领取报酬。有些人，像是阿鲁斯，他写记事录和幽默小说，记述19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其特质、其宅邸和帕夏们干的坏事）和埃尔，他撰写详尽的市政史，并于1934年出版著名的城市指南）同属老一辈的人，科丘的最初几卷出版时，这些人也相继去世。至于年轻一辈的，日子一长，他们与科丘日渐疏远,“因为他反复无常”（埃耶瑟的说法）。于是这些努力的仪式——办公室的长谈和街坊酒馆的长夜——渐渐减少。
1950年至1970年间，科丘喜欢在《百科全书》办公室与朋友交谈，揭开夜的序幕，之后移师西克鲁兹的酒馆。他们当中未曾有过女性：这群住在清一色男性世界中的著名作家，被认为是古典文学和奥斯曼男性文化的最后代表。为人熟知的女性形象，对浪漫故事的热爱，把性跟罪孽、淫秽、诡计、欺骗、变态、堕落、懦弱、灾祸、罪行与恐惧扯在一起,《百科全书》的每一页都显示出这种传统的男性文化。在它出版的前后三十年间，仅有一两位女性写过词条。后来，清一色男性的酒馆之夜成为写作出版仪式的重要部分，因此本身也值得成为词条：在“酒馆之夜”一条，科丘宣称他与文人同辈们遵循着一个优良传统，即都是在上酒馆之后才写得出东西的奥斯曼诗人。他又一次赞颂为他们取酒的美少年，在写下这些少年的衣着、腰带、细致的五官和一贯的优雅之后，科丘断言，记载酒馆之夜的最伟大作家是拉西姆：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典雅之爱，以及他捕捉生动场景的才华，深深影响了科丘及其导师勒菲克。
科丘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和他“根据真实文件”为报纸所写的连载文章中，取用拉西姆所写有关古伊斯坦布尔的辛辣故事，使它们发出邪恶、阴谋和浪漫的光芒。（最好的两个例子是《人们在伊斯坦布尔寻找爱情时所发生的事》以及《伊斯坦布尔的老酒馆，酒馆中充满异国风情的舞男与男女酒客》。他利用土耳其著作权法的不严谨，大量引用大师的话——有时未免太多，却始终真心诚意。
从拉西姆出生（1865）到科丘出生（1905）之间的四十年里，众人目睹了城内最早的报纸出刊，阿布杜勒哈米德的西化统治与政治压迫，大学的创办,“青年土耳其党”的抗议及报刊出版，文学界对西方的仰慕，土耳其最早的小说，猛烈的移民潮以及多场大火。比历史的变动更让两位最古怪的伊斯坦布尔作家有别于彼此的原因，是他们对西方诗学的看法。拉西姆年轻时代写过受西方启发的小说与诗，但很早便接受失败，并意识到过度受西方影响是一种装腔作势，一种“盲目模仿”：就好像，他说道，在穆斯林社区卖田螺。此外，他认为西方人对独创性、文学作品的永垂不朽以及把艺术家奉若神明等看法太不合宜，反倒顺应一种苏菲派当之无愧的谦卑哲学：他给报纸写稿是为了谋生，也引以为乐。虽然深受伊斯坦布尔的无穷活力所启发，他认为没必要为他的“艺术”吃苦头，或认真创造历久不衰的“艺术”。他只在报社找他的时候写写专栏。
相较而言，科丘完全摆脱不了西方的形式：着迷于西方分类法的他，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科学与文学。因此很难把他最爱的主题——奇人奇事，执着癖好，不可思议的边缘生活——与他的西方理想统一起来。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他，对当时在西方边缘地带兴起的浪漫派堕落一无所知。但即使知道，他也是取自某种奥斯曼传统，预期文人学者不在边缘地带，也不在堕落的地下活动，而是在社会的中心，与文化和权力中心进行有益的对话，向这些中心喊话。科丘最初的梦想是在大学担任教授，遭撤职后，接下来的梦想是出版一部有分量的百科全书。他的首要愿望让人感觉是要建立其“奇特想像”的威权，使其具有学术正当性。
对城市的暧昧世界有共同嗜好的奥斯曼作家，则没有这般掩饰的必要。在风行于17、18世纪的“城市书”当中，这些作家歌颂城市的种种面貌，同时也颂扬城市美少年的美德。事实上，这些诗意的“城市书”无拘无束地把描述美少年的诗句和描述市内名胜古迹之美的诗句混杂在一起。随意举个知名的奥斯曼作家为例，比方说17世纪旅行家艾弗里雅的作品，便足以让人了解文学传统如何容许诗人以歌颂城内清真寺、气候、水道的相同用语，来颂扬城里的少年。但科丘这位“老派”伊斯坦布尔作家却发现自己困在压倒性、一元化、均质化的西化运动中，没有多少方式容他表达他那些“不容于社会”的嗜好与迷恋。于是他以百科全书的事业作为逃避。
但是他对百科全书的理解还有些古怪之处。科丘在放弃第一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之后撰写的《从奥斯曼一世到土耳其国父》中，提及一本中世纪的“美妙生物”书，克里亚著的《创造的奇妙》，说它是“某一类百科全书”。科丘带着某种民族自豪说，这证明奥斯曼人早在受西方影响之前，便撰写并使用百科全书之类的书籍，这感人的评论表明，他所认为的百科全书不过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堆史实大杂烩。他也似乎没想过史实与故事之间有所差异，必须有某种等级的逻辑，让某些事情的重要性高于其他事情，为文明的本质与进程提供线索。换句话说，有些词条应简短，有些则应长篇论述，还有一些词条，根据事实本身应当完全省略。他从未想过他是为历史效劳：他认为是历史为他效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丘就像尼采的文章《论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中“无能为力的历史学家”——专注于历史细节，将城市的历史变成他自己的历史。
他无能为力，是因为——就像那些不折不扣的收藏家，他们不依市场价值而是依主观价值评定东西的等级——他对多年来从报纸、图书馆和奥斯曼文件中挖掘出来的故事眷恋不已。一位快乐的收藏家（一般来说是位“西方”绅士）——不论其寻猎的起源是什么——能够将他汇集的物品整理成序，加以分类，使不同物件之间的关系清楚明确，使他的系统条理分明。但科丘的伊斯坦布尔并不存在由单一收藏品组成的博物馆，他的《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与其说是博物馆，毋宁说是16至18世纪深受欧洲王子们与艺术家们喜爱的藏宝柜。翻阅《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就好比往柜子的窗内瞧：在惊叹海贝、动物骨骼和矿石标本的同时，你也忍不住对其古雅情趣会心而笑。
我这一代的爱书人听人提起《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便以同样亲切的笑容表示欢迎。因为我们之间相隔半个世纪，因为我们喜欢认为自己更“西式”和“现代化”，所以在说出“百科全书”这几个字时，我们的嘴角不免一撇，露出嘲讽。但同时也对这位天真乐观的男人寄予同情与了解，他认为自己可采用经过好几百年才在欧洲发展而成的一种形式，以拉杂错综的方式一举掌握。然而在此种轻微的优越感背后，我们暗自庆幸看到这部书出自一个夹在现代化与奥斯曼文化之间的伊斯坦布尔，拒绝加以分类或以任何方式惩戒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尤其是一部多达十二巨册的全部绝版的书!
偶尔我会遇到为某种理由而不得不读全套十二卷的人：研究伊斯坦布尔苏菲僧侣道院遗址的艺术史家朋友，想多了解伊斯坦布尔少为人知的公共澡堂的另一位朋友……彼此会心而笑之后，我们总有一种深深的冲动，想彼此交换意见。我笑着问我的学者朋友是否读到古老的澡堂里通往男士区的门前有洗破鞋、补衣服的旧货摊?我的朋友反过来提出自己的问题：同一卷当中,“郁普苏丹的陵墓梅树”一条如何说明被称做“陵墓”的某类梅树?谁是“水手法哈德”?（答案：一位勇敢的水手，1958年夏日救了一个从岛际渡船掉落海中的十一岁少年。）这时我们改谈贝尤鲁流氓卡菲尔，他于1961年杀害其邪恶对手的贴身保镖（依“多拉德雷惨案”词条所述），或谈论“骨牌玩家的咖啡馆”，多属城内希腊、犹太、亚美尼亚等少数族裔的骨牌迷曾聚在这里玩牌。这把话题带到我在尼尚塔石的家人，因为我们也玩骨牌。我忆起过去在尼尚塔石和贝尤鲁贩卖骨牌的玩具、香烟和杂货老店，于是我们开始沉溺在回忆与怀旧当中。或者我会说起“内裤男人”词条（叙述为美观而受割礼的“皮条客”带着他的五个女儿游走于各个城市，女儿们就像她们的父亲，深受由安纳托利亚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商人所喜爱）我也会说起19世纪中叶深受西方游客喜爱的帝国饭店，或谈论“商店”一条，他如何详细地叙述伊斯坦布尔商店名称的改变。
我的朋友和我一旦感受到古老的忧伤笼罩我们，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科丘真正的主题是他未能以西方的“科学”分类法来阐释伊斯坦布尔。他失败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伊斯坦布尔是如此多样，如此混乱，比西方城市诡奇许多，它的杂乱无章拒绝被分类。但是我们抱怨的此种“异己性”，在我们谈了一会儿之后，看上去越来越像美德，于是我们想起为何珍惜科丘的《百科全书》——因为它让我们沉浸于某种爱国主义。
我们并未养成怪癖，赞扬伊斯坦布尔的光怪陆离，我们承认我们之所以喜爱科丘是因为他的“失败”。《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之所以未能成功——这也是四位忧伤作家潦倒之所在——是因为作者终究未能西方化。想以新的眼光看城市，这些作家必须破除自己的传统身份。为了西化，他们踏上不归路，走向东西方之间的朦胧地带。就像我们的其他三位忧伤作家，科丘最美最深刻的篇章存在于两个世界交会处的部分，而（也跟其他三位一样）他为他的独创性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孤寂。
科丘死后，在1970年代中叶，每逢去拱廊市集，我便驻足于倍亚泽特清真寺旁边的沙哈发尔二手书市，找到科丘晚年自费出版的最后一批未装订成书的分卷，坐在一排排泛黄、褪色、发霉、廉价的旧书中间。我在祖母家的书房开始阅读的这些书卷，如今以废纸价格出售，然而我认识的书商们仍说他们找不到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