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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般的夏王朝遗址？”
这是日本一家具有代表性的报纸的头版头条，介绍了一份关于中国的考古学调查报告。
——真是如此重大的事情么？
很多人都这样问我，甚至连广播电视台的人都上门来问。
“梦幻”这个词惹人遐想；同样，“到底有没有夏王朝”这个说法也让人疑窦重重。
以《史记》为首的中国古代史书，记录了三皇五帝之后夏殷周三个世袭王朝的交替过程。只不过在这个时间段内，划分神话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时间点成了一个问题。三皇五帝属于神话时代，这一点基本没有什么疑问。
现代史学对于缺乏证据的传说是持否定态度的。殷王朝的存在性就曾受到广泛质疑。中国史学家中很少有人主张殷王朝不存在，但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人非常多，“不存在”一说基本已成定论。日本的白鸟库吉（1865—1942）论证了“殷王朝虚构说”的合理性。大概从1899年起，人们开始关注甲骨，不久就确认了殷墟的存在。仅在二战之前，对殷墟的发掘就进行了15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1950年开始，发掘工作得以再度展开。
甲骨上刻有文字。对殷人来说，所有事情都可以占卜，从气象到狩猎成果，无所不包。所谓甲骨，指的是龟甲和兽骨。在甲骨上刻阴字，然后灼烧出裂纹，根据裂纹来判断吉凶。举个例子，想占卜“明天下不下雨”，首先要把这件事情刻上去，这叫做“贞问之辞”。钻灼后出现裂纹，对此进行判断的人叫做“贞人”，由他来揭示结果。比如他在甲骨上刻了“明天下雨”，这叫做“繇辞”。有时刻字在“下雨”或“没下雨”已经发生后进行，此时叫做“征验之辞”。这些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被统称为“卜辞”或“契文”。
卜辞相当于现在汉字的远祖，所以解读卜辞并不困难。卜辞中，关于王的出入平安与否和梦兆吉凶的贞问比较多，提及王的祖先的也不少。由这些卜辞，人们知道了殷的历代王名。如果和《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述相对照，二者的王室世系基本一致。于是，殷王朝的存在性就不容置疑了。只是年代还需确认，不过可以推定，殷王朝推翻它的前朝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之后世系延续了四百多年。
那么，殷王朝创始人成汤即武王所消灭的“夏王朝”，到底存在过吗？
迄今所发现的甲骨文，仅有殷武丁前后到殷灭亡（推定是在公元前1028年）之间约二百多年这一部分。假如殷王朝持续了四百年，前半部分的记录就缺失了。
我们和《史记》保持一致，用“殷”来称呼这个王朝。不过，相较“殷”而言，现在的中国多用“商”来称呼。《史记》中记载，殷的远祖契，是舜的司徒，受封于商地，以“商”作为王朝的别名由此而来。虽然几经迁都，但王朝子民都没有停用过“商”这个自称。
殷墟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甲骨片，还有王都遗址及王陵，所以其存在性就有了确凿的证据。但是之前的夏王朝的存在与否，则无明确的证据佐证。
最近，遗址的发现使报纸版面的讨论氛围活跃了起来。不过，仅就目前的这些证据还不足以断言这就是夏王朝的遗址。在和夏王朝有关的遗址考察中，若有如甲骨文那样的文字出土就好办了，但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报告。遗址虽然被城墙围起来，但是作为王都，还是被认为面积过于狭小。而反对者则认为，作为公元前2000年的王朝王都，规模大不到哪里去才对。按古代传说所言，由禹开创的中国最早的世袭王朝夏，共十四代十七王（因有兄弟继承等），持续了四百七十年。
暂且不管夏王朝有没有存在过，真实存在的殷王朝的确推翻了之前的世袭王朝。无论甲骨文还是口头传承都表明，殷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
甲骨文中的“夏”字，上半部分是个，头上像是戴着鸟羽饰品，脸上像是戴着面具。在古代，领导人类群体的是上知天意的巫师。“夏”字的上半部分说的就是这种巫师，而下半部分的“夂”，描绘的是双脚舞动的样子。“夏”，指的是上知天意的伟大人物，也就有了“伟大”的意思。
再没有别的字比这更适合做王朝的名称了吧。而用这个字来指代草木最繁茂的季节，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说，“夏”和“下”同音，有和“天上”相对的“天下”的含义。总之，不管理解成“伟大”还是“天下”，用“夏”做王朝名称都是很合适的。
还有一种可能，处于领导地位的几个家族都被称为“夏”。这样，“夏”给人的感觉就不是固有名词，而是普通名词性质的了。
暂且不论夏王朝究竟是真实存在的世袭王朝或仅仅是个神话传说中的时代，要知道，即便是神话，也应该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历史。从地下出土的遗物中，即可窥见古代历史的一斑。此外，如果让神话附丽其上，并透过神话看历史，亦不失为一种方法。神话虽不是历史本身，但将神话从历史中剔除，也显得过于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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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质，从中可以窥见国家成立的过程。中国神话的特征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片断性，而没有系统性。例如，有个叫共工的神，按理说已在尧的时代被杀于幽州，然而在舜的时代他又被流放到幽州，接下来在禹的时代又被驱逐。而讨伐共工的神——祝融也同样出现在多个意想不到的时代中。可能这些并不是神的名字，而是民族或官职的名称。我们所熟悉的善使弓的名人羿，曾仕于尧，但又出现在夏代，还驱逐过夏的太康（夏王朝第三任王），这在《史记·夏本纪》中有记述。
像这样与时代毫无关联的神，我称之为“徘徊之神”。羿很可能是个狩猎民族的首领，这样，他出现在多个时代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便如此，神话还是过于零碎，无法建立起一个体系。
神话是故事，讲故事的人肯定是想表达或说明一些思想，而不仅仅是漫无目的地讲述一件有趣的事。以日本神话为例，它说明的正是大和朝廷的成立过程——“天孙降临”，被称为“天神”的群体开始吸纳、吞并地方豪强。“让国”等传说中就表现得非常明确，地方豪强被叫做“国神”。天孙族把地方豪强纳入自己的统治，成立了大和朝廷。《古事记》的神话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天孙族采取措施，在本无血缘关系的群体种族之间缔造血缘关系。
所有的国家（以族群为表现形式）都会用神话来描述本国的诞生过程。中国的正统王朝经常易位更迭。前文已经提到，夏王朝可能是由几个世袭家族构成，如果发生易代，新王朝不会沿用前朝的神话，而会创造自己的神话。当这个新王朝又被取代的时候，下一个王朝的神话就又新鲜出炉了，这样就很快进入了历史时代。
中国的正统王朝屡屡改朝换代，导致神话就像散落一地的碎片。因此，中国的神话具有片断性且没有系统性，这是必然的。但是，绝不能根据这个结果而迅速得出中国的民族性格中缺乏系统性思考的结论。
尽管深具片段性，但中国的神话也因国土的宽广而以碎片的状态保留下来。一个族群就算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失去了主流的宝座，也可以逃到其他土地上栖身。虽因势力衰微失去了生动传播本族神话的力量，但神话的部分内容可以以某种形式残存下来。
神话本来就是超出时代的事物，想把神话和历史时代进行无缝对接是做不到的。
如果历史时代可以从人类拥有文化开始算起，那么新石器时代就是历史的曙光。
1921年，瑞典的考古学者安特生（1874—1960）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在此之前，中国确实被认为没有经历过石器时代。而在这里，彩陶的出土让安特生非常惊喜，因为这种彩陶和中亚的安诺以及乌克兰特里波列的陶器非常相似，所以他认定中国的文化是由西方传入的。
仰韶文化因出土之地而得名，该文化擅长在红陶的基础上，创作造型、样式，制造彩纹陶器。仰韶文化成了通用的学术名称。在此后的调查中，此处又多次出土了龙山文化的代表黑陶。当然，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安特生所处时代的考古学必定是极为稚嫩的。
醉心于彩陶的安特生，坚信文化由西传来，于是他来到西部的甘肃进行调查，收集甘肃彩陶，并完成了六期的编年分类。不过在二战结束后，快速发展的考古学研究推翻了他的“彩陶西来说”，考古学的新式武器——放射性碳元素测定法登台亮相。通过测定，安特生发掘的甘肃彩陶遗址中最古老的曹家嘴遗址所处年代为4540年前（误差在100年内）。1952年，在西安市郊建造发电厂时发现了半坡村的仰韶文化遗址，测定值为6080年前（误差在110年内），比甘肃的遗址要早千年以上。所以很明显，彩陶不是由西传入，而是从东部向甘肃传播的。
与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相对的，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对龙山文化存在性的确认在1930年至1931年这段时间进行，大约就是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十年之后的事了。这一次实施发掘的不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掘地点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龙山文化因此镇而得名。
彩陶是用手捻捏来制作陶器形状，而龙山黑陶已经开始使用旋盘。和仰韶比较厚的彩陶相比，龙山黑陶比较薄，内有陶胎，甚至有像蛋壳一样薄的。因二者在制陶技术上有很大的差距，故有人认为它们是性质不同的文化。仰韶和龙山虽然都在黄河流域附近，但二者之间的地理距离达到了约760公里。
中国学者傅斯年（1896—1950）于1935年发表《夷夏东西说》，引起很大反响。这种说法认为，古代中国东有夷族，西有夏族，历史在这两族的接触中展开。由于东西部发现的文化遗址性质不同，两族并立的看法也就很自然地产生。如此一来，如果把殷看作夷族政权，夏为夏族政权，那么此前被史书认为夏和殷是承接的纵向关系，就要变成同时存在于东西方的横向关系了。
日本的内藤湖南（1866—1934）思考的方向正好与傅斯年相反。他认为，在古代中国东方崛起的是夏，而在西部内陆崛起的则是殷。这种看法同样没有机械性地把殷放在夏之后，而考虑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存在，这一点和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有共通的地方。
不过，紧接着仰韶、龙山的发掘，重要的庙底沟（河南省）和半坡的发掘也开始进行。此外，考古学研究所的夏鼐（1910—1985）也对仰韶进行了再调查，使“东西说”基本被否定。
“东西说”被提出的缘由，是仰韶和半坡的遗址中，在以彩陶为特长的仰韶文化层之上，还叠加了以薄黑陶为特长的龙山文化层。
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虽然分居东西，但核心本质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分上下两层被发掘出来，故两种文化并非性质不同。仰韶到龙山之间是纵向的发展关系，这种看法更为合理。
仰韶和龙山间的关系，与日本的绳文式文化和弥生式文化间的关系有类似之处。一说两种文化核心性质不同，另一说弥生式文化是绳文式文化的继承者。绳文人和弥生人的骨骼，除后者身高略高以外，与现代日本人似乎没什么不同。
由绳文式文化到弥生式文化的转换、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转换，主要是因为生活方式的变化。没有任何刺激诱因就转到了不同的文化阶段，这是不可能的。
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工具的使用与否。火的使用虽然是一个显著的不同点，但取火却是人类借助自己设计的工具来完成的。上述四种中日文化，都以制作陶器而知名。
因此，考察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转变，仍然应该把工具的发展放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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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的彩陶制作靠手捻捏，而龙山文化的黑陶则使用了旋盘这种新式工具。人类的智慧总是在进步。不光是旋盘，农耕、狩猎、捕鱼等已经存在于仰韶文化的产业，到了龙山文化时代，所用的工具比以前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首先概览一下仰韶时期的文化。发现于1952年的半坡遗址在西安郊外，位于浐河东岸约0.8公里、高出河床9米的地方，可称得上是仰韶文化的代表。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作了详尽的调查，用很大的铁架圆顶予以遮盖，并建成了一座大博物馆。
对于发掘出来的遗址，常规做法是在调查结束后将其重新掩埋，下次调查时再进行重新挖掘，以避免遭到风雨侵蚀或人为的损害。例如，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殷墟就是这样处理的。而半坡遗址展示给我们的是有房顶遮盖的未掩埋原貌。居住区的面积大约有3万平方米，中央是公共集会场地，居住区外则是公共墓地和陶窑场。居住区内共有约200户，周围挖有上宽达6至8米的壕沟，而要越过壕沟外出，需用砍伐下来的树木架设桥梁。所以可以认为，壕沟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猛兽入侵，因为人类可以通过架桥轻松地越过壕沟。
在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居住地周围发掘出一圈壁垒。发掘报告称其残存部分高度在3米以内，那么原始的壁垒应该更高才对。仰韶居住区是为了防御猛兽而挖壕沟，而龙山遗址却从挖壕沟转变为筑高墙，显然可见到了龙山时期，先民们还要防御人类敌人的入侵。
为什么还必须防御人类的入侵呢？这表明财产已经开始私有化。在仰韶时期，同一居住区的人们共同享有在农耕、狩猎中获得的物资。半坡遗址中有公共集会场所，先民们如果想要什么东西，去那里领取就可以了，没有囤积的必要。用壕沟围起来的村子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有需求就取，无必要则不取。挨饿的时候，所有人会一起挨饿，长老们会在公共集会场所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物资。虽然我不想用已沾满“污垢”的术语，但这就是“原始共产社会”，或者也可以叫做“非私有财产制共同社会”。这一时期，富有不具备任何象征意义。比他人富有不能拥有任何特权，也不意味着会受到同村人的尊敬。获得尊敬的是那些发明、改良工具的人。
半坡村的成年人死后被埋在壕沟外，小孩则被放入瓮棺中埋在居住区内。然而也有例外，发掘报告称也有小孩被直接埋入四面置有平板的矩形洞中，并没有瓮棺。一般认为，半坡村不存在阶级，但人们在这里仍可注意到细微的阶级萌芽。也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幼儿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处理，是因为跟原始信仰有关系。不过我认为，不管是埋葬还是其他活动，如果其中有例外，也就是人和人的待遇不一样，就会给这个无阶级社会增加裂痕。
用壁垒围起来的龙山文化，其埋葬明显体现出了阶级差别。墓的大小不等，有刚能容下遗骸的超小号，也有长4米、宽3米的超大号。另外，在山东省宁阳县堡头遗址的120多个墓葬中，动物头骨、陶器及其他物品等陪葬品最多的有160件，最少的一件也没有。
龙山文化中已出现了贫富差距，这反映出阶级已产生。大多数遗骸呈仰卧姿势，但也有少数是俯卧的，一说这就是奴隶。
通过列举贫富差距、阶级制度、奴隶存在的可能性，可知原始共产社会在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段时间内开始崩溃。私有财产制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龙山文化的墓葬中，仅有数量很少的几例夫妻合葬。到私有财产制时代，夫妻合葬会让人联想到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以家族为单位，故此必然产生财产世袭制度。
促使原始共产社会崩溃的原因，应在于生产力的增强和生产工具的发达。前面已提到旋盘的例子，其实在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更为精巧的石器、角骨器及贝制品；此外，能够犁地更深、收割农作物更有效的石镰、贝镰等工具也出现了。先民们使用新工具，就可以挖沟掘渠，把黄河水引到更远处，使耕地面积得到飞跃性的扩大。
剩余的产品被贮存起来。有大量剩余产品的家族，就会把这些产品视作自己的东西，作为财产世袭下去，这是必然的过程。
仰韶和龙山都在黄河流域，但在南方也发现了水稻耕作的良渚文化（浙江省）、青莲岗文化（江苏省）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通过放射性碳元素法测定，良渚文化距今约4700年，青莲岗文化距今约5400年。
黄河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化的母亲。但由于南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存在，人们对南方文化独立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
由原始共产社会到私有财产制社会的转变，以及与此同时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这些5000年前的社会变化都可以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及南方各文化开始的时期中看到。
可以认为，对这个时代的说明，就是中国神话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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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写的，忽略了之前的三皇。现在的《史记》正文中虽有《三皇本纪》，但那是唐朝司马贞的补作。
历史研究中有个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神话是“加”上去的，新创造出的神会被安排到更早的时代。在神话时代，各式各样的神“堆”在一起本来就已拥挤不堪，而为了给新出现的神以立足之地，人们在讲述中就要加上一句“在更久以前”——就这样，这些神被安放到了更遥远且想象不到的更古老的年代。日本的富永仲基（1715—1746）和中国的顾颉刚（1893—1980）等人都持这种观点，提醒人们要小心防备早期神话的误导。
关于三皇有各种说法。所谓天皇、地皇、人皇，是根据“易”将构成宇宙的“三才”——天、地、人进行机械性的生搬硬套。这的确有点牵强附会。
最普遍的看法是，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不过，处在第一位的伏羲是取代了燧人氏而占据天位的。燧人氏教会了人类使用火的方法。此外，还有人将有巢氏也算作三皇，这位有巢氏在树上建了住处，使人类远离了猛兽。
伏羲创八卦、文字、婚姻制度，教人结网捕鱼、饲养牛羊猪等家畜、制造三十五弦的瑟乐器。人类在自然界中学会的各种各样的技能，被归结为某个古代圣人的教习，这可以认为是人文主义的表现。
据说，接下来的女娲没有改变伏羲的制度，仅创造了一种叫笙篁的乐器。不改变伏羲制度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很多人认为女娲和伏羲是夫妻。他们都是人头蛇身，尾巴连在一起，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吐鲁番古墓覆棺布上画的就是这种造型。二神手持规和矩，故他们也是土地创造之神。
神农氏是牛头人身，他砍木制锄，传授给人们耕作的方法。此外，他遍尝百草寻找医药，并教人开市以交换物品。日本也将神农视为医药之神和露天摆摊商人的守护神。
三皇的造型是人头蛇身或牛头人身，让人觉得可怕。一般认为，人们为了解释从远古时代就已出现的用火、居所、渔业、畜牧、医药、音乐、交易这些基本生活要素是如何发明的，就创造了三皇的传说。司马迁有意忽略这些，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这些神话是小伎俩的解释说明吧。
《史记》的《五帝本纪》从黄帝开始，黄帝之后依次是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帝舜。中国人至今称呼自己为“炎黄子孙”，认为黄帝是民族的始祖。黄帝已经不再是人头蛇身这样奇形怪状的人物了，不过传说他和炎帝子孙在阪泉大战的时候，得熊、羆、貔等猛兽相助而获大胜，这又披上了浓重的神话色彩。
神话色彩虽还有存留，但渐渐地，尧和舜开始显示出浓重的历史时代人物的一面。这两人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的黄金期，被称为“尧舜之治”。
从仰韶晚期到龙山初期这段时间，到处都是像半坡这样的居住地。离半坡150公里的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也属于仰韶文化，1974年在此发现了5万平方米的居住区。出土的彩陶人面鱼纹盆曾到日本展出，引起过人们极大的兴趣。遍地开花的居住地、发达的生产手段、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使得一旦进入父系制社会（强烈的继承意愿在这个社会生根发芽），居住地内的伙伴之间发生冲突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斗争中出现了个体的联合，发展成了集体对抗。
按传说所述，黄帝在阪泉和涿鹿发动了两次大战。第一次的敌人是炎帝子孙，第二次则是蚩尤。各方虽都冠以代表性部族之名，但也很可能是部族的联合体。黄帝自己也有熊、羆等帮手，但应该理解为以熊、羆为本族图腾的族群。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描述道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由诸子百家留下来的关于黄帝的记述，很多都是荒唐无稽的。司马迁说自己收录了其中比较能说得过去的史料。
黄帝传说反映历史的真实程度已无从得知。但是，在住地周围挖深壕防御猛兽这件事就宣告了安稳生活的乌托邦时代业已结束。前来袭击的不只有猛兽，还有集结了武力的人们。同一住地的人们要么联合起来抵挡强者，要么屈服于暴力，别无他法。
大约五千年前，逐渐强大起来的势力都致力于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原，这也体现在黄帝传说中。首领把不肯臣服的部族打到他们屈服为止，大统一因此成就。这块黄土地的主人，自然要叫做“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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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以武力实现大统一后，接下来就是所谓“圣人之世”。圣人尧、舜、禹为天子，统治万民。禹还是夏这个世袭王朝的创始人，尧是黄帝的曾孙，把天子之位让给自己的臣下舜，舜又推荐自己的臣下禹做天子。
黄帝传说反映了大统一的历史。尽管如此，大统一也只是加强了部族之间的联合而已。各部族都有自己的首领，而中原的事务则由首领会议来决定。
各部族首领的产生或许已经实行世袭制了，但首领会议的议长极可能还是选举制，或者是前任指名制。尧、舜、禹的禅让传说，可能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
所谓“禅让”，就是将天子之位让给德高望重的人。这对后世的学者，尤其是儒学者而言，是最为理想的形态。除了开启世袭的禹，禅让制的中心人物尧和舜被儒学者高度理想化了。撇开这些“理想化”，有种“虚构人物说”认为，尧和舜是后人炮制出来的圣人楷模。
前面提到的顾颉刚也对尧舜的存在性提出过质疑。《书经》（《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已被确认是后人追加上去的。去除这部分后，《书经》的原文中并没有出现尧和舜。虽然有禹，但根本没有提到传说中禹曾是尧和舜的大臣这件事。
尧和舜的存在性值得怀疑，但是这个传说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在孔子诞生之前就已存在了，儒家虽然有可能会把它理想化，但他们也不会创造出这样一个早已存在的传说。我也赞同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观点，认为“尧舜存在说”值得怀疑。
不过，我们就算否定了尧舜的存在性，也不能否定其中的传承。传承，是统一这一历史潮流的常规表现，统一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所以不能忽略传承。
已有事实表明，有强力（指武力、智力、统率力）人物曾在仰韶期到龙山期这段时间内统一了各个居住区，而这个（些）人物，其名为“黄”。
大统一是必需的。工具的发达使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开始越过居住区周围的壕沟，开拓耕地。之后就要引来黄河或是其支流的水，这可不是光靠一个小团体的人就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就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以及他们的组织能力和熟悉水文的策划能力。
在传承中，黄帝诉诸武力实现了大统一，尧和舜继承了下来，而统一后的大问题就是治水。
尧是黄帝的直系，而舜则出身微贱。大统一和治水反映出的问题是，要完成如此巨大的任务，比起世袭的首领，更需要有实力的人物。舜以孝行闻名，被尧起用；尧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虽然叫禅让，但也是让给了自己的女婿，或许还是残留了一点母系社会的影子吧。
在持“性恶论”的人看来，到了这个信奉实力的时代，舜先是晋升为尧的助手，不久抢了主子的两个女儿，后取尧而代之。
在尧为帝王、舜为摄政的时候，据说发生了一件大事，即“降四罪”，天下尽服。那么这“四罪”又是什么呢？
一、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
二、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
三、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四、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其中三苗是一个位于江淮及荆州的政治混乱的部族，而其余三者都是尧的重臣。兜曾推荐过共工，但共工把工作搞得一团糟，所以连带着推荐者也被驱逐。鲧治水失败，被幽闭于东方的羽山。似乎是舜把有可能威胁到自己位置的人全部流放，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说法也不是说不通。
北狄、南蛮、西戎、东夷是中国古代史书中对周边其他民族的称呼，在这里都悉数出场了。除了三苗，都是曾在尧的身边接触中原政治中心的重臣，而不是什么蛮族。中原是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域，越远离这个中心，文化氛围就越薄弱，最后就是未开化之地。人种是改变不了的，但从文明之地迁到未开化之地，就再也不能享受到文明的恩泽。所谓“变”，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蛮”“狄”“戎”“夷”等字，原本是远离文化地域的部族的名称，而不带有人种性质。
“四罪”中的“东夷”鲧，据说他的儿子禹重回中原，在文化地域的中央建立了夏王朝。
一般认为，被驱逐到各地的尧的重臣——共工、兜、鲧原本是某个居住地或居住地群的首领。他们率领着部族，向远方迁徙。
半坡遗址的墓葬报告中提到，51具成年男子的遗骨平均身高为169.45厘米，头盖骨计量值比起中国现代北方人更接近于南方人的标准。半坡人可能并没有一直在那里居留，也许是出于某种原因而移居南方。
有观点认为，中国各民族是从中原向各地扩散的。根据闻一多（1899—1946）的研究，三皇中的伏羲和女娲，原本是苗族的祖先。
在NHK（日本国家电视台）的《丝绸之路》第一集的录制过程中，我在和日中共同采访组同行的时候有个感触。在日本，只要文化是由国外传入的，人们就会寻找文化的根源，这引发并提升了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热情。但与此相对，在中国除了佛教，人们毫无向西方寻找文化根源的意愿。如果要寻找中国文化的根源，中原——黄河中游流域，才是他们应该前往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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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南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接连发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过殷遗留下的甲骨文记录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史的主要舞台还在中原，这种看法在目前还是不可动摇的。
还是神话世界的故事。舜六十一岁时接替尧成为天子，治理天下三十九年，巡幸南方时死于苍梧，埋葬于九嶷山。按现在的地名，舜死在远离中原的湖南，埋葬于广西。
鲧治水失败后被幽闭于羽山并死在那里。他的儿子禹治水获得成功，曾“劳神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史记·夏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因此，舜推荐这个勤奋的禹为他的继承人。舜还有个儿子叫商均，所以舜死后禹对权力的继承很犹豫，但据说各部族的首领都没有选择商均，而是齐聚禹的帐下。
禹把政治委任给一个叫益的贤者，并推荐他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样一来禅让制还会持续，但事实上却没能实现。和舜一样，禹也是死在巡幸途中远离中原的地方，地点是现在浙江省的会稽。
神话中的这两位圣人，如出一辙地死在远离中原的南方，可能是中国文化圈扩展之后，在神话中加入这一段情节以取得南北方的平衡。
禹指名益为接班人，但是益不情愿，让位给禹的儿子启。就这样，世袭王朝开始了。也可以认为这是为了把禹说成圣人，在神话中加入了他曾禅位于益的情节。
禹是夏王朝的创始人，但古代的记录中都以夏后而不是夏禹来记述。夏的第一任王是禹的儿子启，被称为夏后帝启。所以，在疑古派的史学家中，也有人采用了禹和启无血缘关系的神话解释。
把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神话相对照，原始共产社会便正值三皇时代。人们掌握了农耕、畜牧、狩猎的方法——在神话中就成了神向人传授了这些技能。从仰韶文化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仰韶文化的上层也存在很多类似龙山文化遗址的情形。实际上，仰韶村的遗址就是如此。对彩陶出土兴奋不已的安特生看漏了这一点。龙山文化在墓葬等部分显示了贫富差距，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了财产私有制。此前居住区内是没有阶级的，有能力的人被推举为“公仆”，做着首领的工作。如果这个人死了，人们就推举出另一个有能力的。所有物资都是公有的，所以就算是首领也没有任何特权。而从仰韶文化进入龙山文化后，首领的位置慢慢就变成世袭继承的了。
从三皇五帝到禹的这段故事当然是神话。《史记》中记述禹“道九山”，“道九川”，“于是九州攸同”，很了不起。不过，《楚辞·天问》中讲了一个故事，说禹的原形是头熊，妻子涂山氏不小心看到后就变成了石头。禹对着石头大喊：“还我儿子！”于是石头面向北开启，儿子诞生了。这个神话解释了禹的儿子名叫启的原因。
虽说是世袭王朝，但起初也是从小规模聚居群的首领世袭开始的。随着生产力的增强，在中原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居住范围不断扩大，具有事务决定权的首领会议议长的地位也从推举转向了世袭。
禹是扩大人类居住范围的神，尽管这是神话的说法，不过成就了类似大事业的大首领理应也存在过。即便是现在，中国还有个别名或雅称叫“禹域”。禹踏足过的地域意味着这里就是中国。我们揭去神话的幕帘，就会觉得眼前浮现出了一个勤奋的大英雄的影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姿势像熊一样，正在辛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