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編輯遇上了一個文學青年。
1982年12月12日那天的《北京日報》第四版廣告欄中，有這樣一則廣告：
尋人
蘇德佑，男，36歲，身高1．60米左右，遼寧鞍山人。身穿青布棉襖，勞動布工作褲，腳穿黑膠靴，挎黃帆布包，精神不正常，於11月14日離家赴京並帶大量自寫詩稿，至今無音訊。如有見到者請通知鞍山大孤山礦選礦廠蘇德華。
當天《北京日報》的讀者中，大約很少有注意到這則廣告的，讀到而產生出一種惶恐感的，更絕無僅有——那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們已經相當熟悉的那個鐘鼓樓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們介紹這個四合院時，提到在前院的西邊，有個用帶月洞門的短牆另隔出來的小院。那小院裡住著一對中年夫婦，男的叫韓一潭，是個有著30年經驗的詩歌編輯，女的叫葛萍，是個有著27年教齡的小學教師。他們的獨生女兒韓向紅已經30歲出頭，早已結婚另過，外孫子都快滿五週歲了。
由於韓一潭夫婦那住房的位置，位於這個四合院的“死角”，且又有一道短牆將他們的居住區與其餘部分隔開，加上他們生性不喜交際，所以儘管他們一結婚就住進了這個小院，卻始終未與院裡其他住戶打成一片。1982年年初，住裡院北屋的張奇林晚飯後翻閱《光明日報》時，看到一篇揄揚優秀編輯的文章。那篇文章裡介紹到“辛勤的淘金者韓一潭”，說韓一潭每天要審閱近千首自發投詩，大都味同嚼蠟，毫無新意，但他堅持一首首認真地讀下去，偶爾發現一首閃光的好詩，他便高興得情不自禁，立即報送主編，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剛讀完一首隻有十二行的好詩，便被叫走開會去了，開完會回來，他發現辦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為窗外的風把他滿桌散亂的紙張刮到了地下，人家便為他拾起垛齊；他從那垛齊的稿堆中再尋那首好詩，怎麼也找不著了，非常懊喪，有人勸他不要找了，因為來稿者不過是無名小卒，其詩文只有十二行，按編輯部規定是可以不予迴音、不予退稿的；他卻不能忘懷，他費時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屜中所有的紙片，去尋覓那首小詩，竟毫無蹤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決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尋櫃櫥下面，終於從櫃櫥下蛛網密佈的角落裡，找到了那首小詩。最後那首小詩被髮表了出來，給作者極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勵下，那作者的創作熱情一發不可收拾，後來又陸續發出了許多短詩、組詩，目前竟儼然成為所在省份的一顆文學新星。當記者問到韓一潭從這樁事中總結出什麼經驗時，韓一潭風趣地說：“我的經驗教訓是——必須去買一方鎮紙，壓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紙，不讓它們被風颳跑。”他那辦公桌上，後來果真出現了一方銅製鎮紙……張奇林讀完有關韓一潭的報道，不禁感嘆地說：“各行各業都需要韓一潭這種伯樂啊，我們局裡要多幾個韓一潭，事情就好辦多了嘛！”當時他的女兒張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嗎？韓一潭就住在咱們院裡！”張奇林吃了一驚：“鄰居？”張秀藻笑得更兇了：“爸，您的官僚主義真夠可以的！韓一潭就住咱們前邊西小院裡，您到現在才知道！”
那篇報道的功效，首先是編輯部每天的詩稿暴增，而且來稿要麼在信封上就寫明是寄“韓一潭同志親收”，要麼就在裡面附上給韓一潭的信；其實報道見報前，韓一潭已經不看自發來稿了，編輯部新分來了兩個“工農兵學員”，自發來稿後來由他們處理——他們卻聰敏地把所有附有寫給“敬愛的韓老師”信件的詩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韓一潭的案頭，用那鎮紙鎮住；而當韓一潭把徑寄他而實在無暇過目的詩稿轉給他們時，他們又總是任其積壓，因為編輯部早就對作者聲明瞭嘛——“來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誤。”這話換個角度說，就是“凡寄私人，延誤勿赦”。這種情況，自然是成百上千純樸的自發投稿者們想像不到的。
那篇報道的功效還不止於此。報道發表後的半個月，一天傍晚，韓一潭同葛萍正在吃晚飯，忽然澹臺智珠的公公把一個年輕人帶到他們那裡，對他們說：“韓編輯，葛老師，你們的親戚打東北來啦！”
他倆朝那年輕人望去，大吃一驚——他們並無那樣一位親戚。後來他們弄清楚了，那年輕人並未自稱是他們的親戚，只是說他要找“韓伯伯”，澹臺智珠的公公看那年輕人帶著行李，說話帶東北口音，遂誤以為他是他們家從東北來的親戚。
韓一潭忙撂下飯碗，迎上去問那年輕人：“你找我嗎？”
年輕人反問：“您是韓一潭韓伯伯嗎？”
韓一潭點頭：“對，我就是。”
年輕人把手裡提的旅行包一撂，伸出兩隻手來，抓住韓一潭的右手，緊緊握住，眼裡竟湧出了淚花：“韓伯伯，我可找著您了！”
韓一潭有所憬悟，他忙問：“你從哪兒來？你找我有什麼事？”
就是一般的親戚，見著韓一潭也不會那般親熱，年輕人彎腰拉開旅行包的拉鎖，取出了一個大塑料包來，透過包裝，可以看出裡頭全是又大又整的幹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幹蘑菇擱到飯桌上，就畢恭畢敬地招呼葛萍說：“您是師母吧？師母您受累啦！”
葛萍還沒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她只是發愣。
韓一潭心裡說不出來是高興還是惱怒，他對這事態還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他不由得再一連串地問：“你是文學青年吧？你是怎麼找到我這來的？你從哪兒得著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請我給你看稿子？……”
不一會兒也便全都弄清。他是東北一個縣裡的文學青年。他酷愛詩歌。他自然早就嘗試著給報刊投稿，從《詩刊》和《人民日報》的副刊，到他們地區的刊物和報紙副刊，全都投過，但一首也未被刊登，並且幾乎一律石沉大海……關於韓一潭的那篇報道自然給予了他極大的鼓舞，他說他讀時流出了熱淚——看來絕不是說謊，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國”中看到了“一線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韓一潭來了。下了火車，他先找到編輯部，傳達室告訴他編輯部的人這天都外出聽報告去了——這也是事實；他便要求傳達室的人告訴他韓一潭的家庭地址，傳達室的人猶豫了好久，經不住他一再懇求，最後告訴了他，所以他現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來……
葛萍出於一種女性的同情心，問他：“你還沒吃晚飯吧？”
他坦率地說：“找不著韓伯伯，我什麼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請他吃飯，菜不夠了，便下廚房為他去現炒了一大碟雞蛋。
韓一潭請他坐到茶几邊的沙發上，問他：“你帶了些作品來吧？”
那年輕人便拖過他那沉甸甸的旅行袋來，“哧溜”一聲拉開整個拉鎖，從裡面取出了一疊又一疊的詩稿來，一邊往茶几上放，一邊介紹他的創作說：“這是我的《抒情詩一百首》，這是我的組詩《泥土的愛》，這是我的抒情長詩《天空頌》，這是我的敘事詩《草原上的普羅米修斯》的第一部，這是我的詩劇《愛琴海的波濤》……”
全部取出以後，他那詩稿足有一尺來高。
韓一潭望著那一尺來高的詩稿，彷彿自己被宣判了重刑，驚惶得說不出話來。
“韓伯伯，您一定要給我審閱，給我發表！您一定要指導我，扶植我！”年輕人懇摯地呼籲著。
葛萍端來了炒好的雞蛋，請年輕人坐到飯桌那裡去吃晚飯。年輕人並不推辭，坐過去吃了，他顯然非常之餓，吃得狼吞虎嚥。
葛萍對那一尺來高的詩稿，一時倒沒大注意，她對年輕人說：“你慢慢吃。不夠還可以來點方便麵。”又趁便問：“你北京都有什麼親戚呀？”
年輕人邊吃邊答：“除了韓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沒親戚啊。”
韓一潭心往下一沉，葛萍還沒大明白，她又問：“那你這回是幹什麼來呀？出差辦事嗎？你住哪個招待所呢？”
年輕人反倒露出吃驚的神色，他宣佈說：“我就是找韓伯伯來的呀。我打算先在這兒住一個月，然後……”
葛萍這才感到事態嚴重，她慌忙再問：“你有工作嗎？你哪個單位的？”
年輕人若無其事地說：“有哇。我是縣農機局修建隊的。我們那單位的領導全是些個‘土老帽兒’，懂個啥呀？他們不支持我搞文學創作，還打擊我——”
韓一潭忍不住跟上去問：“你來北京，跟單位裡請假了嗎？”
年輕人把嘴一撇：“請假？我根本不‘勒’（理）他們！”
葛萍著起急來：“你這怎麼行呢？你這不成了‘盲流’了嗎？”
年輕人吃完最後一口飯，用手背抹抹嘴唇說：“我不發表出作品來，絕不回去！”
韓一潭心裡長毛，一時不知該怎麼把這位闖入者打發出去。
葛萍又問：“你家裡知道你來北京的事嗎？”
年輕人說：“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來的。”
葛萍責備他說：“你怎麼能這樣？你爸你媽現在該多著急啊！”
年輕人笑了：“我爸我媽？我爸我媽早就沒啦！”
葛萍愕然：“那你跟家裡什麼人吵？”
年輕人忽然激動起來：“跟誰？跟我老婆！她是個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對詩歌簡直一竅不通！詩盲！典型的詩盲！我跟她現在完完全全沒有一絲一毫的共同語言！我早就提出來跟她離婚，她死不答應，簡直是我的一副鐐銬！韓伯伯，您想想，帶著鐐銬跳舞，該有多難？我寫出這些詩來，容易嗎？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紅瑪瑙般的血、白銥金般的汗啊！現在我算痛快了，讓她在那發散著酸白菜氣息的小窩裡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葛萍連連搖頭：“嘖嘖嘖……你怎麼能這樣！你們有了孩子啦吧？”
年輕人昂起下巴：“孩子？誰是我的孩子？”說著朝茶几上一尺來高的詩稿一指：“這才是我的孩子！她也給我生了一個女兒，那是肉，我要的是靈——是詩！我後悔當年不該結婚，不該要所謂的孩子。從文學史上看，多少詩人因為結婚形成悲劇，普希金，陸游……我一定要砸爛那世俗的鐐銬，做一個插翅飛翔的自由自在的繆斯！……”
韓一潭、葛萍面面相覷。這一對老老實實、本本分分的知識分子，在家中還沒遇上過如此棘手的局面。
韓一潭只好冒著惹怒對方、招來不測的風險，嚴肅到緊張地步地說：“年輕人，你這種不跟單位請假就擅離職守的行為，我們不能支持。你應當趕快回去。我們屋子很小，而且我們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你今晚還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們附近有個鑫園浴池，晚上接待過夜的旅客，你如果錢不夠，我們可以負擔。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坐火車回去——”
那年輕人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處境，他瞪圓了眼睛，氣沖沖地問韓一潭：“你是韓一潭？！”
韓一潭愣了一愣：“怎麼了？”
“你原來是這麼個人！”年輕人氣憤地說，“報上把你吹成一朵花！原來你這麼糞①！什麼伯樂！什麼‘沙裡淘金不憚煩’！騙人！偽君子！”他確實感到上當受騙了，這個世界，怎麼充滿了如此多的陷阱！他激動地拍著桌子說：“這是怎麼搞的？如果你們根本不想發現千里馬，那幹什麼登那狗屁文章騙人？！”
葛萍嚇壞了。她覺得家裡來了個精神病患者。她家從來是安謐、寧靜的。她家從無逸出常軌的事。今天怎麼竟出現了這種局面！
韓一潭很狼狽，他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跟眼前這位年輕人從ABC說起。他一時竟口吃起來：“你你你怎麼這樣不冷靜！你冷冷冷靜一點！你應該懂得，文學創作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簡單……無論如何，你不應擅離職守，拋棄家室，這麼樣地跑到北京來……而且，就算你有的作品達到發表水平，也不可能馬上給你刊登出來。你知道嗎，一般的文學刊物，週期都是很長的，拿月刊來說，現在是3月，這一期1月裡就把稿子發到工廠去了；這一期印出來的時候，4月那一期已經看校樣了，5月的那一期稿子已經發去排字了，6月的大體上已經編好了，7月的已經開始著手編了……你的稿子以最快的速度錄用，編進六月那一期的可能性也不大，恐怕最早也要7月那一期才能刊用了；你看，即使能用，最快也還要等三四個月，你難道真的就在北京那麼等著嗎？如果要印成詩集，出單本的長詩，那至少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見書……這還說的是馬上錄用，如果你達不到水平，那就等多久也沒用……你還是回去吧！”
年輕人萬萬沒想到他所面臨的世界是這般冷酷，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但他絲毫不減自信，他宣誓般地說：“我選擇的這條道路，我走完了！三四個月怕什麼？一年兩年怕什麼？我就是不發出作品不罷休！我向詩壇宣戰！不登上詩壇，我死不瞑目！”
韓一潭目瞪口呆，不由問：“那你怎麼生活呢？在北京你住哪兒呢？錢花完了你拿什麼吃飯呢？何況北京市也不允許‘盲流’的人在這裡待著不走……”
“怎麼生活？”年輕人突然爆發出一陣輕蔑的笑聲，“我來找‘辛勤的淘金者’，我以為他關心的是金子，鬧半天他滿腦子庸俗的垃圾——‘怎麼生活？’對於詩人來說，除了作詩，還有什麼生活可言呢？我寧願流浪街頭，揀香菸盒子當紙，揀火柴棍當筆，也要寫詩。我是絕不再回那個讓我想起來就作嘔的單位，再不進那個充滿酸白菜氣味的小窩了！啊啊啊——你別再問我，我告訴你吧，我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我知道你所說的那個生活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掙錢嗎？在你們看來，掙錢，吃飯就是生活；那麼，好，我告訴你，我會理髮，我可以買一套理髮的工具——那點錢我還有，我每天到自由市場去，給那些擺攤的農民理髮，我不但能掙出吃飯的錢來，我還能掙出買稿紙的錢來的。韓編輯！你別那麼看著我，我不會向你借錢的！告訴你吧，沒有你，我照樣能發表作品，能出名，咱們走著瞧吧！”
局面僵在了那裡。韓一潭畢竟心軟，他望望那一尺來高的詩稿，嘆口氣說：“你既然找到我這裡來了，我就挑著看看吧——其實我並沒有什麼水平，而且，文學這個東西，又尤其是詩，究竟怎麼算好，怎麼算壞，其實是很難說的……另外，希望你一定諒解我，你拿來這麼多詩，我實在是無法一一拜讀的。我每天都要上班，編輯部裡做不完的事，常常還要帶回家裡，用業餘時間做……”
年輕人看韓一潭拿起了他的詩稿，打算看，氣平了一點，便說：“行行行，您忙，我諒解。您挑著看看吧！”
韓一潭摘下眼鏡，湊攏年輕人的稿子，仔細一看，心裡不禁一動。那疊稿子裝訂得極其工美，光封面上的美術字標題就一定耗費了不少精力，裡面的詩一行行全用印刷體書寫，一點塗改也沒有。的的確確，那詩稿凝聚著年輕人“紅瑪瑙般的血”和“白銥金般的汗”。但是他首先讀到的那個詩劇《愛琴海的波濤》，“序詩”的一開頭四行就讓他莫名其妙：
當巴黎聖母院的鐘聲，
把愷撒大將從睡夢中驚醒，
當飄忽、氤氳、的狂飆，
把愛琴海從搖籃中震驚……
韓一潭不禁皺眉對年輕人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寫呢？羅馬大將愷撒，是紀元前的人物，而巴黎聖母院好像是紀元後12世紀才有的，前後差了一千多年，那鐘聲怎麼可能聽見？更何況一個在西歐，一個在南歐……既然‘飄忽’，怎麼可能是‘狂飆’？而且，‘氤氳’、‘’這些詞太生僻，更不必堆砌……”
年輕人不以為然：“我寫的是詩，又不是歷史，又不是中學的作文考卷，我怎麼不能這樣抒發我的感情？”
韓一潭放下這一疊，取出另一疊，一邊說：“寫詩，也要從你熟悉的生活出發，你長期生活在中國的一個縣城，何必非去寫希臘、羅馬呢？”
年輕人忙指著他手裡的那一疊說：“這就是寫我熟悉的生活嘛，我在內蒙插過隊！”
韓一潭一看，這回是敘事長詩《草原上的普羅米修斯》。前面是長詩的目錄，第一章是“月夜的維納斯”，第二章是“山谷中的阿波羅”，第三章是“氈房中的安娜·卡列尼娜”，而第四章竟是“馬背上的阿童木”！他沒敢把目錄看完，更不敢往裡翻——他過目的荒唐之作多矣，但這位年輕人的大作，真可謂“更向荒唐演大荒”！
“韓伯伯，”年輕人對他恢復了尊稱，期望地盯住他，懇求地說，“您給提出不足之處吧，意見越尖銳越好！”
韓一潭真不知該說什麼才好。他只好擱回這一疊，再抽出那最底下的一疊來，這回的這一疊是《抒情詩一百首》，他隨便翻到一頁，阿彌陀佛，這回總算擺脫了洋神洋人的糾纏，詩句頗為曉順流暢……但是，啊呀，怎麼似曾相識？頭兩句好像是李瑛的，中間幾句好像是艾青的，末尾兩句又好像是舒婷的……
正當韓一潭一籌莫展時，葛萍和詹麗穎進屋來了。葛萍感到事情不對頭以後，便盤算著怎麼才能打發走這個半瘋的文學青年。去報告派出所，似乎還不值當，找居委會，恐怕一時又說不清，想來想去，還是隻得求鄰居協助；但全院除了收房租水電費而來他們家串過門的，似乎僅有詹麗穎一人。於是，當年輕人還在發洩他的不滿時，葛萍便溜出了屋子，去找詹麗穎，求她來想法子把那年輕人打發掉。詹麗穎一聽葛萍的描述，立即甩著大嗓門說：“這還得了？一分鐘也不能讓他在你們那裡待下去！你們太善良了，你們準知道他就是個寫詩的嗎？現在什麼怪事沒有！搞不好他是個詐騙犯、搶劫犯、流竄犯！你們一對書生，他要真的下手作案，你們手無縛雞之力，豈不遭殃！走！我去幫你們轟走他！”說著便站起來隨同葛萍直奔他們家。
詹麗穎一進屋，還沒把那年輕人打量清楚，便粗聲大氣地說：“嘿！小夥子，你哪來的？這麼晚了，原來根本不認識，你怎麼能總在這兒待著？你知道這是哪兒嗎？這是首都北京，治安是抓得最緊的。行啦，你快走吧，要不，等派出所民警來了，那你可就想走也走不了啦！”
年輕人被詹麗穎的氣派震懾住了。他也搞不清她是什麼人，見她那陣式，只感到恐慌。於是他便主動把所有詩稿都放回他那隻旅行包，拉上拉鎖，氣急敗壞地說：“我走我走。我現在總算知道北京，知道詩壇，知道所謂的‘淘金者’是什麼玩意了！”他一跺腳，很快地出了屋，並且出了院。
韓一潭、葛萍還沒回過勁來時，詹麗穎卻自得其樂地拊掌哈哈大笑起來。
從這以後，韓一潭回到家中，一聽見腳步聲朝他家那個小偏院走來，便如同驚弓之鳥。他囑告單位傳達室的同志，務必不要再把他家的地址，隨便告訴來訪的人。甚至每接到一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他也變得敏感而緊張，常常通話好一陣了，確證對方的身份並非文學青年，這才承認自己就是韓一潭。
再過一陣，他開始接到罵他的信。來信的文學青年質問他為什麼不但不給回信，而且還“貪汙”了他們的詩稿？其實他一開始是儘量回信的，但後來回不勝回，即使他每天24小時不吃不睡不做任何別的事，他也回不完每天接到的雪片般的來信。開頭凡寄給他個人的詩稿，他都自費給作者寄回，後來形勢發展到他實在無力負擔，如果一律自費退回，那他每月的伙食費全部用上也還不夠。後來他把寄給他私人的詩稿也混在編輯部的退稿中，由公家“郵資總付”，儘管編輯部裡並沒有人發出微詞，他自己卻總覺得不好意思；再以後，他才任寄給他個人的信稿積壓起來，結果就招來了怨恨和辱罵。
記者又一次來找他，說要專為他寫篇“淘金者續篇”，把他嚇壞了。他哀求那位記者萬萬不要再給他增添煩惱和恐懼。
到了秋天以後，寄到編輯部讓他“親收”的稿件和附有寫給“敬愛的韓老師”信件的稿件，才漸漸少了起來。
有一個星期天，女兒女婿帶了外孫子來，大家聚餐，葛萍燒出的一盤菜很受歡迎，女兒挾起菜裡的大蘑菇問：“媽，這蘑菇哪兒買的？真好！”葛萍說：“咳，春天那會兒，一個年輕的詩歌作者硬擱在咱們家的……”
韓一潭一聽，只覺得嗓子眼裡發噎，他埋怨道：“原來你讓我們吃的是這個——我怎麼能收他的東西！”
葛萍辯解說：“誰願意要他的東西呀！那天他走的時候，咱們不是都忘了把這包蘑菇退還給他了嗎？他走了以後，我把這包蘑菇往碗櫃裡一扔，後來簡直忘得一乾二淨，前幾天收拾碗櫃，才又發現。我倒也想過，該給他退回去，可他地址呢？你記得嗎？我總不能把它扔了吧，上好的蘑菇，扔了讓鄰居發現，不得說咱們家抽風？再說，確實是他自願送的，你畢竟也還給他看了幾首詩，提了點意見嘛……”
韓一潭搖頭說：“你當教師的人，怎麼說出這麼沒原則的話來？看過人家的詩，提過意見，就該受禮嗎？何況他那個人根本不正常，無論如何你不該讓我們吃他這蘑菇的……”
葛萍心想自己操勞半天，好容易燒出這麼個菜來，卻遭此批評，實在掃興，便賭氣地說：“你堅持原則，你別吃！”
女兒便插話說：“爸，你行了！你堅持原則，我見識過！你就一輩子那麼堅持原則吧！”說完挾了一個蘑菇，喂到兒子嘴中：“來，吃蘑菇！蘑菇好吃！”
女兒的臉色很難看。韓一潭低下頭，心裡發堵。他的臉不由得變成了豬肝般顏色。
“你堅持原則，我見識過！”女兒這話，像錐子一樣刺傷了他的靈魂。
……那是1968年。女兒17歲，臨高中畢業，趕上了“文化大革命”。
在那“紅色風暴”之中，他們一家三口全都迷迷瞪瞪。韓一潭誠惶誠恐，惟求自保。葛萍慶幸自己教的只是一、二年級的學生，免受五、六年級學生的胡鬧式“衝擊”。女兒不是“紅衛兵”，卻也還算不上“黑崽子”，又不敢當“逍遙派”，每天到學校裡去參加運動，完全是隨波逐流。但畢竟年輕幼稚，“近朱者則言赤，近墨者則道黑”……有一天中午，女兒回到家中，大家圍桌吃飯時，忽然散佈了一些聽來的關於江青的傳聞和壞話。韓一潭和葛萍都嚇壞了，兩人異口同聲，嚴厲地斥責了女兒一番，弄得三個人全都沒吃飯就喪失了食慾。葛萍那天要參加一個區裡的批鬥會，提前走了，剩下韓一潭和女兒兩人。韓一潭不知怎麼的，心裡越想越發毛。那時候他家隔壁住的還不是澹臺智珠一家，而是一個工廠裡的“造反派”頭頭，韓一潭總覺得女兒的“惡攻”一定已被隔壁聽去。況且他心裡也確實感到女兒的“惡攻”罪孽深重，萬萬不能容忍。他想出路只有一條——爭取“坦白從寬”。於是乎……他竟帶著哭哭啼啼的女兒，去到派出所“自首”！
現在連他回想起來，也覺得簡直不像人世間能有的事！倘若這事發生在別人身上，如今寫成小說，寫成敘事詩，寫成回憶錄，把稿子交給他看，他一定會提出意見：“請不要胡編亂造！你這情節缺乏合理性！”
然而，那竟的的確確是真的！
而且，還有更加令人難以相信的細節——他是騎著自行車，把女兒馱在車後，帶到派出所的。他騎著車，女兒坐在後頭！他為什麼要騎車去？為的是快一點到達派出所？快一點葬送女兒？女兒當時怎麼不逃走？怎麼竟順從地坐到了車架子上？怎麼雖然嗚嗚咽咽感到萬分委屈，卻又跟他一起到了那派出所？
1968年。記住那一年。確確實實出現了那麼一件極其怪誕、極其荒謬的事。他，和他親生的、惟一的女兒。那一年他已經39歲，而女兒才剛剛17。
那時候的派出所是什麼狀況？一百個派出所可能出現一百種狀況。“砸爛公檢法”嘛。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拋到一邊。他的女兒進入派出所以後，會是什麼命運？從逮捕法辦到交給革命群眾“遊鬥”，從被活活打死到被迫自盡，全都可能！當然，韓一潭把女兒主動送去，心裡想的確實是哀求“從寬”，能不能訓斥一頓便罷？能不能開一兩次批判會便放她“過關”？能不能只是“文鬥”而不要“武鬥”？……
真像做夢一樣。偏他們去的那個派出所裡淨是好人。當時派出所似乎軍管了。在一間接待室裡，有兩個穿軍裝的人。他們不動聲色地聽完滿頭流汗的父親那語無倫次的“自首”，不動聲色地望著抖成一團的犯有“惡攻”罪的女兒，最後竟連一句訓斥也沒有，只是互相對望了一眼以後，一前一後地說：“行啦行啦，回去吧，回去吧，以後注意就行啦！”“去吧去吧，別來啦，別來啦！”
事情出乎韓一潭意料，就那麼了結了。他再用自行車把女兒馱回了家中。他望著與鄰居相隔的那一堵牆壁，心裡踏實了許多。女兒卻哭得喘不過氣來，她到這時才體會到剛才所發生的一切所包含著的兇險。她之所以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出於一種不近當時情理的偶然。
從此女兒對韓一潭失卻了敬愛。而且這種感情與年齡的增長恰成正比。早在“四人幫”倒臺前韓一潭就懇求過女兒的寬恕，女兒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寬宥了他，但要想使女兒像對母親那樣地對他微笑、注目、說話、扶持……卻不再可能了。甚至當他50歲那年因病住院，女兒來醫院探望時，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問問他：“好點嗎？吃什麼藥？打什麼針？伙食還好嗎？”全無一點親熱感，就彷彿她是受什麼人委託，而不得不來應付差事的一個原本毫不相干的人。
大悲哀。這種大悲哀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體味到。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所決定的。
他1929年出生在一個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父親是個沉浸在往昔的“故都春夢”之中，而實際上卻“劫後桃花”般凋敝沉淪的小職員；祖父一死，大家庭分崩離析，父親更其潦倒——因此他高中未及畢業，便去當了一名文書。解放後，他報考了華北革命大學，那實際上是個短訓班性質的學校。當時各行各業急需幹部，“革大”及時地把各種各樣的幹部輸送到有關的部門，韓一潭被分配來當了一名編輯。他一當便是30年，編輯部的頭頭換了好幾茬兒，他卻在歷次的“改朝換代”中都被留用了下來。
他成了編輯部裡資歷最深的編輯，主要的原因，在於溫馴。聽命於領導，一絲不苟地照辦，開頭似乎還不過是出於他的天性；後來，經過目睹一個個“帶刺兒的”、“搞獨創”的同事在政治運動中被打下去，他的馴順無爭更大程度是基於人生經驗的寶貴積累。領導要發配合“三反”、“五反”的詩，他便去挑這方面的詩；領導急需補發幾首配合“肅反”的詩，他便連夜去組稿，並且不僅組來了詩，還組來了相應的漫畫；領導說可以根據上面的精神，顯示一下他們“鳴放”的姿態，他便挑出幾首頗具“大鳴大放”氣派的來稿，請領導審處；領導說現在要“吹響‘反右’的號角了”，他便很快組來了“反右”的“階梯詩”；領導說該趕快出一個“大躍進民歌專輯”，他便一口氣讀了6000首，精選出30首；後來到了“三年困難時期”，領導說現在大家生活艱苦，詩歌無妨輕鬆一點，他便組編了《夏夜圓舞曲》、《歡快的溪流》、《紅葉，紅葉，你真美》、《山村聞笛》等一批頗讓讀者眼目一新的短詩、組詩，有的還被作曲家譜曲，廣泛流佈；再後來領導說“不能任修正主義文藝思潮氾濫了”，他便退回上述詩歌作者的無數來稿，寫信懇勸他們“跟上時代的步伐”，於是他又發現了一批更新的作者，發表了他們一系列的“革命化”作品；一直到1966年7月，整個編輯部徹底垮臺前夕，他還編髮了一首工人業餘作者所寫的《鐵帚橫掃“三家村”》。經過兩年左右的“鬥、批、改”，3年左右的“幹校”生活，1973年編輯部一恢復，新領導首批調回的老編輯裡，便有他在內。為什麼？除了知道他好使用外，也看重他對情況的熟悉——某個作者是怎麼個來歷，過去曾出現過哪些作品，引起過何種反應，編輯部遇到某種情況過去是怎麼處理的，……諸如此類的問題，領導只要提出，他便可以立即答覆，猶如一具活的資料庫。從那以後到1978年，他編的詩歌從內容上看，可以說幾乎在不斷地拐直角：抒發“同黨內走資派鬥爭到底”的“戰鬥豪情”；頌揚工人民兵在“四·五”事件中“打得好”；謳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來就是好”；鼓吹“億萬人民奮起反擊‘右傾翻案風’”；歡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緬懷革命老前輩，豐功偉績永不忘”；在“四·五精神”的召喚下，展望光輝燦爛的未來；為“十來個大慶”而“百靈般歡唱”；宣佈“‘凡是’，這不是唯物論者的語言”；歡唱“喜迎‘老包’到壠頭”；隆重推出《愛富歌》……
主編更迭，人事滄桑，有的撤職流放，有的抱慚而退，有的去而不返，有的轉一圈卻又回來……周圍的同事也常常來來去去，然而總有那麼幾個老編輯“江流石不轉”，長滿青苔般地鏽在那裡，韓一潭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聽話，馴服，可充“活資料庫”，他業務上內行、熟稔，也是公認的。說句公道話，他是頗具藝術眼光的。同一內容的詩歌，他總能精篩細選，嚴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藝術氣息的，辛苦地淘瀝出那些藝術性較高的；並且極善於加工，有時讓他縮一句、換一字，便立奏點鐵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編滿意，他自己也引以自豪。
但是他自己卻從不寫詩。他甘當一個實實在在的編輯。對於那些當著編輯，卻醉心於寫詩，想把編輯這個崗位當塊跳板，伺機跳入專業詩人圈子的同事，他內心裡是很不以為然的。他可以容忍貓頭鷹，容忍豚鼠，卻不能容忍蝙蝠。
不知不覺之中，他已兩鬢蒼蒼。“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鬥畫長。”他已經習慣了一種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過去他自然也有過惶恐，有過遊移，有過失落感，但那都只是暫時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風暴襲來的頭兩個月，忽而“造反派”“揭竿而起”，昔日的領導威風掃地，令他不知該皈依“叛軍”還是該奮起“保皇”；忽而又進駐了“工作隊”使他慶幸自己未隨“游魚”也未近“走資派”；忽而“工作隊”又被押上了批鬥臺而“造反派”又“一分為二”，你砸我打，驚心動魄……但好在這一切都不過有如疾風過境，很快形勢也就明朗：“中央文革”是最高權威，緊跟“兩報一刊社論”便無差池，他覺得自己又有所遵循了，便兢兢業業地當起“順民”來。那一時期他所訂閱的《紅旗》雜誌上，畫滿了他悉心捧讀留下的一道道紅線……
不知怎麼搞的，這幾年他內心裡卻又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靜想來，實在是因為這幾年湧現在他眼前的斑駁世態，撞擊著他心扉的洶湧思潮，令他實在應接不暇，難以消化，而又無所遵循……
一個年齡既輕、資歷既淺的作者，居然可以出版《×××選集》，而且在扉頁上登出照片、手跡，這是“文革”前所不可想像的，當年知名如秦牧、楊沫、郭小川、杜鵬程……誰能這樣出書呢？哪裡印過他們的照片呢？並且，這種年、資兩匱的作者，居然還被各地請來請去，坐飛機，住賓館，發表演說，遊山逛水，甚而派往國外，揚名他洲……人情嗎？合理嗎？
錄音機，流行曲；李谷一，蘇小明；喇叭褲，登山樓；男高跟，披肩發；鐵臂阿童木，銀耳珍珠霜；白蘭牌洗衣機，雪花牌電冰箱；“我是日立寶寶”，“領導世界新潮流”；“胡風同志作了書面發言”，《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選》；落地式定時16英寸電風扇，梅花形淡紅色鑲花大吊燈；大型明星“美人頭”掛曆，精印法國印象派畫家畫集；“萬元戶”買汽車，“個體戶”僱工人；梅花鶴翔樁，海燈二指禪；“深圳最新豪華住宅——高嘉花園——即日開始發售……可遷移內地親屬入住……”，“屋奇應丸——主要成分：人參、牛黃、麝香、熊膽——功效卓著，群眾信賴……香港付款，內地取貨……”唉，真是“信息大爆炸”，可讓韓一潭如何禁受得起！什麼對？什麼錯？什麼好？什麼壞？什麼只能一時？什麼能夠長久？什麼沾而無礙？什麼務必遠離？
天下從此多事。韓一潭從此多憂。而對這種世態，夜深人靜時，輾轉反側中，他心頭竟時時泛起一種釅釅的懷舊情緒……
可是生活畢竟還是安定的，而且他家同別的家庭一樣，近一二年也開始走向了“電氣化”。1982年12月12日那天下午，當他坐在沙發上翻閱當天的《北京日報》時，他的愛人葛萍便在廚房中開動洗衣機洗衣服。洗衣機開動後的聲響固然大了一點，但聽來也還是愉快的。葛萍開了洗衣機，回到屋中，坐到案前批改學生的作文，心情也頗為怡悅。
韓一潭讀報讀到了廣告欄中的那一則“尋人啟事”，不由惶惑起來——又是一個東北青年，“離家赴京並帶大量自寫詩稿”，奔誰而來？真令人不寒而慄。
他不禁呼喚愛人：“葛萍，糟糕，咱們一定得注意——”
葛萍只顧批改作文，並不搭理他。
韓一潭便大聲地讀出那“尋人啟事”來，把其中最富威脅性的句子，重複了兩遍。
葛萍這下緊張了：“是麼？怎麼好呢？這回，咱們無論如何不能讓他進到屋裡！”
“是呀，是呀，”韓一潭說，“他要再拿出蘑菇什麼的，咱們一定要馬上退還他，堅決不能讓他往咱們桌子上擱！往窗臺上擱也不行！”
兩個人議論了一陣，有備無患，以逸待勞，總算漸漸鬆弛了下來。
葛萍改出了三四本作文，韓一潭連當晚東鐵匠營俱樂部由中國評劇院一團戴月琴、李德琪主演《狐仙小翠》的廣告也瀏覽到了，廚房中的洗衣機也停了下來。這時，忽然有人用手指敲著他們屋門上的玻璃。
兩口子不由得驚悚地朝門外望去，依稀是個男子漢的身影，心裡便一起發出悲鳴：“糟糕！果然來了！”
可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