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大廳中漸漸湧入人潮，有許多法國昆蟲學家，也有幾位外國的，其中有一位六十來歲的捷克人，聽說是新體制的一位重要人物或許是一位部長或是科學院院長，或至少是院士。反正，就純然好奇的觀點，他是與會中最令人注意的人物（他代表共產主義黑暗時代結束後一個歷史新時代）；然而，在聊天的人群中，他站得直挺挺，高大笨拙，孤零零的。剛才好一陣子，大家搶著來和他握手，問他幾個問題，但談話總是比他們預期的停頓得早，交換了幾句寒暄之後，他們便不知該和他說什麼了。因為他們之間沒有共通的話題。法國人總三句不離他們自己的問題，他試著注意聆聽，偶爾加上一句"相反地，在在我們國家"，隨即他明白沒有人對他的"相反地，我們國家"感興趣，他走離人群，臉上罩著一層既非苦澀亦非愁苦，卻是清晰甚至高傲的悲傷。
當其他人熙攘地擠滿附設有吧檯的大廳時，他走進空蕩蕩的會場，會場中四張長桌擺成正方形，等待研討會開幕。門旁有張小桌子擺著與會名單，以及一位看起來像他一樣孤單的小姐。他傾身向她報了姓名。她要求他重複了兩次，她不敢要求第三次，只好胡亂地在名單上找與她聽到的發音相近的名字。
充滿父執輩感情地，捷克學者彎下腰在名單上找到他的名字。
他用食指指著：CECHORIPSKY。
"啊！是謝修西比（Sechripi）先生？"她說。
"要念成契坷西蒲斯基（Tche－kho-rjips-qui）"。
"喔，好難念！"
"此外，也寫錯了，"學者說。他拿起桌上的筆，在C和R兩個字母上加了像長音符號顛倒過來的符號。
秘書看這些符號，看看學者後嘆了口氣說："真複雜。"
"正好相反，非常簡單。"
"簡單？"
"你知道強·禹斯（JeanHus）嗎？"
秘書快速地將眼光投向與會名單，捷克學者急著解釋："誠如你所知，他是位十四世紀教會的改革家。路德教派的先驅。同時也是夏爾勒（Charles）大學的教授，此大學，如你所知，是聖羅馬帝國時代第一所成立的大學。你所不知的，是強·禹斯同時也是字彙拼寫的改革者。他成功地將字彙拼法簡化至完美。你念的契（tch）這個音，必須用三個字母拼出，t，C，ho德文還需四個字母：t，S，C，h。但拜強·禹斯之賜，我們只需一個字母，C，加上頭一個小小的符號。"
學者又傾身在秘書桌上名單空白處，寫下一個大大的C，
V加上長音符顛倒過來的符號：C然後他看著她的眼睛，清楚明白地發音："契(Tch）！"
秘書也望著他的眼睛。跟著念："契（Tch）。"
"對了，非常好！"
"真的非常方便。好可惜路德的改革沒在我們國家流傳。"
"強·禹斯的改革……"學者假裝沒聽到秘書犯的錯，繼續說："……並非全然被漠視。在另一個國家也被使用……你知道的，不是嗎？"
"不知道。"
"在立陶宛！"
"在立陶宛，"秘書一邊重複，一邊試圖想出這個國家到底在世界的哪個角落。
"在拉脫維亞也是。你現在知道為什麼我們捷克人如此為這個字上的小符號自豪了吧。（帶著微笑地說：）我們可以背叛一切。但為了捍衛這個小符號，我們不惜流乾最後一滴血。"
他向秘書點頭示意後，朝向排成方形的桌子走去。每張椅子前面都有一張寫了名字的卡片。他找到他的名字，看了許久，隨後拿起來，帶著悲傷但諒解的微笑，拿去給秘書小姐看。
此時另外一位昆蟲學家，正站在入口處的桌前，等著秘書小姐在他的名字旁作個小記號。她看見捷克學者，便對他說："清等一下，西比基（Chipiqui）先生！"
他做了個寬容的手勢表示：別擔心，小姐，我不急。耐心地，並帶著感人的謙虛，他在桌旁等著，（又有兩位昆蟲學家到來），當秘書終於鬧下來時，他把小卡片遞給她看："你看，真好笑，不是嗎？"
她並沒看出個所以然："謝尼比塞（Chenipiqui）先生，你要的符號標在上面了啊！"
"是的，可是那是尋常的長音符號！他們忘了將它顛倒過來!再看看符號標在哪裡！在E和O兩個字母上！變成了
謝休西比斯基（Cechoripsky）！"
"喔，對，你說得對！"秘書也憤慨起來。
"我覺得奇怪，"愈來愈悲傷的捷克學者說，"為什麼人們總會忘記這些符號。它們如此詩意，這些倒過來的長音符號！你不覺得嗎？像只飛翔的小鳥！像伸展羽翅的白鴿！（柔聲地：）或者，如果你願意，像蝴蝶。"
他又傾身拿起桌上的筆改正小卡片上他的名字拼法。他動作如此謙遜，像在道歉似的，之後，他沒說一句話地走開了。
秘書注視著他離開，高大且怪異地畸形，她心中一下子充滿了母性的情愫。想像顛倒的長音符號，換化成一隻蝴蝶，在學者身畔飛舞，最後落在白髮上。
走向座位時，捷克學者轉頭看見秘書感動的微笑，便也回了一個微笑，抵達座位的途中，他又回頭對她微笑了三次。那是悲傷卻又驕傲的微笑。一種悲傷的驕傲：我們不妨如此定義這位捷克學者。
15
他因為看見名字上擺錯位置的符號而悲傷，大家都能瞭解。然而他的驕傲是由何而起的呢？
以下便是他的生平大略：一九六八年俄軍入侵後的一年，他被趕出昆蟲研究院，被迫從事建築工人的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俄軍佔領結束，前後約二十年。
然而，數百數千，在美國、法國、西班牙、世界各地，也大有失掉工作的人啊，他們為此受苦卻一點也不感到驕傲。為什麼捷克學者感到驕傲而那些人卻不呢？
因為他被趕離工作崗位，不是因為經濟之因，而是政治。
就算如此吧。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必須解釋的是為什麼因經濟因素引起的不幸便比較不嚴重，比較不值得敬佩呢？一個因不討上司歡心的職員被辭退就該覺得丟臉，而因政治理念丟掉工作的人卻有權利以此為傲？為什麼？
因為因經濟原因而遭解僱，被解僱的人是被動的，在他的行為中，並沒有任何值得讚賞的勇氣。
這狀似明顯，事實不然。因為一九六八年後被解僱的這位捷克學者，當俄軍在他的國家成立極其令人厭惡的政體之時，他也並沒有完成任何勇敢的行動。他是研究院中一小組的主任，專門研究蒼蠅。有一日，突如其來地，十多個眾所周知的反動派湧進他的辦公室，要求他撥一個研究室讓他們舉辦半地下化的集會。他們以道德柔道的規則行事：突然地到來，組成一群觀察者。這出其不意的對質使捷克學者非常困窘。說個"好"字會立即招來不幸的危險：他將會丟掉工作，三個小孩將來也無法人大學。但要對這群嘲笑他膽小的人說個"不"字，他沒有足夠的勇氣。他最後答應了，並開始鄙視自己，因他的膽怯，他的脆弱，他不得不任人擺佈的無能。因此，正確說來，是因為他的懦弱，才使他後來丟了工作，小孩也被學校開除。
若是如此，他又有什麼可覺得驕傲的呢？
隨著時光，他逐漸淡忘他對反動派原存的憎惡，愈來愈習慣將自己答的"好"字視為一種自願、自由的表示，視為他個人對令人厭惡的政權的反叛。因此他相信自己屬於登上歷史大舞臺的一份子，自這種確信之中，他汲取了他的驕傲。
但是，長久以來，數不清的人扯進數不清的政治衝突之中，他們也都能因晉升歷史大舞臺而覺得自豪嗎？
我必須表明我的論點：捷克學者的驕傲來自於他並非在隨便一個時候登上歷史舞臺，而是正好在舞臺上燈光亮起的那一刻。歷史舞臺燈光亮起的那一刻，稱為全球歷史性的時刻。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在聚光燈的照射及攝影機的注視之下，是全球歷史性時刻最體現的一刻，捷克學者至今還自豪彼時的幸寵。
然而，某個重要的商務協商正在舉行，全球各國首腦人物聚集一堂，這也是件重要的時事，也被重視、拍攝、評論；為什麼那些主角並沒有同樣被激起驕傲的感人情愫呢？
我立刻表明最後一點：捷克學者所拜的並非隨便一次全球歷史性時刻之賜，而是人們稱之為崇高的那"次。那個時刻之所以崇高，是因為舞臺前的人在受苦，舞臺後方迴盪著機關槍掃射的聲音，舞臺上方且飄蕩著死亡天使。
因此最終的程式如下：捷克學者因參與崇高的全球歷史性時刻而感驕傲。他深知這使他不同於廳中所有那些挪威。丹麥、法國、英國的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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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所在的桌上有一個空位，供發言者輪流上臺發表；他根本沒在聽。他等著輪到他，不時伸手摸摸口袋中五頁準備好的，他自知寫得並不好的講稿：離開科學工作二十年了，他只能把以前年輕時發現並寫下關於一種不為人知，他命名為布拉格蒼蠅（muscaprngensis）的一篇研究做一個簡介。當聽到主席念出一串他相信是他名字的發音時，他起身走向發言臺
抵達發言臺的二十秒鐘內，一件不期然的事發生在他身上：他情緒一陣激動：天啊，經過這麼多年後，他又重新回到這些地敬重，也被敬重的人之間，回到這些令他親切而命運卻將他們分散的學者之間；走到發言位他不坐下；這一次他要聽任自己的感情，要宣洩，要告訴這些他不相識的同僚們他心中所感。
"請原諒我，親愛的女士先生，把我的情緒說出來，它一時襲上我心頭。經過二十年的缺席之後，我終於又能在與我思考相同問題，與我有相同熱愛的人士的集會中發言。在我來自的國家中，一個人只因大聲說出心中所想，便會被剝奪生命的全部意義，因為對一個科學人而言，生命的全部意義便是科學。誠如各位所知，數百萬的人，我們國家的知識份子們，於一九六八年悲劇的夏季之後被趕離工作崗位。六個月前，我還做著建築工的工作。那一點也不可恥，我們可學到許多東西，可贏得一些單純、親切的人的友誼，我們同時也瞭解，從事科學的人是幸運兒，因為從事自己熱愛的工作，就是幸運，是的，朋友們，這幸運是我那些建築工人夥伴所沒有的，因為人不可能熱愛扛水泥。這份幸運二十年來拒絕了我，今日我重新擁有而欣喜若狂。這是之所以，親愛的朋友們，我把此刻視為一份真正的快樂，儘管這份快樂帶著些許憂傷。"
說到最後幾個字時，他覺得淚水湧上雙眼。這讓他有點窘，想到他的老父最容易感動且愛哭泣的樣子，但他立刻告訴自己，何不放任自己一次：這些人應該因他的感情覺得榮幸，這是他饋贈的來自布拉格的小禮物。
他沒想錯。與會者深受感動。他剛說完最後幾個字，貝克便站起來鼓掌。攝影機馬上移近，拍下他的臉，他鼓掌的雙手，也拍下捷克學者。廳中的人都站起身，緩慢或快速，臉色微笑或嚴肅，所有人都鼓著掌，他們鼓得如此忘形以至於不知何時該停，捷克學者站在他們面前，高大，非常高大，笨拙地高大，這笨拙愈是籠罩著他的身形愈顯感人，他自己也愈受感動，因而眼淚不再隱藏眼皮下，莊嚴地沿著鼻子流至嘴唇、下巴，眼見如此，所有鼓掌的同事儘可能地更加賣力。
終於，歡呼聲停歇，大家重新坐下，捷克學者以顫抖的聲音說："謝謝你們，我的朋友，我衷心地謝謝你們。"他點了個頭朝向他的座位走去。他知道此時是他生命中最偉大的一刻，光榮的一刻，是的，光榮，為什麼不說這字眼呢，他覺得自己偉大俊美，他覺得自己出名了，希望走回座位的這段路長得走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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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朝向座位走去時，沉默籠罩整個會場。或許說許多種的沉默籠罩更正確。捷克學者卻只辨認出其中一種：被感動的沉默。他並沒察覺，逐漸地，如同難以察覺的轉調將奏鳴曲的調子變了，被感動的沉默轉變為尷尬的沉默。大家都瞭解這位有個不知如何發音的名字的先生，被自己感動地忘了念他該向大家揭示他新發現的蒼蠅的講稿。大家也都知道如果提醒他是很不禮貌的。好長的一陣遲疑之後，會議主席咳了一聲說："感謝契訶西比河（Tchecochipi）先生……（他停頓好一會兒，給與會者最後一次機會提醒講稿的事）……那我就請下一位發言人。"此話一說，會場後方一陣竊笑短暫地打破了沉默。
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捷克學者既沒聽到笑聲也沒聽到下位同事的發言。其他發言者輪流上臺，直至一位也是研究蒼蠅的比利時學者發言時，才將他從冥想中驚醒：天啊，他忘了念講稿了！他把手伸進口袋，那五頁稿紙證實自己不是在夢中。
他的雙頰滾燙。覺得自己好可笑。他還能挽回什麼？不，他知道什麼也挽回不了了。
一陣羞慚之後，一種奇怪的想法又使他稍感安慰：他是可笑，但其中並沒有什麼負面、羞恥或得罪人之處；這種可笑使他生命中既有的憂傷更緊密，使他的命運更令人神傷，卻也更偉大悲壯。
不，驕傲永不離捷克學者的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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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集會總會有開小差的人，躲到鄰室中飲酒。凡生，聽煩了昆蟲學家們的演講，且不覺得捷克學者奇怪的表現如何有趣，便和其他開溜者聚在大廳中，圍著吧檯旁一張長桌子。
沉寂相當長一段時間後，他終於成功地加入那些陌生人的談話："我有個女朋友要我舉止粗暴一點。"
因為彭德凡說完這句話時停頓了一下，使聽眾陷入一片專心聆聽的沉寂。凡生有樣學樣地停頓了一下，的確，他聽到笑聲揚起，一聲大笑，這使他信心大增，眼睛發亮，他作了一個手勢讓聽眾安靜下來，但在此時，他察覺大家轉朝向桌子另一端，興致盎然地看著兩位先生用精話互相叫罵。
一、兩分鐘後，他終於又把注意力吸引回來："我剛才說到我的女朋友要我舉止粗暴一些。"這會兒大家都聽他說話，凡生不再犯相同停頓的錯誤；他愈說愈快，好像要逃避什麼人追在身後要打斷他的話："可是我做不到，我太細緻了，不是嗎？"為了回應這句話，他自己笑了起來。察覺他的笑並無人應和，他趕緊繼續，加速他的敘述："我家中常有一位年輕的打字小姐，我說什麼她就打什麼……"
"她用電腦打嗎？"一位先生突然產生了興趣。
凡生回答："是的。"
"什麼廠牌的電腦？"
凡生說了一個廠牌名稱。那位先生的電腦是另一個廠牌的，他開始敘述他那臺電腦每次都出狀況搞得他如何地火冒三丈。大家紛紛開起玩笑，哈哈大笑了幾回。
凡生，悲傷地，又勾起他原有的想法：人們總以為一個人的運道多少取決於他的外表，臉蛋的美醜，身材好壞或頭髮多寡。錯了。是聲音決定一切。凡生的聲音又弱又尖；當他說話時沒人會注意，當他一大聲時，大家又覺得他在喊叫。彭德凡則正好相反，說話既緩且柔，低沉的噪音迴盪，悅耳，美麗，有魄力，使所有人只聽到他的聲音。
啊，好個彭德凡。他答應要和那票人一起來參加研討會的，之後又喪失了興趣，吻合他光說不練的本性。一方面，凡生很失望，另一方面他覺得更不能違背主人的命令了，出發前夕，彭德凡對他說："你得代表我們。我賦予你以我們之名的全權，為我們共同的事業努力。"當然，這是個滑稽可笑的命令，但加斯科咖啡廳這票人確信在我們存活的這無意義的世界中，只有滑稽可笑的命令才值得去執行。在記憶中，彭德凡機靈的頭旁邊，凡生看見馬修巨大的臉上帶著同意的微笑。這個指示和這個微笑支持著凡生，他決定開始行動；他張望四周，看見吧檯旁一群人中，有一個不錯的年輕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