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愛搭理人的技術情報站站長。
中國的社會習俗，起碼直到1982年年底，還並不把未經預約地到家裡拜訪，視為缺乏禮貌。拜訪者既往往不以為失當，被拜訪者也常常不以為奇怪。當然，這是僅就社會心理的平均狀態而言。細加考察，則似乎又與文化水平的高低有關。在農村，農民之間互相串門，是連敲門一類的程序都無須有的，拿腳就可以往門裡邁，進屋不用讓，不但可以就座，還可上炕。在工人之間，倘是近鄰，敲門一類的講究也可以免去，但一聲呼喚卻不可少，倘是遠造，則勢必敲門，但可以敲得“梆梆梆”山響，不必那麼文質彬彬地輕叩。一到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敲門這一環節便不能含糊了，敲得急了、重了，主人會感到不快，敲得小了、輕了，裡面沒有反應時，下一步如何敲，客人不由得要加以節制——一般是由輕漸重、由短而漸長（1983年後，門鈴開始漸次出現，到1984年，電子音樂門鈴漸趨流行，不過按門鈴的心情，與敲門無異）。主方聽見了敲門聲或門鈴聲，開門前往往還要問：“誰呀？”“哪一位呀？”（1982年以前，門鏡——即可由裡望外而不能由外望裡的“窺視鏡”，尚未普及，裝上的，多為外國貨——或自己有出國機會時，從海外帶回，或託親友從海外購來；1983年初始有從日本進口的門鏡，約10元一隻；有了門鏡後，問話自然可以取消。）開門時，也往往先開一縫，看清楚了，才讓進來，倘來客是找這家的另一個人，而另一人並不在，則往往申明完“出去了”或“不知什麼時候回來”，便將門關閉——偶或也客氣一句：“不進來坐坐嗎？”但客人一看那眼神、表情便都知趣，必答曰：“不啦，不啦。”
隨著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樓的大量湧現，表面上看，人們的居住空間捱得緊密了，但人們的自然聯繫也隨之淡化，鄰居之間大有“老死不相往來”的趨勢。客人來造訪時，那一扇緊閉的單元門，便缺乏雜居的四合院院門的那種隨和感，而顯得冰冷無情。
且說正當薛家婚宴達到觥籌交錯的高xdx潮時，他們那個院的院門前，來了箇中年男子。他眼看就要往門裡邁步了，卻又抽回了腳去，接著，他便在院門外徘徊起來。看見有人騎車過來了，他生怕別人看出他的窘態，遂裝作不過是偶然路過那裡的樣子，徐徐朝衚衕另一邊走去，但走了一段，卻又折了回來……
此人五短身材，其貌不揚，但衣衫整潔，戴一頂藍呢鴨舌帽，一望而知，是個知識分子。
他叫龐其杉，是院裡張奇林所領導的那個局所屬技術情報站的新任站長。為了確定龐其杉是否適宜擔任這個職務，前些時張奇林他們局黨組有過一次很激烈的爭論。
龐其杉1963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今年42歲。他一畢業就分配到這個系統從事技術情報工作。他專業外語水平頗高，工作也一貫認真負責，又正當精力最充沛的壯年期，提拔他為技術情報站站長，本沒有什麼好猶豫的。但他這人有個致命的缺點，就是單位裡有一種普遍的反映，說他不愛搭理人。比如，人家在樓道里、甬路上跟他“狹路相逢”，他老遠就把眼皮順下去，及至臨近了，不管人家跟他打沒打招呼，他竟含含糊糊地低著頭跟人家錯肩而去；又比如，局裡召開某種會議，他去得略早，坐在了那裡，別人後去了，坐在他旁邊，會議還沒開始，按說可以隨便聊聊，他卻絕不主動同人搭話，別人和他談話，他只是有問必答而已，顯得非常冷淡。因此，他在單位裡毫無人望可言，甚至傳達室的工友也討厭他——他在取信時總是默默而進，取完信又默默而出，難得露出一點笑容。因為他不愛搭理人，有人判定他狂妄自大，有人認為他清高過頭，總之是思想意識方面存在問題。他早在1963年就向黨支部遞交過入黨申請書，自然黨支部從未考慮過發展他的問題。沒想到到了1982年，新調整好的局領導班子作出的首批決定之一，便是提拔龐其杉為情報站站長。情報站一共11個人，只有3個黨員——一位是體弱多病的秦大姐，解放初期的大學畢業生，只懂俄語；另外兩位都還不到30歲，一個是當“工農兵學員”時入的黨，一個是參軍時入的黨，他們的外語水平都比較差，老實說，幹這個技術情報工作原比較勉強——總不能單因為他們是黨員，就提拔他們當站長吧？由於情報站黨員一貫少，所以向來是同其他科室的黨員合組一個支部，新的局黨委醞釀技術情報站新站長人選時，支部裡爭論也很激烈，有的支委提出這樣的問題：“提龐其杉當站長，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不久也得把他發展進來呢？他夠條件嗎？”秦大姐倒總為他辯護：“龐其杉多年來一直還是有入黨要求的，過去我們幫助他不夠，今後可以改進我們的工作嘛——就算他還不夠入黨的條件，他擔任情報站站長還是合適的。我50出頭了，身體又不好，又只懂得俄文，侷限性比較大。龐其杉不僅英文很好，法文、德文方面的資料也能處理，他這些年看的原版書很多，對我們這個領域的發展狀況和趨向有鳥瞰能力。所以，我認為我們還是應當把他推到站長的崗位上去。”當局黨組聽到不少尖銳的反對意見，張奇林也猶豫不決時，他找秦大姐長談了一次。兩人冷靜地分析龐其杉的問題，他究竟是怎麼回事兒？秦大姐沉吟地說：“情報站的人員調進調出，流動性大，自組建後一直沒挪動的，仔細想來也就是我和龐其杉兩人。據我多年的觀察，龐其杉的這種性格，的確有他那知識分子家庭給他打下的烙印——反正我憑知識吃飯，用不著為什麼人折腰，所以清高、孤傲；此外，也有他個人生活道路上一些遭遇的因素，比如，我恍惚聽說他在大學時有過一次失戀，痛苦得險些自殺。這些人生的變故可能也促使他的性格變得更加內向、冷化。可是，有一個情況我必須向您指出：龐其杉一旦同你相熟了，他也會變得非常活潑健談，而且使你出乎意料地感到他非常坦率、非常熱心……打個比方說，他好比是一塊硬糖，扔到一個水杯裡以後，他不會馬上溶化，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能向最靠近他的一些地方，飄散出他的甜味……這個比方不那麼準確，但很能說明問題：他的可溶性未必很小，但他的溶解過程卻只能是緩慢的、漸進的。除了這種理智的分析，我有時對他的性格還有一種樸素的感性的認識——那很簡單，就是我覺得他之所以不愛搭理人，特別是不愛搭理剛剛調進我們情報站的人，不愛搭理外科室的人，不愛搭理不相熟的人，只不過是他感到特別不好意思罷了……從心理學角度上看，是不是有那麼一種人——他們未必有多麼深刻的道德品質上的原因，而僅僅是出於一種無法排遣的羞澀，從而不能同周圍的人融洽相處？”張奇林後來把秦大姐這番話介紹給了黨組的其他同志，反應是搖頭、哂笑和漠然。弄得張奇林也疑惑起來：能像秦大姐那麼去分析一個幹部嗎？……
張奇林的女兒張秀藻，有時會在全家看電視劇時，忽然問張奇林：“爸爸，在你們黨委裡頭，你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呢？”——提出這樣的問題並不奇怪，因為在反映當代社會生活的電視劇裡，幾乎照例總有那麼兩、三種類型化的幹部——除了“改革派”和“保守派”，往往還少不了“糊塗派”（或叫“和稀泥派”）。張奇林遇到這類問題，往往總是微微一笑，所答非所問地說：“沒那麼簡單啊。”是的，生活本身並不像某些電視劇表現得那麼簡單。不過張奇林並不想批評任何一部電視劇，他也幾乎從未完整地看過一部電視劇。他倒想看，但他沒有那個時間——即使回到了家中，難得暫時地坐到電視機前，也難免不是電話便是人來，把他又引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
關於龐其杉是否適宜提拔為技術情報站站長的爭論，新黨委的成員們恰恰是出於改革心切，才決定加倍重視技術情報站的工作，才為站長人選的問題展開了那麼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直到10月份才宣告結束，龐其杉的任命終於被確定下來。
任命宣佈以後，出現了微妙的情況：情報站內部的反映——無論持贊同還是持保留態度——倒都並不強烈，而局裡的其他部門，又尤其是一些黨員同志，卻普遍認為這是局裡的新領導班子擇人不善，他們甚至在機關食堂裡吃飯時也議論這件事說：“看吧，情報站這下非亂套不行！”可是一個來月過去了，情報站卻不但沒有出現混亂，反而比以往更能發揮作用。在一次全局大會上，由情報站向大家介紹國外科技發展最新趨向，龐其杉作為一個“穿針引線”的主持者，先致開場白，又在每一位情報站同志介紹情況前後作引入性與過渡性的發言，最後再作總結髮言，使一些頗為深奧、新奇的信息，舒舒服服、清清楚楚地輸入到大家的腦中。散場後，一些原來對龐其杉持有不良印象的人，開始發出這樣的感嘆：“原來他也不是總那麼死眉瞪眼……”
可龐其杉在走廊上遇見了人，仍舊不能主動打招呼。就在前幾天，在走廊上遠遠看見了張奇林，張奇林剛想主動招呼他，他呢，卻突然拐進廁所裡去了——顯然，他不但改不了不愛搭理人的毛病，而且，也依然害怕別人僅僅出於禮貌來搭理他。
現在，他出現在了張奇林所住的院子門外。他自己也覺得自己古怪。他已這麼大個人了，為什麼還不能戰勝那連他自己也憎惡的、莫名其妙的羞澀感？正是為了跟自己這種根深蒂固的羞澀感搏鬥，這天早上他才故意從家裡騎車到機關去，故意鑽進傳達室裡去取信，並且滿心滿意想用一個微笑、一句隨和的話，使傳達室的祁大爺多少改變一點對他的固有印象。但祁大爺受夠了他的冷淡，怎知他今天內心裡的省悟？見他進去了，連眼皮也不他一下，管自去幹別的，他只好仍舊默默地把自己的信取走，又默默地出得屋去……在他上樓去情報站時（他也確實需要到情報站取一本外文小冊子），在樓梯上迎面遇上了行政處處長老傅。老傅主動同他打了個招呼，他先是習慣性地把眼光一挪，隨即，他痛恨自己的劣根性難移，又拼足力氣將眼光運回到老傅身上，老傅這時已同他錯肩，內心裡已經浮起了“這個龐其杉呀，真是沒治……”的想法，龐其杉卻終於從口中吶出了“老傅！”的招呼，並且更直望著老傅的臉說：“您、您星期天還來、來……”老傅倒被龐其杉的這種“反常”狀態弄得吃了一驚，略一定神，遂對他說：“我有事呀！今天張局長不是出國嗎？我要送他去機場。原來今天一早就出發的，現在改成下午兩點到他家去接他了。我再落實一下小車和司機的事。你怎麼也來啦？”龐其杉心頭這才鬆弛一點，漲紅了臉說：“我、我來取本書。”要不是老傅知道他性格古怪，見了他那表情，非以為是遇上了賊不可。龐其杉為了進一步同自己的羞澀搏鬥，便有意又同老傅攀談了幾句。他才知道張奇林這回要去一個月左右，第一站先到西德，然後到法國，再到美國，最後經香港回到北京。
龐其杉從辦公室裡取出了那本小冊子，慢慢往樓下走的時候，心中忽然跳出了一個念頭，覺得自己應當趕快去找一趟張奇林——趁他還沒有前往機場的時候。他自己也說不清，那必要性究竟是在於他將提出的一項請求，還是在於他對自己性格弱點進行一次強攻。
龐其杉騎車到了鼓樓附近，把車存在了鼓樓前路西的百貨商場門口。他進到商場，一頓瞎轉，為的是穩定自己的情緒，鼓足去拜訪張奇林的決心。他偶然從商場的一面鏡子裡看到了自己——不禁愧疚、自卑得無以復加。他想：如果我是一個女性，或者是一個瘦弱、纖秀型的男子，那麼，我的這種羞澀症也許還能讓別人理解，並且自己內心也不至於這樣痛苦；可是，我卻有著這樣一個軀殼：粗矮的身材，微凸的肚子，臉上——怎麼說呢？按最冷靜、最客觀的描述，也只能稱為“塊塊橫肉飽脹”，是的，一點也不錯，尤其眼下的那兩塊，甚至可以取下來，當做文學家筆下的“橫肉”標本，而存入“文學博物館”一類的地方；誰能理解，誰能相信呢？——這麼一個粗笨的軀殼中，竟依附著如此羞赧的一個靈魂！……他在一陣戰慄中離開了那面鏡子，只覺得身上陣陣發冷。他想到就在前兩天，當他在走廊上遠遠看到張奇林時，還身不由己地一下子拐進了廁所，可是在廁所裡他又劈面遇上了另一位同志，人家已往外走，似乎向他點了點頭，他呢，惶惑中照例把頭一低，擦身而過，往裡而去了……
“這是一種病態。”他對自己下判斷說，“這就是病。”可是至少在他們局的合同醫院裡，並沒有治療他這病症的部門。他曾從外文書刊中查找過有關的資料，用以同自己對比衡量，但那除了增添煩惱，並無什麼好處——心理症狀這個東西，似乎最難以自療，而必須求助於真正有水平的心理醫師的耐心排解，方能消除。說來也怪，他這種病態的羞赧心理，一到家中，一邁進門檻之內，便不復發作，同愛人，同孩子，同來訪的至親好友，他有說有笑，甚至還很有幾分幽默；但一走出家門，特別是一來到半生不熟的人們中間，總不免“故態復萌”……
當秦大姐先有意透露給他、隨即張奇林在機關找他當面說明，他將被任命為技術情報站站長時，他主要是什麼心情呢？誰也猜不透——大吃一驚？受寵若驚？無動於衷？惶惑不安？都不是！他在心裡對自己說：“的的確確，我最合適。我知道該怎麼部署下一階段的工作。該給我這種支配權。我能使我們這個情報站以最快的速度獲取世界上有關的最新信息，並且及時地加以分析整理，提供給上面用以決策。我能。”他的確能。當他在站里布置任務、指導年輕同志、檢查大家工作、組織資料分析、審閱情報資料清樣時，他並不羞澀；然而一離開具體的業務，進入到一般的人與人交往活動中，他便手足無措了。人們對此並不能予以諒解，因此反過來影響著他對站內同志的業務領導，以及同局裡其他部門的協調；他感受到了，所以他決心矯正自己性格上的畸態，然而，難。
他出了百貨商場，在存車處旁邊發了一會兒愣，決定就把自行車存在那裡，徒步走到張奇林家去。他是擔任站長以後，才知道張奇林家庭住址的。他給張奇林往家裡發過一封信，提出關於增加情報站編制的問題，張奇林曾大感驚異——不是他那封信的內容，而是他寫信的舉動。因為，情報站和張奇林的辦公室就在同一座樓中，他完全可以去找張奇林面談，並且，無論是辦公室還是家中，張奇林都有電話，他也無妨打個電話，可是他不，他寫信。龐其杉就是這麼個人，他寧願寫信，而儘量避免面談，甚至避免打電話——他那大學時期的愛情悲劇，至少從表面現象上看，便是由他這種令人難以理喻的古怪行為造成的。
但是今天龐其杉決定同自己的病態心理搏鬥。他知難而進。他終於走到了張奇林家的院門前。那院門旁停著一輛三輪摩托車。這算什麼心理反應？僅僅那麼一輛並無生命的三輪摩托車，便使他突然又羞澀起來——他想，這裡面畢竟有著與自己完全陌生的生活，他能進去而不顯得古怪嗎？而且，他聞到了一股濃烈的烹調氣息——他下意識地看看手錶，啊，已經十一點多，既未經預約，又臨近午飯時間，他這樣闖到張奇林面前，豈不是太突兀、太失禮嗎？
他都要邁進門去了，又退了出來；他在門口、在衚衕中，徘徊了一陣。他看見一個健壯的漢子，從那院門裡突然走了出來，不知為什麼，顯得怒氣衝衝，步子踏得很重，雙腿倒換得很快地從他身邊掠了過去。那是院裡澹臺智珠的丈夫李鎧。龐其杉自然不認識他。可是李鎧的出現和遠去，卻使龐其杉一下子鬆弛了下來。顯然，人們到處生活，到處的人們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獨特的喜、怒、哀、樂，心理上處於不平衡狀態的又何嘗是自己一人呢？原不必那樣自怨自艾。他這才又鼓起勇氣朝院門走去。他這才發現院門兩邊貼著字，而且院門前地下佈滿鞭炮的紙屑。邁進大門以後，他的心一下子沉靜無比——他想：我來找老張原是有重要的事啊，的的確確，那件事是重要的，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