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是我儘量忘卻，但又因此一次次闖入我的記憶，像一首索繞腦際的歌曲或是醒目的廣告詞。這個人從今天開始將不再攪擾我。我已經決定。
哈寧
這段文字是用打字機打的。對開折的紙中間夾着柯里亞-阿爾費洛夫的照片。信封上投寄的地址是市內務處，郵戳上的時間是10月28日。
“從哪兒弄來的？”
“昨天晚上收到的。”戈洛文回答説。從他臉上的表情可看出，他比科羅特科夫還感到吃驚，只是沒表現出來。
“哈寧是個什麼人？”
“哈寧，鮑里斯-弗拉吉米羅維奇昨天才被送進市醫院的太平間。是自殺，吞服50片苯巴比妥。他的堂妹到他家去祝賀生日時發現的。”
“烏七八糟，”科羅特科夫嘆着氣説，“還過什麼生日呢？他是不是有精神病？”
“到心理病防治所諮詢過。懷疑為狂躁抑鬱性精神病。從他堂妹的口中得知哈寧是個同性戀者。”
“那麼，阿爾費洛夫呢？”科羅特科夫懷疑地問，“肯定也是吧？”
“是的，”戈洛文擺弄着照片肯定地説，“從這一點看，他早就應該認識哈寧。”
“等等，”尤里雙手按着太陽穴，打斷他説，“我們要集中精力考慮一下。從我們對阿爾費洛夫所瞭解的情況可以看出，他對姑娘們和同齡的年輕女子們並不感興趣。他工作的公司年輕漂亮的小姐多的是，但他並沒有追求哪一個。很多人還為此開他的玩笑。個人生活中表現得內向，公司的同事們沒有人能説出什麼別的。這也是同性戀者的通病。可哈寧……怎麼那麼突然和巧合？不是嗎？”
戈洛文不置可否地聳聳肩膀。
“不是所有的案件只要花費血汗就可以被偵破的。機會往往會自然而來。負責鑑定的專家們為了這個信封和這封信整整忙了一夜。市內務處的領導親自提出要求：不要擱置到明天。信封想必已弄得很髒，因為經過多人才輾轉送到郵局。在信和照片上有哈寧的指紋。”
“鬼才知道是怎麼回事！”科羅特科夫心裏想着，“這個哈寧家裏有打字機嗎？”
“沒有，他在商店守夜，經理辦公室裏有兩台。鑑定專家一早就去驗證了。”
尤里拿一張乾淨的紙抄下信來。
“我要一張阿爾費洛夫照片的複印件，還有列出他帶到療養院的衣服。”
“一定完成。還有嗎？”
“暫時沒有。我要到療養院去，把信給卡敏斯卡婭看看，看她怎麼想的。如果阿爾費洛夫真的是被哈寧殺的，我在這裏就沒有什麼事了。明天就走，不然就在今天晚上。”
“尤里，”戈洛文猶豫地説，“阿娜斯塔霞還生我的氣嗎？”
“不是生你的，而是生你們大家的氣。如果想求她什麼事，現在就直説。我走後，她不會理你們的。”
“你這樣認為嗎？”
“她自己説過。”
“但如果哈寧一案不是那麼回事……要知道她在阿爾費洛夫死前幾天見過他，和他交談過，她能夠説出那種……同性戀傾向的。你不是説過，她具有非凡的觀察力嘛！”
“現在明白了？”尤里立即站起來，“早就應當想到，在她提出幫助你時，就應當想到，怎麼搞的，戈洛文，又沒趕上車。連我都沒能説服她，但我盡力，你要相信我。”
“可惜，”戈洛文真的後悔了，“是我搞壞了事，真蠢，還有那個斯傑潘諾維奇也添油加醋。”
“斯傑潘諾維奇？”
“檢察院的偵查員，叫米哈依爾-斯傑潘諾維奇，一個好尋根問底但見識不多的人。他缺乏想像力，只要認準一條，就照直追下去；他認為沒有用的，就全拋在一邊。對這起自殺案，他避而不談，一點都不配合。”
“你該高興，這樣你的事就少了。我走了。”
戈洛文用奇怪和不贊成的目光望着從辦公室走出去的科羅特科夫的背影，同時拿起了電話。
到了療養院之後，尤拉-科羅特科夫先去他的“伯母”那兒。
“身體好嗎？列基娜伯母？”他握着伸過來的手神采飛揚地説。
“謝謝，親愛的，比昨天好些，”列基娜-阿爾卡基耶芙娜笑着説，“我這把年紀，再好也不可能了，好一點也就算正常了。”
“您的鄰居怎麼不在？她的打字機沒有響動。”
“去治療了。她不在早上工作，而是在午飯後。您陪我一起喝茶，好嗎？”
“非常高興，只是請您不要忘記我是您的侄兒。不能用‘您’相稱呼。”
“噢，是的，”列基娜醒悟過來，“請原諒。娜斯佳怎麼樣，有什麼結果嗎？”
“沒有想象的那麼容易。您知道她和哪些人交往嗎？”
“不和什麼人，”列基娜-阿爾卡基耶芙娜往瓷壺裏放茶葉，加了一塊方糖，“和我來往也不多。我的學生達米爾，依我看，非常執着地追求她，但這一段時間他們好像有些不和。本來我很高興：達米爾是那麼有天才的一個人，娜斯佳又是難得的聰明，絕好的一對。不過，我見到的不多，很少出房間，只在治療時才出去，連飯菜也是直接給我送來。”
“難道這裏的服務那麼好嗎？”科羅特科夫驚奇地問道，“甚至連飯菜也送到房間。”
“尤里，你不要太天真。誰付的錢多，給誰的服務就到家。我付錢，因此他們就奉承我。”
“伯母，您從哪兒得了那麼多錢？我是作為侄兒打聽一下。”科羅特科夫馬上説確切些。
“親愛的，我的課價錢很高。一個小時10美元。我自然是收盧布，但按那個標準。對於有天賦的孩子來説，他們的父母肯定付得少些；沒有天賦的——就要多些。”
“怎麼説呢？”
“很簡單。如果一個孩子刻苦又有音樂天賦，我教他兩小時就夠了，他馬上就明白應當怎樣演奏作品。而後他在家裏練習兩三週，再經過我的加工。實際上，我不是給上課，而是一種輔導。如果一個孩子沒有什麼天賦，就必須每週上兩三次課，這不就多了嗎？”
“您的學生多嗎？”
“不少，真正有天才的有5個，還有8個的能力也不壞，但缺少靈氣，也不夠努力。另外有3個是不可救藥的。他們甚至無法感知音樂，聽覺也不靈敏，但他們的父母幻想着榮譽，硬拖着他們來上課。有個學生每天都要來，我非常可憐這孩子，他們會把他扭曲的。這個可憐的孩子非常刻苦，看出來是怕他的父母，所以才被他們牽着鼻子走。我只能把他培養成一個業餘的演奏者，而美元由我賺了。他可以彈些通俗音樂，以此使父母和客人得到些快慰，但他絕不會成為音樂家的。此外，尤里，我還有一項收入：我對參加比賽的演奏家進行培訓。甚至其他城市的也慕名而來。這自然更貴些，水平要求得也高。要知道，他們已經是音樂家了，對作品也都有獨到的理解。我的任務只是幫助他們把自己的思想較好地傳達給聽眾，提示他們用什麼手段達到目的。可他們總怕我把自己的理解強加給他們，甚至把我的每個建議都看成圈套，讓他們按着我的意願做。有時竟鬧到荒唐的地步，你不信吧？這就是我從哪裏得到的錢財，還有退休金，那就不足掛齒了。”
“看來，您是位富有的被繼承人，伯母。遺憾的是我不是您的真侄兒。”科羅特科夫開着玩笑説。
“噢！”老太婆笑起來，“我死後能留下來的只有一部鋼琴，當然，它非常貴重，我也不隱瞞。要知道，錢我都花掉了。侄兒，所以你不要眼紅伯母的錢。我每年都要在這裏療養三四次。什麼都得花錢，否則就行不通。我行動不便，在市裏一走動，非要出租車不行。去商店、洗衣服、收拾房間、買食品，這一切我既沒有時間又沒能力去做，都要花錢，而且要慷慨大方。目前我們這裏沒有失業的人，因此便宜的家庭工是找不到的。我把賺來的錢都花掉了。就是這樣，親愛的侄兒。”
尤里聽到隔壁房間的門鎖響了一聲，便看了一眼列基娜-阿爾卡基耶芙娜。她點頭示意他道：
“這是娜斯佳回來了。如果想見到她，馬上去，不然她就去游泳池了。”
科羅特科夫從列基娜-阿爾卡基耶芙娜住的房間出來，剛向娜斯佳的房門方向跨了一步，想抬手去敲門，忽然看到有一男子拿着一大束玫瑰走到513號房門前。尤里趕緊與他擦肩而過，朝樓梯方向走去。他用眼角看到那個人敲了敲娜斯佳的門就進去了。科羅特科夫馬上轉回來衝進515號房間。
“列基娜-阿爾卡基耶芙娜，我要打開窗户！”
“你知道，外面是零下5度，尤里，我會凍僵的，”老太婆大惑不解地聳聳肩膀問道，“發生什麼事了？”
“列基娜-阿爾卡基耶芙娜！”
“好吧，好吧，你打開吧！我披上大衣。”
尤里感到特別難為情，但他非知道娜斯佳的這個客人是什麼人不可，還拿着那麼漂亮的玫瑰。他打開門栓，站在門檻上。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請允許我自我介紹，我叫列普金，列夫-米哈依洛維奇。我是市長助理，保衞部門活動協調委員會主席。”
娜斯佳驚呆了。這次拜訪太突然，也不是時候。她剛剛做完按摩回來，在客人面前穿着運動褲、長到膝蓋的寬鬆內衣，還有隨隨便便在腦後盤起的頭髮。實在不適合在這個時候與市長助理談話，真難想象。
“這是送給您的。”列普金把花遞給她。
“謝謝，請坐，”娜斯佳指着沙發説，“我能盡什麼義務？”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直接説吧。您和我們警察局的一些人之間產生了誤會，首先我想替他們請求您原諒。”
“其次呢？”
“讓我們先談清楚第一個問題，這對第二個問題有原則意義。您接受我的道歉嗎？”
“沒必要。”她親切地笑着説。
有時候和娜斯佳很難談得來。如果她不喜歡對方，她的回答總是限於一些客套話，讓人無法深入談下去，只好提些瑣瑣碎碎的問題，以至對方自己先厭煩起來。娜斯佳堅信，談話者相互受益才是情投意合的談話的基礎。
“為什麼？不是使您深深受到傷害了嗎？”
“傷害並不深，但所涉及的問題對我來説是個原則問題。請您稍坐，我把花放到水裏。”
娜斯佳拿起花瓶進了盥洗室，接了些水又照了照鏡子。樣子還行，她自我解嘲地想着。這個列普金的來訪是什麼意思呢？他們確實需要幫助嗎？不像。普普通通的司機遭到普普通通的殺害，值得觸動市長級的人關注破案嗎？做結論還太早——梳梳頭吧，何必呢？算了，隨便吧！
她回到房間坐在椅子上，把一隻腿搭在另一隻上，期待地望着來訪者。
列普金咳了一聲繼續説：
“您是説，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不願意與警方合作。我理解得對嗎？”
“不對！”她笑着回答説，同時使自己坐得更舒服些。
“那我就不明白了，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列普金的聲音含有幾分怒氣。
“可我理解您。您，一個大忙人，負有領導責任的人物，買玫瑰到療養院來解釋刑偵處和普通的療養人員之間的意見分歧。您自己不覺得可笑嗎？”
“我很難過，也很痛心，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由此造成您的情緒很壞，甚至敵對。您對警方的機構印象不好吧？”
“不是。”
“您認為我們的幹部專業水平不高，缺乏素養吧？”
“不，您怎麼能這樣説呢？”
“您能説説對哪些人有什麼要求嗎？”
“沒有。”
“為什麼？”
“不想。”
“簡潔明瞭，”列普金笑起來，“您認為與我們的工作人員的分歧純屬個人的事，而且不願意他人干涉和做什麼組織結論。現在對了吧？”
“不錯。”娜斯佳點點頭。
“那就轉到第二個問題上，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人們都高度評價您善於處理情報的能力和分析問題的智慧。我明白，您正在休養，但市政府對您有個請求。我要強調説，是對您的請求：您能不能給我們提供諮詢？我們向您提供全部必要的情報，而您和我們交換結論性的意見。”
“指的是阿爾費洛夫被殺案嗎？”
“您怎麼……阿爾費洛夫的被殺案已偵破，我指的是更為嚴重的一些事件。”
娜斯佳好不容易才保持住鎮靜的表情。是他們剛剛完成的嗎？還是夜間呢？她沒來得及與科羅特科夫碰頭，真糟糕！
列夫-米哈依洛維奇接着説：
“我們有根據懷疑戈羅德市出現了犯罪團伙，他們收買了保衞部門的一些工作人員。我們將非常感謝您，如果您能和我們一起討論這個問題並提出揭露和消除這個集團的行動建議的話。”
（還行啊！難道我完全錯了？我認為在戈羅德市只存在一個黑手黨組織，他們控制了一切。如果是這樣的話，政府機構，而首先是列普金本人必然與它保持某種關係。第一種可能是：我並沒錯，但列普金想把主子們不滿意的一些人推出來，伺機假莫斯科人之手幹掉他們。為此他們需要能夠提出在什麼地方、用什麼方式和蒐集哪些證據的諮詢，以使主要的保衞部門有根據提起公訴。第二種可能是：在戈羅德市並不存在我想象中的黑手黨。政府機構恪盡職守，列普金所説的都是真話。第三種可能是：黑手黨仍然存在，而且只有一個，但其中出現了分裂派，而且無法把它們清除掉。比如干掉阿爾費洛夫的那些人。那麼，又是誰把他這個可憐蟲幹掉的呢？）
“請問，列夫-米哈依洛維奇，為什麼你們想用私下的活動方式解決你們的問題呢？不如去找俄國內務部或是反貪聯合委員會，他們會協助你們的。他們的專家是一流的，權力也大，財力和物力都是我不能比的。”
“這非常不適宜。”列普金馬上回答，説着把笨重的身體探向
“為什麼呢？”
“我們只是懷疑，很可能是錯的。我們不想弄得滿城風雨，雞犬不寧，使那些毫無牽連的人們也人人自危。我們只想請您指教如何去核實這些疑點。”
（也就是説是第三種可能。這不難辦。至少不是政治問題。真是好笑：黑手黨僱用我作為私人偵探幫助它消滅對手。）
“很遺憾，列夫-米哈依洛維奇，白白浪費您的時間。我的假期還有另外的計劃。除了治病之外，我還要在這裏工作，”娜斯佳瞥了一眼堆滿紙張和詞典的桌子，接着説，“我怕以後沒有空閒時間。此外，假期總應該是假期，要休息而不是工作，您同意嗎？”
“這麼説，您拒絕了。”
“是的。”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不要匆忙做決定。您的建議將得到相應的報酬。請再考慮一下。”
“好吧！”轉而她又輕鬆地同意了，“我考慮一下。但我有幾個條件：第一，我只能和那些對我的幫助直接感興趣的人談。請不要捉迷藏，列夫-米哈依洛維奇。很清楚，這個人不是您。我考慮您的話，明天早上這個時間答覆您。但請您注意，如果明天在這裏見到的還是您，我還會回絕，而且是徹底地。其次，不要向我提供被收買的內務處的工作人員的名單。我在任何條件下都不會這樣做。這用不着討論，第三，不要給我錢。可以用其他的東西吸引我。如果明天誰也不來，我便認為，今天的談話沒有進行而且要永遠忘記它。你們可以認為我的條件不合你們的意，那我們就可以各奔東西而互不相擾。”
尤拉-科羅特科夫又着急又擔心。他打開陽台門，站在門檻上，只聽到開頭幾句，便明白他是把阿娜斯塔霞作為刑偵人員來拜訪的。他非常想繼續聽下去，但又怕裹着大衣坐在沙發裏的列基娜-阿爾卡基耶美娜也聽到談話。那就意味着懷疑女翻譯家的神話破產了。當然，如果阿爾費洛夫被殺案偵破了，也沒有必要再讓阿娜斯塔霞充當吸引案犯的誘餌。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如果”又使尤里擔心。要是破案是假的，在這裏，在戈羅德市人為製造的假象，那就可以肯定這決不是來自莫斯科的預謀，而是當地人乾的。為製造偽證需要許多“自己人”：自己的犯罪鑑定專家提供信紙和照片上的指紋結論，提供哈寧守夜的商店和打仟悔信的打字機的字母相吻合的意見；要有自己的知情人，好當着人們的面取證和搜查哈寧的房間；還要有自己的偵查員，把這一堆烏七八糟的廢棄物烙成像樣的餡餅，誰也不會為追究死了的人的刑事責任去品嚐它。外地的犯罪分子是無能為力的，這種事只有市裏有鑑定權的人才能做。如果哈寧是個偽造的墊背者，那麼真正的兇手就在附近。問題在於他們是些什麼人。他們不屬於黑手黨，獨立進行活動，那麼就有必要讓阿娜斯塔霞繼續扮演一段時間的女翻譯家；相反，如果是在市內務處的黑手黨安插了自己人，那肯定會知道卡敏斯卡婭到底是什麼人，那麼繼續扮演下去便是愚蠢的。
“我怎麼打折了？”尤里馬上控制住自己，同時遺憾地關上門。我的使命也完成了。誰也不會再去理會阿爾費洛夫的案子，明天早晨我就走吧！阿娜斯塔霞繼續在這兒療養，誰也不會動她。就讓列基娜聽見吧，現在這已經沒有意義。可突然……不，不能冒險，應該等一等。
娜斯佳挽着科羅特科夫的手臂漫步在夜色朦朧的街頭。街道整齊清潔，燈光閃爍，人來人往，熙熙攘攘。娜斯佳突然問道：
“你還記得三頭熊的童話嗎？”
“這有什麼可問的呢，當然記得。”
“這個童話最主要的是主人的旨意，誰坐過我的椅子？誰用我的碗吃過東西？誰在我的牀上睡過覺？雖然椅子、碗、牀都沒有弄壞。你明白了嗎？”
“不太明白。”
“如果哈寧是個巧妙安排的替身，那麼這就是地方頭目們乾的。如果真正的兇手是他們的話，他們何必找我呢？肯定不是進行什麼分析。至少是他們擔心我知道些什麼，擔心會給他們圍繞阿爾費洛夫苦心營造的小窩棚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進而露出他們的馬腳。那樣的話我倒真的害怕他們。然而，如果阿爾費洛夫不是他們殺害的，那麼找我就像是憤怒的熊的號叫：誰竟敢在我的領地上胡鬧？要知道，並不是每次殺人案他們都掩飾，其中肯定既有歷史原因，也有偶然因素。他們不想弄得沸沸揚揚，讓人知道市裏什麼事情都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未破案率是很自然的，有的地方好些，有的地方差些，百分之百破案那是不可能的。為什麼他們為阿爾費洛夫案件那麼心急火燎呢？為什麼他們用哈寧這個無賴漢和雞姦等醜事圍起一道牆呢？”
“你問我嗎？”科羅特科夫笑着説，“我是想讓你告訴我。已經陪你逛了一個多小時，我一直在等着你回答這些問題。”
“那我就來回答。哈寧事件也不過是擺到桌子旁的椅子或是蓋在牀上皺皺巴巴的牀罩而已。是誰在那兒坐過？是誰在那兒睡過？管他呢，我們已經把椅子放好了，把牀單整平了，以後再搞清楚是誰在這裏為所欲為吧！生活不能雜亂無章。其實，他們非常想知道是誰和為什麼殺死阿爾費洛夫。我猜想他們正是為此目的才鑽到我這兒來。顯然，這個案件和過去發生在市裏的案件不同。他們看得很清楚，而我卻不知道，因此我才提出不少荒誕的推測。一定是有人告訴這些人説，我對殺人案有某些自己的考慮，但偵查人員和調查活動有些失策。這些考慮他們沒有掌握。你怎麼看，像真事吧？”
“很像，但我對這些並不喜歡。阿娜斯塔霞，明天我就走了，你怎麼擺脱呢？要知道明天你必須有個答覆。你想好了嗎？”
“要看明天誰來和怎麼説。我自己頭腦裏盤算過。如果來的人説：‘您好，我是黑手黨的頭目。’我只得讓他吃閉門。我怎麼也不能力犯罪分子們工作。説實話，尤里，如果是那樣也很可惜，我高興幹有趣的事，但要問心無愧。我是不是個賣身女人，啊？”
“誰知道呢，娜斯佳。我也沒經歷過。”
“也許我並不敢這樣幹。晚上讓我好好想一想。總的説來，我是個膽小鬼，你也是知道的。對黑手黨我怕得連腳都打抖。你想，要是他們把我搶走，可怎麼辦？”
“呸！不要亂講話，舌頭上要長瘡的。你要回避他們。”
“尤里，我感到煩悶，我不喜歡頭腦裏空空的。翻譯也不復雜，不是什麼負擔。”
“談戀愛去呀！”科羅特科夫建議説，“您整天去分析追求你的人的言談和舉止：他怎麼看我，説了什麼話等等，不也是一項任務嗎？”
“試過，”娜斯佳坦白説，“不行，任務太簡單了，又沒有感情。一定因為我是個感情上有缺陷的人。我們走到哪兒了？”
科羅特科夫抬起頭，尋找附近的街名和門牌。
“柴可夫斯基大街。”
“我們到電話局去，可能不太遠。”
娜斯佳回到住處，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房間。對她來説做出這個決定並不簡單，為此要精心準備一番。
她把打好的稿紙整理好，放成一摞，合上詞典、英文書，用塑料罩蓋上打字機，把這些東西都推到桌子角上，騰出工作的地方；把兩張牀上散亂放着的衣服撿起來掛到壁櫥裏；清洗了煙灰缸，掛起窗簾，關上台燈。現在房裏的樣子很像她在彼得羅夫克的辦公室：一切都井然有序，簡樸而無特色。
娜斯佳想在寒氣襲人的户外散步之後好好暖和暖和，便洗了個長時間的熱水浴。隨後她裹在長長的夾睡衣裏坐在桌旁做起事來。
過了一會兒，她又懷着幾分懊悔的心情想到，實際上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或者是有個害怕她知道和可能吐露出阿爾費洛夫被殺害的真實情況，因此不管她同意還是不同意，反正都要抓住她不放，因為他們的目的是企圖把她的思想搞混亂，恐嚇或收買她。或者是這個人的確需要她幫助進行分析，那樣的話，同意還有意義，因為可能涉及更加嚴重的犯罪，到那時即使出於純人道主義的考慮也不可放棄責任。也就是，可以同意，但顯得並不聰明，也不好意思。是誰對偵破案件感興趣，是黑手黨還是警方，到底有沒有區別呢？更重要的是責任重大，因為負責事件的人可能會有危險，以後還可能會有無辜的犧牲品。娜斯佳叮囑自己，絕不能把“興趣”和“原則”相混淆。如果我能做點有益的事防止危險的犯罪分子和保護那些以後的犧牲品，那麼我做的一切都應當由我決定，要毫不猶豫地提出條件。如果在我的幫助下這些人被揭露出來了，那麼他們也不應成為“分析案情”的犧牲品，而應當交付法院。是的，這應該是一個主要條件。再想一個保證實現這一條件的方式就更好。
娜斯佳把畫着惟有她能理解的圖形的紙撕成碎片，扔到盥洗室便躺下休息。她感到發冷，或因為氣温低，或因為神經過度緊張。她想起給廖什卡打的電話，對自己的冷漠態度又一次感到吃驚。電話是一個女人接的。她用悦耳動聽的聲音説：“廖沙-米哈依洛維奇牽着狗散步去了。”娜斯佳知道，她的男朋友時常被長着修長的腿和豐腴胸脯的靚麗的女孩子所吸引進發熱情的火花。但也只不過是兩三天的熱情，隨後廖沙就跑到她那兒大驚小怪地發議論：“她們都是那麼乏味，自然界賦予她們才智，但她們根本不會運用。”只有她，娜斯佳，是惟一可以和他共度時間的人。他和女性的一些典型人物在一起半小時也會感到疲倦。很顯然，説話悦耳動聽的女人打算留在廖沙那裏過夜，再不就是他遇狗的同時送客人到附近的車站去了。娜斯佳悲觀地想着：“我甚至不會嫉妒，天啊，我到底還有沒有感情，我為什麼那麼鐵石心腸！難道我只能體驗委屈和恐懼這兩種感情嗎？簡直是一台失去人之常情的分析儀器。”
斯薇特蘭娜-柯洛米耶茨和她的保護天使小伏拉德住在傑尼索夫的冬季別墅，由兩個看守監視着。斯薇特蘭娜整日盡情享受這免費的休假，不是睡覺，就是在長滿樹林的地方走來走去。她不願意考慮任何事，而且她也不善於思考。
伏拉德得到了一切必需的東西。他感覺良好，但和斯薇特蘭娜不同，他一直保持着警惕。
“最主要的，”他不停地重複説，“千萬不要提到電影的事。你記住沒有？在我們不能肯定是否落入了我們那些電影人和他們的朋友手裏之前，要一直保持沉默。否則，我們立即就會成為面臨危險的見證人。”
“好的，好的。”斯薇特蘭娜懶洋洋地揮着手説。
對存在的危險，她不怎麼理解，但她完全信賴伏拉德。因此，對每天都找他們談話的斯塔爾科夫，她總是機械地重複着同一個故事：她看到一個啓事，就去談話，同意在游泳池拍照片，然後等待着結果——土耳其的富翁喜歡不喜歡她。失火的那天晚上，他們把伏拉德送到她的住處，説他沒地方住，要在她那兒呆到早上。其他的她就不知道了。
伏拉德照樣唱同一個調子：有個他不認識的、自稱叫謝苗的人向他建議設法賺大錢，但沒説怎麼賺。他，伏拉德，是吸毒者，常常如坐針氈，非常需要錢，因此聽了謝苗的話他很高興，便什麼也沒問就來到戈羅德。他們把他接到斯薇特蘭娜那兒並答應第二天早上給他講清楚。但遺憾的是這場大火壞了事。就這些。伏拉德看出斯塔爾科夫並不相信他。可是他怕説出真相。
市長忙裏偷閒，正與夫人和內弟在一起玩牌。市長稱得上儀表堂堂的中年美男子。論所受的教育，他是位哲學家，而且是科學副博士。在當上市政府的領導之前，他是一所大學教研室的主任。講課、寫書、發表論文，可以説與世無爭。坐在市長的位置上，他依舊書生氣十足，遠離政界的污穢，保持着和善、誠實的作風，有時甚至顯得天真幼稚，他歷來熱心政治改革。他真正相信英明和正確的領導可以使許多東西向好的方面轉化。因此，當有人建議他參加競選活動時，他欣然同意了。他經過縝密思考，認真起草了自己的競選綱領，又和他所信賴的以機敏和富有政治遠見著稱的內弟商討了一番。在競選中他終於獲得勝利。
“謝謝你，我欠了你的人情！”上任伊始的市長對自己的親戚説。
“你這麼説，我很高興，”內弟微微笑着説，“只要你記住就好。”
今天市長情緒特好，甚至對妻子出錯牌也沒説一句指摘的話。
市長拿起一副牌又放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了一句：
“有什麼新的犯罪嗎？”
“和往常差不多，”內弟一邊分牌，一邊説，“殺人、搶劫、強-、偷盜。什麼事人們想不出呢？很多案件早就有了，現在只不過變變花樣。但不管怎麼説，我們戈羅德市還是很平靜，你自己也知道。對你來説，這不是莫斯科。他們那兒每天都發生五六起兇殺案，而我們平均每週一起。‘帕司’。”
“怎麼能比呢！”市長不平地説，“那裏的人口比我們多20倍。我也‘帕司’。翻上面那張。”
“人口多20倍，兇殺案的數量多35倍。你可以看出哪裏更安全。你呀，哲學家，你不能把‘2’和‘2’放在一起。”當中學數學教師的妻子干涉説。
市長不聲不響地數了數被吃掉的牌，做了記錄。幾分鐘後他又回到他感興趣的話題上。
“你説，我們戈羅德市反犯罪鬥爭的情況真的比莫斯科好嗎？”
“當然，”在市內務處任參謀的內弟蠻有把握地説，“如果你要數字的話，我明天把部裏的統計材料給你帶來。那裏有全國各個地區的資料可以比較。你是個好市長，所以市裏也比較安定。哪裏安定，哪裏就少一些恩怨，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當然，兇殺案歸兇殺案，説老實話，很多殺人的事並不是犯罪，而是兇手自己的不幸。嫉妒、不公平、不甘忍受污辱——這是人類社會共有的現象，沒法掩飾，任何制度都消除不掉。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從個人偷盜和搶劫案來看，我們戈羅德市也比其他許多地方好多了，你要相信我。”
“那麼，有組織的犯罪呢？”
“哪兒的話！”內弟哈哈大笑，摘下茶色眼鏡擦去笑出來的眼淚，“虧你想得出，我們市哪裏有什麼有組織的犯罪？正好，這裏有個例證。在山谷療養院一個從莫斯科來療養的人被殺了。我們，老實承認，很擔心是不是莫斯科的黑手黨把我們市作為報復點。和莫斯科刑偵部門一聯繫，立即就派來一個人。我們到處調查，各個方面都查找了。也考慮過是不是有組織的犯罪，你想最後怎樣呢？普通的嫉妒殺人，一點有組織的犯罪的根據都沒有。説實在的，還真具有點現代色彩。被害者是個雞-狂，而兇手是被他拋棄的情人。”
“莫斯科刑偵處的人還在這兒嗎？”市長突然問。
“現在還在，這兩天就走。殺人案已經偵破了，他沒什麼事可做了。”
“你知道，我倒有個想法。如果地方電視台做一個討論犯罪問題的節目怎麼樣？請列普金、你和莫斯科來的年輕人談談莫斯科的治安怎麼差，我們這裏怎麼好。你看這個建議怎麼樣？”
“建議倒很有意義，”內弟又摘下眼鏡，緩慢地揩拭着鏡片，趁機思考着，隨後謹慎地説，“但我擔心搞不成。莫斯科的偵查員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走，我們誰也不想留他，而且他自己也要走。做節目需要寫腳本並要認真準備一下。這可不是一兩個小時能幹完了。腳本、拍攝、剪輯，事情太多了。”
“太可惜了，”市長不無遺憾地説，“沒有那個莫斯科人，節目便沒有意義。應當讓他親自講講莫斯科的犯罪情況和對我們這裏刑事犯罪的印象。而如果做一次直播呢？我和電視台談談，他們不會拒絕我，我總還是一市之長嘛！叫莫斯科來的同志多呆一天，快一點安排，還是可行的。你看呢？”
“我想，”內弟無法馬上回答，仔細斟酌着説，“這完全沒有必要。其他許多城市的事例都證明，人民並不是在問題真的出現時，而是在記者談論這個問題時，才想到這個問題。人們平時習慣於文字媒體，如果記者談論起來，那就意味着事情不妙，幾乎大難臨頭了。不要把睡覺的狗喚醒，親愛的。”
“要知道，我並不想談犯罪率上升，相反我是想説明我們的形勢相當好，比其他許多地方都好。”
“我明白，但討論問題本身就可能起到消極作用。請你聽聽我的建議，不要抓住不放嘛！”
“好吧，我想想。”市長冷冷地回了一句。
就在這天晚上，市長的內弟打電話給傑尼索夫。
“我那個親戚想在電視台安排一次討論犯罪問題的節目。”
“什麼？”傑尼索夫一時摸不着頭腦，便説，“這有什麼不好的呢？讓他去做吧！這會提高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他想進行直播，並且請莫斯科來的偵查員來，讓他證明莫斯科打擊有組織的犯罪不得力，而我們這裏非常成功。這無論如何不行。莫斯科的偵查員不是笨蛋。當他知道哈寧的案件時，他一秒鐘也沒相信過，只要看一看他那臉色就知道了。其次，他和卡敏斯卡婭關係密切，他們經常交換有關案件的情報。她一定會給他灌輸什麼東西的。您想想如果讓他去直播，會發生什麼事嘛！而如果提前準備節目的內容，然後再進行剪輯，也沒有時間。他就要走了。市長知道後便催辦這件事。”
“謝謝你給我打電話，我會把一切都安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