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顯道”這個半自立意味元號的兩年後，李元昊決定採用與宋元號全然無關的“開運”之元號。這是公開表態的自立宣言。
有一句話叫作“奉正朔”，朔是“初一”，意思是遵循某一國的元號和曆法，也就是指臣從而言。
中國的習慣是，只准許奉正朔的屬國以朝貢的形式互相交易，以日本室町時代的足利義滿為例，為期望與明朝交易的他在致國書時，使用的就是明之元號和曆法，並且署名為“臣源義滿”。當然，日本有日本的元號，但限於國內使用，足利義滿在國書上用的是明的元號和曆法。
於李德明締結對宋臣從之和約後，西夏在國內也使用宋之元號。
和平主義者西夏王李德明去世，是宋天聖九年（1031年）的事。酷似祖父喜好戰鬥且民族意識強烈的李元昊繼位為西夏王，宋的西北邊境因而再度風雲告急。
李德明去世的翌年，宋改元為明道。對民族主義者李元昊而言，這是一個機會。他決定不再使用宋的元號，而訂定自己的元號。不奉正朔，可以解釋為不再對宋臣從，倘若宋做此解釋，自然會對西夏採取懲罰行動。
而西夏卻有充分的口實。
依據儒教倫理，父親之名非避諱不可。甚至於科舉考試時，遇到和父名同樣的文字，也必須改用其他的字眼，確實無法改用其他的文字時，一般習慣會把這個字少寫一畫，比如將“宋”字寫成“寧”。
由於宋改元的明道這個元號，與李元昊父親的名諱“明”字相牴觸，他因而以字義接近的文字作為口實，決定使用“顯道”這個元號。“明”與“顯”字義相同，因此，宋對這一點是無話可説的。
找藉口創造元號，等於是變相地自立宣言，雖然如此，“顯道”這兩個字還是予人有依附宋元號明道的感覺。
李元昊繼位後，首先着手的是加強軍備。為了自立，自然難免訴諸武力，因此必須有所準備。由於党項族人口不多，所以非行全民皆兵之制不可。李元昊就在這個制度之下，極力整備國家體制，也就是説，他把父親創建的和平國家改為軍事體制的國家了。
使用“顯道”這個半自立意味元號的兩年後，李元昊決定採用與宋元號全然無關的“開運”之元號。盼望在新體制之下企求自立的西夏將會開運——這是他決定使用這個元號的意圖。
這是公開表態的自立宣言。
翌年（1035年），他再度改元為“廣民”。前一次暗示為自立宣言的元號，有欠研究，經過後來的調查知道，“開運”這個看似吉利的元號已為五代時的後晉所用，而且後晉就是亡於開運年間。在知道這個元號不吉利後，李元昊立刻決定再度改元。
雖然在訂元號上出了差錯，以全民皆兵為基礎的軍事國家體制卻構築得相當理想。
西夏的勢力範圍內有黃河划着極大的弧形流過，即所謂的鄂爾多斯地區。軍國化了的西夏越過這個地區，進兵至河西之地。河西即黃河以西之地，是漢武帝於公元前約百年時設立四郡的所在。河西四郡由東至西依序為武威、張掖、酒泉及敦煌。
西夏軍隊將河西四郡由東至西逐一攻陷。
西夏不但自立，更大肆擴張領土，對李元昊而言，這是收復“失地”的正義之戰。
由於是兩強的屬國，所以西夏應該脱離宋、遼兩國而自立。但西夏王李元昊卻避開兩面為敵，在與遼保持友好關係的前提下，只展開對宋的獨立戰爭。他娶的妃子是遼國皇女興平公主，這當然是政治婚姻，兩人的感情也因此並不融洽。興平公主過世時，遼國曾派使節至西夏，對她的死因表示懷疑。
對西夏而言這是一次危機，搞不好會被迫兩面作戰，所幸局面並未演變及此，且得以維繫與遼之間的友好關係。
敦煌因有無數石窟的鳴沙山而聞名，石窟之內的壁畫堪稱佛教美術的寶庫。據説，第一座石窟寺建立於公元366年，其餘無數新寺則於後來的數世紀內，在當地信徒的捐助之下建立完成。其中於唐代所建造高達三十三公尺（或稱二十六公尺）、較日本的奈良大佛猶大一倍以上的彌勒菩薩塑像保存迄今。
西域的出入口敦煌，自古以來便是佛教一大中心地，該地的信仰氣氛極為濃厚，歷經五代至宋的改朝換代，從未有所改變。政治上的情勢是，由於唐之衰弱，曾經有過吐蕃支配這個地區的時代，但後來吐蕃發生內訌，敦煌豪族張議潮遂趁機將吐蕃勢力逐出此地。
唐置歸義軍節度使於此，並任命張議潮就任此職。儘管形式上敦煌歸屬唐之版圖，但由於張議潮未曾仰靠中央的力量，完全是自力奪回敦煌，因此，實質上這裏等於是獨立的地方政權。後來，敦煌地方政權的領袖由張氏轉移到曹氏手上。曹氏亦為有力豪族。唐滅亡後，與中央無甚密切關係的敦煌豪族政權繼續存在着。
西夏軍隊出現在敦煌是1036年的事。
“聽説，党項蠻族是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
“我聽説他們準備把佛像和經書全都燒燬。”
“真是罪孽！”
“經書怎麼可以被他們燒燬？我們非好好守護不可！”
“情勢非常緊迫，我們若要動手就要快！”
“利用耳房應該最為理想。把經書藏到那裏，然後把牆壁以灰塗抹，這樣就不會被發現了。”
“對，這個主意很好！”
信仰堅定的敦煌人趕緊騰出耳房，將經書堆置到裏面。藏起來的除了經書，還有佛畫。耳房是在石窟內另外開闢作為開山堂（供奉開山宗師的房間）的地方，由於它的位置如同耳朵附在臉孔的旁邊。因而稱為耳房。人們把供奉在這裏的開山宗師像移到別處，騰出空間用來藏納經書和佛畫。
敦煌豪族的地方政權根本敵不過全民皆兵的西夏，一下子就被打敗而歸降了。敦煌住民屏住氣息，等着看西夏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結果發現傳聞與事實頗有出入。原來西夏党項族是非常虔誠的佛教信徒。佔領軍隊進入敦煌後，第一件做的事是保護佛寺。
由於耳房門口已用泥土堵住，並且在塗抹灰泥之後畫上壁畫，所以佔領軍並未發現裏面還有房間，而把經書等東西藏到耳房的住民，這時候也不便於把這件事情告訴西夏官員。
什麼！你們幹了這樣的事情？你們不相信我們，是不是？這樣的作為不是太可惡了嗎？——他們害怕的是會被臭罵一頓。
如果是珍寶，由於人們記着耳房之事，後來總有一天會打開取出。但信仰極強的西夏政權對刊印佛典之事相當積極，因此，藏在耳房裏的經書已不是非有不可的東西了。所以，這件事情便慢慢地被人們遺忘。
敦煌石窟後來荒廢了。到清末時，各石窟開始有人居住。關於發現耳房的經過，由於發現者王道士本身的説法就不一致，所以始終未有定論。
“有一天，牆壁的一部分突然塌下，露出一個大洞來——”他有時候這樣敍述，有時卻説，“我在牆壁上發現一處裂痕，便用線香刺進去。這線香竟然一直刺到裏面，我覺得奇怪，所以把牆壁挖開，結果發現牆壁那邊是一個空洞，當時我實在嚇了一大跳。”
王道士交代別人為他寫的墓誌銘上記載的是前面的説法，但事實似乎是後者之説較為正確。
線香是吸食鴉片的用具之一。牆壁上的龜裂應該只在表面，一炷香能刺進那麼深，的確令人產生疑問。王道士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挖開牆壁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許是不希望讓人知道他有抽鴉片煙的習慣，所以編出牆壁倒塌的故事吧？
王道士向衙門報告這件事，但敦煌縣的鄉下官吏當然不可能知道藏在耳房裏的古文書之價值。
就由你妥善保管吧！——官吏好像對王道士説了這類的話。
在敦煌發現古文書的消息被剛好在附近的外國探險家聽到，一個名叫斯坦因的英國人向王道士買走了其中的一部分，接着，法國人伯希和聞訊趕到。不久之後，日本的大谷探險隊也購得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據説，在耳房裏發現的古文書多達二萬件，但由於一張紙和一本厚厚的書都以一件計算，因此，由這個數字來推測數量之多寡是不可能的。其中的不少文書上面寫有日期——時間都在十世紀以前，所以我們因而得以推測那批古文書是於西夏攻打敦煌之際被藏起來的。
附記：耳房由於是藏匿經書的地方，因而有“藏經洞”之名。關於此一名稱的由來，有不同的推測：中國人有“惜字紙”的習慣，一般人絕不糟蹋寫有文字的紙張，且禁止隨便放置，或揉成一團丟進字紙簍裏。尤其經文這一類的東西。再舊也不得丟棄，因而利用耳房等地方妥善收藏——這是做此推測者的理論依據。其中以用舊的東西居多，但也包含不少寫壞的以及為練習而書寫的。這樣的東西是否有加以藏匿以免被敵人摧毀的價值，是此一説法值得懷疑之處，然而其説法卻也不能一概否定。不論如何，封住藏經洞是西夏來襲的時期。這是千真萬確之事。
發現敦煌古文書一事，給學界帶來極大震撼。由於屢次戰亂，利用紙張書寫的文書，在中國已甚少傳存。十世紀以前，印刷技術尚欠發達，文書一概利用手寫，份數因而極為有限，這也是這類東西容易散失的原因。
原本幾乎未見十世紀以前的古文書，現在卻在敦煌一舉大量出土。只聞其名而未見其物的書籍，也紛紛出現在敦煌。以唐末之動亂為歌詠對象的長詩《秦婦吟》曾經風靡一時，全文卻失傳已久，現在連這篇詩文也在藏經洞內被發現，文學史家怎能不為之欣喜若狂？
除了與佛教、文學有關的書籍以外，連摩尼教文獻也在這六坪左右的小房間裏被發現。
對敦煌出土文獻之研究，甚至形成所謂的“敦煌學”，斯坦因帶走的文物現在收藏於大英博物館，伯希和帶走的文物則收藏於巴黎國民圖書館。而到八十年後的現在，這批古文書的整理工作尚未完竣。
鎮壓河西四郡的李元昊，終於於1038年自稱為大夏皇帝，並且使用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的六個字元號——“天授禮法延祚”。
天無二日，地無二主。宋朝廷大怒，將西夏王李元昊的賜姓官爵全部剝奪。李元昊的李姓乃唐朝所賜，自從西夏臣從宋以來，他也已受賜宋之國姓趙，因此，此時的名字應該是趙元昊。
趙姓、定難軍節度使以及西平王等，都是西夏獲授自宋的姓氏、官爵，李元昊當然一點也不在乎這一切被剝奪，已經以皇帝自稱的他，早就把這一切棄如敝屣。
“什麼！要剝奪我的官爵？哈！哈！哈！宋國皇帝是在説囈語。我還想取得長安，攻佔宋都開封。他有時間管別人的官爵？他應該先擔心自己的帝位能不能保住啊！”李元昊呵呵大笑。
民族意識強烈的李元昊向以党項族無固有文字為憾，他因而創造了新文字，這就是所謂的“西夏文字”。
西夏帝國從李元昊開始持續十代一百九十年，到1227年才為蒙古所滅。而成吉思汗也是在攻打西夏時去世的。西夏文字在西夏滅亡後也繼續為党項族所使用。
要取得長安。——做此公開宣言的西夏，當然決心與宋決一死戰。
宋動員五十萬大軍到陝西。全民皆兵的西夏，國力相當強大，致使宋屢次遭受苦戰。但一直被西夏壓迫的吐蕃和回紇，開始在西夏後方展開擾亂工作，西夏因此也陷於苦戰。
得到漁翁之利的是遼。遼使宋陷入苦境，與之重議澶淵之盟，獲得更多的歲幣和外交關係上的優勢。歲幣增額十萬匹絲綢和十萬兩銀。
宋和遼在新條約下恢復良好的關係，當然為西夏帶來負面影響。西夏在與宋的交戰上，已無法期待遼的後援。宋與西夏在互動干戈一段時期後，兩邊都陷於苦境。而宋堅決要求的是，西夏必須對其臣從。民族主義者李元昊後來只有屈服，同意形式上的臣從，但以獲得實際利益作為交換條件。西夏因臣從而獲得的報酬是十三萬匹絲綢、五萬兩銀和兩萬斤茶葉。
“我現在才明白爹的心情……”1044年，與宋之間的條約成立時，李元昊呢喃地説了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