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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點鐘我出發了，夾克裏塞着枕頭，怕萬一集體農莊上有什麼東西可以偷。風“沙沙”地吹拂着長滿野菜和甜菜的田野，橙紅色的野草搖擺着，露珠波浪般閃耀。其中就有如火如荼的麥得草。風迎面吹來，整個荒原襲入我的身體，想讓我崩潰，因為我是那麼羸弱，而它是那般貪婪。在一片野菜地和一片狹長的金合歡樹林背後，是第一座爐渣堆，再後面是草地，草地過去是一片玉米地。然後就是第二座爐渣堆。草中露出土狗的頭來，它們後腿直立着向這邊觀瞧。我看見褐色皮毛的背脊，手指長的尾巴，蒼白的肚腹。它們的腦袋點動着，兩隻前蹄合在一起，像人類祈禱時的雙手。就連它們的耳朵也和人一樣貼在腦袋側面。那些頭又點了一下，然後就只剩下荒草在地洞上面搖來擺去，和風吹的完全兩樣，前後就一秒鐘的時間。
直到這時我才醒悟過來，土狗已經發現我獨自一人走在荒原上，無人看管。土狗的直覺很靈敏，我想，它們在祈求我逃跑。逃跑現在是可能的，可是能逃到哪裏去呢。也許它們想警告我，因為我很可能早已踏上了逃亡之路。我環顧四周，看有沒有人追蹤我。後面很遠處有兩個人影，看上去像一個男人和一個孩子，扛着短把兒鐵鍬，沒帶槍。天空像一張藍色的網，籠罩着原野，在遠處和大地連成一體，無空可逃。
營地裏已經三次有人逃跑了。三次都是來自喀爾巴阡山脈的烏克蘭人，圖爾-普里庫利奇的老鄉。他們俄語説得很棒，然而還是被抓獲了，被打得不成人樣，在點名時被拉出來示眾。後來就再也沒見過他們，不是送去特別勞動營，就是送到墳墓裏去了。
這時，我看到左邊有間簡陋的小屋，一個警衞腰帶上掛着手槍。他是個瘦瘦的年輕人，比我矮半頭。他對我招招手，是在等我。他很趕時間，我還沒有在他面前站定，他就帶着我沿着菜田走去。他嗑着葵花子，一次扔進嘴裏兩粒，迅速地一動，從一個嘴角吐出殼兒來，與此同時，另一個嘴角已經吃進下兩粒，空殼又從另一邊飛了出來。他吃得很快，我們走得同樣快。我尋思，他也許是個啞巴。他不説話，不出汗，嘴巴耍着雜技，節奏絲毫不亂。他一路走去，如腳踏雙輪，御風而行。他沉默着，吃着，宛如一部去殼機器。他拽了一下我的胳膊，我們停下腳步。在那兒，有二十來個婦女散開在田裏。她們沒有工具，徒手將土豆從土裏刨出來。警衞把一行田壟分派給了我。太陽居於天空的中央，像塊燒紅的炭。我兩手刨着土，那地很硬。皮膚開裂了，泥土鑽進傷口裏，火辣辣地疼。我抬頭時，眼前飛舞着一羣羣閃亮的金星。腦子裏的血凝固了。在田間，這個佩戴手槍的年輕人除了是警衞外，還是工頭、生產隊長、領班、檢驗員，身兼數職。婦女們聊天，如果被他逮到的話，他就掄起土豆的莖稈兒抽她們的臉，或者把爛土豆塞進她們嘴裏。而且他一點兒都不啞。我聽不懂他罵了些什麼。那不是剷煤時的咒罵，不是建築工地的叱令，或者地窖裏的切口。
慢慢的，我對今天這事兒有了新看法，定是圖爾-普里庫利奇和他商量好了，讓我幹一天活，等到晚上再斃了我，就説我想逃跑。或者晚上把我塞進一個地洞裏，一個完全隱密的地洞，因為我是這兒唯一的男人。也許不僅僅是這天晚上，而是從這天起的每個晚上，我都別想回營地去了。
夜晚降臨了。那傢伙除了是警衞、工頭、生產隊長、領班、檢驗員外，還是營地主管。婦女們排成行集合點數，説出自己的名字和編號，然後把工作服口袋掏乾淨，每隻手裏握着兩個土豆等待檢查。她們可以留下四個不大不小的土豆。如果有一個太大了，就得換掉。我站在隊列的末尾，打開枕頭接受檢查。枕頭裏裝了27個土豆，7箇中等的，20個大的。我也只允許留下四隻，其餘的必須倒出來。這個配着手槍的人問我叫什麼。我説：雷奧帕德-奧伯克。他拿了一箇中等大小的土豆，好像它和我的名字有什麼關聯，然後就是一腳，踢得它從我肩膀上飛過去。我一縮頭。第二個土豆他沒用腳踢，而是衝我的腦袋扔過來，然後拔槍就射，飛行的土豆被擊得粉碎，我的腦袋也是。我正浮想聯翩的時候，他盯着我，看我如何把枕頭塞進褲子口袋裏。他扯着我的胳臂把我拉出隊列，給我指指黑夜，指指荒原，就是我今天早上來的那個方向，彷彿他又變回啞巴了。他讓我就立在那兒。他命令女人們齊步走，自己跟在隊伍後面朝另一個方向走了。我站在田邊上，看着他和女人們一行越走越遠，心裏卻明白，要不了一會兒，他就會離開隊伍獨自回來。一聲槍響，又沒人證，這就叫：試圖逃跑，就地槍決。
那隊伍像條褐色的長蛇越來越小。我站在那一大堆土豆前像是生了根。我漸漸明白了，有什麼約定的話，也不是在圖爾-普里庫利奇和警衞之間，而是在圖爾和我之間。這堆土豆就是那個約定。圖爾要用土豆來付我圍巾的錢。
我把渾身上下都塞滿了大大小小的土豆，連帽子裏都是。數了一下，一共273個。飢餓天使幫了我忙，它可是個臭名昭彰的竊賊。然而幫過之後，它又變成個臭名昭彰的施虐者，拋下我在回家的長路上獨行。
我出發了。不一會兒我渾身上下癢起來，頭上有蝨子，脖子前後有蝨子，腋下有蝨子，胸前有蝨子，xx毛裏有一團團的蝨子。在雨靴的裹腳布裏，腳趾之間不用説是奇癢了。要搔癢就得抬手，可袖子裏塞滿了土豆，如何抬得了手。要走路就得彎膝蓋，可是褲腿裏塞了土豆，彎腿也做不到。我拖着步子挪過了第一座爐渣堆。第二座怎麼也看不見，抑或是我沒注意到。那些土豆比我還重。要想看到第三座爐渣堆就難了，因為天色已經很暗了。滿天的星斗都連起來了。銀河從南流向北，理髮師奧斯瓦爾德-恩耶特曾經這麼説過，那次他的第二個老鄉沒逃成，正在營地操場上示眾。要想去西方的話，他説，就得跨過銀河，再向右拐，然後照直走，一直保持在北斗七星的左邊。不過我始終沒有發現第二座和第三座爐渣堆，回程它們應該出現在左邊的。我寧願隨時隨地受人監督，也不願徹徹底底迷失方向。金合歡樹，玉米田，還有我的腳步都披上了黑色的斗篷。野菜的頭注視着我，像人的腦袋，留着各式各樣的髮型，帶着各式各樣的帽子。只有月亮戴着一頂白色的女帽，像護士一樣輕撫着我的臉。
我心想，也許我再也不需要這些土豆了，也許我已在地窖裏中了毒，已經病入膏肓，自己還一無所知。我聽到枝葉間斷續的鳥鳴，遠處幽怨的低語。暗夜中的側影是會流動的。我心想，別怕，要不然會被它們淹沒的。為了不去禱告，我對自己説：
一切持久的事物都不會隨意變化自己，它們和世界之間只需要一種唯一且永遠不變的關係。荒原和世界的關係就是隱伏，月亮和世界的關係就是照亮，土狗和世界的關係就是逃逸，雜草和世界的關係就是飄蕩。而我和世界的關係就是吃。
風呢喃着，我聽見了母親的聲音。離家前的最後一個夏天，在飯桌上，母親説，別用叉子戳土豆，它會散的，吃肉時才拿叉子。這話她不該説的。母親當時肯定無法想象，荒原識得她的聲音。在荒原的黑夜中，土豆曾經扯着我向地上墜，頭頂繁星無比刺眼。當年在飯桌上，誰也料不到，有一天我會像一隻衣櫃那樣拖曳着步子，穿過田野和草地，向營地大門挪去。誰也料不到，僅僅三年後，我成了個土豆人，在黑夜中形影相弔，把回營的路視為歸家的路。
營地大門口，狗吠叫着。那音調在夜裏分外高亢，總是跟哭聲相仿。或許圖爾-普里庫利奇和衞兵説好了，他沒檢查我，就擺手放我進去。我聽見他在背後笑，腳步笨重地在地上拖。我渾身塞得滿滿的，無法轉身，或許他是在模仿我僵直的步態。
第二天上夜班時，我給阿爾伯特-吉翁帶去了三個中等大小的土豆。或許他想在左右無人之時，到後面開着口兒的鐵籃子那兒，用火烤了吃。不過他不想。他拿起每個土豆端詳一番，然後放進帽子裏。他説：為什麼剛好273個土豆。
因為攝氏零下273度是絕對的零點，我説，不可能再冷了。
這會兒你搬出科學來説事兒了，他説，你當時肯定是數錯了。
我不可能數錯的，我説，273這個數字不用人數，它自己會數的，它是個公理。
公理，阿爾伯特-吉翁説，你當時該想點兒別的事兒。嗬，雷奧，你能逃的呀。
我給了特魯迪-佩利坎20個土豆，算是還了她的糖和鹽。兩個月後，就在聖誕節前幾天，273個土豆全吃完了。最後幾個長了青綠色流曳的眼睛，像貝婭-查克爾一樣。我在想，有一天是不是該把這告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