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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钟我出发了，夹克里塞着枕头，怕万一集体农庄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偷。风“沙沙”地吹拂着长满野菜和甜菜的田野，橙红色的野草摇摆着，露珠波浪般闪耀。其中就有如火如荼的麦得草。风迎面吹来，整个荒原袭入我的身体，想让我崩溃，因为我是那么羸弱，而它是那般贪婪。在一片野菜地和一片狭长的金合欢树林背后，是第一座炉渣堆，再后面是草地，草地过去是一片玉米地。然后就是第二座炉渣堆。草中露出土狗的头来，它们后腿直立着向这边观瞧。我看见褐色皮毛的背脊，手指长的尾巴，苍白的肚腹。它们的脑袋点动着，两只前蹄合在一起，像人类祈祷时的双手。就连它们的耳朵也和人一样贴在脑袋侧面。那些头又点了一下，然后就只剩下荒草在地洞上面摇来摆去，和风吹的完全两样，前后就一秒钟的时间。
直到这时我才醒悟过来，土狗已经发现我独自一人走在荒原上，无人看管。土狗的直觉很灵敏，我想，它们在祈求我逃跑。逃跑现在是可能的，可是能逃到哪里去呢。也许它们想警告我，因为我很可能早已踏上了逃亡之路。我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追踪我。后面很远处有两个人影，看上去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扛着短把儿铁锹，没带枪。天空像一张蓝色的网，笼罩着原野，在远处和大地连成一体，无空可逃。
营地里已经三次有人逃跑了。三次都是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乌克兰人，图尔-普里库利奇的老乡。他们俄语说得很棒，然而还是被抓获了，被打得不成人样，在点名时被拉出来示众。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不是送去特别劳动营，就是送到坟墓里去了。
这时，我看到左边有间简陋的小屋，一个警卫腰带上挂着手枪。他是个瘦瘦的年轻人，比我矮半头。他对我招招手，是在等我。他很赶时间，我还没有在他面前站定，他就带着我沿着菜田走去。他嗑着葵花子，一次扔进嘴里两粒，迅速地一动，从一个嘴角吐出壳儿来，与此同时，另一个嘴角已经吃进下两粒，空壳又从另一边飞了出来。他吃得很快，我们走得同样快。我寻思，他也许是个哑巴。他不说话，不出汗，嘴巴耍着杂技，节奏丝毫不乱。他一路走去，如脚踏双轮，御风而行。他沉默着，吃着，宛如一部去壳机器。他拽了一下我的胳膊，我们停下脚步。在那儿，有二十来个妇女散开在田里。她们没有工具，徒手将土豆从土里刨出来。警卫把一行田垄分派给了我。太阳居于天空的中央，像块烧红的炭。我两手刨着土，那地很硬。皮肤开裂了，泥土钻进伤口里，火辣辣地疼。我抬头时，眼前飞舞着一群群闪亮的金星。脑子里的血凝固了。在田间，这个佩戴手枪的年轻人除了是警卫外，还是工头、生产队长、领班、检验员，身兼数职。妇女们聊天，如果被他逮到的话，他就抡起土豆的茎秆儿抽她们的脸，或者把烂土豆塞进她们嘴里。而且他一点儿都不哑。我听不懂他骂了些什么。那不是铲煤时的咒骂，不是建筑工地的叱令，或者地窖里的切口。
慢慢的，我对今天这事儿有了新看法，定是图尔-普里库利奇和他商量好了，让我干一天活，等到晚上再毙了我，就说我想逃跑。或者晚上把我塞进一个地洞里，一个完全隐密的地洞，因为我是这儿唯一的男人。也许不仅仅是这天晚上，而是从这天起的每个晚上，我都别想回营地去了。
夜晚降临了。那家伙除了是警卫、工头、生产队长、领班、检验员外，还是营地主管。妇女们排成行集合点数，说出自己的名字和编号，然后把工作服口袋掏干净，每只手里握着两个土豆等待检查。她们可以留下四个不大不小的土豆。如果有一个太大了，就得换掉。我站在队列的末尾，打开枕头接受检查。枕头里装了27个土豆，7个中等的，20个大的。我也只允许留下四只，其余的必须倒出来。这个配着手枪的人问我叫什么。我说：雷奥帕德-奥伯克。他拿了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好像它和我的名字有什么关联，然后就是一脚，踢得它从我肩膀上飞过去。我一缩头。第二个土豆他没用脚踢，而是冲我的脑袋扔过来，然后拔枪就射，飞行的土豆被击得粉碎，我的脑袋也是。我正浮想联翩的时候，他盯着我，看我如何把枕头塞进裤子口袋里。他扯着我的胳臂把我拉出队列，给我指指黑夜，指指荒原，就是我今天早上来的那个方向，仿佛他又变回哑巴了。他让我就立在那儿。他命令女人们齐步走，自己跟在队伍后面朝另一个方向走了。我站在田边上，看着他和女人们一行越走越远，心里却明白，要不了一会儿，他就会离开队伍独自回来。一声枪响，又没人证，这就叫：试图逃跑，就地枪决。
那队伍像条褐色的长蛇越来越小。我站在那一大堆土豆前像是生了根。我渐渐明白了，有什么约定的话，也不是在图尔-普里库利奇和警卫之间，而是在图尔和我之间。这堆土豆就是那个约定。图尔要用土豆来付我围巾的钱。
我把浑身上下都塞满了大大小小的土豆，连帽子里都是。数了一下，一共273个。饥饿天使帮了我忙，它可是个臭名昭彰的窃贼。然而帮过之后，它又变成个臭名昭彰的施虐者，抛下我在回家的长路上独行。
我出发了。不一会儿我浑身上下痒起来，头上有虱子，脖子前后有虱子，腋下有虱子，胸前有虱子，xx毛里有一团团的虱子。在雨靴的裹脚布里，脚趾之间不用说是奇痒了。要搔痒就得抬手，可袖子里塞满了土豆，如何抬得了手。要走路就得弯膝盖，可是裤腿里塞了土豆，弯腿也做不到。我拖着步子挪过了第一座炉渣堆。第二座怎么也看不见，抑或是我没注意到。那些土豆比我还重。要想看到第三座炉渣堆就难了，因为天色已经很暗了。满天的星斗都连起来了。银河从南流向北，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曾经这么说过，那次他的第二个老乡没逃成，正在营地操场上示众。要想去西方的话，他说，就得跨过银河，再向右拐，然后照直走，一直保持在北斗七星的左边。不过我始终没有发现第二座和第三座炉渣堆，回程它们应该出现在左边的。我宁愿随时随地受人监督，也不愿彻彻底底迷失方向。金合欢树，玉米田，还有我的脚步都披上了黑色的斗篷。野菜的头注视着我，像人的脑袋，留着各式各样的发型，带着各式各样的帽子。只有月亮戴着一顶白色的女帽，像护士一样轻抚着我的脸。
我心想，也许我再也不需要这些土豆了，也许我已在地窖里中了毒，已经病入膏肓，自己还一无所知。我听到枝叶间断续的鸟鸣，远处幽怨的低语。暗夜中的侧影是会流动的。我心想，别怕，要不然会被它们淹没的。为了不去祷告，我对自己说：
一切持久的事物都不会随意变化自己，它们和世界之间只需要一种唯一且永远不变的关系。荒原和世界的关系就是隐伏，月亮和世界的关系就是照亮，土狗和世界的关系就是逃逸，杂草和世界的关系就是飘荡。而我和世界的关系就是吃。
风呢喃着，我听见了母亲的声音。离家前的最后一个夏天，在饭桌上，母亲说，别用叉子戳土豆，它会散的，吃肉时才拿叉子。这话她不该说的。母亲当时肯定无法想象，荒原识得她的声音。在荒原的黑夜中，土豆曾经扯着我向地上坠，头顶繁星无比刺眼。当年在饭桌上，谁也料不到，有一天我会像一只衣柜那样拖曳着步子，穿过田野和草地，向营地大门挪去。谁也料不到，仅仅三年后，我成了个土豆人，在黑夜中形影相吊，把回营的路视为归家的路。
营地大门口，狗吠叫着。那音调在夜里分外高亢，总是跟哭声相仿。或许图尔-普里库利奇和卫兵说好了，他没检查我，就摆手放我进去。我听见他在背后笑，脚步笨重地在地上拖。我浑身塞得满满的，无法转身，或许他是在模仿我僵直的步态。
第二天上夜班时，我给阿尔伯特-吉翁带去了三个中等大小的土豆。或许他想在左右无人之时，到后面开着口儿的铁篮子那儿，用火烤了吃。不过他不想。他拿起每个土豆端详一番，然后放进帽子里。他说：为什么刚好273个土豆。
因为摄氏零下273度是绝对的零点，我说，不可能再冷了。
这会儿你搬出科学来说事儿了，他说，你当时肯定是数错了。
我不可能数错的，我说，273这个数字不用人数，它自己会数的，它是个公理。
公理，阿尔伯特-吉翁说，你当时该想点儿别的事儿。嗬，雷奥，你能逃的呀。
我给了特鲁迪-佩利坎20个土豆，算是还了她的糖和盐。两个月后，就在圣诞节前几天，273个土豆全吃完了。最后几个长了青绿色流曳的眼睛，像贝娅-查克尔一样。我在想，有一天是不是该把这告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