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頭鷹從窗户旁飛過。它在玻璃裏飛着，像一扇窗扇那麼長。它在飛行中顫動。燈光歪歪斜斜地落下，貓頭鷹變成了兩隻。
女人在桌前彎着腰來來回回。木匠把手伸向她的兩腿間。女人看見掛着的針。她用手去抓。線搖晃着。女人讓她的手在自己身上滑下去。她閉上眼睛。張開嘴。木匠拖着她的手腕到牀邊。他把褲子扔到椅子上。內褲好像白色的布頭伸進褲腿裏。女人伸直大腿，然後彎起膝蓋。她的肚子好像一團生面。她的兩條腿豎着，好像牀單上白色的窗户框。
牀上方掛着一幅黑框畫。木匠的母親系着頭巾靠在她丈夫的帽檐邊。玻璃上有塊污漬。污點就在她的下巴那兒。她從畫裏微笑着。她瀕死地微笑着。一年都不到，她就笑着進了牆挨着牆的房間。
水井邊輪子在轉動。因為月亮很大，要喝水。因為風掛在輪輻裏。袋子濕了。它就像一個睡覺的人般掛在後輪上。“袋子好像一個死人，”温迪施想，“吊在我後面。”
温迪施感覺到大腿旁挺直、僵硬的那個玩意兒。
“木匠的母親，”温迪施想，“已經涼了。”白色大麗花
木匠的母親在八月的暑熱中曾用水桶將一個大甜瓜吊入水井裏。水桶四周掀起水波。水圍着綠色的瓜皮咕嘟咕嘟作響。水冰涼着甜瓜。
木匠的母親拿着一把大刀走進園子。園子的路是一條溝槽。生菜瘋長。葉子被梗莖里長出來的白色乳液粘住。木匠的母親拿着刀走過溝槽。園子盡頭、籬笆開始的地方，開着一朵白色的大麗花。大麗花一直長到她肩膀。木匠的母親嗅着大麗花。她嗅了很長時間白色的葉子。她吸進大麗花的氣息。她搓了搓額頭，朝院子望去。
木匠的母親用大刀割下了白色的大麗花。
“甜瓜只是個藉口，”木匠在葬禮後説道，“大麗花是她的厄運。”木匠的女鄰居説：“大麗花是一張臉。”
“今年夏天天氣太乾了，”木匠的母親説，“大麗花的葉片全都是白色，捲曲着。花兒開得很大，還從未有大麗花開過這麼大。這個夏天沒有風，花兒沒有掉落。大麗花早該結束生命，但它卻不能凋零。”
“這無法忍受，”木匠説，“沒人能忍受。”
沒人知道，木匠的母親拿割下的大麗花做什麼。她沒把花帶回房子裏。她沒把花放到屋子裏。大麗花也不在園子裏。
“她從園子裏走了出去。她手上拿着那把大刀。”木匠説。“她的眼睛裏有些大麗花的影子。眼白乾乾的。”
“有可能，”木匠説，“她等着甜瓜時，把大麗花掰碎了。她把花放在手上掰碎的。沒有花葉散落在地上。園子好像一間屋子似的。”
“我認為，”木匠説，“她用那把大刀在地裏挖出了一個洞。她把大麗花埋了起來。”
那天黃昏時分，木匠的母親把水桶從井裏提上來。她把瓜抱到廚房桌上。她用刀尖扎進綠色的瓜皮。她轉着圈活動拿着大刀的手臂，將瓜從中間剖開。甜瓜裂開了。垂死的呼嚕悶聲。甜瓜在水井裏，在廚房的桌子上都還是有生命的，直到被剖成兩半。
木匠的母親已經把眼睛張開了。因為她的眼睛和大麗花一樣乾燥，不能張大了。果汁從刀鋒上滴下來。她的眼睛眯眯地仇視着紅色的瓜肉。黑色的瓜子好像梳子的齒重疊生長在一起。
木匠的母親並沒有把瓜切成片。她把剖開的兩半放在自己面前。她用刀尖把紅色的瓜肉挖出來。“她有一雙最貪婪的眼睛，我從未見過比它們更貪婪的了。”木匠説。
紅色的水滴到了桌子上。從嘴角滴下來。從胳膊肘旁滴下來。甜瓜紅色的水沾在了地板上。
“我母親從未這麼白這麼冷，”木匠説，“她吃完説道：別這麼看我，別看我的嘴。”她把瓜子吐到桌上。
“我移開了目光。我沒有從廚房走出去。我怕看到甜瓜，”木匠説，“我從窗户向外望着街道，一個陌生男人經過。他走得很快，在自言自語。我聽到身後母親怎樣用刀挖甜瓜，怎樣咀嚼，怎樣吞嚥。我説，媽媽，別再吃了。我沒有看她。”
木匠的母親舉起手來。“她大喊大叫，我看着她，因為她的聲音太大了。”木匠説。“她用那把刀挖着。這不是夏天，你不是人，她這麼喊着。我頭腦發脹。五臟六腑都在燃燒。這是個夏天，它把多年的熱火都投射出來。只有甜瓜讓我清涼。”縫紉機
石子路狹長，高低不平。貓頭鷹在樹林後叫喚。它在尋找一個屋頂。房子上披着白色的、淌下來的石灰。
温迪施感覺到肚臍下他僵硬的那玩意兒。風敲打着木頭。它在縫紉。風在給大地縫個袋子。
温迪施聽到他老婆的聲音。她説：“沒有人性。”每天晚上當温迪施在牀上衝着她那邊呼吸時，她都要説“沒有人性”。她子宮切除已經兩年了。“醫生禁止這樣，”她説，“我不能讓我的膀胱受折磨，就因為這多麼適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