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頭鷹從窗戶旁飛過。它在玻璃裡飛著，像一扇窗扇那麼長。它在飛行中顫動。燈光歪歪斜斜地落下，貓頭鷹變成了兩隻。
女人在桌前彎著腰來來回回。木匠把手伸向她的兩腿間。女人看見掛著的針。她用手去抓。線搖晃著。女人讓她的手在自己身上滑下去。她閉上眼睛。張開嘴。木匠拖著她的手腕到床邊。他把褲子扔到椅子上。內褲好像白色的布頭伸進褲腿裡。女人伸直大腿，然後彎起膝蓋。她的肚子好像一團生面。她的兩條腿豎著，好像床單上白色的窗戶框。
床上方掛著一幅黑框畫。木匠的母親系著頭巾靠在她丈夫的帽簷邊。玻璃上有塊汙漬。汙點就在她的下巴那兒。她從畫裡微笑著。她瀕死地微笑著。一年都不到，她就笑著進了牆挨著牆的房間。
水井邊輪子在轉動。因為月亮很大，要喝水。因為風掛在輪輻裡。袋子溼了。它就像一個睡覺的人般掛在後輪上。“袋子好像一個死人，”溫迪施想，“吊在我後面。”
溫迪施感覺到大腿旁挺直、僵硬的那個玩意兒。
“木匠的母親，”溫迪施想，“已經涼了。”白色大麗花
木匠的母親在八月的暑熱中曾用水桶將一個大甜瓜吊入水井裡。水桶四周掀起水波。水圍著綠色的瓜皮咕嘟咕嘟作響。水冰涼著甜瓜。
木匠的母親拿著一把大刀走進園子。園子的路是一條溝槽。生菜瘋長。葉子被梗莖里長出來的白色乳液粘住。木匠的母親拿著刀走過溝槽。園子盡頭、籬笆開始的地方，開著一朵白色的大麗花。大麗花一直長到她肩膀。木匠的母親嗅著大麗花。她嗅了很長時間白色的葉子。她吸進大麗花的氣息。她搓了搓額頭，朝院子望去。
木匠的母親用大刀割下了白色的大麗花。
“甜瓜只是個藉口，”木匠在葬禮後說道，“大麗花是她的厄運。”木匠的女鄰居說：“大麗花是一張臉。”
“今年夏天天氣太乾了，”木匠的母親說，“大麗花的葉片全都是白色，捲曲著。花兒開得很大，還從未有大麗花開過這麼大。這個夏天沒有風，花兒沒有掉落。大麗花早該結束生命，但它卻不能凋零。”
“這無法忍受，”木匠說，“沒人能忍受。”
沒人知道，木匠的母親拿割下的大麗花做什麼。她沒把花帶回房子裡。她沒把花放到屋子裡。大麗花也不在園子裡。
“她從園子裡走了出去。她手上拿著那把大刀。”木匠說。“她的眼睛裡有些大麗花的影子。眼白乾乾的。”
“有可能，”木匠說，“她等著甜瓜時，把大麗花掰碎了。她把花放在手上掰碎的。沒有花葉散落在地上。園子好像一間屋子似的。”
“我認為，”木匠說，“她用那把大刀在地裡挖出了一個洞。她把大麗花埋了起來。”
那天黃昏時分，木匠的母親把水桶從井裡提上來。她把瓜抱到廚房桌上。她用刀尖扎進綠色的瓜皮。她轉著圈活動拿著大刀的手臂，將瓜從中間剖開。甜瓜裂開了。垂死的呼嚕悶聲。甜瓜在水井裡，在廚房的桌子上都還是有生命的，直到被剖成兩半。
木匠的母親已經把眼睛張開了。因為她的眼睛和大麗花一樣乾燥，不能張大了。果汁從刀鋒上滴下來。她的眼睛眯眯地仇視著紅色的瓜肉。黑色的瓜子好像梳子的齒重疊生長在一起。
木匠的母親並沒有把瓜切成片。她把剖開的兩半放在自己面前。她用刀尖把紅色的瓜肉挖出來。“她有一雙最貪婪的眼睛，我從未見過比它們更貪婪的了。”木匠說。
紅色的水滴到了桌子上。從嘴角滴下來。從胳膊肘旁滴下來。甜瓜紅色的水沾在了地板上。
“我母親從未這麼白這麼冷，”木匠說，“她吃完說道：別這麼看我，別看我的嘴。”她把瓜子吐到桌上。
“我移開了目光。我沒有從廚房走出去。我怕看到甜瓜，”木匠說，“我從窗戶向外望著街道，一個陌生男人經過。他走得很快，在自言自語。我聽到身後母親怎樣用刀挖甜瓜，怎樣咀嚼，怎樣吞嚥。我說，媽媽，別再吃了。我沒有看她。”
木匠的母親舉起手來。“她大喊大叫，我看著她，因為她的聲音太大了。”木匠說。“她用那把刀挖著。這不是夏天，你不是人，她這麼喊著。我頭腦發脹。五臟六腑都在燃燒。這是個夏天，它把多年的熱火都投射出來。只有甜瓜讓我清涼。”縫紉機
石子路狹長，高低不平。貓頭鷹在樹林後叫喚。它在尋找一個屋頂。房子上披著白色的、淌下來的石灰。
溫迪施感覺到肚臍下他僵硬的那玩意兒。風敲打著木頭。它在縫紉。風在給大地縫個袋子。
溫迪施聽到他老婆的聲音。她說：“沒有人性。”每天晚上當溫迪施在床上衝著她那邊呼吸時，她都要說“沒有人性”。她子宮切除已經兩年了。“醫生禁止這樣，”她說，“我不能讓我的膀胱受折磨，就因為這多麼適合你。”